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蒙克特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這位女士回答道，“如果可以的話，我很樂意幫你。”你幫不了的，我本該原原本本地告訴她，你幫不了，除非我可以讓你確信現在彆無選擇。我們還是遵循匡蒂科規則為好。我告訴她：“這是例行的常規背景調查，因此我需要確認一下你們過去的一個學生的出勤情況。那個女生六十年代後期進入加州大學，她1972年畢的業。”“行。”我覺得自己的眼睛睜大了，這不可能那麼簡單。也許這個女人是新手，她不太懂。在她接著說話時，我拿起了筆。“你隻要派一位特工到我辦公室來，帶上證件和棄權聲明，我會很樂意幫助的。”“恐怕時間上會有困難，我們能現在就進行嗎，就在電話裡？”“你肯定知道加利福尼亞州的隱私法案。若沒有被簽署過的棄權聲明，我對當前和過去的學生情況都無可奉告。”“但我確實有聲明，女士。我現在手裡就拿著呢。”這是事實，隻是稍微有些改動的事實。我的收件箱裡滿是簽過名的棄權聲明，都是從各種各樣的人那裡弄來的。我惟一沒有的就是她要的那一張。“好，”那女士對我說道，“現在你惟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帶給我，然後我們就來辦理。”“但我告訴你我的時間限製很急，得有個辦法來加快進程。我過後寄給你如何？可以嗎？”“抱歉，我們不能這麼做。”“你能否和你的上司商量一下？”得把過程弄得儘量複雜些，在這樣的事情中，這一點很重要。“我想……但是我知道她會怎麼回答。”“我很願意在電話上等你去協商一下。”我聽著聽筒裡無聲的待機聲，心裡暗暗感激大學裡無法提供電梯音樂。她一會兒就回來了。“我上司說如果我能確認你是誰，你就可以把聲明書傳真過來。”我暗暗笑了，這還差不多。我已經一條腿跨進門了，他們想要擺脫我就他媽的不容易嘍。我重複了自己的名字，認真地拚讀著，然後請這個女人通過電話號碼查詢服務在大區分局找到我的號碼，再給我打過來。我解釋說，這麼做她就能完全確信是在和聯邦調查局通話了。她的聲音變得性急起來，“你為什麼不直接把號碼給我呢？”我搖搖頭，這樣的要求果然不出所料，然後就告訴了她。蘭分鐘後，我的電話鈴響了。“好吧，蒙克特工，我準備給你發傳真了，但是你得耐心點。我們的傳真機在辦公室的另一端。我走過去再回來得花點時間。”當然要花時間了，在一個不講究效率或效益的行政事務辦公室裡，傳真機總放在不容易走到的地方。“我也一樣，”我帶著同情的吃吃笑聲說道，“事實上，我非得上樓才能用傳真。給我五分鐘，我不掛電話。”我把電話當的一聲放在桌子上，把話筒邊的一堆白紙翻得沙沙響，然後重重地踏著腳步走到門邊，打開門，又把它重重關上，聲音響到足以讓她聽見。然後我回到桌邊，靜靜地坐了四分半鐘，站起身，重複了一遍開門關門的程序，然後走回電話前，把它拿起來，說道：“喂，你還在嗎？”電話又安靜了一分鐘，這個女人才回到線上。她聽上去有點氣喘。“這裡什麼也沒乾成，”她說，“我什麼也沒做成。”“該死的，這裡的機器又不正常了。它經常出故障，什麼人都用。”“那你就告訴我吧。”“我再發送一遍。”我重複了整個過程——翻紙，故意踏出腳步聲，大聲地開關門——這次過了六分鐘。這次她喘得很厲害，走回來時就像患哮喘症的賽馬。