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最後離婚的時候，母親告訴我，她之所以嫁給我父親，隻是因為當時她已經懷上了我。她說這話時的口氣，好像確信我早就知道這回事兒似的。她似乎已經斷定，我早就明白——從一開始，就像事情可能發生的那樣——她從來沒愛過我父親，這些年來之所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隻是為了能讓我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中長大。可是我卻不像母親期望的那麼聰明，凡事也沒什麼先見之明。對我來說，我們的生活從來沒出過什麼差錯，也不曾發生過什麼不同尋常的事情。即使每年夏天母親都要獨自帶我出趟遠門，那也不過是因為我父親是個醫生，他得留在病人能找到他的地方。每年都是這樣。我放假後不幾天，母親就帶著我在火車站跟父親道彆，然後坐一宿火車去城裡。母親總是這麼提起那個地方，她生在那兒，長在那兒，也是在那裡，遇到了我父親，那時他還是個大學生。“城裡”，不管是在那兒住過，還是正住在那兒的人，都這麼叫那個地方；要是你不能馬上明白他們所說的“城裡”就是舊金山的話，他們就會覺得你有點不對勁兒。每年夏天，我們都去舊金山和母親的姐姐住上一段時間。我的這位姨媽在戰爭中失去了丈夫。住在那裡，室外沒有玩耍的地方，我隻好整天悶在家裡。惟一的樂趣來自姨媽家比我大三歲的表哥鮑比。他看我挺可憐，就帶我出去轉轉。有時候，我母親穿上盛裝，給我掖好被子道聲晚安後，就會和我姨媽一起出去。等她們離開家之後，鮑比和我就偷偷地從後門溜出去，到街上去轉悠。當然我們也隻不過是在附近的酒吧周圍，透過玻璃窗看看裡麵的熱鬨而已。有一次，我們尾隨著兩個水兵和他們召來的兩個女人，到了他們的車前。我們一直等到他們的車窗玻璃上出現了霧氣。該是我們猛敲車門，然後趕緊逃走的時候了。這一次，我們蹲下身子，挪到了駕駛座右邊的車窗前。鮑比探起頭朝車裡看了看。他突然轉過頭來，臉上帶著憤怒和驚恐的表情，緊緊抓住我的肩膀，拽著我使勁朝大街上跑去。他從來沒對我提起過他看到了什麼情景，他覺得我那個年齡還不會去做何猜想。年複一年，母親和我總是到城裡過夏天，有時候過聖誕節也去那兒。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我上中學。母親仍然經常去看她姐姐，但是每次隻住幾個星期。我不清楚她這麼快回來是因為想我，還是擔心彆人會對此有什麼看法；不過即使她願意告訴我，我對她的話也沒有多大把握。無論她怎麼說，那都不會是真話。我母親從來都不是那種藐視傳統的人，即使在她如此善於說謊的時候也是如此。我倒是遺傳了她這種顧全麵子的天分，這種天分能讓人相信，所有我冒犯彆人的地方都值得原諒。因為那些事兒不知怎麼搞的總是彆人的錯。母親完成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堅持了足夠長的時間。我完成了學業，並且當上了律師。可是她更願意我當個醫生，即使我不能滿足她的這個心願，那至少也應該加人華爾街的某家公司。在律師這一行裡，惟有那些夜校畢業的從業者，才願意接手任何一件能搞到手的刑事案件，而哈佛法學院畢業的律師們就不會那樣饑不擇食。母親打算從此離開這個家。她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跟我嘮嘮叨叨。她的心裡一直在思量：她為我作出的犧牲沒有得到任何回報，因為我總像是有意跟她作對似的，讓她的期望一次次化為泡影。她很是憤怒地提醒我，雖然我的表哥並沒有在哈佛受過教育，可人家卻已經成了舊金山一家最有名的大律師行的年輕合夥人。我最不想談起這個話題，而她卻偏偏隻對此感興趣。