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陽光。薄霧預示今天是個大晴天。我去馬布利咖啡館吃早飯。收款員弗洛朗夫人對我嫣然一笑。我從座位上大聲問道：“法斯蓋爾先生病了？”“是的，先生，重感冒，得在床上躺幾天。他女兒今天從敦刻爾克來了，住在這裡照顧他。”自從收到安妮的信後，我這是頭一次真正高興能再見到她。六年以來她乾了些什麼？我們見麵時會感到局促嗎？安妮從不局促。她接待我時仿佛我們昨天才分彆。但願我彆一上來就犯傻，彆使她不快。好好記住，見麵時彆伸出手去，她最討厭握手。我們在一起待幾天呢？也許我帶她來布維爾？隻要她在這裡生活幾小時，在普蘭塔尼亞旅館過一夜，就夠了。然後，一切將改變，我不會再害怕了。去年我頭一次參觀布維爾博物館時，奧利維埃·布萊維涅的肖像令我吃驚。是比例失調還是透視法有問題？我也說不上來，但是我感到彆扭。這位議員在畫布上並不自在。後來我又去過好幾次，仍然感到彆扭。我不願意相信博爾迪蘭——羅馬獎得主，六次獲獎者——會有敗筆。今天下午，我翻閱《布維爾諷刺報》的老合訂本——這是一份進行敲詐的報紙，老板在戰爭期間被控有叛國罪——隱隱約約明白了真相，我立即走出圖書館，去博物館轉轉。我快步穿過幽暗的門廳。我的腳步在黑白兩色的石磚上沒有任何聲音。在我周圍是一大群扭著手臂的石膏像。我從兩個大入口處門前經過時，看見裡麵有碎紋瓷瓶、盤子、立在底座上的一個藍色和黃色的森林之神的像。這是貝爾納·帕利西（貝爾納·帕利西（約1510～1589），法國畫家，陶瓷玻璃工藝家，農學家，古生物學家和作家。）陳列室，專門陳列陶瓷製品和小工藝品。我不喜歡陶瓷製品。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女士正畢恭畢敬地欣賞那些燒製品。在大廳——或稱博爾迪蘭—雷諾達廳——入口的上方，有一幅大畫，大概是前不久掛上去的，我沒有見過。它叫《獨身者之死》，署名理查·塞弗朗。這是國家贈品。獨身者躺在一張零亂的床上，上身赤裸著，像死人一樣微微發綠。紊亂不堪的褥單表明臨終階段為時很長。我微笑著想起了法斯蓋爾先生。他可不是孤獨一人，他的女兒在照料他。在畫幅上，一個女仆——滿臉邪惡的女管家——已經打開了櫃子的抽屜，在那裡數錢。從另一扇開著的門，可以看到在陰暗中有一個頭戴鴨舌帽的男人，他下唇叼著煙，正在等待。靠牆邊，一隻貓在漠然地舔牛奶吃。這個人一生都為了自己。他受到了應得的、嚴厲的懲罰，臨終時，沒有任何人來幫他合上眼睛。這幅畫給了我最後的警告：我還來得及往回走。而如果我繼續往前，那就必須清楚這一點：在我即將走進的大廳裡，牆上掛著一百五十多幅肖像。除了幾位過早夭折的年輕人和一位孤兒院院長以外，畫上的人物去世時都不是獨身，都有兒女在場，都立有遺囑，都接受臨終聖事。這一天像彆的日子一樣，無論是對上帝還是對塵世，他們都合乎禮儀；他們慢慢地滑入死亡，去索取他們有權享受的那一份永恒。他們曾有權享受一切：生活、工作、財富、權力、尊敬，最後是不朽。我冥想片刻，便走了進去。一位看守在窗邊打盹。從玻璃窗瀉下的淡黃色光線在畫麵上留下了斑點。在這個長方形的大展廳裡，除了一隻見我來就嚇跑了的貓以外，沒有任何有生命的東西，但我卻感到有一百五十雙眼睛在注視我。