“不行。”她氣喘籲籲。“你能肯定？我機器上的信息顯示窗裡說‘收到一頁’。問題可能出在你那邊。讓我再試一次，彆掛電話。”我把電話放在桌子上，彎下身子聽著。“不！老天，彆試了！”那個女人叫道，“我不能一上午都耗在上麵。至少我知道你是誰了，我會確認你已經知道的內容，但其他的我就不能給你了。”我看看桌上那堆亂七八糟的紙。已經知道的內容。這他媽的是個伎倆。我就從僅知的兩件事情中的一件說起。“戴利亞·赫爾南德茲是加州大學的學生，1972年畢業，然後去了法學院。計算機確認了她的畢業嗎？”“我來查一下。”我聽到了敲擊鍵盤的聲音，“是的，在這裡，1972年6月14日。”“有沒有要求法學院出具成績單的申請？有嗎？”“蒙克特工，我說過我不能告訴你這樣的內容。除非你已經知道了。”上帝嗬，我想，一邊用起了第22條軍規（《第22條軍規》是美國作家約瑟夫·海勒的，這是一部美國當代荒誕派，第22條軍規由於一套本身不合邏輯的規則或條件而不可能獲得期望的結果或解決方式，這裡的寓意是令人左右為難的規定。）。好像是這女人創造了那些該死的記錄。“我桌子上有法學院的資料，”我說，“給我一點時間讓我找一下我需要的內容。”我在聽筒邊翻著紙張，“抱歉，”我學著科倫波警長（科倫波警長是美國一部頗受歡迎的偵探破案題材的同名電視連續劇的主人公。）的腔調咕噥著。“今天也不知是怎麼了……應該把準備工作做得好一些的。是在費城，我想……費城的什麼地方呢……坦普爾大學，是嗎？……不，不對……”我又晃了晃紙，“我放哪裡了呢？”我停下來，等著她插話，不過她可不好對付。我突然有種衝動，想把紙猛地塞進電話的話筒，然後想著我從哪裡可以真的把它們塞進去。“啊，對了……對了，在這裡……不出所料……不是坦普爾……根本不是費城，它是……是……”“哈佛！”她咆哮著，“老天，哎——！”“哈佛！”我叫得比她更響。“太對了，哈佛法學院。”我身體向後一靠，對自己的混亂再三道歉，一遍遍地致謝，掛了電話，然後用手一捋頭發，看著我桌上的錢。走了一半了，我對那兩個本傑明頭像（一百美元的紙幣上印有本傑明·富蘭克林的頭像。）說道，過一半了。我又抓起電話，哈佛的事就好辦多了。那裡的法學院更熱衷於將其畢業生的成就張揚出去，而不是把他們在警察麵前藏起來。而且，當我接通了劍橋市（哈佛大學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臨近波士頓。）的研究生院檔案室電話時，我發現情況簡單多了。這次是一個男子接的電話，他很高興地告訴我，戴利亞·赫爾南德茲完成了法學院的學業，並在1975年拿到了法理學博士。“你願意和校友會辦公室談談嗎？”這個人問道，“他們也許有關於她最近狀況的信息，也許會有電話號碼。”我告訴他我很願意，他便把我的電話轉了過去。這次是個女的，但當我告訴她我要找的人的名字時，她的聲音出奇的冷淡。“蒙克特工，你可一點不愛惜我的錢。”“你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波士頓辦公室的特工已經給我打過電話了，關於賈巴拉·阿巴德，向我問了同樣的問題。難道你們互不通氣？”“阿巴德？不，不是這個名字，”我說，“我要找的女人叫戴利亞·赫爾南德茲。”“我對你們的特工貝內特說了，她們是同一個人。戴利亞從我們的法學院畢業一年後，取了個穆斯林名字。