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我去數學研究所報到，他們在訪問學者辦公室給我安排了一張辦公桌，給我一個電子郵件賬號，以及一張在開放時間以外能夠進入圖書館的磁卡。辦公室裡另外隻有一個俄羅斯人，姓波多洛夫。我們打了個招呼。他在辦公室裡無精打采地來回踱步，偶爾靠在辦公桌前，在一本像讚美詩集似的硬皮大筆記本上塗抹某個公式。每隔半小時，他還會走到正對著我們辦公室窗戶、鋪細磚的院子裡抽支煙。隨後的一周開始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艾米莉·布朗森：她身材嬌小，滿頭的白發像在校女生一樣用小發卡束在耳後。她騎著一輛大得與其身材不相稱的自行車來研究所，車籃裡裝著她的書和鼓鼓囊囊的飯盒。她長得有點像修女，似乎挺羞澀，但我很快發現她有一種敏銳的獨特幽默感。我將我的學位論文命名為“布朗森的空間”肯定讓她很高興，雖然她嘴上說得謙虛。在我們第一次會麵中，她給了我她最新的兩篇論文複印件，以及一疊關於牛津參觀景點的小冊子和地圖，她說，趁新學期還沒開始，我還比較有空，可以到處走走。接著她又問我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有沒有什麼特彆懷念的，我說我想打網球，她向我保證這事兒很容易安排，臉上帶著的笑容分明是說，她對比這更離譜的要求都見怪不怪了。兩天後，我在信箱裡發現一份邀我去馬斯頓·費裡路上的網球俱樂部打雙打的請柬。球場是硬地場，從康利夫街步行過去隻要幾分鐘。一同打球的還有約翰，美國攝影師，胳膊很長，網前球處理得很好；薩米，加拿大生物學家，長得像個白化病患者，精力充沛，不知疲倦；還有洛爾娜，雷德克利弗醫院的愛爾蘭裔護士，她比我們大十至十五歲，但她一頭紅發和明亮、勾人的綠眼睛，使她依然魅力十足。除了重新踏上網球場的快樂，我在熱身時意外有了第二個驚喜，我發現球網對麵的這個女人不僅長得迷人，底線球也打得自信而漂亮，能將我所有的擊球都貼網擋回來。我們交換著搭檔打了三局，我和洛爾娜的雙人組合堪稱“笑麵殺手”，在接下來的一周裡，我就數著日子盼著回到球場，盼著打完幾局後她再次輪到跟我搭檔。幾乎每天早上我都會撞見伊格爾頓夫人；有時我很早出門去數學研究所，會看到她在打理花園，我們就彼此寒暄一番。有時我趁休息的當口去買午飯，會在班伯裡路上看到她往集市去，她操縱電動輪椅在人行道上滑行，像是乘坐在寧靜的船上，一邊還滑稽地歪著腦袋和那些給她讓路的學生打招呼。但是我很少見到貝絲，後來我隻跟她再說過一次話，那是某天下午我打完網球回來。洛爾娜主動提出用她的車把我捎到康利夫街的頭上，正當我和她道彆的時候，我看到貝絲背著她的大提琴從一輛公車上下來。我迎上去，幫她提大提琴回家。天氣剛開始真正炎熱起來，我想，在日光底下呆了一下午肯定曬黑了。她帶著哀怨的神情朝我笑。“唔，看得出你已經安頓下來了，但是，難道這不意味著你該學習數學，而不是打網球，和女孩坐車兜風嗎？”“我是得到我導師許可的，”我笑著說道，做了個被赦免的表情。“嗬嗬，我跟你說著玩的。說真的，我還妒忌你呢。”“妒忌我，為什麼？”“嗯，我不知道；你給人的印象是這麼自由：離開你的國家，離開那邊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拋在身後；在這裡呆了兩個星期，我就看到了這樣的你：開心，曬得黝黑，還打網球。”“你也應該爭取。隻要申請個獎學金就行。”她略帶傷感地搖了搖頭。“我爭取過，我曾經爭取過的，但是對我來說似乎晚了。當然了，他們從來不會承認，可是他們就是寧可把獎學金給更年輕的女孩。我都快滿二十九歲了。”她說，仿佛這個年紀標誌著進入老年。她的聲調突然變得苦澀起來，又說：“我有時候想不顧一切離開這裡。”我望著遠處那些房子上榭寄生綠意盎然，那些中世紀穹頂上的尖針，那些堞形塔上的直角形凹槽。“離開牛津？我可想象不出還有比這裡更美的地方。”一種由來已久的無奈似乎令她的雙眼蒙上了陰雲。“也許……是吧，但前提是你不必把你所有時間都花在一個殘疾人身上，也不需要每天重複那些早就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難道你不喜歡拉大提琴嗎？”我覺得這很令人吃驚也很有趣。我看著她，試圖看清表麵背後隱藏的實情。“我恨它，”她說著，眼神黯淡下來，“我越來越討厭它，而且越來越難以掩飾這種厭惡。有時候我害怕在演奏時我流露出來，害怕指揮或者某個同事發現我是多麼不喜歡我奏出的每一個音符。但是我們演奏完一場又一場音樂會，人們都紛紛鼓掌，似乎沒人察覺到這點。這豈不是很可笑？”“我得說你是無可指責的。我覺得恨的振頻並不特殊。在這個意義上，音樂和數學一樣抽象：沒有什麼道德上的差彆。此外，你總是照著樂譜演奏，我想不出有什麼辦法能覺察出來。”