布維爾城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年間的全部精英都在這裡，其中有男有女。這是雷諾達和博爾迪蘭精心繪製的。這些男人們修建了海濱聖塞西爾教堂。一八八二年他們成立了布維爾船主和商人聯合會，“以便將一切善良的人們組成有力的束棒（束棒，古羅馬執法官的權力標誌，束棒中捆有一柄突出的斧頭，意大利法西斯（fascio）借用了這個字。），重振國家，挫敗無秩序黨派……”他們使布維爾成為設備最好的法國商港——煤炭和木材。擴建碼頭是他們的功績。他們充分擴大了泊船站，並且不懈地挖泥，使低潮時的拋錨水深達十點七米。由於有了他們，漁船的噸位從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噸上升到一萬八千噸。他們不惜為培養勞動階級中的優秀代表而主動創辦各種技術和職業教育中心，這些中心在他們的大力扶持下十分興旺。一八九八年，他們瓦解了著名的碼頭工人罷工，一九一四年，他們為祖國獻出了兒子。女人們——這些鬥士可尊敬的伴侶——創建了大部分教養院、托兒所和縫紉工廠，但她們首先是賢妻良母。她們撫育了漂亮的兒女，教他們懂得自己的責任和權利、信仰宗教和尊重法蘭西賴以生存的傳統。肖像畫的總體顏色近乎深棕色。由於考慮到莊重，畫家們排除了鮮豔的顏色。雷諾達喜歡畫老頭，在他的畫中，雪白的須發與黑色背景形成反差，他擅長畫手。博爾迪蘭的畫技不如雷諾達豐富，他對手有所忽略，但是他畫中的硬領像白色大理石一樣閃光。室內很熱，看守在輕輕打鼾。我環視四周的牆壁，看見了手和眼睛；這裡或那裡，有一張麵孔被光影吞食了。我朝奧利維埃·布萊維涅走去時，被什麼東西攔住了，因為從牆壁的蔥形飾上，商人帕科姆朝我投來明亮的目光。他站在那裡，頭稍稍後仰，一隻手臂貼著珠灰色長褲，手裡拿著高禮帽和手套。我不禁有幾分讚歎，因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絲庸俗，簡直無懈可擊；細小的腳，纖細的手，角鬥士的寬肩，含蓄的高雅，再加上幾分花哨。他禮貌地向參觀者顯露那明晰、整潔、沒有皺紋的麵孔，唇上甚至漾著幾分笑意，但他那雙灰色的眼睛沒有笑。他可能有五十歲了，但像三十歲的人那樣年輕、精神。他很美。我不對他吹毛求疵，但他卻不放過我。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種平靜而不留情的評價。於是我明白我們之間相距遙遠。我對他的看法根本不能觸及他，這隻是心理學，和中一樣。但是，他對我的評價卻像一把利劍刺穿了我，使我的生存權也成了問題。這是真的，我始終意識到自己沒有權利生存。我的出現純屬偶然，我像石頭、植物、細菌一樣存在。我的生命胡亂地向四麵八方生長。有時它給我一些模糊的信號，有時我僅僅感到一種無足輕重的嗡嗡聲。然而，對於冉·帕科姆這位死去的、毫無瑕疵的美男子——他是國防部的帕科姆的兒子——來說，情況卻完全不同。他的心跳，他的器官發出的沉悶的聲音，都像小小的權利，瞬間的、純淨的權利。在六十年間，他始終一貫地使用生存權。多麼美麗的灰色眼睛！它們從未閃過一絲懷疑。帕科姆從未弄錯。他一貫履行責任，全部責任，作為兒子、丈夫、父親、領袖的責任。