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天生這樣膽小，或者如果我能學會控製住有時候在頭腦中出現的一些胡思亂想的話，我就不需要花這麼長時間從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在爆炸和大火中粉身碎骨的恐懼場麵中恢複過來。我從聖弗朗西斯酒店搬了出來，成了堂兄家裡的房客；我外出時在不同時間走不同的路線；我研究著擦肩而過的人群中那一張張陌生的臉，也許我以前在某個地方看見過他們。我按我所知道的所有謹慎從事的方式那樣小心。但是儘管我事事謹慎，儘管還沒有一丁點兒實質上的跡象表明，我現在的處境比那個古怪的謎一樣的俄國人怪異死去前還要危險，我還是一直感到有什麼東西不對勁。不論何時我回頭張望那些走在我身後的人，或是那些每天擠在法庭裡等待審判進行的人，我都會很不自在地感到，某個人不僅在跟蹤我，而且知道我也同時在琢磨他。克拉倫斯·哈裡伯頓的公開陳述已經接近尾聲，但我卻沒有考慮好該對陪審團說些什麼，我把椅子轉到跟律師席平行的角度，搜索著人群中的一張張臉孔。“當你們聽完所有的證詞，”我聽到後麵傳來公訴人的聲音，“我相信你們都會同意，人民已完成了他們的職責，被告哈邁爾·華盛頓有罪，他的罪行已經確信無疑地得到了證實。”我的目光從一張臉轉到另一張臉，試圖弄清楚他們是誰，為什麼在這兒。我確信他們中有一個人是為我而來的。但他是誰呢？更重要的是，誰派他來的？“安托內利先生，”法官湯普生以熟練的法庭常規口吻說，“你希望在這個時候作公開陳述嗎？”“什麼？”我從幻想中驚醒過來。湯普生將頭轉向陪審團，慢慢地笑了起來。“噢，沒什麼，安托內利先生，”他慢慢地說道，“我們隻是想知道你在睡夢中度過了哈裡伯頓先生的公開陳述後，是否也決定要在你自己的公開陳述中熟睡呢？”一個難為情的笑容浮現在我的臉上，我慢慢地走向陪審團席前的欄杆，並試圖把我的疏忽變成一個有利的條件。“剛才，我想我一定是不知怎麼昏睡過去了。一分鐘前我們還在審判的開始階段，似乎隻是片刻以後，我就聽到公訴人在作他的總結陳述。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記得任何一個證人所說的話，甚至連他們的模樣也記不得。然後，我聽到法官問我是否想作公開陳述，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畢竟還沒有昏睡過去。我一麵為此而感到寬慰，一麵想，我恐怕不得不找到一個辦法來說服你們，其實這隻是審判的開始，而不是如哈裡伯頓先生所認為的那樣是審判的結柬。”我低著頭，慢慢從陪審團座席的前麵走過，當我走到末端時，我轉過身，回頭看了一眼公訴人。“哈裡伯頓先生已給我們講了許多關於參議員富勒頓的事，到目前為止，就我所知道的，他告訴你們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每一件事，除了他是怎麼死的。”我轉而凝視著被告。哈邁爾·華盛頓和我坐在同一張獨立的桌子前，這是離陪審團席最近的一張桌子。陪審團也隨著我的眼神將目光轉移到了被告身上。“公訴人也說了些關於被告韻事情。我數了數，在他的公開陳述中，有七次把他稱為一個‘冷血殺手’。”我停頓了足夠長的時問，以使他們能清楚地看清哈邁爾良好的容貌和充滿智慧的眼睛。“他看上去怎麼也不像一個冷血殺手，是吧？”在接下來的二十分鐘裡，哈邁爾穿著他每天出庭時所穿的同樣的深色西裝，戴著同樣的與西服顏色相配的領帶，禮貌而又注意力集中地坐在那裡，我向陪審團陳述大多數生長在舊金山的黑人孩子的生活情形，陳述著眾所周知的統計數字，那些統計數字似乎暗示他們生來就注定死於槍殺或毒品。