什麼事都是鮑比，鮑比做得怎麼怎麼好，她多麼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她固執地認為，就是因為受我父親的影響，我才連個起碼的野心都沒有。她大聲地數落著我，儘管我就站在她的麵前，可她卻更像是在自言自語，而且越說越來勁。以前她說起，她是因為懷了我才不得不跟我父親結婚時，看不出她有明顯的遺憾；而此刻，她不明白自己當時為什麼會那樣做，她說那時應該再等一等，等到我的親生父親離了婚，然後再跟他結婚就好了。我現在想到這件事，還是感到有點奇怪。但當初她說到這事兒時，我並不在乎這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在意的隻是我父親，我所知道的惟一的父親，幸好他不知道這些。當我聽到母親說，她沒把這些告訴我父親，而且永遠也不打算告訴他時，我簡直對她充滿了感激，因為她作出了這樣的選擇，隻把這事兒告訴我。此後，我們從沒談起過她最後離開我時所說的這一切。在隨後的日子裡，要是她不經意地提到父親，我甚至從沒有覺察到她的措辭中含有什麼嘲諷豫的味道。以她的秉性，她應該已經忘記了曾經對我講過的那些關於我身世的事情。她有一種驚人的能。力，能把不愉快的事情很快置於腦後。假如那天她離開時對我所說的一切真是有所用意的話，我想那也僅僅是為了說服我，讓我明白自己缺乏野心，並不是因為某種個人能力無法改變的遺傳因素。聽到她的那番話，我感到非常吃驚。她竟然一點也不了解我，因為我要比她想像的有野心得多，儘管我的野心並不表現在她所期望的那些事情上。我實在無意成為表哥那樣的人：一個僅僅為富人鑽稅法的空子提供谘詢的律師；一個從沒辦過一樁案子，也永遠不想去辦任何案子的律師。但是想想我母親說的這些，我也沒法責怪她。畢竟，在我和鮑比一起長大的日子裡，他曾經是我的偶像，而且，他曾擁有過的一切是我永遠也沒法超越的。鮑比在加利福尼亞一支最好的中學橄欖球隊打主力後衛時，我隻在波特蘭的一支無名校隊裡做替補隊員；他當選加利福尼亞大學全美最佳運動員那年，我剛成為校隊的主力。鮑比周圍總有那麼多想成為他朋友的人，也有那麼多想和他一起出去的女孩。而我在不熟悉的人麵前總覺得不自在。即使到了高中快要畢業的年齡，我也還是過於拘謹，過於自閉，以至於連自己的社交圈都沒有。自從母親不再帶我到舊金山過暑假之後，我和鮑比就很少見麵，不過我總是在遠處關注著他生活中的大事。比如在他將從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那年，他邀請過我參加他的婚禮，而我那時正在密執安大學讀一年級，去參加他的婚禮，路途實在太遠了。後來他的妻子死於癌症，我趕去參加了葬禮，那時我們已經將近二十年沒有見麵。過了幾個星期之後。我收到鮑比手寫的一封信，感謝我去參加葬禮，還說希望我們倆以後能經常見麵。一年之後，我們又一起吃了一頓晚餐，那時我正在舊金山聯邦地區法院處理一件案子。算起來，那次見麵也是兩年前的事了。此後我一直沒有鮑比的消息，直到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和他的搭檔見上一麵，談談關於接辦一件案子的事兒。那可是一件會讓全美國的辯護律師都不惜一切代價想要爭取到的案子。從傑裡米·富勒頓被謀殺的那個晚上開始，這個案子就成了所有人談論的焦點。他的屍體是在一輛停在舊金山街道上的汽車裡被發現的。謀殺美利堅合眾國國會議員當然是頭條新聞，何況富勒頓還是民主黨參加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的候選人。更令人感興趣的是，根據目前所有的報道，富勒頓競選州長的惟一原因，是他認為那將是他成為美國總統的最好機會。