他也理直氣壯地要求他的權利：作為孩子，要求受良好教育，要求家庭和睦，繼承清白的名聲和興旺的家業；作為丈夫，要求受到照料和愛的關懷；作為父親，要求受到尊敬；作為領袖，要求得到任勞任怨的服從。其實，權利始終隻是責任的另一麵。他的巨大成就（帕科姆一家今天是布維樂最富有的家族）大概從未使他本人吃驚。他從不對自己說他很高興，而當他高興時，他便很有節製地說：“我在消除疲勞。”這樣一來，高興轉換為權利，便不再是刺激性的無聊事了。在左麵，在他那發藍的灰白頭發上方，書架上有書。漂亮的精裝本，顯然是經典著作。每晚睡覺以前，帕科姆大概重讀幾頁“我的老蒙田”或者拉丁文版的幾首賀拉斯的頌歌。有時他大概也讀一本當代作品以了解世事。因此他讀巴雷斯和布爾熱。片刻以後，他微笑著放下書，目光失去了值得讚賞的警惕性，幾乎充滿遐想。他說：“儘責任是多麼簡單，又是多麼困難呀。”他從來沒有反躬自問，因為他是領袖。牆上掛的還有其他領袖。甚至隻有領袖。這個坐在安樂椅上的、灰綠色的大個子老頭，是領袖。他的白坎肩與銀發十分相配。（這些肖像主要是為了道德感化而繪製的，其精確性真達到一絲不苟，藝術性也有所考慮。）他將細長的手搭在一個小男孩頭上。他的兩膝裹著毯子，上麵放著一本打開的書，但他的目光遊移在遠方。他看見年輕人看不見的一切。在肖像下麵的一塊菱形金色木牌上寫著他的姓名，他大概姓帕科姆，或者帕羅坦，或者謝尼奧，我無意走近去看。對他的親朋好友，對這個孩子，對他自己而言，他僅僅是祖父。等一會兒，如果他認為時機成熟，應該用未來的諸多責任來開導孩子的話，他將用第三人稱來談論自己：“答應祖父你要好好聽話，小乖乖。明年要好好學習，明年祖父就可能不在人世了。”在生命的黃昏，他將寬容的關懷分給每個人。如果他看得見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透明的——我也會得到他的好感，他會想到我也曾有過祖父母。他不再要求任何東西，這個歲數的人不再有欲望了。他隻要求在他進來時人們稍稍壓低聲音；隻要求當他經過時人們對他露出溫柔而尊敬的微笑；隻要求兒媳婦有時說：“父親可真了不起，比我們大家都年輕”；隻要求當孫兒生氣時，惟有自己能用手摸著他的頭使他冷靜下來，然後說：“這些傷心事，隻有祖父能安慰他”；隻要求兒子每年就棘手的問題多次請教於他；最後，隻要求自己感到安詳、泰然、睿智。老先生的手僅僅碰著孩子的鬈發，仿佛是祝福。他會想到什麼呢？想到他光榮的過去，正是這個過去使他有權談論一切，而且在一切事情上有最後決定權。這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因為經驗不僅僅是對死亡的抵禦，它也是權利，老年人的權利。掛在菱形飾上的奧布裡將軍佩著長軍刀，他是領袖。埃貝爾院長也是領袖，他是敏銳精細的文人，是安佩特拉茲的朋友。他的臉長長的，和其長無比的下巴很對稱。嘴唇正下方有一小綹胡須。他的下頜微微前伸，像是在打嗝，那副得意的神態仿佛在做精細的剖析，在提出不同的原則。他手執鵝毛筆遐想，他也在消除疲勞，用寫詩來消除疲勞。但他具有領袖的深邃目光。那麼，士兵們呢？我站在展室中央，成為所有這些嚴肅目光的靶子。我不是祖父，不是父親，甚至也不是丈夫。我不參加投票，隻是交點捐稅。我不能誇口說我有納稅人的權利，或者選民的權利，我甚至沒有受人敬重的小小權利——這是順從了二十年的職員所獲得的權利。