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七點五十八分，我們各就各位。從這時候開始整整一天的時間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莉薩駕駛著我的隨想曲汽車，停在凱文·芬納蒂住處附近的一個街角，等著執行第一項任務。布羅德斯基守在西頓廣場文森特·瓦克斯的公寓旁。傑勒德在法國大使館，協調我們所發現的情況，並在他們的那輛下水道清洗車不夠應付時提供我們所需要的各種技術和人力支援。我一個人開著那輛麵包車，停在卡洛拉馬海茨的貝爾蒙路上芬納蒂那幢三層樓磚房對麵的街角處。八點十四分，我拿起手機，撥通了主管副局長的辦公室。“普勒·蒙克，”我對他的秘書說，“芬納蒂先生來了嗎？”“當然來了，”芭芭拉·波金斯憤憤地高聲說道，“不過他已經去匡蒂科了。戰略空軍司令部有個會。如果是緊急情況你可以給他打電話。”她的語調告訴我，如果我想打擾她的老板，非得有緊急情況不可。我對她說沒什麼要緊的事，便掛了電話，按下了布羅德斯基的號碼。“瓦克斯的麵包車還在，”他對我說，“不過我們的定位發射儀上的電池快用完了。”“芬納蒂有事給纏著，”我說道，“不過他妻子的車還在車道上。她一離開，莉薩就會跟上去。用不了發射儀，你最好對那麵包車跟緊點。從現在起彆考慮什麼謹慎不謹慎，你就是要確保我這裡沒完事不能讓瓦克斯過來。”我略頓一頓，“還有，布羅德斯基？——”“彆擔心，”他對我說，“他也彆想靠近莉薩。”接著我撥了莉薩的號碼。“準備好了嗎？”我問她。“我昨天就準備好了。芬納蒂讓我準備好了一切。”“聽著，莉薩，”——我設法找個表達自己意思的方式——“這件事情上我需要你。可事情結束之後我更需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老板，我會小心的。”但我明白她不會的，而我也不指望她會小心。我們都是聯邦調查局特工。她會千方百計不讓芬納蒂的妻子發現我。一點差錯都是對我們倆的侮辱。最後，我給在大使館的傑勒德掛了電話。“定了，”我告訴他，“就等她妻子出門。”我掛掉電話，啟動了車，拐過街角，開到芬納蒂住處的那條街上停下，儘可能近得能看清她妻子放在車道上的深藍色寶馬轎車，但又遠到萬一她四處張望時不至於被她發現。街上十分安靜。一個這麼好的社區，也許整天都是這麼寧靜。我朝儀表板上的時鐘瞥了一眼。八點三十二。我不願去想最糟糕的情況，即芬納蒂的妻子決定今天來個“在家休息星期四”，或者要等到下午兩點，等家務女工來做芬納蒂所謂的“定期午後清掃”時才出門。這樣我就得想個什麼詭計擺脫她們兩個，爭取到足夠的時間來完成我必須完成的事情。沒有相應的後援和充足的準備就進屋去是十分危險的。我當然不想再遇上第二次複雜情況。我所能做的隻是把座椅往後一推，靠上去，等著。一個半小時之後，主管副局長的妻子從前門出來了。她裝扮整齊，大步走向停在圓形車道上的寶馬，鑽了進去。午餐去，這很有可能，或是進行大宗的采購。我斷定她這一走至少得半小時，而那女工要到我離開後很久才會來。我按下莉薩的快速撥號鍵，“藍寶馬出來了。她一開動我就把方向告訴你。”我看著這女人發動了車，開出車道，向西朝第一個交叉道口開去，車子從我身邊疾馳而過，在第一個街角轉彎，朝莉薩的位置駛去。“盯上她了，”我還沒開口莉薩就說道，“我跟她到了地方就給你回電話。”二十分鐘後我的手機響了。“她下車了，”莉薩說道，“看樣子是和朋友吃午飯。”“緊緊盯住她。我需要一個小時。”“放心吧。”我把電話放回1：3袋。儘管情勢險峻，儘管仍有發生災難事件的可能，想到自己組織起的這支隊伍，我還是不禁微笑起來。一個是專搞凶殺案的警長，一個是前公訴人，一個是愛玩高爾夫的法國暗探。而他們的頭，一個狗娘養的家夥，迷戀賭博，討厭父親，擁有一套穹頂公寓，明知不能去和那風車碰撞卻怎麼也無法住手。我發動了引擎，向前開了半條街，到了芬納蒂家的門前，在街沿石邊停下，關掉引擎。我打開車門鑽了出來，整了整連褲工作服，轉身去取那隻裝著我從戈登·尚克林的技術部弄來的玩意兒的皮包。我把它從車裡拿出來，關上車門，鎖好，“社區觀測”人員也許已經注意上了我，但是他們所看見的，不過是一個勤勞的下水道修理工，正急切地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我大步來到芬納蒂小樓前的圓形車道。