鮑比向我解釋說，警方已經逮捕了一個犯罪嫌疑人，但是他的搭檔阿爾伯特·克雷文似乎要向警方證實他們抓錯了人。即使他們沒有搞錯，克雷文畢竟也和疑犯的母親相識多年，他答應這位母親要儘最大的努力，替她兒子找一位辯護律師。“這事兒不該有什麼困難，”我對電話那邊的鮑比說，“辦這種案子能讓人一下子出人頭地，一個律師恐怕一輩子也難得碰上這樣的好機會，同行們都會排著隊來要求接手這件案子吧。”“城裡沒人敢碰這件案子，”鮑比回答說。這聽起來真是不可思議。要知道，無論誰接手這案子，都會馬上出名的。看來真有點不對勁兒。“阿爾伯特答應那位母親，會幫她兒子找個最好的律師。”我還記得小時候我是多麼崇拜鮑比，多麼想成為他那樣的人。我不知道他給我打電話時，是不是也想起了這些往事。如果他這樣說是在告訴我，他認為我就是那位最好的律師，我真的會更加喜歡他。他接著又告訴我，城裡本來有好幾個律師可以接手，不過他們都害怕這件案子可能會引起的連鎖反應。“連鎖反應？”他話音剛落，我便脫口問道。我倒是不在乎會有什麼樣的連鎖反應。接下來的星期一，我一早坐飛機從波特蘭趕往舊金山。飛機開始降落時，我從窗口向外望去——真不愧是他們所說的“城裡”，它總是有著那麼大的吸引力。即使在那些大橋還沒開始修建，金門大橋尚未連接北岸，海灣大橋也還不曾連接東岸之前，就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乘輪渡在海灣來來往往。大橋建成之後，更多的人，或駕車，或坐公共汽車，或乘火車，紛紛擁入這座城市。每個人都想來這兒，然而，這座在小小的半島地形上發展起來的城市，因為夾在大海和海灣之間，不可能再變得更大了。曼哈頓的那些阻光玻璃幕牆建築絕不可能矗立在這種地方，在這裡，地表下綿延數英裡的斷層任何時候出現一點輕微的移位，都可能使整座城市化做一片廢墟，就像以前曾經發生過的那樣。1906年發生的那場幾乎破壞了一切的地震，把這座城市從一種更久遠的毀滅中拯救了出來。其他城市還在持續不斷地向外膨脹著，每一幢嶄新但卻單調乏味的玻璃幕牆建築，都在以不可遏製的姿態掠奪著城市的領空，用一種難以名狀的灰色調子湮滅了城市獨特的風情。而舊金山，無論你離開她多久，無論你自己有多大變化，這裡依然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地方，依然是一個仿佛在你離開後，什麼都不曾發生過的地方；即使你一生中以前從未到過這裡，她展現在你麵前的仍然是亙古不變的容顏。不過現在這座城市，至少是在你親眼目睹的那些地方，已經開始有所變化。人們以不可遏製的天才設想把數座大橋飛架於數英裡寬的水流湍急的海灣之上，如今又發揮著同樣的天才設想建起了一幢幢摩天大樓，在這些大樓的地基裡鋪設了巨大的鋼圈，足以承受任何引起倒塌的其他震動。假使再有地震發生，這些摩天大廈隻不過會左右搖擺一下，坍塌的將會是那些木製和混凝土結構的老房子。我的視線搜尋著那些建築映在天際的輪廓線，沿著山坡直到水邊，我終於辨認出輪渡大樓上的鐘塔。不久前它還是舊金山的製高點，如今已經被淹沒在玻璃和鋼鐵的高樓大廈之中了。下了飛機，我看見鮑比已經在等我了。他站在迎接客人的人群之外，一看到我，他的嘴角便漾起一個熱切的微笑。他站在那兒的姿勢有點特彆：肩膀稍微向前傾著，兩腿分開，一雙藍眼睛不停地轉動，仔細觀察著四周的一切，警覺地準備迎接下一刻可能出現的任何情況。那副姿勢會讓人覺得，好像在他跨出步子之前，就已經在行動了。隻是在他真要行動的時候，你卻根本看不出他有什麼動作。鮑比堅持替我提行李。我們走出機場時，加利福尼亞宜人的暖風迎麵拂來。他揚起頭朝四周張望了一會兒，然後揚了揚手。我以為他在招呼出租車，而開到路邊來的，卻是一輛早已等在半個街區之外的加長轎車。我坐到後麵的座位上，鮑比坐在我對麵。他看上去有些變化，人見老了，頭發上也有了第一抹灰色，眼角上的皺紋也不知不覺地泄露了歲月的滄桑。