我開始對自己的存在真正地感到吃驚。莫非我僅僅是個表象？“嘿，”我突然對自己說，“士兵就是我！”我毫無憤懣地笑了起來。一位五十多歲的胖乎乎的人有禮貌地回我一個漂亮的微笑。雷諾達是懷著愛來繪製這幅肖像的，他的筆觸十分柔和：小小的、厚厚的、精雕細琢的耳朵，尤其是兩隻手，修長而有力，十指尖尖的。這的確是學者或藝術家的手。他的麵孔對我是陌生的，我大概經常從它麵前走過而未加留意。我走近這幅畫：“雷米·帕羅坦，一八四九年出生於布維爾，巴黎醫學院教授”。帕羅坦·瓦克菲爾德醫生和我談起過他：“我一生隻遇見過一位大人物，就是雷米·帕羅坦。一九○四年冬天我聽過他的課（您知道我在巴黎學過兩年產科）。他使我明白了什麼叫領袖人物。我向您發誓，他真有領袖氣質。他使我們激奮，我們會跟隨他到天涯海角。此外，他還是位紳士，他家財萬貫，並且拿出一大部分去資助窮學生。”就是這樣，當我頭一次聽人談起這位科學王子時，我便有了強烈的印象。現在我來到他麵前，他對我微笑。多麼機智聰明、多麼和藹可親的微笑！他那胖胖的身體舒適地坐在一隻大皮安樂椅上。這位不裝模作樣的學者立刻使人不再拘束。如果沒有他那充滿靈性的目光，你甚至會把他當做一位好好先生。不需很久就能猜到他的威信從何而來。他受人愛戴是因為他理解一切，人們什麼事都可以對他講。他有點像勒南（勒南（1823～1892），法國作家及曆史學家，在語文學、宗教史諸方麵均有建樹，對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青年影響很大。），隻是更優雅。他屬於說這種話的一類人：“社會主義者嗎？可我比他們走得更遠！”當你跟他走上這條危險的路時，你很快便不得不戰戰兢兢地放棄家庭、祖國、財產權以及最神聖的價值，甚至懷疑資產階級精英的統治權。然而，再往前走一步，一切又突然恢複了舊有的方式，而且理由出奇地充足。你回過頭去，看見社會主義者被遠遠拋在後麵，顯得很小，他們揮動手絹喊道：“等等我們。”從瓦克菲爾德那裡我還聽說，這位大師常常微笑著說他喜歡“分娩靈魂”。他始終年輕，身邊也都是年輕人。他經常接待攻讀醫學的富家子弟。瓦克菲爾德去他那裡吃過幾次飯。大師把剛剛學會抽煙的學生當成年男人看待，請他們抽雪茄。他躺在長沙發上，半閉著眼，滔滔不絕地說，大群弟子們如饑似渴地圍在四周。他追憶往事，講述故事，從中得出有趣而深刻的教訓。在這些有教養的青年中，如果誰的見解與眾不同，帕羅坦便對他特彆關心，請他發言，專心致誌地聽，並提供意見和思考題目。這位青年被豐富的思想裝得滿滿的，遭到同伴們的仇視，又不願再孤身一人與眾人唱反調，於是必然有一天會請求單獨謁見大師，靦腆地向他傾訴最隱秘的思想、不滿和希望。帕羅坦將他抱在懷裡，說道：“我理解你，從一開始我就理解你。”於是兩人暢談一番。帕羅坦走得很遠、很遠，年輕人跟不上。但是，在這樣會談幾次以後，年輕叛逆者的情緒出現了明顯的好轉。他看清楚了自己，開始明白自己與家庭及階層之間的密切關係，終於理解了精英們令人欽佩的作用。最後，仿佛出現了魔法，這隻迷途羔羊在帕羅坦一步一步的指引下回到了羊圈，大徹大悟，改邪歸正。瓦克菲爾德說：“他醫治的靈魂比我醫治的肉體還多。”雷米·帕羅坦和藹地向我微笑。他猶豫著，想了解我的立場，以便慢慢改變它，將我帶回羊圈。但是我不怕他，我不是羔羊。我瞧著他那沒有皺紋的、美麗而平靜的額頭，他那稍稍凸出的肚子以及放在膝上的一隻手。