能生存下來就讓人驚訝，擁有正常生活更不可能。然而，哈邁爾·華盛頓不僅生存了下來，他在他年輕一生所取得的成績，比我們中有些人試圖取得的還要多。我沒有看筆記，列舉了他的學業成績，並提醒陪審團，從開始上高中到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榮譽學生，他沒有一次因犯罪而被捕，而且，他一直辛苦打工來養活自己。“所以，在案件發生時，哈邁爾·華盛頓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麵對著陪審團，麵帶譏諷的笑容評論道：“這個冷血殺手，剛剛乾完了費爾蒙特酒店晚宴的活兒。在這個晚宴上，有近千人花費了成千上萬美元去聽富勒頓那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演講。可他根本沒聽到這個演講。廚房裡太嘈雜了，他正在刷著鍋碗瓢盆，他什麼也聽不見。“當他刷完盤子，他又開始和其他員工一起清理會場，為下一個宴會做準備。那天晚上他在飯店工作了八個多小時，而且是在他忙了一整個白天後做的——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左右——他在學習物理、化學以及其他一些作為一個‘冷血殺手’需要掌握的知識。”我敏銳地掃視了一下法庭，哈裡伯頓假裝沒有注意到我的注視。“這個‘冷血殺手’，”我把手放到了後脖頸上，看著地麵，繼續說道，“起訴方告訴你們，這是一個不管他可能從死者錢包裡找到多少錢都會殺人的人，可就是他，每天白天都要學習一整天，晚上還要打工，然後才回家。”我把手從後頸上放下，揚起了頭。“隻是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家，他沒有回家是因為他試圖幫助一個人。他沒有回家是因為他遇到了麻煩，他的後背挨了一槍。”這些話沒有經過任何刻意的努力就說了出來，順暢地、毫無滯澀地吐出了口。我花了好幾天時間準備列有一大串要點的筆記，所以不會忘記我要講的內容。那幾十張發黃的皺巴巴的紙上寫滿了令人難以辨認的字句，它們都被放在律師席上，鎖在我的公文包裡。“我們中有多少人能做到哈邁爾·華盛頓那晚所做的事情？如果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走在濃霧籠罩的街道上，聽見幾碼外傳來的槍聲，我們中有多少能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我們喜歡想像，我們總能在該出手時就出手；如果有人處在危險中——真正的危險中——我們應該竭儘全力挽救他們的生命。我們總在夢想著做那種衝進屋裡從火中救出小孩的人，做那種聽到爆炸聲奮不顧身衝進廢墟查看是否有人還活著的人，我們想像著這樣的事情，我們當中有些人在那種情形下真的會去做；可是大多數不會。大多數人會視而不見，等待其他人——警察、消防隊員、醫護人員——然後，要是打了報警電話，就覺得儘了最大努力。“哈邁爾·華盛頓聽到了槍聲。他沒有轉身不管，像我或你可能做的那樣。如果他那樣做的話也許可能更好一些，”我一邊說一邊緩慢地掃視聽眾。“如果他多一分懦弱少一分勇氣，他也許不會被子彈擊中，他的生命不會被置於危險中。他就不會花九個小時在手術台上讓外科醫生先是努力挽救他的生命，而後是治好他的雙腿。他就不會被迫待在這兒為自己辯護，反駁對他的謀殺指控，而他被控謀殺的那個人恰好是他想幫助的人。”我站在長長的陪審團席的一端，手放的欄杆上，身子前傾麵向聽眾。