然而他的笑容還是那麼快捷、機警，不過少了一點神采，就像一盞燈在不知不覺之間開始暗淡下來。“你能來真是太好了，”他剛剛跟司機說完怎麼走，就把頭轉過來對我說。“我知道這有點強人所難，所以我非常感激你能來這兒。”他的嗓音和以前一樣清晰，但是說話的速度比我記憶中的慢了一點。“一點兒也不是什麼強人所難，”我對他說。“無論我接不接這個案子，我都很高興你能想到我。”他像要強調什麼似的搖了搖頭，好像是要讓我明九-九-藏-書-網白我的想法並不正確，因為實際上另有其他原因。“你想錯了，讓你來不是我的主意，是阿爾伯特·克雷文求我給你打電話的。他幫了我很多忙，還從來沒讓我幫他做點兒什麼。這是我給你打電話的惟一原因：因為我實在想不出拒絕他的理由。但是，我也明確告訴他了，我隻是請你來和他談談。並不是讓你來接這個案子。乾不於由。你來定。假如你不願意，那也沒問題。你不欠阿爾伯特什麼情，也不欠我的情。你懂嗎？”這時，突然在我們正前方出現了一片金黃色的燈光，從山頭一直延伸到海灣。城塞到了。鮑比看到了我眼裡的神情。“考慮過在這兒住下去嗎？”我搖搖頭說：“我想，我會思念家鄉的雨。”說著，我有點兒虛偽地笑了笑。下了高速路，加長轎車開始在街道上慢慢地蠕動。“你在電話裡說過‘連鎖反應’，說這裡沒有一個律師願意接手這件案子；而剛才你又明確地告訴我，你並不是請我來接這個案子的。為什麼沒有一個人願意卷進這件事情呢？難道就是因為參議員富勒頓想當總統，而且據我所知，他的確很有可能當選的緣故？”鮑比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他大笑起來，然後又歎了口氣。“這根本就和富勒頓沒有關係——怎麼說也不是直接有關。沒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並為他的死感到不安。”加長轎車在金融中心的一堵深灰色的圍牆前停下來。這就是克雷文·莫立斯·豪爾公司總部，早在那些摩天大樓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這裡創辦了這家公司。他們的公司伴隨著整個城市的發展而擴大。許多成立於舊金山建城早期的小銀行、小商號創業初期就聘用他們提供法律服務，現在那些小銀行和小商號，都已經是大型的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了。當年這家公司每月賺取的費用，僅僅能維持一個月的經營開支，而現在，公司每天都在創造巨額利潤；原先的三個合夥人，創業時也幾乎一無所有，如今他們擁有的財富甚至超過他們曾經有過的最大膽的夢想。莫立斯先生和豪爾先生早就從公司的法律事務中解脫了出來。他們偶爾來辦公室，也隻不過敷衍一下他們手下成打的年輕合夥人。這些年輕人都像奴隸似的替他們乾活，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像老板那樣過上富有而悠閒的日子。這就是世界運轉的方式，或者說，至少對那些一起步就渴望征服世界，而最終功成身退在棕櫚泉擇宅而居的律師們來說，他們的世界的確遵循這樣的運行方式。阿爾伯特·克雷文卻是一個例外。他堅持說棕櫚泉那裡太熱了，玩高爾夫球也太無聊。他這麼說是不是真話，倒也無關緊要；假如他這麼認為，他就完全可以這麼說。不過，這都隻是他隨口說一說罷了。尤其是在某種場合，聊這個話題比直接回答彆人的提問，比如他為什麼如此勤奮工作，可要輕鬆多了。這麼多年以來，他仍然是早上第一個來辦公室，晚上最後一個離開。在彆人看來，他這個年紀還不得不定期花上兩個或是三個小時的時間，和他那些聲名顯赫的朋友共進午餐，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不會接受任何建議。