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事是以任何借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沒有無論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可惜不曾仔細討論，而且行不義與殺不辜並舉，降低了這個命題的意義。再說，孟子也講權變，這一主張在他的道德體係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確知。唐代張巡，是極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亂，見。至於殺妾及食人一節，畢竟是不太好的事，連舌長如韓愈者，在給《張中丞傳》做的序文中也覺難以為言，乾脆略過不提。《新唐書》的傳文，也隻提殺妾食妾，不提食儘城中婦孺，大概是作者覺得，妾是自家人，殺也罷吃也罷，近於以私奉公，無可厚非。中國式的道德觀是一張價值表，排在高處的，可以壓過低處的，如果最高的一條不是“不得以人為手段”，那麼，有太多的名義，順手拈來，便可用來殺人。古代殺妻、食子之類的事，代不絕書。殺妾餉軍，在張巡之前，便有三國時的臧洪，之後又有金國的烏庫哩海罕。漢末有一個叫管秋陽的人，和弟弟及一個同伴，三人出行，糧絕，與弟弟共殺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議論說，管秋陽愛先人遺體（自己的身體，先人所遺，愛惜是謂孝），吃同伴不算錯，反正這人又不是什麼至交好友，那麼，不過如“禽獸而能言耳”。——孔融好為偏激之論，但他的主張，用傳統的語言，竟難以駁倒。俗諺說“兩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門”，信矣。您想啊，隻要兩個人一商量，就擁有了多數的名義。魯迅說翻開曆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幸好我們還可以在曆史中找到另一種議論，如金朝的王若虛，與人論張巡事，人問殺人“為己不可，為國何害”，王若虛說：“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隻有一個是。”人又說“圖大事者不顧其小”，王若虛說：“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說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說的“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說的殘忍的原因縱然不同，殘忍總是殘忍。正是這些議論，使人讀史時仍存一些信心。清代王士禛，講過一個鬼故事，說的是張巡妾的後身向張巡的後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裡說出這樣一句話：“君為忠臣，吾有何罪？”讀此知人的同情心，雖經千年碾磨，終於不滅。不過紀曉嵐又反駁說：“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綱常矣。”——一點錯也沒有，本來就是那樣。明代有一部戲曲，叫《雙忠記》，須讀此劇，才知如何“仗義殺人”。劇中張巡要殺妾，心中不舍，可見是有情有義的漢子；然後，那位娘子不待張巡開口，自己先猜出來，又免去了張巡的啟齒之難。下一步，張巡表示“心淒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彆”，聽著倒像是要自殺，他的妾則很知大義地說“臣死君，妾死夫，理所當，情何辜”，對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結來世緣”。——敢情被吃一回，還不過癮。許多事情，都如《雙忠記》之於張巡事，塗飾一番，便成高節，成大義，成美談。新文化運動時，大家都罵禮教殺人。其實禮教自己是不殺人的，它隻負責勸人甘願被殺，以及將慘狀敘述為妙事耳。順便說一句，《雙忠記》在京劇和粵劇裡還在唱，儘管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