我回他一個微笑，便走開了。他的弟弟冉·帕羅坦是S．A．B．（可能是“布維爾船主協會”的縮寫。——原編者注）的主席，他正兩手扶著堆滿文件的桌子的邊沿，那姿勢向來訪者表明會見已經結束。他的目光很特彆，仿佛既抽象又閃著純粹權利的光輝。令人目眩的眼睛占據了整個麵孔。在這團火的下方是神秘主義者緊閉著的薄薄的嘴唇。“真奇怪，”我心裡想：“他和雷米·帕羅坦很相像。”我轉過頭看那位大名醫，尋找他們的相似點，突然在他那張溫柔的臉上看到某種冷漠和憂愁，這是這家人特有的神情。我的目光又回到冉·帕羅坦身上。這個人思想簡單，在他身上，除了骨頭和死肉外，隻剩下純粹權利。這是一個著魔中邪的案例，我想到。人一旦被權利占領，任何驅魔咒語也趕不走它。冉·帕羅坦一生都在思考自己的權利，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像每次參觀博物館一樣，我感到輕微的頭疼，但他不會頭痛，他感到的隻會是被醫治的痛苦權利。人們不能讓他過多思考，不能讓他看到令人不快的現實，看到他可能的死亡，看到旁人的痛苦。人們在彌留之際往往按自蘇格拉底以來的習慣，說幾句崇高的話，而他呢，對守護了他十二夜的妻子說（就像我的一位叔叔對他妻子那樣）：“你，泰蕾茲，我不謝你了，你隻是儘到了責任。”一個人竟然到了這個地步，真該向他脫帽致敬。我驚訝地凝視他的眼睛，它們示意我離去。我不走開，顯然很不知趣。我曾在埃斯庫裡亞爾圖書館久久凝視過腓力二世的肖像，因此我知道，當你正視一張閃爍著權力的麵孔時，不用多久，閃光就會熄滅，隻剩下灰燼殘渣，正是這殘渣使我感興趣。帕羅坦有很好的耐力。但是突然間，他的目光熄滅，畫幅暗淡下來。還剩下什麼呢？盲人的眼睛，像死蛇一樣細薄的嘴唇，還有臉頰，孩子般圓圓的、蒼白的臉頰，它攤開在畫幅上。S．A．B．的職員們不會猜到它們的模樣，因為在帕羅坦的辦公室裡從來待不長，他們走進辦公室時，遇見的是那道可怕的目光，它像一堵牆，遮掩住那張蒼白的、軟弱無力的臉頰。他的妻子是在多少年以後才注意到的呢？兩年？五年？我想像，有一天，當丈夫躺在身邊，鼻子蒙上一縷月光時，或者當他飯後仰靠在安樂椅上，半閉著眼吃力地消食，下巴上有一片陽光時，她鼓起勇氣正視他，於是這一大堆肉便現出原形，臃腫不堪，流著涎，有幾分猥褻。從那一天起，帕羅坦夫人大概就掌握了指揮權。我向後退了幾步，一眼覽儘所有這些大人物：帕科姆、埃貝爾院長、兩位帕羅坦、奧布裡將軍。他們曾戴過高禮帽，星期日曾在繞繩街與市長夫人——曾見到聖塞西爾顯靈的格拉蒂昂太太——相遇，他們鄭重其事地對她行大禮，這種大禮的秘訣已失傳。他們的肖像精確之至，然而，在畫筆下，他們的麵孔已失去人臉的神秘弱點。就連最懦弱的麵孔也像陶器一樣純淨。我在上麵尋找與樹木和動物、與土生或水生的三色堇的相似之處，但是找不到。我想他們在世時不曾需要肖像，但是，在去世前，他們請來名畫師為自己畫像，好讓他們為改變布維爾周圍的海洋和田野而進行的工程審慎地重現在他們臉上：疏浚、鑽探、灌溉。因此，憑借雷諾達和博爾迪蘭的幫助，他們征服了全部自然：身外的自然和自己身上的自然。這些暗色肖像提供給我目光的，是人對人的重新思考，而惟一的裝飾是人所獲得的最大戰利品：美妙的人和公民的權利。我毫無保留地讚賞人的統治。