即使沒有朋友，他的生活也不會有任何不同。在經過了四次婚姻失敗的打擊之後，法律事務已經成了能使他投入熱情的少數幾樣事情之一。他的公文包總是不離左右，裡麵的文件足以令那些年齡隻有他一半的律師們耗儘精力和體力——阿爾伯特·克雷文簡直就像個工作機器。其他人可能早就啟用一個標準的表格來辦案；或者，要是他足夠聰明的話，往往自己設計一個表格，然後重複使用。而克雷文仍然親手起草他需要的每一個文件。他聲稱有義務為委托人把整個事情從頭至尾考慮清楚，借此他絲毫不加遮掩地影射那種蔓延在行業內的敷衍潦草的工作方式。克雷文從事的業務在律師這一行裡通常被稱做辦公室訴訟。從他整個律師生涯來看，他隻出過兩次庭，而這兩次他碰巧都身體欠佳。鮑比深信我會喜歡這個人，而我對這一點卻沒什麼把握。一走出舒適安靜的加長轎車，城市的喧囂聲就撲麵而來。行人走在擁擠的街道兩邊，汽車拚命地按著喇叭，不知從哪個角落傳出了老式有軌電車的鈴鐺聲。一踏進公司大樓，這些刺耳的日常生活的交響曲就在我們身後戛然而止。我們踏著厚厚的地毯，來到三樓會議室。接待員向鮑比問好，應當說是向邁德林先生問好，她的聲音和我剛才在電話裡聽到的一樣細弱。一個瓶口很小的花瓶放在接待台上，裡麵隻插著一枝紅玫瑰，看上去還挺新鮮；我確信，花瓶裡每天早晨都會被插上一枝新鮮的玫瑰。那裡有很多人在工作，但卻好像比你獨自一人：作時還要安靜。我們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路過的每扇門都緊閉著。我們一直走到走廊儘頭的那間私人辦公室。還沒等我們敲門，門就打開了。臉色紅潤的阿爾伯特·克雷文，向我們伸出一隻又小又軟的手。他先自我介紹了一下，並且感謝我能前來，然後側過身子把我們讓進室內。辦公室裝潢得非常精致，比我曾住過的所有房子都好，不過我住過的房子為數不多。在這問奶油色調的長方形辦公室裡，有一麵牆裝飾了一個灰色的大理石壁爐，看上去似乎完全可以使用；壁爐架的正上方掛著一幅裝裱在畫框裡的油畫，畫麵上是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造成的直接後果。壁爐兩邊掛著其他油畫作品，這些畫幾乎占據了整麵牆，它們以不同的風格描述著這座城市往昔的場景。在屋子儘頭離壁爐最遠的那一角，克雷文的辦公桌就放在窗下。那是一件碩大的維多利亞風格的作品，呈黑色又略微泛著紅光，它和我以前見過的任何東西都沒有相似之處。四條敦實的彎弓形的桌腿支撐著桌麵，桌邊是錯綜複雜的曲線裝飾，巧克力色的桌麵嵌在這些繁複的桌邊裝飾中間。它難看得簡直讓人不敢相信，以至於提出任何一個和它有關的問題，比如它是從哪兒弄來的，或是它在這兒擺了多久了之類等，聽起來都會讓人覺得似乎太冒失了。這就像是麵對一位不幸遭遇毀容的親戚，你實在想不出有多少話可說；你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設法彆去注意它。克雷文穿著一身深藍色的西服套裝，淺藍色的絲綢襯衣配著淺黃色的絲質領帶。他坐在那張巨大的桌子後麵，身下的那把椅子鼓鼓囊囊，泛著珍珠灰的光澤。一副小小的無框眼鏡架在他肉乎乎的鼻子上，他的視線越過眼鏡上方注視著我。他正要開口說話，坐在我左邊那把淺棕色綢麵沙發上的鮑比突然問道：“這是不是你這輩子見過的最難看的一件家具？”克雷文把他那修剪得非常光滑細致的手指放在胸前，一絲微妙的笑意浮現在他的臉上。“我承認它不是那麼討人喜歡，可是我不能肯定我會像你所說的跟它相處一輩子，”他臉上的笑意更深了。“羅伯特真正的意圖是想讓我告訴你，我怎麼碰巧有了這麼一張桌子。出於某種原因，這個故事似乎讓他很開心，儘管我確實想不出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開心。