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最後一幕開始演出，對於初次見到東方的裝模作樣的藝術的人來說，甚至對於有些老資格的觀察家來說，這都是最最令人驚歎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後的三個月裡,西安事變所引起的政治上錯綜複雜的關係大部分都一一展現在觀眾麵前，到了最後，局麵就完全倒了過來。有人得到了大進展，大勝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敗。但是所進行的決鬥就象中國舊戲舞台上兩個古代武將所進行的決鬥一樣。他們口中連聲呐喊，手中猛舞刀劍，令人心驚膽戰，但是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碰到對方。最後，戰敗者頹然倒地，表示陣亡，過了一會兒卻又自己了爬起來，大搖大擺地走下舞台，威風凜凜，極其莊嚴。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卻完全令人眼花繚亂的太極拳。人人都“得勝”了，隻有曆史受了騙——給騙掉了一個犧牲品。“茲汗顏隨鈞座返京，聽候懲處，以昭軍紀，”張學良到南京後就對總司令這麼說。蔣介石則慨然答道：“由於本人無德無才，教導部下無方，以致發生此史無前例之事變……汝既有悔過之意，自當轉呈中樞，采取適當措施，以挽墮局。”挽救的措施是什麼？留心請看一切嚴厲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雙方表示諒解而得到寬免，懲罰和賠禮都做得恰到好處。真不愧是妥協折衷大師的傑作，完全掌握中國人所說“有實無名”和“有名無實”之間的細微差彆。蔣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個步驟是什麼？他發表一篇長篇聲明，自認無力防止叛亂，沒有儘到行政院長責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軍撤出陝西——這樣就履行了他停止內戰的諾言——並提出辭職。他要按照慣例連辭三次。實際上，他和南京方麵都並沒有把他的辭職真的當一回事，因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召開了中執會常會緊急會議，“請求”國民黨這一最高機構做四件大事：把懲處張學良問題交給軍事委員會（他本人是委員長）；把處理西北問題委托給軍事委員會；停止對叛軍的軍事作戰行動；撤銷（何應欽的）“討伐”司令部。他的建議得到了采納。十二月三十一日，張學良被軍事法庭（蔣介石本人沒有出席）判處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第二天就獲得赦免。在這期間他一直是蔣介石的妻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賓！接著，在一月六日撤銷總司令在西安的剿匪總部。兩天以後大家就知道了國民黨政學係重要領袖、曾在日本留學能說日語的外交部長張群要下台了，他是西北方麵攻擊南京“親日派”官員的主要目標。接任的是曾在美國留學的律師王寵惠博士，他是西北軍人集團讚成的國民黨政客中反日的歐美派的一個領袖。又是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二月十五日舉行全會。黨的曆史上召開這樣的會還隻是第三次。在過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預測到的，僅僅限於在法律手續上認可統治集團——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獨裁政權——事先已決定的黨政策上的重要改變。現在黨的政策要作什麼重要改變呢？對這個最高機構要提出的決議案成百上千，大多數有關“救國大計”。在一月間和二月初，蔣介石請了“病假”。他帶著張學良隱居到家鄉浙江省奉化附近的老家去。他的第一次辭呈遭拒，他又提一次。與此同時，表麵上他卸了官職，實際上卻完全掌握西北問題的解決大權，完全控製當時與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將領進行的談判。受到“貶黜”的張學良隨侍在側，實際上是他的階下囚。在南京，蔣介石的部下忙著搜集情況以供他估計西安事變所造成的擁護他和反對他的力量的新對比，重新估計他的擁護者的實力，把忠於他的人同那些準備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機分子區彆開來。西安事變真如蔣夫人所說，“因禍得福”。而且不止在一個方麵。二月十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中執會三次全會發了一個曆史性的電報（見蘇維埃刊物《新中國》，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延安。），向政府祝賀和平解決西安事件和“即將和平統一”全國。它向中執會全會提出在政策方麵作四項重大修改：停止內戰；保證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和釋放政治犯；製訂全國抵抗日本侵略計劃；恢複實行孫中山遺囑中的“三大原則”。如果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這些建議得到采納，共產黨為了“加速全國統一和抗日”，準備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嘗試，采納下列政策：（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隸屬軍事委員會指揮；（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邊區政府”；（三）在蘇區內實行“完全民主的”政體；（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國——即抗日——的任務上。但是全會在二月十五日召開時沒有正式理會這封匪電。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處理。蔣介石在他第一次發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個過程，（對他來說）感情激動。他有聲有色地敘述他拒絕書麵保證履行叛軍要求。他也談到叛軍怎麼轉變過來同意他的觀點，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記中愛國感情的流露而感動得下淚。在說了這一切以後，他最後才十分不經意和輕蔑地把叛軍的八點要求向全會提出。全會重申對總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絕了他的第三次辭呈，譴責了張學良，也同樣不經意和輕蔑地拒絕了這八點荒唐的要求。但是且慢，好戲還在後頭。與此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有條不紊地根據自己的安排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義的也許是在領導集團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的開幕詞。