賈巴拉·阿巴德的辦公室在哥倫比亞特區，她做公益辯護工作。”她拚了一下那個不尋常的名字，說出了地址和電話號碼。我問她：“你能確定那另一個特工是我們的人？”“講話腔調就像你們這幫人。我沒看到他的證件。我說了，我們隻是電話交談，但是我沒有理由認為他不是。”聽上去有翻紙張的聲音。“我在文件上做了筆記，”她說道，“是貝內特，羅伯特·貝內特。在波士頓工作；他這樣告訴我。”我盯著正對著我書桌的牆壁，當然，她弄錯了。如果她沒錯的話，貝內特特工的報告早就應該在莉薩的資料裡了。但是再細想下去也沒用。“你說得對，”我告訴她，“我們是應該彼此多溝通。”我謝了她，掛起電話，安靜地坐了一會兒。羅伯特·貝內特，我把這個名字寫在記事本上，還有那個城市波士頓。我拿起電話，打給莉薩，讓她帶著湯普森的文件到我辦公室來，然後走到門邊，開了門。在走回座位時，我伸手抓起桌上的錢，把公文包拉近了些，把鈔票塞進暗層。我這麼做的時候感到一陣失望的悸動，並馬上意識到原因何在了。我一直在期盼著賭博，但是贏錢太容易，太容易了，無法讓我熱血奔湧。隨便哪個特工都能完成這樣的事，這是實情，毫無疑問，但是這不能說明什麼。這他媽的肯定不表示我走運了，還沒有。但是當莉薩走進門來時，我依然禁不住地笑了。我告訴她我剛從哈佛法學院校友會辦公室的女人那裡聽說的事，她也笑了。雖然她確信湯普森的資料中沒有提到賈巴拉·阿巴德或者是羅伯特·貝內特，我們還是複查了一遍。當我們還是找不到要查的東西時，彼此的笑容都有些消褪，而當我和聯邦調查局在波士頓的總機人員做了簡短交談後，我們的笑容就消失殆儘了。“她弄錯了，”莉薩說，“那個校友會的女人。肯定是這樣的，她和一個名叫羅伯特·貝內特的人談了話，聽到了‘聯邦人員’之類的話，就下了錯誤的結論。”我點點頭，這種事常常發生。但這裡仍然有問題。為什麼另一個聯邦機構也在查詢同一個室友呢？這個巧合太匪夷所思了。更可能的情況是，這個羅伯特·貝內特真的是聯邦調查局特工，隻是他不是波士頓分局的。“給胡佛大樓的人事處打電話，”我對莉薩說道，“貝內特總應該在某個部門工作。我們要得到他的情況，然後再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再次去拿電話，“我要找賈巴拉·阿巴德，然後安排個時間讓你去見她。”莉薩出了門。我看了看記事本上阿巴德辦公室的電話號碼，拿起電話，按了號碼。律師親自接了電話。“我能問個為什麼嗎？”當我告訴她我打這個電話的原因時，她問了這個問題。“幾個星期前我和你們的特工貝內特已經談了一個小時。其實我並不願意和他交談，坦白地說，我討厭再次重複這樣的故事。”我對著右側窗玻璃裡自己的影子皺了皺眉頭，又是這個羅伯特·貝內特，可這次是個新麻煩。“這樣的故事？抱歉，阿巴德女士，我不知道您是什麼意思。”“我不喜歡這類事，就這個意思，讀讀我舊時的日記已經夠糟糕的了。我也是這麼告訴貝內特的。你要做的就是找到他，彆再問我了。”聽到她這些話，我突然感到脖子後麵一陣嗡嗡作響。一本日記……一本舊時的日記？那嗡嗡聲又被一種預感所代替，幾乎從我處理刑事案件的那些日子起，我就很討厭這種常常出現的預感。我必須親眼看到那本日記·得聽聽阿巴德是怎麼看的。首先，她為什麼做這樣的記錄，而且在後來的日子裡還依然保存著它。我想立刻就在電話裡問她，但是看來她早已不耐煩了。“您能確定貝內特是聯邦調查局的人？”