“但他沒有瞻前顧後，他隻想到有人也許需要幫助。他沒有猶豫，一刻也沒有。他想幫助他人並立即去做了。他看見有人癱倒在方向盤旁。他打開乘客座一側的車門上了車。他把手放在那人的脖子上試了試脈搏，那人已經死了。他想弄清楚他是誰，於是把那人的錢包從口袋裡掏出來，那時他才注意到有一支槍放在汽車地板上。”手放在欄杆上輕輕滑動著，我慢慢向陪審團席的另一端走去。“突然一道亮光穿透濃霧射過來。此時，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了，的確害怕了。有人剛剛被謀殺。也許殺手還沒離開，也許殺手剛才一直在這兒，隻是在車的另一端，也許殺手要殺死他。”我走到了陪審團席的另一端，雙手抓住了欄杆，身子前傾麵向陪審團。“他推開車門，拚儘全力儘快逃命！這是他脫險的惟一途徑。也是他惟一能想到的逃生方式：離開了那裡。這也是每一個人在那種情況下所能想到的。“接著，他眼前一片漆黑。他的後背被子彈擊中了。他絕對沒有聽見槍聲，他沒聽見任何聲響。”當我轉身離開陪審團走向哈邁爾·華盛頓旁邊的空椅子時，隻有我的鞋跟摩擦地板時發出的聲音打破寂靜，在另一張桌子旁，哈裡伯頓正匆匆地做著筆錄。第一個被原告叫上來的證人是本市驗屍官。魯珀特·希契科克大夫有著一對窄窄的肩膀，雙頰內凹，眼窩深陷，他佝僂著背坐進了證人席。哈裡伯頓問了一些關於他的執業資質和經曆等常規問題，這位醫生問答問題時神情倦怠、聲音乏力，以致哈裡伯頓好幾次要求他聲音再大一些。隻有在討論死亡本身的時候，這位好大夫的回答才變得有些生氣。當被要求描繪死者致命的創傷時，他幾乎瘋狂起來，他用示意圖講解子彈的行進路線，講解子彈如何穿透傑裡米·富勒頓的右太陽穴，打穿了他的頭骨，然後帶著頭骨的碎片鑽進大腦，導致他立刻死亡。傑裡米·富勒頓因為頭部中彈當場死亡。“安托內利先生？”湯普森法官問道，“你想詢問一下證人嗎？”希契科克大夫往前俯著身子，攥緊一隻拳頭，然後是另一隻，然後兩隻手一開一合。一絲急切、自信的笑容掛在他窄小的嘴上。“不，法官大人，”我冷冷地搖了搖頭。“我沒有問題要問這個證人。”魯珀特·希契科克的手軟了下來，開始時的微笑也消失了，他離開證人席走出了法庭的大門。我就像網球比賽的旁觀者，觀看著起訴方和他的老練的證人們來來回回的問答，跟他們每一次出庭時那些可以預見的形式沒什麼兩樣。出示證據的重擔落在起訴人一方，正如每個人被經常提醒的那樣，很難知曉這些證詞是否有什麼意義。他們必須立案，必須對罪行的每個細節進行取證，不能有一點忽略。我早就明白，少去做規定和要求，就讓起訴方用那些冗長的沒人會記得住的細節來使每個人感到厭倦。如果這種問答長時間持續下去，一些陪審團成員就會開始厭惡。另外，起訴方用的證人越多，他們出錯的機會就越多，也越容易讓人討厭，就像驗屍官的情形一樣，因此也就越難以讓人信任。起訴方的論點非常簡單：傑裡米·富勒頓是被一顆近距離射來的子彈打死的，子彈是從人行道上被告旁邊的一把手槍射出來的，而手槍是被告被警察打傷後在他身邊找到的。沒有什麼比這更直截了當的了。這一審訊過程隻用了七個證人不到三天時間。在此期間，我沒有問過一個問題。周四早上。湯普生法官坐在椅子上，溫和地向陪審團微笑著並讓公訴人傳喚下一位證人。“人民傳喚格雷奇恩·奧利裡警官出庭，”哈裡伯頓按常例叫道。我打開黑色的公文包翻看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那一頁。當證人宣誓時，我掃了一眼關於警察局報告的摘錄筆記和我設法湊齊的相關背景材料。儘管奧利裡穿著黑色的警服，腰間挎著沉重的皮槍套，但她看上去並不像一個警察。一頭棕色的短發，滿臉的雀斑和一雙淺褐色的大眼睛，使她看上去更像一個穿著戲服在扮演警察的女大學生。