自從反共戰爭以來這位汪同誌第一次發言中沒有說到“安內”（即剿共）是全國頭等大事，沒有重複他的名言“抗戰必先統一”。他說，現在全國“首要問題”是“收複失土”。此外，全會還真的通過決議要先收複冀東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員會。當然，這並不是說南京要同日本開戰。它的意義僅僅是，日本如繼續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將會遭到南京方麵的武裝抵抗。但是這已是向前躍進了一大步。接著，中執會又在行政院長的建議下，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長期拖延未開的“國民大會”，在中國實行“民主”。這次是決定要召開了，不再進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會受權修改國大組織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額。總司令——又是通過汪精衛——宣布全國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加速實現民主。最後，在全會的最後一天，蔣介石發了言，保證除了賣國賊以外給大家更大的言論自由，而且他沒有提到“文匪”——這還是大家第一次聽到總司令要維護新聞自由。他並且答應“釋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聲不響地向報界發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樣。少數監獄開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然後，好象事後才想到的一樣，在這次有曆史意義的全會的最後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表麵上是為了要譴責共產黨。宣言概述了十年燒殺破壞的罪行史。這當然是國民黨對這十年的觀點。宣言問道，這些人曾經是體麵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無懈可擊的國民黨的盟友，怎麼會墮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凶手“和解”是根本談不上的，這一點豈不明顯？但是結果是，這一切空話實際上不過是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條件作準備，這使得那些仍舊不惜一切代價反對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極為反感。這些建議是什麼？全會向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不過有四個條件：（一）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二）解散“蘇維埃共和國”；（三）共產黨停止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唱反調的宣傳；（四）放棄階級鬥爭。這樣，雖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和解”談判的基礎。請注意，這些條件仍把共產黨的小小自治國、他們的軍隊、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黨、他們的將來“最高綱領”留在共產黨的手裡。或者說，至少共產黨可以這樣希望。而實際上他們就是這樣希望的。因為在三月十五日，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要求與南京方麵重開談判。蔣介石的這一切複雜手腕，為了什麼目的？顯然，這麼巧妙地搞這一套手法是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對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講話，全會的決議，按其正確的順序來讀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滿足了所有各反對派彆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剛好使他們不致於團結起來堅決反對他，但又不足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反叛。內戰停止了，很明顯，南京終於承擔起武裝抗日的任務。他答應了擴大政治自由，並為實現“民主”定了一個具體日期。最後，還提出了一個方案，國共可以據此武裝休戰共處，如果還談不上“合作”的話。同時，政府在名義上拒絕了叛軍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議。這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們一定會注意到，這些和解措施是蔣介石在南京麵臨很大敵對意見的情況下強行通過的，而且當時他個人剛剛經曆了一場巨變，險遭不測，換了一個不如他有遠見的人，很可能懷恨在心，失去理智，輕率采取報複行動——實際上，蔣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憤憤不平的部下就是這樣要求的。但是蔣介石比他們精明。他安危脫險時受到人民極大的歡迎，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擁護，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團結抗日的有力表示。對此，蔣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對西北方麵采取任何懲戒行動都會在一夜之間喪失民心。更為重要的是，西安事變暴露了他自己權力結構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這種裂痕很容易擴大為致命的破裂，使整個結構四分五裂。他現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對他有極大的好處，可以把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儘。他沒有收回在西安作出的諾言，他沒有對扣留他的人馬上進行公開的報複，他軟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脅，又作了必要的讓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這樣，他終於分裂了西北集團（這是他第一個目標），把東北軍安然無事地從陝西調到安徽和河南，把楊虎城將軍的西北軍整編後劃歸中央指揮。二月間，南京軍隊就能夠安然無事地未遭任何抵抗占領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開始同共產黨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