我問律師，“他會不會是參議院的調查人員……或者是媒體方麵的人？有時候人們會搞混淆的。”“我不會，蒙克特工，我從來不糊塗。我一年要見幾十次聯邦調查局特工。羅伯特·貝內特比你們多數人的塊頭要大些，但他有同樣的證件，同樣的黑製服，什麼都一樣。”她停頓了一下，“還有其他的事嗎？我十分鐘內要上法庭了。”“今天下午我能見您嗎？”“不可能，我要在法庭呆到五點鐘。”“那麼今天晚上呢？”“你不準備放棄了，是嗎？”“我不是強迫您見我。”電話的另一端沉默了，時間長得足以讓我懷疑是否線路斷了。“阿巴德女士？”我問道。“我在思考，”她說，“我在想我得見你，我彆無選擇。”我聽見了翻動紙張的聲音。“我晚上有空，如果你非得見我，可以七點鐘到我家。”她給了我地址，我告訴她我會七點到。我掛了電話，盯著右邊窗戶裡自己的影子，然後給莉薩撥了個電話。我把和律師的這段談話告訴了她，她說道：“一本日記？當然了，你應該去看看，但是不一定非得這麼做……你今晚不必開車去謝弗利了，我會叫上吉姆·艾倫，我們可以一起吃點東西，然後你再去見她。”這是不可能的，但我沒費事把這話說出來。“你有很多工作要做，今晚在你沒有查到這個羅伯特·貝內特之前，我不想讓你回家。而且我需要賈巴拉·阿巴德——又名戴利亞·赫爾南德茲——的簡要介紹。從電腦裡調出點關於她的東西，無論什麼都行，五點鐘給我。在去謝弗利前，我得花一些時間瀏覽一下。”我掛了電話，安排好這一天餘下的工作。我看了一下門上的鐘，三點一刻不到。今天還有一些行政事務，不能拖延，但是這最多不會超過一小時。我和陳博士在六點鐘還有個約會，但看來不行了，因為我和阿巴德約在了七點。也許他會擠出點時間讓我早點去。我拿起電話，打到了他的辦公室，簡短地告訴了他的接待員，但是運氣不好，陳的安排全滿了。我取消了約會，便開始乾起了例行工作。作為最新上任的主管，我負擔了一些誰都不願意做的工作。都是一些煩瑣但卻必要的例行事務，總得有人去承擔，以使這地方的工作順利運行。今天是主管們的辦公用車換密碼的日子——我們管它們叫“公車”——我就是負責換密碼的人。我們的無線對講機使用的是特殊的電子密碼，用秘密信道是為了防止壞人竊聽，為了在不允許報道的情況下，不讓媒體將信息曝光。密碼要定期更改，其理由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改密碼時，我得先在二樓的技術處把它們停掉。幾分鐘後，我按下了技術處門旁的電子鍵盤，推門進去了。房間很大，像“電路城”（美國一家規模較大分布較廣的家電產品連鎖超市。）的倉庫。一排排的金屬架沿牆壁排放著，上麵放滿了各種尺寸和形狀的電子發射裝置。電視機、攝像機、錄音機，以及調頻無線電設備——無線電話機和多功能控製裝置，這些裝置都安裝進停在地下車庫的每輛公車裡——包括移動電話、電腦終端，以及陰極射線管監視器等。真是一個高科技的聖物盒，矽穀聖母的神殿。看著這神殿，我隻有搖頭了。我樂於想像自己尚能和科技發展的最新成就保持同步，但到了這裡我學乖了，在這裡我更像個阿們教派（又名嚴緊派，為17世紀時盂諾教派之一支，因創此教派的雅可布·阿們而得名。）的人。但是這些技術人員本身——這群被派到技術處的男男女女——都得在某一處工作。那天下午隻有一個人在房間裡。戈登·尚克林是技術處裡資格最老的人，而且是和我共事過幾年的特工，當時我一直依賴他精湛的專業技術。