然而她一坐上證人席，這種印象就消失了。她僵硬且筆直地坐在那裡，注意力集中在哈裡伯頓身上，很容易使人想到她曾以同一種方式審視過一位她將要拘捕的嫌犯的一舉一動。她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像隻貓一樣。看著她，沒有人會懷疑她能迅速行動。我聽她回答公訴方的幾個基本的問題時，我記起她第一天巡邏的事。接到一個有關家庭暴力的電話後，她和同伴發現一個男人喝醉酒後大耍酒瘋，對妻子大打出手，妻子則流著血蜷縮在地板上。後來那男人抽出一把刀。奧利裡用警棍猛擊了他一下，打折了他的手腕骨。哈裡伯頓讓她談談富勒頓被殺那天晚上的情況。奧利裡聲音平穩，音量適中，流露出一絲有意識自我控製的跡象。她說話簡單明了，沒有著重強調或充滿感情。不管她對自己的所見所聞所做的陳述中摻進了什麼，聽眾也會聽到心裡。她作證說，在一次例行的巡邏中，她和馬庫斯·喬伊納警官都確信聽到了一聲槍響，喬伊納打開了車前燈，加大油門趕到那裡。“槍聲是從哪兒來的？”喬伊納警官在警車的警報聲中喊著。奧利裡環顧四周，在霧中搜尋著。“從我們後麵，”她叫道，“在這個街區，就在後麵！”她一邊叫著，一邊抓住椅背伸長脖子往後看。根據她的證詞，當警車在角落處刹車時，喬伊納扭頭看了一下他的左邊。在下一個交叉路口處，他再次扭頭向左邊看了一下。靠近下一條街的時候，他們斜著眼掃視了一下市府禮堂，試圖鎖定槍聲的位置。有什麼東西從濃霧中顯現出來。他猛踩刹車。奧利裡向後倒向乘客門的車窗時，肩膀碰到了儀表盤。警車風馳電掣般行駛在人行道上，擦過一個路燈柱後，又顛簸著回到了街上。她眼角的餘光瞥見一個差點被警車撞上的行人飛快地閃到一旁。他們圍著由兩座正方形的大樓組成的市政府整整繞了一圈。到了最後一個十字路口，喬伊納向右邊急拐彎。“在哪裡呢？”他喊道，一邊大口喘著粗氣，“還有多遠？”“我不知道，”奧利裡叫喊著回答，“不會太遠。”喬伊納放慢車速，直到警車差不多停了下來。過了一會兒，他熄滅了前燈，讓車停在了布滿濃霧的街道當中。這兒什麼也看不見，一點兒聲響也沒有，整個大街一片死寂。“你看見什麼沒有？”喬伊納緊張地低聲問道。奧利裡儘可能把頭往前探，目光沿著她這邊的街道依次搜尋著停著的車輛，但在濃濃的白霧中，她幾乎什麼也看不清，她的手在挎著槍套的皮帶上摸索著，手槍牢靠地貼在槍套裡。她把手槍拔了出來。“什麼也沒看見，”奧利裡說，她的眼睛徒勞地凝視著大霧。喬伊納把車又向前開了幾碼。“那是什麼？”他指著前方急促地問道。奧利裡也看見了，或者她認為她看見了。大霧正在使她充分發揮想像力。有一陣兒，霧氣似乎變淡了，而一會兒工夫後，濃霧又出現了。突然，在一瞬間，大霧再一次淡去。十字路口對麵，在她那邊的街上，一輛加長的深色奔馳車停靠在路邊。有一個人趴在方向盤上。喬伊納停下車，取下固定在汽車儀表盤下的手電筒，打開車門。奧利裡從她那一麵走了出來，看著喬伊納小心翼翼地朝奔馳車走去。她看見他在距交叉路口一半距離時猶豫了一下，拔出手槍，打開了手電筒。手電筒射出的一束窄小的光線穿過大霧，照在奔馳車駕駛員座位一側的車門上。一名男子的頭斜靠在車窗上，他的一邊臉貼在窗玻璃上，由於撞擊力很大，臉被黏稠的鮮血緊緊地粘在了玻璃上，玻璃上到處是鮮血。喬伊納靠近了一些。奧利裡開始往前移動，她始終靠右邊前進，手裡握著槍。她透過車窗觀察乘客座，以防有人仍然隱蔽在車窗下麵。喬伊納伸手抓住司機車門的把手。正在這時，有入從裡麵跳了起來，打開了乘客座一側的車門，他嚇了一跳，往後退了幾步，手電筒射出的光束在銀灰色的濃霧中劇烈地搖擺著。奧利裡立刻蹲下來，雙手握著槍。