在那扇綠色的前門邊，我仔細檢查了門鎖，意識到傑勒德·齊夫的人已經把該做的事情做好了。這套鮑德溫門鎖係統和法國技術人員描述的一模一樣，和我昨天晚上花了一小時來練習打開的那把鎖分毫不差。光滑的黃銅拉手和鎖著的銷拴鋥鋥閃亮，質地上乘，但是它們的設計根本難不住任何鎖匠。我迅速地朝路左右兩邊看看，跪下身去。我從工裝服口袋裡掏出一個褐色小皮袋，拉開線繩，抽出兩個用來轉動鎖芯的鉗子。一柄壓力鉗和一隻鉤子，這些東西讓我想起了放在牙醫座椅旁托盤上的東西，隻不過眼前這些鋼製品是黑色的。我彎腰朝鎖湊得更近些，然後伸手到同一個口袋裡掏出一小罐潤滑劑，直接往鎖孔裡擠了一些灰蒙蒙的油劑。我把壓力鉗塞進鑰匙孔道，向右邊稍稍扭動一點，直到我感覺到它正在轉動把鎖拴拉出門邊框的機械裝置。我把小鋼鉤緊貼著壓力鉗插進鎖孔，然後用起了當年我在訓練學校時拚命練習以求完善的技術，自那以後這技術我用過好幾回。我微微撥動著鉤子以抬起鎖齒，用壓力鉗頂著不讓它們滑落下來。一個接一個，一共五個，最終能兩件工具一起向右轉去，鎖被轉動了。我覺得自己瞪大了眼睛。不到二十秒就成了？當腎上腺素和WD-40潤滑油混合在一起時竟能發生這樣的事，真讓人驚歎。我意識到自己的手在顫抖。我暗想，這不可能是害怕，但我沒說實話，而且也不在乎承認自己沒說實話。一個不會害怕的特工不是瘋了就完全是個新人道的。我站了一會兒，定定神，然後推開門。一進門迎麵就是一陣尖厲的嘯聲，那是警報係統開始了45秒倒計時，45秒後，係統會給大區分局的總機發送無聲報警訊號。我走到最近的電話機旁，話機放在起居室裡的一張古董桌子上。我抄起電話，撥了辦公室總機的號碼。“是凱文·芬納蒂，”我對一個辨認不出是誰的聲音說道。那是個年輕人，也不可能聽出我的聲音，“你會聽得到我家裡發出的無聲警報。是我不小心觸動了它。我要你把係統重新設置一下。”“好的，先生，”那年輕人說道。我能聽見他轉身去拿那本密碼清除記錄本，“把您的清除密碼告訴我，我給您重新設置。”我把密碼給了他，他說了聲謝謝掛上了電話。一會兒之後，尖厲的嘯聲消失了，我接著乾活。凱文·芬納蒂的房子內部甚至比從外部看來更顯得寬敞。要把它全部搜遍根本不可能。我得有些選擇。我尋找著開始下手的地方。起居室的硬木地板上鋪著的波斯地毯劃分出三組完全不同的家具。都是不錯的玩意兒——傳統的式樣，上麵織著花朵的圖案——不過我對家居裝飾不感興趣。引起我注意的是房間遠端那堵從地板直到天花板的灰磚壁爐牆。壁爐兩邊的書架上幾乎放滿了皮麵精裝的書籍，一些空隙處放著小小的黃銅雕塑。我把包往書架旁的地板上一放，打開來，掏出一本特製的精裝書準備插進書架上的書中。這本兩英寸厚的偽裝書裡沒有一頁內容。我打開書。檢查了一下它的真實內容，這是我從尚克林那裡弄來的L-12組裝件。一架微型攝像機，一隻麥克風，一個發射儀，還有一片五十美分硬幣大小的電池。比局裡我過去使用的WQM60型更小，更靈巧。我把書拿到壁爐左邊的書架上，插在兩本其他的書之間，然後往後退了幾步仔細檢查一下。皮麵的精裝式樣和其他的書籍十分般配，書脊上的燙金裝飾巧妙地掩蓋了瞄著室內的微型攝像鏡頭。我斷定，這些書架的功能和大多數家庭的一樣，為的是裝飾而不是實用。要是芬納蒂夫婦中有任何一個晚上想看書時把手直接探進了鏡頭，那可就完了。我合上皮包，沿著長長的廳廊朝屋後部走去。左手的下一個房間是電視間，正麵牆上是一台六十英寸的鬆下電視機。我明白，這可是頂級的。還配著影院效果的環繞音響，數碼影碟機和錄像機。對著電視屏幕放著兩張色彩相配的綠色躺椅。除了連著數碼接收擴音設備的立式音箱，電視機前部還有幾個內置的揚聲器。我拉開右邊揚聲器上的織物罩，把又一個L-12組合件裝了上去，這一次的當然不是藏在書裡的。我退了幾步檢查安裝的結果。揚聲器罩的做工真是恰到好處，其編織網眼寬鬆得能使攝像鏡頭毫無遮擋地獲得圖像，又嚴緊得使房間裡任何人都無法注意到其背後藏著的攝像機。這一下，這台鬆下電視就成了兩用電視了。芬納蒂不一定會看電視，但電視可每一秒鐘都盯著他。我走出電視間，沿著廳廊來到芬納蒂的居家辦公室。門關著。我推開門走進去，把門關好，四處打量著。貼著我右邊的牆上站著一排胡桃木架子，但上麵沒幾本書。