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走了進來。他們身穿黑衣，儘量避免引人注意。他們在門口站住了，顯得很驚奇，先生本能地摘下帽子。“啊！怎麼！”女士激動地說。先生很快鎮靜下來，用恭敬的口氣說：“這可是整整一個時代！”“是的，”女士說，“是我祖母的時代。”他們走了幾步，遇見冉·帕羅坦的目光，女士仍然驚呆地張著嘴，先生並不洋洋得意，他顯得謙卑，大概是對這種令人生畏的眼神和短暫的接見十分熟悉吧。他輕輕拉拉妻子的手臂。“瞧瞧這一位。”他說。雷米·帕羅坦的微笑從來不讓卑微者感到拘束。女人走近肖像，專心致誌地看：“雷米·帕羅坦，一八四九年出生於布維爾，巴黎醫學院教授。肖像由雷諾達繪製。”“帕羅坦是科學院院士，”丈夫說，“雷諾達是研究院院士。這可真是曆史。”女人點點頭，然後看著大名醫：“多麼有派頭！神氣多麼聰明！”丈夫做了一個泛泛的手勢，簡單地說：“正是這些人建造了布維爾。”“把他們全放在這裡，真不錯。”女人感動地說。我們這三個士兵在這間寬大的展廳裡操練。丈夫在不出聲地、畢恭畢敬地笑，不安地看了我一眼就突然不笑了。我轉過身，走到奧利維埃·布萊維涅的肖像前。一種溫和的快感侵襲了我。啊，對，我是對的。真是太逗了。女人走近了我。“加斯東，”她突然壯起膽子說，“你來看看。”丈夫朝我們走過來，她又說：“你瞧瞧，這個奧利維埃·布萊維涅還有一條街哩，你知道，就是那條到達儒克斯特布維爾之前、朝綠崗上坡的小街。”片刻後她又說：“他那樣子可不隨和。”“可不！不滿意的人要和他打交道可不容易。”這句話是衝我來的。先生用眼角瞟了我，出聲地笑了。這一次他顯得自命不凡、吹毛求疵，仿佛他就是奧利維埃·布萊維涅。奧利維埃·布萊維涅可沒有笑。他向我們伸出肌肉緊張的下頜和突出的喉結。片刻的安靜和凝神讚賞。“他好像要動起來了。”女人說。丈夫殷勤地向她解釋：“他是做棉花生意的大商人，後來棄商從政，當上了議員。”這一點我也知道。兩年前我曾在莫勒雷神甫（莫勒雷神甫（1727～1819），法蘭西學院院士。——原編者注）的《布維爾名人小辭典》中查閱到有關他的條目，我抄了下來：“布萊維涅，名奧利維埃—馬夏爾，前者之子，在布維爾出生和去世（1849～1908），曾在巴黎攻讀法學，一八七二年獲學士學位。在公社起義期間，曾與眾多巴黎人一樣被迫避難於凡爾賽宮，受到國民議會庇護，因此感觸極深。布萊維涅不同於隻追求玩樂的同齡青年，他立下誓言要“為重整秩序而獻身”。他信守諾言，回到家鄉後立即建立著名的秩序俱樂部，該俱樂部在漫長的歲月裡成為布維爾的大商人大船主每晚的聚會處。有人俏皮地稱這個貴族圈子比騎師俱樂部更加封閉，然而，在一九○八年以前，它對我們這個大商港的命運起著良好的作用。一八八○年，奧利維埃·布萊維涅與商人夏爾·帕科姆（見另一條目）的幼女瑪麗—路易絲·帕科姆成婚，並在夏爾·帕科姆去世後成立帕科姆—布萊維涅父子公司。不久後棄商從政，競選議員。”“布萊維涅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說：“國家患了重病，那就是統治階級不願繼續領導。如果那些就繼承性、教養和經驗而言都最有能力行使權力的人，由於順從或厭倦而放棄權力，那麼，先生們，誰將來領導呢？我常說，領導不是精英們的權利，而是他們的主要責任。