手電筒光束掃過一個穿著黑色夾克的人，一頂黑色的羊絨帽被往下拉到了眼睛上方，那人正在她的前麵奔跑，試圖朝角落裡跑去。他企圖逃跑。在庭上作證時，奧利裡警官沒有流露出一絲感情色彩，而是專注於在那常人無法想像的危險境況裡每一個本能的反應。她用安靜得像交談一樣的口吻述說著，平靜而有節製，直到對方問完問題後才開始回答，而且總是麵對著陪審團。她說話緩慢細致，每一個詞的次序都恰到好處。“我本來已經離車比較近了，”她解釋道，描述著她決定開槍前幾秒鐘所發生的事情。“當犯罪嫌疑人開始逃跑時，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間。他看見我。他開始向我轉過身來。他在舉槍。我知道他要開槍。於是我放了一槍，目標倒下了。”有一點讓人不解。她沒有說“開火”或“扣動扳機”。她說“放了一槍”。她也許曾經朗讀過警察訓練手冊。我幾乎能看到她最喜歡學的那一部分，一名警官在其生命遇到危險時可以放上一槍以進行自衛。哈裡伯頓完成了一對一的問話，湯普生法官問我是否有問題要問證人。“隻有幾個，”我有些抱歉地起身回答道。在哈裡伯頓耐心的鼓勵下，奧利裡逐漸變得即使不是輕鬆自在的話，至少也是比較舒服地坐在證人席上；但當我從律師席的一端走過來注視著她時，她上身直挺挺地坐著，稍微前傾，臉上帶著一副緊張又期待的神情。“公訴人問了你許多問題，肯定比我能記住的多，”我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膀，“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介意幫我一個小忙。你能否用自己的話，再次告訴我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我不是指那天晚上發生的所有事情，隻要從喬伊納警官離開巡邏車之後的那段。”她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我。當確信我的問題說完後，她開始慢慢地一五一十地陳述著她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喬伊納警官接近了目標車輛，他用手電簡照了照司機那邊的車窗。我看到一個人頭，接著看到玻璃上的血跡。接著，突然間，另一個人頭在乘客座那邊出現，他是突然冒出來的，他猛地一下打開乘客座一側的門，沿著人行道奔跑，朝拐角處跑去。”她停下來喘了一口氣，她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沒有流露絲毫情感。“我已經離車比較近了。當犯罪嫌疑人開始逃跑時，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間。他看見了我。他開始向我轉過身來。他在舉槍。我知道他要開槍。於是我放了一槍，目標倒下了。”沒有一個詞的順序顛倒，沒有一個詞被漏掉。我努力表現出一副覺得剛才聽的東西沒有什麼不正常的樣子。“是的，是的，我知道了，”我盯著鞋子說。我做出好像忘了原本想問的下一個問題的樣子，回到了律師席，開始翻著黑色筆記本裡的活頁。“我們以前沒有見過麵，對吧？”我抬起頭，問道。“是的，”她平靜地回答。我笑道，“但我們曾經交談過，對吧？”她看上去好像沒有聽懂這個問題。“你不記得了嗎？”我仍然微笑著問道。“我給你打過電話。我當時問你是否能跟你談談這個案子。”她謹慎地點了點頭。“對不起，你得大聲回答問題。法庭記者要把這些都記錄下來。”“好的，”奧利裡不情願地回答道，“我記得你打過電話。”我低頭看著筆記本裡我用手按住的一頁。“你記得你是怎樣回答的嗎？”我抬頭問道。