那個故事更像是個悲劇，而不是什麼喜劇。你明白嗎，安托內利先生——”“約瑟夫，”我堅持讓他這麼叫我。“是啊，約瑟夫，”他接著說道，並且輕輕點了點頭，表示他已經拋棄了嚴謹的禮節。“阿加莎，我的第二任妻子，”他猶豫了一下，眉宇間蒙上了一種茫然而又困惑的神情，“或許是我的第三位妻子？”他一邊問著，一邊瞥了鮑比一眼。“好吧，”他聳了聳肩，“不管怎麼說，她是我的一位妻子，這張桌子是她買來送給我的。它得算是一件禮物，甚至不止如此，”他皺了皺眉頭，又加上一句，“它是一件結婚禮物。”我還沒意識到自己的反應，他就捕捉到了我的表情。“是啊，是啊，我知道，”他把眼光移到了天花板上。“一切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不過，你得理解，阿加莎覺得這是一件寶貝。不是因為它外觀上的風格，”他很快地補上下文，“她對那個根本就不在乎！她一發現這張桌子最初的主人是J·皮爾篷特·摩根，就一定要把它買下來。她在紐約索斯比的一次拍賣會七買下了它，作好了裝船運到這裡的安排，當我們還在度蜜月的時候，它就被安置在這兒了，”克雷文帶著一種惡作劇的快樂，把眼光從天花板的這邊掃到那邊。“你完全可以想像，當時我看見這張桌子出現在我的辦公室時，會有多麼驚訝，”他說著，露齒一笑，“我原來沒認為我們的蜜月會過得那麼糟！”“這隻解釋了你是怎麼得到它的，”鮑比說，“你還沒說為什麼現在你還留著它呢。”克雷文的目光從天花板上移了下來，他抱緊胳膊，整個人完全靠進椅子裡。他緊抿著嘴唇，翕動著鼻孔，麵部看上去有些扭曲。他慢慢地搖了搖頭，然後抬起眼睛，解釋道：“她堅持認為這張桌子是我們離婚的部分原因。”他從椅子裡直起身來，把胳膊肘支在結實的桌子——這件離婚時誰也不想保留的東西上。“事情並不像你們想的那樣，”他接著說道，從他眼裡閃過一絲光亮。“不是因為她恨我，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阿加莎覺得我可能會被壓垮，她認為把這張桌子留給我以減輕我的痛苦，是她能為我做的最後一件事。”他用指關節狠狠地敲了兩下這件告彆的禮物，然後說道：“我能說什麼？告訴她我惟一的痛苦就是以後得天天看著這玩意兒？”微笑還掛在他的嘴角上，可他的眼神卻變得嚴肅起來。他抬起下巴，清了清鼻子，笑容隨之消失了。“你大老遠趕來，當然不是為了來聽我講這件家具的曆史。你一定知道那件關於參議員富勒頓的謀殺案。一個年輕人被指控犯了罪。我想請你做他的律師。”“是你想請我？”我禁不住問。“他們指控的那個年輕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沒有錢，他母親也沒有。我認識她很多年了，雖然我沒見過她兒子，但我想像不出他會跟這件事有什麼牽連。但是我不得不承認，這件案子前景不妙，”他歎了口氣，接著說道：“無論如何，我都想讓他有位最好的辯護律師，而且這也正是我想請你出馬的原因。”我感到有點兒不對勁。我仍然沒法相信，在這兒他居然找不到一個人來做這件事。“舊金山有很多辯護律師，”我回答他說，“甚至我都能給你推薦一兩個。”“不。”克雷文非常堅決地說。“隻有局外人才能做這件事。我在舊金山過了一輩子，這兒可不像其他地方。這裡的每個人都相互認識，而傑裡米·富勒頓對所有人都有所了解，他了解那些管理這座城市的人，還有那些擁有這座城市的人。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願意讓他掌握的那些事出現在晨報的頭版上。順便說一下，”他又說了一句題外話，“要是他的謀殺案背後牽扯到這些人當中的某一位，我肯定不會感到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