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總司令在西安蒙難的經過，已由總司令本人這樣一個權威人士在他嫵媚的夫人蔣宋美齡的得力合作下寫了出來。（總司令和蔣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上海）。）凡是沒有讀到過他們這本敘述中國曆史轉折點的這一插曲的引人入勝的書的，筆者竭誠奉勸一讀。我不知道近代還有什麼彆的文件比它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戲劇性了，而且也不知道有什麼文件，能夠為對中國有所了解的讀者，把中國的統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這麼分明、這麼生動的焦距上。因此，這裡所提供的事實，淺意隻是作為這位行政院長兼總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補充。他們認為西安事變是個暴行，有損於他們感情極其激動的口口聲聲要實現的個人使命，因此給我們提供了這部關於他們經曆的主觀記述。但是由於這些事件嚴重地危及他們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們極其謹慎克製，如果是在私下，他們大概會第一個承認，由於政治的原因，由於必須保持所處職位的尊嚴，他們不得不把許多有價值的材料略而不提。這裡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人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民族，大多數中國人評斷西安事變基本上不涉及倫理道德觀念。中國曆史上當然充滿了類似的事件，特彆是在描寫封建鬥爭的舊中，這是中國將領幾乎每個都背得滾瓜爛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一九二四年，“基督將軍”馮玉祥把當時的中國大總統曹錕逮捕幽禁，強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馮玉祥在公眾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蔣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以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漢民，後者是他的“把兄”，國民黨中的長輩和勁敵。另一個例子是綁架李濟琛將軍。蔣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勢力搞垮為止。其次，必須記住中國還不是個民主國家，在政治鬥爭中常常恢複到純封建手段。在報紙遭到完全控製，人民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進言或者改變它的政策，隻有一個有效辦法，那就是武裝示威，即中國人所說的“兵諫”，這是中國政治鬥爭中公認的一種手段。把感情暫且撇在一邊不說，可以認為張學良對獨裁政權頭子采取直接行動，是選擇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辦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化的生命損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錯，這是一種封建的方法，但是張少帥要對付的人物是一個憑直覺就能了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樞紐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動是根據極端現實主義來考慮的，今天一般人都認為，這一行動的客觀曆史效果是進步的。但是蔣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過嚴重危險呢？看來是如此。不過危險不是來自張少帥，也不是來自共產黨。有可能來自楊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還是來自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自有著不滿情緒的桀驁不馴的士兵，來自有組織和武裝起來的群眾，他們都要求在如何處理總司令的問題上有發言權。少壯派軍官通過決議，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和他的僚屬。部隊的情緒肯定是造成把總司令乾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卻要由共產黨人來說服他們饒他一命！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政策始終沒有明確地解釋過。許多人認為，共產黨為了要報蔣介石對他們進行十年無情戰爭之仇，現在一定會得意洋洋要求把他處死的。許多人認為，他們會利用這個機會與東北軍和西北軍勾結，大大地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南京進行新的爭奪政權的大決鬥。實際上他們一點也沒有這麼做，他們不僅力主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而且還主張由他回到南京去擔任領導。甚至蔣介石夫人也寫道，“同外辦看法恰巧相反，他們［共產黨］並不想扣留總司令。”但是為什麼不想扣留他呢？上文經常提到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體。這些口號是絕對誠實的，原因很簡單：這些口號符合一切客觀條件迫使共產黨采取的戰略的內在因素。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總之，在一切方麵，他們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個代議製的、多方麵參加的民主政體，來實現他們當前的目標。他們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民主政體，是唯一令人滿意的結構，可以團結整個民族，對日本進行反帝鬥爭，謀求獨立。而且他們充分相信，必須先有這一鬥爭，然後才談得上進一步努力在中國實現社會革命，它們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須同時帶動後者。他們通過切身經驗了解到，在勢必要滅亡整個民族的外國威脅麵前，繼續進行革命戰爭不但會進一步削弱全民放的抗戰力量，而且也會隨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潛在力量。毛澤東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是國際社會主義勝利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帝國主義最強大的一個根據地。如果中國贏得了獨立，世界革命就會非常迅速地發展。如果我國遭到敵人的征服，我們就喪失一切。”（在保安接見斯諾時的談話。著重體是斯諾用的。）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據這一論述，甚至在蔣介石被俘以前，共產黨人就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建議。在危機期間，他們始終堅持他們的“路線”，這種堅定性令人驚訝，而且他們的冷靜客觀態度在中國的極度個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見的。儘管客觀情況顯然向他們提供了許多引誘，他們還是表現出黨的紀律，凡是公正的觀察家，一定會有很深刻的印象。從一開始，他們就看到了，西安事變對他們的中心意義是有了表示他們提出統一戰線綱領具有誠意的機會。他們同逮捕蔣介石沒有關係，他們同全國一樣感到意外。但是他們對於逮捕的結局卻起了不少作用。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在聽到事變的消息後，立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支持八點綱領和參加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們就發表通電，（《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表示相信“西安領袖此次行動出諸愛國熱誠，希望迅速製訂立即抗日的國策。”通電強烈譴責何應欽的討伐，宣稱“如發動內戰，全國就會陷入大亂，日本強盜就會利用這個機會侵略我國，亡國奴的命運難逃。”為了要爭取和平解決，共產黨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礎上開始談判和召開各黨派和平會議，討論全國聯合抗日的綱領。該電明確表明了張少帥請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個事變期間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一到以後就去見了蔣介石。（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同周恩來的談話。）不難想象這次會見對總司令產生了什麼效果。