他的工作台在房間前部，他坐在台子旁的凳子上，從高處凝視著我，然後調整了一下他的棒球帽，把它轉到自己頭發蓬鬆的腦袋後麵。他的外表再也不會讓我驚奇了。在這裡，憑服裝和發型看人是行不通的。技術人員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裡，一個量子世界，那裡麵的微粒飛速運行著，微粒之細小、運行之高速，都讓人無法測量，技術人員對人的興趣差不多隻局限在竊聽方麵。尚克林和他的夥伴們不像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他們倒是更像巫師、神秘主義者，最好讓他們獨自把玩那些令人費解的玩意。局裡麵對他們的古怪性情多少有些視而不見。沒等我開口，戈登·尚克林就說：“普勒，又到時候了？”他笑著，“還是你抽空來體察民情？”“沒錯，戈登，兩者都對。是又到時候了，而且我是來體察民情的。”“真不錯哦，”他說道，“和那些體麵的家夥們呆在樓上。”“到山頂的路可是很艱辛的，夥計，也許你還是立刻就拍拍我馬屁的好……彆等大夥都這麼乾了才來。”他衝我笑了，走下那張凳子，消失在一大堆東西中，過了片刻，他帶著密碼轉換器出來了，那是個又長又厚的黑色塑料裝置，看上去像一隻很大的電視機遙控器。他把它遞給我，又爬上了他的凳子。“一個月裡還能多見你一次嗎？”他很想知道，“還打算回去乾活謀生嗎？”“聽著，隻要你那幫家夥和我的人好好處，我們一塊吃中飯。”“見鬼吧，”他說道，“我再也不敢和你吃中飯了，除非我能想個法子在出老千的牌局裡贏你錢。”他笑了，“好家夥，我們在下麵可念叨你了，有空來走走。”我答應說會的，然後下樓去了車庫。那裡有二十輛左右管理層人員的車子，包括我自己的雪佛蘭隨想曲汽車，都停在靠近電梯的同一排位置，我自己的在最遠的一頭，凱文·芬納蒂的離電梯隻有幾步路。我從自己的車子開始，打開後車箱，找到了裝在後麵的無線對講裝置。它的大小和大城市的電話號碼簿差不多，控製裝置是個簡單的黑色鋼盒，裡麵塞滿了電子器件。那些東西我從不費心去研究，我所關心的是，我需要它時，那該死的東西會起作用。我把密碼轉換器插進盒子後麵相應的插座，照正確的順序按下手裡拿著的儀器上的按鈕，等著聽見那陣尖厲的聲音，表示相應的密碼已經鍵入。我取下密碼轉換器，關上後箱蓋，沿著這排車走下去。對餘下的車子重複著同樣的操作過程，凱文·芬納蒂的車子是最後一輛。這花了我二十分鐘時間。我走上樓，回到戈登·尚克林那裡，他正聚精會神地埋頭於工作台上的活。我走上前去，丟下工具，出了門，他隻是哼了一聲。我要乾的第二件事是去一樓的總機室。格裡·安·沃爾什在總機的工作可是我見過的人裡最出色的。她是個漂亮的中年婦女，有一頭金色短發，戴著鑲邊眼鏡，我走上去時她朝我微笑著。“代碼清除簿嗎？”她問我。“格裡·安，你總是領先一步。老樣子。”她打開右邊的一個小櫃子，拖出了一個螺旋鋼絲裝訂的筆記本，交給我，本子裡記著將大區分局所任命的特工人員和主管的住宅連接到總機的各個家庭警報係統的清除代碼。無論何時，隻要某個係統被觸發，總機的電話就會響起來。無論是誰在總機，都可以打電話給相應的住戶，如果是誤報——這樣的事老是會發生——那麼特工人員就會給接線員一個清除代碼，即四個有序的數字，以停止警報，並向總機說明沒有必要派遣行動小組。這裡常有錯誤警報發生，看這本東西的磨損程度就明白了。