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見到的不是芙頌，而是茜貝爾。我完全被自己的痛苦俘獲了，以至於當公司裡的人全都走掉，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裡時，我立刻明白，那會讓我感覺自己像一隻被送進了太空那無儘黑暗裡的小狗那樣孤獨。等所有人走後我叫茜貝爾來辦公室，給了她一個我們重新回到“訂婚前的性習慣”的印象。我那善意的未婚妻，用了我一直喜歡的西爾維香水，穿了她非常清楚能夠刺激我的網狀連褲襪和高跟鞋。因為她以為我度過了危機因而顯得極端幸福，所以我沒能告訴她其實情況完全相反，我喊她來隻是為了能夠稍微擺脫一下心裡的災難感，能夠像兒時摟抱我母親那樣摟抱她。於是，茜貝爾像以前那樣，先讓我坐到了長沙發上，然後饒有興致地模仿一個假想的愚蠢秘書，慢慢地脫掉了身上的衣服，甜甜地笑著坐進了我的懷裡。我就不說她的頭發、脖子、她身上那種讓我感覺完全在家的味道，她那讓人信賴的親近讓我有多放鬆了，因為明智的讀者和好奇的參觀者，會以為接下來我們要幸福做愛而大失所望了。茜貝爾也失望了。而我，抱著她時感覺是那麼好，以至於沒過多久我就進入了一個輕鬆而幸福的夢鄉，我在夢裡看見了芙頌。當我滿身是汗醒來時，我們依然摟抱著躺在一起。我們倆誰也沒說話，她若有所思，我滿是羞愧地在黑暗中穿上了衣服。街上的車燈和有軌電車“辮子”上不時閃現的紫色電光，像以前那樣照亮了辦公室。沒有任何爭論，我們去了福阿耶飯店。當我們在幸福的人群中坐到我們的桌上時，我再次想到，茜貝爾是多麼可愛，多麼漂亮，多麼善解人意。我記得，我們東扯西拉地交談了一小時，不斷和來我們桌上小坐的喝醉了的朋友們說笑，還從招待員那裡得知努爾吉汗和麥赫麥特已早早地離開了飯店。但我倆始終都在想著那無法逃避的主要問題，這從我們的沉默裡也可以看出來。我讓招待員開了第二瓶昌卡亞葡萄酒。茜貝爾也開始喝得很多。最終她說：“好了，藏書網你說吧，是什麼問題？快說……”我說：“如果我知道就好了。我的腦子好像不願意知道、明白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你也不知道，是嗎？”“是的。”茜貝爾笑著說：“我認為，你比我清楚得多。”“你認為我清楚什麼？”她問道：“你擔心我是怎麼看待你的煩惱嗎？”“我害怕因為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失去你。”“彆怕。我有耐心，也很愛你。如果你不想說就彆說了。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沒有什麼錯誤的想法，你不要因此不安。我們來日方長。”“什麼樣的錯誤想法？”她一邊笑，一邊帶著讓我放鬆的意願說：“比如，我不認為你是同性戀。”“謝謝。彆的呢？”“我也不相信你有生理上的疾病或是小時候受了什麼刺激。但我認為一個心理醫生會對你有幫助的。看心理醫生也不是什麼難為情的事情，在歐洲、美國，所有人都會去的……當然你需要告訴他不能告訴我的事情……快，親愛的，告訴我吧，彆怕，我會原諒你的。”“我害怕”我笑著說。“我們跳舞好嗎？”“那麼你承認有什麼事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小姐，請彆拒絕我的邀請。”“啊，先生，我和一個有煩惱的男人訂了婚。”說著我們起身跳舞了。在那些炎熱的7月的夜晚，我們去夜總會、飯店，出席各種聚會，我們之間產生了一種奇怪的親近、特殊的語言和——我不知道是否用對了詞——濃厚的愛。這些細節就是它們的例證。我在這裡展出的菜單和杯子也來自於那些地方。這種不是用性愛，而是用一種非常強烈的憐愛培養出來的愛，也並不完全遠離肌膚和身體的吸引，那些帶著嫉妒的眼神看我倆跳舞的人們也見證了這點。