先生們，我懇求你們，恢複權威原則吧。””“布萊維涅於一八八五年十月四日第一輪選舉中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後一再連選連任。他能言善辯，言詞激烈鋒利，作過無數次精彩的演說。一八九八年可怕的罷工爆發之時，他正在巴黎，連夜趕回布維爾，領導研究對策，並提出與罷工工人談判。談判是本著寬厚調解的精神進行的，後來由於儒克斯特布維爾的毆鬥而中斷。軍隊謹慎介入後民心才安定下來。”“他的兒子奧克塔夫年紀輕輕就進了綜合理工學院（綜合理工學院，一七九四年成立的高等學校，進行英才教育，屬軍隊編製。），他一心培養兒子當“領袖人物”，但奧克塔夫卻英年早逝，在這個沉重打擊下，他一蹶不振，兩年後，一九○八年二月，他與世長辭。”“演講集：《道德的力量》（1894，絕版），《懲罰的責任》（1900）——本集的全部演講都是關於德雷弗斯事件（絕版），《意誌》（1902，絕版）。在他死後，人們又將他的最後幾次演講及致親友的信收集成冊，取名《Labor improbus》（拉丁文，取自維吉爾《農事詩》（I，144～145頁）名句“頑強的工作無堅不摧”的一半。此處可譯為《水到渠成》。——原編者注）（普隆出版社，1910）。肖像：一幅由博爾迪蘭繪製的絕妙肖像現存布維爾博物館。”絕妙的肖像，不錯。奧利維埃·布萊維涅蓄著一小撮黑胡須，黃褐色的麵孔有點像莫裡斯·巴雷斯。他們兩人一定相識，在議會中坐的是一條板凳，但是這位布維爾議員沒有那位愛國者聯盟主席那般瀟灑，他像棍子一樣僵直，像玩偶匣裡的玩偶一樣從畫布上蹦起來，眼睛閃閃發光，瞳孔是黑的，角膜發紅。他抿著厚厚的小嘴，右手按在胸前。我曾經十分討厭這幅畫。在我眼中，布萊維涅時而太大，時而太小，但是今天我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我翻閱《布維爾諷刺報》時得知了實情。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六日那一期上，整個篇幅都是講布萊維涅。在封麵上，小小的他抓著孔布（孔布（1835～1921），法國政治家，一九○二至一九○五年任內閣總理，主張政教分離。）老爹獅鬣，解說文是：“獅子的虱子”。從第一頁起，一切都清楚了：奧利維埃·布萊維涅身高一米五三。人們嘲笑他身材矮小，嘲笑他的聲音像雨蛙——這個聲音卻不止一次地使整個議會發抖。人們還說他在皮鞋裡加了橡皮墊圈。相反，出身帕科姆家的布萊維涅夫人則人高馬大。編年史家寫道：“他的另一半是他的雙倍（雙倍（double），此處是雙關語，意為複製品及雙倍。），這話對他再合適不過了。”一米五三！對，博爾迪蘭小心翼翼地不讓肖像四周的物品將肖像襯托得更矮小：一個墩狀軟墊，一把矮矮的安樂椅，一個書架及十二開本的書，一個小小的波斯圓桌。然而，他的身材與鄰居冉·帕羅坦一樣，兩幅畫的尺寸又一樣，因此，這幅畫上的小圓桌和那幅畫上的特大桌幾乎一樣大，墩狀軟墊竟和帕羅坦的肩頭一樣高。目光本能地對這兩幅肖像作比較，因此感到不舒服。現在我想大笑，一米五三！如果我想和布萊維涅說話，我就必須彎腰或蹲下。他如此激昂地揚起頭，這也不足為怪了，因為對這種身材的男人來說，命運總是在離他們頭頂幾厘米的地方起作用。令人讚歎的藝術威力。