代碼清除簿的紙張皺巴巴的，因為使用得太頻繁，都起了毛邊，但是其他任何辦法都無法使係統正常運作。所有的警報器公司都使用同樣的辦法，在警察部門開始拒絕派遣小組，除非該警報確切有效，而且要收五百美金的誤報費之後，這就尤其重要了。我的工作是確定一下那本東西依然在那星，沒有被人偷了，或因為它可能有明顯的價值而把它賣給竊賊或整個盜竊團夥。我翻動著紙頁，查看著上麵所列的名字和相應的清除代碼，覺得沒有缺失什麼，就把本子還給了格裡·安，接著做下麵的工作。下一步，也是我最後的任務，就是去三樓的槍械庫。槍械庫基本上是一隻巨大的保險箱，就像大銀行的主庫房。在轉動門鎖前，我得查閱一下放在皮夾裡的卡片號碼組合，然後把那扇沉重的大門轉開。那片空間就像短網拍牆球的場地，庫房的牆壁上掛滿了武器。左邊掛的是獵槍，幾十把大型的雷明頓（雷明頓·以利法雷特（1793-1861）是美國武器製造商。他的公司是美國政府的主要軍火供應者。）槍一排排地掛著。在槍的下麵，那厚重的大門後麵的鋼櫃子裡，儲存的是彈藥，從小號鉛彈到能在人的身體上射出一個柚子大小的洞眼的步槍子彈。在我右邊是自動步槍，以及草綠色的軍用肩負武器，在必要時，它能造成巨大的、閃電般迅速的摧毀效果。還有手槍，大概有三十把，從小型的、可以藏在皮帶扣裡的單發手槍，到重型半自動手槍——十毫米的史密斯手槍和九毫米的西格索爾手槍。每一位聯邦調查局特工都能在更大一些口徑的史密斯十毫米和西格索爾之間選用一把，而且經調查局同意，他們還可以隨意購買和攜帶其他隨身佩帶的武器。不過有時候會需要特殊槍械，那就到這地方來拿。我的工作是總的檢查一下，確保一切都很乾淨，並且至少顯得井井有條。我還要檢查庫房裡那張桌子旁的記錄本，了解一下有多少武器被領走了，領走了多久，以及它們是否應該歸還了。我在庫房裡花了大約十分鐘，然後就把門鎖好，回到了我第17組的辦公室。我坐在桌子旁，不再理會那些書麵資料。下午我不能行動得太晚，但是在我動身去見謝弗利的賈巴拉·阿巴德之前，還有一大段時間要消磨。在思考著該下什麼樣的決定時，我感到胃裡有種熟悉而令人愉悅的躍動。在阿靈頓的弗吉尼亞州界那一邊有一家新開張的棋牌房。在那裡我會有另一副人們從未見過的麵孔。半小時的時間也許就足夠填滿我那癟了下去的公文包。躍動的感覺在我體內升騰，一股溫暖彌漫開來，讓我想從辦公桌旁逃開，朝車子走去。我從右邊的那一堆書麵資料裡抓起了日常記錄本，隻是想確定我真的沒事了。我翻到當天的那頁，發現幸虧這樣查一下。傑勒德·齊夫已經把我們慣常的周五會麵改到了今天下午三點鐘，可我卻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了。我又想起了那家棋牌房，決定打電話給傑勒德，把會麵推遲到本周其他日子。那個法國情報官員有從巴黎方麵來的關於我們小組正在處理的幾個案件的信息，是我們需要在最後期限前得到的。雖然這樣，那種對吃掉一張新牌的期待強烈到令我無法忘懷。我幾乎能聞到賭台上氈布的氣味，還有新贏來的鈔票那刺激人的香味。我可以明天上午和傑勒德共進早餐。我仍然有足夠時間趕在最後期限前從他嘗那裡得到我需要的信息。捌·我剛要打電話，明智的判斷立刻製止了我。對規我的工作而言，傑勒德·齊夫是個重要的環節，重要則到不容忽視。於是我鎖好辦公桌，去了那個網球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