她下巴上的肌肉稍稍收緊了一下，這動作幾乎很難察覺。“我想我曾表示不想與你談這個案子。”“是的，我想你可以這麼描述。可是，”我發出一聲短暫的、自嘲的大笑，看著陪審團，接著說道，“我所能記住的隻是電話被‘砰’地掛斷的聲音。”奧利裡一動不動地靜坐著，瞪著我。“不過，這並不十分要緊。我們現在來談談吧。憑我最近的記憶力，”我沮喪地笑道，“我一定是忘了你當時可能告訴過我的那些事了。”我搖了搖頭，表情就像一個人因做不了過去做的事情或至少做得不如過去那麼好而感到尷尬。“我來問你一個問題，”我開始試探性地說，“和喬伊納警官在謀殺之夜執勤時，你當警察有多長時間了？”“三個月。”“三個月？那麼這是你當警察之後執行的最初的幾項任務之一？”“是這樣的。”“當然，你是與一個比你有經驗的警官一起坐在巡邏車裡，是嗎？”“是的，喬伊納警官加入隊伍已有——”“我們以後會談到喬伊納警官的經驗，”我在她說完話之前打斷了她，“現在我們隻談論你。”我穿過法庭前台走到陪審團席。我倚著扶手，把手交叉在胸前。凝視著證人。“這是你第一次朝彆人開槍嗎？”“是的。”“而且你作證說那天晚上霧很大？”“是的。”“你作證時說，第一次看到司機座那邊的人是在巡邏車離目標車僅僅幾碼遠的地方。”“是的，沒錯。”“然而你卻說你不僅看到被告在逃跑時轉向你，而且還看見他手中拿著槍，還有——”“是的，”沒等我說完她就回答，“我看見了。”我十分沮喪地舉起雙手。“對不起，我問得太急了，自己也趕不上了。”我一邊朝她走去，一邊道歉。“不過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我說到哪兒了。你不介意嗎？你能再告訴我一遍——當然是用你自己的話——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從喬伊納警官離開巡邏車後開始講。”有時記憶力是很奇怪的。法學院畢業後我就再也沒讀過那個案例，儘管我聽過證人的陳述，但假如當初我沒有在我們談論天使島背麵那座被遺棄的大樓時聽克雷文提到紐約的廉價公寓和血汗工廠，我也不會記起那個案例。我在法學院裡讀過這個案例，那是每個法學院學生都學過的。血汗工廠三角襯衫公司發生了大火，幾十個婦女喪生。法庭上，一位律師讓對方的一位證人直接把她說過的故事再說一遍。當她逐字逐句說完後，律師讓她再說一遍。當她第三次逐字逐句重複時，每個人都知道她在說謊。這是奧利裡第三次重複了。但她是如此謹慎，我抓不到任何前後不一致的把柄，可是她過於謹慎了，幾次重複都是用同樣的詞句，這就使她陷入了比前後不一致更危險的境地。“當然可以，”奧利裡自信地回答道，“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喬伊納警官接近了目標車輛，他用手電筒照了照司機那邊的車窗。我看到一個人頭，接著看到玻璃上的血跡。接著，突然間，另一個人頭在乘客座那邊出現，他是突然冒出來的，他猛地一下打開乘客座一側的門，沿著人行道奔跑，朝拐角處跑去。“我已經離車比較近了。當犯罪嫌疑人開始逃跑時，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間。他看見了我。他開始向我轉過身來。他在舉槍。我知道他要開槍。於是我放了一槍，目標倒下了。”她說完後，我驚訝得目瞪口呆。“告訴我，奧利裡警官，是誰幫你排練了今天的證詞？”“誰也沒有！”她怒氣衝衝地說。“啊！全是你自己排練的！”我厭惡地搖著頭。“沒有彆的問題了。”我一邊走向律師席一邊宣布，竭力掩飾住內心的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