當樂隊奏響的《玫瑰和嘴唇》，或是電台音樂節目主持人播放的音樂，在潮濕的夜晚穿行在無聲無息的樹葉之間時，就像在辦公室的長沙發上抱著她那樣，我會用一種發自內心的保護欲、一種分享的樂趣和友情的力量，擁抱我親愛的未婚妻。當我聞著她脖子和頭發上那種給我安寧的味道時，我會明白，感覺自己孤獨得像一隻被送進太空的宇航狗是錯誤的，茜貝爾任何時候都會陪著我。在其他那些像我們那樣浪漫的情侶的注視下，有時我們會在舞池裡踉蹌，甚至因為喝醉幾乎滾倒在地上。茜貝爾喜歡我們這種遠離平庸世界的一半怪異一半爛醉的狀態。當左派分子和民族主義者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道上互相槍殺、銀行被搶劫和被炸、茶館被機關槍掃射時，我們卻因為一種神秘的痛苦忘卻了整個世界，這會讓茜貝爾感覺深刻。隨後，當我們坐回到桌上時，茜貝爾在酩酊大醉的情況下會重新提起那個神秘莫測的話題，但說著說著她會把它變成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於是，在茜貝爾的努力下，我的怪異、憂傷和無法與她做愛，被簡化成未婚妻在婚前對我的依賴和憐愛經受的一次考驗，在這次考驗過程中經曆的一次輕微的痛苦、一段不久後就會被遺忘的小悲劇。在那些開著快艇和我們一起遊玩的粗俗、膚淺的朋友裡，仿佛是因為我的痛苦，我們可以有彆於他們。在宴請接近尾聲時，我們也不必要和那些醉鬼們一起從彆墅的碼頭跳進海裡，由於我的痛苦和怪異，我們原本就“與眾不同”。看到茜貝爾用一種如此真誠、嚴肅的態度來對待我的痛苦，我感到幸福，這同時也讓我們彼此更加依賴。但在所有這些醉意的嚴肅中，在夜晚的某個時刻，當我聽見從遠處的渡船上傳來的憂傷汽笛聲時，或者在人群裡、在最意外的一個地方，當我以為某個人是芙頌時，茜貝爾會痛苦地發現我臉上出現的奇怪表情，她會感到黑暗的危險遠比她認為的要可怕得多。由於她的這些感覺，茜貝爾把此前作為一種友好建議提出的心理谘詢變成了7月底前必須要做到的一個條件，我也接受了，因為我不想失去她那美好的友情和憐愛。細心的讀者應該還記得那個給愛情下過定義的心理醫生，這個著名的土耳其心理醫生那陣子剛從美國回來，正在用他的領結和煙鬥，試圖讓伊斯坦布爾窄小的上流社會接受他所從事的職業。多年以後，在籌建我們的博物館時，為了去問他關於那個日子的記憶，也為了請求他把這個領結和煙鬥捐給我們的博物館，我去找了他。那時我明白，他早已忘記了我那天的煩惱，更有甚者，他甚至對我的悲淒故事一無所知，而這是伊斯坦布爾上流社會人所皆知的。就像那些日子去找他的許多顧客一樣，他也把我當做了一個完全出於好奇而去找他的健康人。而我，根本無法忘記茜貝爾像個帶兒子去看醫生的母親那樣，堅持要和我一起去的請求以及她說的那句話，她說“親愛的，我會在外麵等你的。”但我不想讓她去。茜貝爾，帶著非西方國家，特彆是伊斯蘭國家資產階級們固有的感知認為，心理治療是為那些西方人發明的一種“科學地說出秘密”的儀式，因為他們沒有用家庭團結和分享秘密的手段來治療的習慣。隨便聊了幾句，認真填好必需的表格之後，醫生問到了“我的問題”，一刹那我很想告訴醫生，因為失去了我的情人，我感覺自己孤獨得像一隻被送進了太空的小狗。但我告訴他的則是，我和心愛、漂亮和非常有魅力的未婚妻訂婚後就無法做愛了。他問我為什麼沒有了性欲。（然而我認為這是他應該告訴我的。）真主幫忙，我脫口而出地回答道：“大概是因為我懼怕生活，醫生先生。”多年後，當我再次想到這個回答時，我依然想笑，並認為還是有點對的。心理醫生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凱末爾先生，不要懼怕生活！”說完他就讓我走了，而我也再沒去找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