這個聲音極尖的矮小男人，留給後人的隻是一張咄咄逼人的臉、一個高雅的手勢和公牛般血紅的眼睛。對公社感到恐懼的大學生，肝火旺盛、身材矮小的議員，都被死亡帶走了。然而，由於博爾迪蘭，這位秩序俱樂部主席兼道德力量組織的雄辯家萬世永存。“啊，可憐的小皮波。”夫人遏製住驚呼。在奧克塔夫·布萊維涅——前者的兒子——肖像的下方，一隻虔誠的手寫下了這幾個字：“一九○四年死於綜合理工學院”“他死了！和阿隆代爾的兒子一樣！他看上去很聰明。他媽媽該多麼傷心啊！這些高等學校功課太多，腦子不停地轉，連睡覺也動腦子。我很喜歡他們的兩角帽，挺神氣。那叫羽飾吧？”“不，羽飾是聖西爾軍校的。”我也凝視那位英年早逝的綜合理工學院學生。他那張蠟黃的臉和正統的髭須足以使人想到死亡即將來臨。何況他已預見到自己的命運：明亮的眼睛瞻望遠方，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但是，與此同時，他的頭高高揚起，他穿著軍服，代表法蘭西軍隊。“Tu Marcellus eris！Manibus date lilia plenis……（拉丁文：你將是馬爾切魯斯，雙手散發百合花……引自維吉爾《埃涅阿斯紀》第六卷。馬爾切魯斯是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外甥，曾被視為王位繼承者，但二十歲即去世。）”玫瑰花被折斷，綜合理工學院學生夭折，還有什麼比這更悲慘的嗎？我順著長畫廊慢慢走，不停下，路過那些從幽暗中露出的優雅麵孔時，向它們致意：商業法庭庭長博蘇瓦爾先生（博蘇瓦爾（Bossoire），作為普通名詞，指船上升降船錨、小艇的吊架，用作姓名十分可笑，這種例子不止一處。——原編者注）、布維爾獨立港口管理委員會主席法比先生、商人布朗日先生及其一家、布維爾市長拉訥坎先生、生於布維爾、任法國駐美大使的詩人德·呂西安先生、一位身著長官製服的陌生人、大孤兒院院長聖瑪麗—路易絲嬤嬤、泰雷宗先生及夫人、勞資調解委員會主席蒂布—古龍先生、海軍軍籍局局長博博先生、布裡翁先生、米奈特先生、格雷洛先生、勒費弗爾醫生、潘女士以及博爾迪蘭本人——是他兒子彼埃爾·博爾迪蘭給他畫的。畫中人的目光都明亮而冷靜，五官清秀，嘴唇薄薄的。布朗日先生節儉而有耐心，聖瑪麗—路易絲嬤嬤虔誠而靈巧，蒂布—古龍先生對己對人都十分嚴厲，泰雷宗夫人與嚴重疾病作頑強的鬥爭。她那張疲憊已極的嘴角流露出痛苦，但是這位虔誠的女人從未說：“我疼。”她克服病痛，擬定菜單，主持慈善活動。有時，話說到一半，她慢慢閉上眼睛，麵無血色。這種衰弱持續不到一秒鐘，她又睜開眼睛接著講。縫紉工廠的人悄悄說：“可憐的泰雷宗夫人！她從不訴苦。”我穿過了長長的博爾迪蘭—雷諾達展廳。我回過頭，再見了，美麗的百合花（在法國文學中，百合花常是純潔和德行的象征。），你們在繪畫的小聖殿裡精美無比，再見了，美麗的百合花，我們的驕傲和存在的理由，再見了，壞蛋們（根據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納吉爾出版社，第84頁）中的說法，“壞蛋”是指那些試圖證明其存在是必然的人（其實人在地球上的出現屬於偶然）。——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