“照著樂譜來……這就是我這輩子一直在做的事，”她歎了口氣。我們已經走到家門口，她把手擱在門把手上。“不用理會我，”她說，“我今天過得很糟。”“但這天還沒結束呢，”我說道，“我能不能做點什麼讓這一切變得好一點兒？”她苦笑著看著我，拿回了大提琴。“哎，你真是個拉丁人，”她喃喃自語道，仿佛這是她必須得提防的什麼東西。即便如此，在門關上之前，她還是和我對視一眼，讓我最後看了一眼她的藍眼睛。又是兩個星期過去了。夏天開始慢慢宣告它的降臨，傍晚變得平緩而漫長。五月的第一個星期三，在從研究所回家的路上，我去一台自動取款機上提了錢準備交房租。我按響伊格爾頓夫人家的門鈴，就在等人來開門的時候，我看到在蜿蜒通往她家的小路上走過來一個高個子男人，邁著大步，神情嚴肅，露出沉思狀。當他在我身旁站定時，我用眼角的餘光瞄他：他的額頭寬大平坦，眼睛小而深陷，下巴上有一個明顯的傷疤。他肯定有五十五六歲了，不過他動作中蘊含的某種力度使他顯得還挺年輕。起初我們倆站在關著的門外等候，有點尷尬，然後他用濃重而悅耳的蘇格蘭口音問我是否已經按過門鈴。我說已經按過了，接著按了第二次。我說也許我第一次按的時間太短，聽到我說話，他的神情立刻放鬆下來，露出熱情的微笑，問我是不是阿根廷人。“那麼，”他改用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語，還帶著可愛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口音，對我說道：“您應該是艾米莉的學生了。”我回答說是，並頗為驚訝地問他在哪裡學的西班牙語。他的眉毛聳成了弓形，似乎在遙望久遠的過去，然後告訴我說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第一個妻子是布宜諾斯艾利斯人，”接著他朝我伸出手，“我是阿瑟·塞爾登。”很少會有什麼名字能像當時那樣在我心底激起如此崇敬之情。這個握著我的手、目光清澈的小眼睛男人在數學界是一個神話。為了參加某個研究班，我曾花數月的時間研究他最著名的專著：三十年代以來哥德爾（庫爾特·哥德爾（Kurt Godel，1906-1978），出生於捷克，求學於奧地利，後加入美國籍，是二十世紀重要的邏輯學家、數學家和哲學家。）定理的哲學延伸。他被視為邏輯學界的四大權威之一，隻需瀏覽一下他各種著作五花八門的標題，就足以看出他是罕見的數學天才：在那個平坦冷靜的額頭裡產生過某些本世紀最深刻的理論。在我第二次掃蕩城中的書店時，我就試圖尋找他的最新著作，是一部解釋邏輯序列的普及性作品，令我吃驚的是這本書兩個月前就售罄了。有人告訴我，自從那本書出版後，塞爾登就從學術會議圈中消失了，顯然也沒人敢猜測他現在在研究什麼。不管怎樣，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住在牛津，更不會想到會在伊格爾頓夫人家門口與他不期而遇。我告訴他我曾在一個研討會上闡述過他的理論，他顯得對我的熱情頗為高興。但他似乎在擔心什麼事，注意力一直在那扇門上。“伊格爾頓夫人應該在家裡，”他對我說，“對吧？”“我本來也這麼認為，”我說，“她的電動輪椅在那兒。除非有人開車來把她接走了……”塞爾登又按了一下門鈴，並走上前去貼著門聽動靜，接著又走到朝向走廊的窗口，努力向裡張望。“您知不知道是否有後門？”他改用英語問我，“我怕她出什麼事兒了。”我看出他臉上的神情很緊張，似乎知道出了什麼事，不容他考慮彆的事情。“要是您覺得可以的話，”我跟他說，“我們可以試一下這扇門：我想她們白天是不鎖門的。”塞爾登拿手放在門把上，門緩緩地開了。我們輕輕走了進去；我們的腳步讓木頭地板吱嘎作響。還能聽到從裡麵傳來鐘擺來回擺動的聲音，仿佛微弱的心跳聲。我們走到大廳，在中間那張桌子旁停住了。我朝塞爾登做了個手勢，示意他看窗邊那張朝向花園的貴妃榻。伊格爾頓夫人平躺在那裡，臉朝向椅背，似乎睡得很沉。一個枕頭掉在地毯上，似乎是她在睡夢中滑落的。一頭白發髻用網罩嚴實地兜著，眼鏡放在小桌上，就在斯克萊博棋盤邊。似乎她曾一個人玩過，因為兩個字母架都在她那一側。塞爾登走上前去，當他的兩根手指碰了碰她的肩時，她的腦袋沉沉地歪向了一邊。我們倆同時看到她的眼睛還驚懼地睜著，兩道平行的血跡從鼻子流到下巴，在脖子那裡彙聚到一起。我不由自主退後一步，壓製住自己的驚呼。塞爾登已經用一隻胳膊托住她的腦袋，儘量將她的身子扶正，口中焦慮地念叨著什麼，我沒聽清。就在他把枕頭從地毯上拾起來的時候，我們看到地毯中間有一大灘快乾了的紅色血跡。他拿著那個枕頭垂手站了一會兒，陷入了沉思，好像正為一個複雜的計算梳理著脈絡。他似乎徹底亂了套。結果還是我提出我們應該報警，他呆呆地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