談曾靜案時，我曾提到曾靜有種迂闊的見識，以為皇帝該文人來做，而不該讓“世路上的英雄”來做。其實，“我學中人”是出過一位“皇帝”的。那便是曹操。——或說，曹操並沒有做過皇帝啊。是的。不過他無其號而有其實，算得上是無冕皇帝。不管他冤不冤，且按住他來說話。曹操年輕時喜歡的三件事，是冒險、遊戲和狎侮同儕。曹操一家都是老實人，對這麼個孩子，想管也管束不住。史稱曹操好遊俠，那時世家子弟的遊俠，不過是些半大孩子胡亂闖禍，惹出事來由家裡承當，而對方看在家長的麵子上，儘量不和他們計較，往往而成其名。難怪那時的名士，多不說他好。在他們眼裡，曹操既輕躁，還眼尖嘴利。也有說他好的，如橋玄。後來曹操對橋玄感念無已，稱“士死知己，懷此無忘”。——曹操大張旗鼓地紀念橋玄，不無對彆的品評者含譏帶諷之意。年少時曹操不是好學生。從頓丘令任上罷歸後，他老老實實地在家讀了幾年書。再出來時，已經通經書，明古學，成為“知識分子”了。文士而稱孤道寡的，此前有一位隗囂。隻是隗囂不唯場麵小，便是文才，也沒有辦法和曹操相較。通常，政治領袖不需要特彆優異的才能，不僅不需要，還最好沒有。魏晉以下的皇帝都愛擺弄詩文，除了李後主和宋徽宗這兩個背運皇帝，也都談不上高明。後人每以後主和徽宗為玩物喪誌之戒，但問題不隻在玩物喪誌。文才是文士的身基，武略是武士的食源，做皇帝的，如果對這些事太內行，臣下難免要不自安，即所謂“月明星稀”。至於乾隆與臣子爭才，那是他沒有自知之明，真以為自己的詩寫得好，字也寫得好。他的臣下，口中唯唯，心裡從沒覺得皇帝的天才對自己有什麼威脅。曹操的詩才，比著名的“建安七子”還要高。這就有點咄咄逼人了。文人對君主的期待，是以愛好者的身份來做文學的保護者，像曹丕那樣。而如曹操，許多事情都哄不住他，實在是有些為難。倒是曹操，可以在那裡傲慢地感歎“天下人相知者少”。不僅如此，曹操還可以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一些彆的皇帝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敢誅孔融，是因為他能估計出如此做的後果，在當時以及在身後。他知道士人的弱點，他知道輿論的構成；他可以借仗他和讀書人的關係，他也知道孔融和彆的文士集團的關係。他處死楊修後，可以以“圈內人”的身份給楊修的父親楊彪寫信，直言“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孔楊之死，不會影響帝權與士人的合作，因為曹操自己有一半的身份就是“士”，這一身份，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著。再看彆人。嵇康之誅，便導致一大批士人與司馬氏不合作。至今，嵇康之死仍然是著名的悲劇，至於孔融，人們多隻記得他的“讓梨”。曹操之不稱帝，和他的角色有關。“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皇帝果然是該“世路上的英雄”來做，諸葛亮再高明，做夢怕也不曾夢到自己當皇帝。後人每稱道諸葛亮的“忠”，其實那是——用今天的話說——“敬業”，或守本分。曹操自明本誌，聲稱“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誌也”，其實是真話。曹操的名聲差，一大半是因為他不是皇帝。如果他做了皇帝，李世民就不好說他“有無君之跡”，許多人也隻好閉嘴了。另一小半原因，則是他以士人的身份掌天下之柄，兩邊的好處都占到，而才能又高，用朱熹滿懷嫉恨的話說，叫“連聖人之法都竊了”。順便說一句，《三國演義》是，而且是一本極其缺少曆史感的曆史。《三國演義》看得入迷，會染上“縱橫家氣”。——實際上，這是一種風俗，從鐵匠鋪的學徒到大學裡的教授，往往沾染。他們講究的是運籌帷幄，撒豆成兵；把天下事運於指掌間來談，仿佛麵前是擺著萬國圖或地球儀的，所以能視五千年如盤水，二萬裡如掌泥，捭闔之方圓之，無不順手。如此論史，“戲劇性”是有了，但也隻有“戲劇性”而已，說來說去，還是說書的。——曹操年輕時也是有些縱橫家氣的，後來日漸其少，建安十年以後，就不大見得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