架子上放滿了芬納蒂和名人的合影照片。有吉米·卡特、羅納德·裡根、布什父子等，但大多數是和埃德加·胡佛的合影。有六七張照片是芬納蒂和首任局長的。在這些照片裡，芬納蒂還像個孩子，可那上了年紀的人的麵色已經和立在胡佛大樓內苑的銅像十分相像了。我發現的僅有兩個非政府人士是比利·格雷厄姆和帕特·羅伯遜。一見這兩人就讓我惡心。沒有女人，沒有黑人。沒有芬納蒂夫人，沒有孩子。我發現，那不多的幾本書都是回憶錄，是照片裡的一些名人寫的。放在最顯眼處的是胡佛的《障眼大師》，那是他1958年出版的一本誹謗美國共產黨的書，書裡除了專門寫給該書的讀者麥卡錫分子看的言辭強硬的文字外，幾乎沒有其他的內容。我走過鋪在楓木地板上的紅藍兩色波斯地毯。一扇落地大窗在整個房間裡十分顯眼，窗前放著一張古色古香的橡木書桌，桌邊有幾把顏色和地毯相配的藍色扶手椅。書桌上放著又一張胡佛的相片，相片衝著房門。我認出那是這老人最後一幅標準像，攝於1960年左右，把他當時奮力抗擊肯尼迪弟兄給他的衝擊時的神情定格了下來。照片下部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一行題詞，粗壯有力的字跡明顯出於這位首任局長之手。我湊上去想把內容看個清楚，“贈被選者（暗含“被上帝所選中”的意思。）之一”，我讀出了聲音。簽名是簡單的埃德加。我不覺眉毛一揚。胡佛用的這個名字，地球上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才敢這麼叫的，這樣的簽名，比一百條流言螢語都更能說明他和凱文·芬納蒂的關係。桌麵上並排放著兩台電話機，一台是標準式的，另一台放在一隻電子儀器盒上，那是一台STU-III型話機——我們稱之為蝙蝠機，它連著保密送話線路。蝙蝠機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台類似話機聯機之後，該話機的信號就無法被截聽。在這裡發現這樣的話機並沒有讓我感到驚奇。局裡規定，哪怕是和秘密信息有一點點關係，都必須用蝙蝠機傳送，這件事上沒有例外。芬納蒂是負責大區分局的副局長，他家裡一定得有蝙蝠機。見了這台話機，還讓我明白了其他的事情。傑勒德曾經提到過很難截聽芬納蒂的電話談話——不得不一個又一個衛星、一個又一個國家地追，其原因就在這蝙蝠機。芬納蒂的辦公室是他和湯普森法官會麵的最合邏輯的地點，可我無法在這些架子上再次使用偽裝成書籍的L-12組合儀。一來架子上的書太少，二來這裡的書和起居室的不一樣，這位主管副局長可能要看的。也許每晚都看。我看了看嚴嚴實實地遮著巨大窗子的藍色天鵝絨窗簾。我不能利用窗簾——一旦芬納蒂去把它們拉開來，誰知道會發生什麼情況；我想像著竊聽器蹦上他桌子的情形——然後注意到了窗簾上與之相配的簾框帷幔。無論芬納蒂拉不拉窗簾，蒙著天鵝絨的簾框帷幔總是牢牢釘在簾後牆上的。安裝在那裡的竊聽器怎麼也不會掉下來。我走到書桌邊，把皮包放在閃亮的桌麵上，打開，拿出又一套微型組合件，這一次是把它們附在一隻針頭般尖銳的克羅米鉤子上。我拉過芬納蒂的椅子，放在窗邊，站上去仔細查看簾框帷幔。整條帷幔從頂到邊整整齊齊地釘著一個個褶子。我伸手把L-12組件牢牢固定在簾框中央附近的一片褶予後，從口袋裡掏出一片極薄的刀片，在帷幔上割了一個幾乎看不見的口子，把光纖鏡頭拉進裂口，讓鏡頭正好能看全外麵的情況。我拍拍帷幔，讓它恢複原來的樣子，然後爬下椅子，看看自己的工藝。十全十美，要發現鏡頭，我還真得爬上椅子去尋找呢。我再次關上皮包，把椅子拉回原位，然後仔細檢查了周圍這片區域，確保沒留下我來過的痕跡。感到滿意後，我朝房門走去，突然，響起一聲輕微的敲門聲，我一下全身僵住了。“Sefior Fiy（西班牙語，意思是“芬納蒂先生”。），”一個女人的聲音用西班牙語招呼著，然後又一下敲門聲，這一次更響了一些，“Tengoeorreo，se?or Está aquí（西班牙語，意思是“我得趕緊走了，先生，您在嗎？”）？”然後又操著帶有濃重口音的英語說道：“芬納蒂先生，您在家嗎？先生，有您的郵件。”我死死盯著門。他媽的，傑勒德。她怎麼已經他媽的采啦？門把手在轉了。我得找地方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