蔣介石當時身體猶弱，驚魂未定，據說見到周恩來——他原來的政治副手，曾經懸賞八萬元要他首級——進了房間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嚇得臉色發白。他一定以為紅軍已經進了西安，要把他帶了去當俘虜了。這樣一種恐懼也使蔣介石夫人的標致的腦袋不安過一陣子，因為她說，她“覺得目標［如果蔣介石被帶出西安］一定在紅軍戰線後麵的某個地方。”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消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隻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裡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隻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布之前——鑒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裡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麵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彆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麵了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個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這個消息大大加強了蔣夫人對付主戰派的力量，因為她現在不僅有具體證據，證明她的丈夫還活著，而且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納所說的那樣。和平解決有了可能。十八日那天，蔣鼎文將軍帶著總司令的信到達南京，此信命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停止“討伐”。蔣鼎文將軍還有一個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難任務。作為“代表”的第一個人選，張學良自然提議孔祥熙博士，總司令的那個顎下垂肉重重的連襟，他當時不僅是財政部長，而且在蔣介石缺席期間，還是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國家首腦。孔博士表示猶豫推辭，因為“醫生勸孔博士不要飛赴西安，”蔣夫人這麼說。不過南京其他的人也勸他不要去，因為他一去就肯定會被大家認為是開始正式談判，何應欽將軍堅持，為了政府的威信，這是必須避免的。因此，作為折衷，蔣介石的妻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留學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屬南京的開明分子，即國民黨中所謂“歐美派”（他們極其反日，現在讚成統一戰線運動），他在西安是個受歡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調停人選。同宋子文飛西安的還有顧祝同將軍，他是除了何應欽軍政部長以外的南京將領中沒有在政變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將領。宋子文於二十日飛抵西安。到這時，“原則上”的總協議似乎已經達成。總司令沒有提到它，但是張學良少帥在十九日向外國報界發表了聲明，從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認為解決方案已幾乎完全求得了：“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麵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采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誌。”“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麵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但是東北軍少壯派軍官中間發生了嚴重問題。他們在張學良的軍事委員會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發言權，他們的意見現在很重要。他們受現在在西北廣泛開展的強大群眾運動的情緒的影響，起先反對在南京方麵開始執行八點綱領以前釋放蔣介石，實際上，他們大多數人堅持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蔣介石舉行“公審”，要他的命。這種當眾蒙恥的可能性，蔣介石也想到了。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發展的運動可能乾出些什麼事來，因為一九二七年一次類似的起義幾乎推翻了他。蔣介石的整個生涯就是同他稱為“暴民”的那種騷亂因素進行鬥爭，不讓他們打亂他的如意算盤。“公審”的話甚至掛在他周圍崗哨的嘴上。蔣介石寫到他聽到門外囚卒談到他的下場的話：“我聽到‘人民的判決’的話，我就明白，這是他們要用暴民作為借口來殺害我的惡毒陰謀。”但是在這裡，共產黨代表團起了極大作用。在他們自己與蔣介石會談後，他們已從他那裡得到足夠的保證（除了現在看來顯然是從客觀情況得出的保證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獲釋是會停止內戰的，而且總的來說，是會執行全部“統一戰線”綱領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保持蔣介石的地位，必須讓他在威望無損的情況下回南京去。因此他們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麼協議上簽了字，讓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審判”之辱，這些事情會無可挽救地損害他，破壞他的領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殺，內戰不可避免地會大規模爆發，國共內戰的十年僵局就會大大延長，要實現抗日民族陣線的希望就會變得渺茫。這樣的前途，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吃虧的隻是中國，得利的隻是日本。至少，共產黨是這樣辯論的。這樣，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和在西安的其他共產黨人現在花了好幾個小時，常常一談就是通宵，一再解釋他們采取這樣的政策的原因。對於東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說，他們的立場是極其費解的，因為這些少壯派原來以為共產黨是第一個要蔣介石的命的。他們有的人真的因為這種“叛賣”而氣得哭起來——因為他們仰望共產黨給他們政治領導，共產黨對他們的影響不下於張學良本人。但是，雖然他們多數人——楊虎城與他們一起——仍不相信釋放蔣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緒已經稍減。慢慢地，比較講理的態度抬了頭。張學良現在受到要他采取激烈行動的壓力減輕以後，在會談方麵就有了較大的進展。除了宋子文、端納、南京來的其他兩三個人以外，西安現在冠蓋雲集，其中有陝西、甘肅兩省主席、內政部長、軍政部次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總司令侍從室主任以及參謀總部的各色成員。他們是同蔣介石一起被扣的。他們大多數參加了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及東北軍高級將領的談判。一到正式談判開始，八項要求中顯然沒有一項是照原樣接受的，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必須維護政府體製的威信。不過中國人提出要求時總是開價很高，其實並不認為實際上是可以達到的，隻是因為開價高了以後，可以從從容容地進行實實在在的討價還價。西安也不是例外。擁護八點綱領的人認為八點綱領的實質內容按其重要性次序如下：（一）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二）執行武裝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略的決策；（三）南京撤換某些“親日派”官員，采取積極外交，與英、美、蘇俄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如果可能結成聯盟）；（四）在與南京軍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等的基礎上改編東北軍和西北軍；（五）擴大人民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某種形式的民主政體。蔣介石和張學良離開西安以前所達成的協議主要之點似乎就是這些。蔣介石並親自保證不再打內戰。蔣介石說他沒有簽任何文件，這說的肯定是實話，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他簽了什麼文件這種說法。但是雖然南京方麵和總司令保全了他們的“麵子”，後來的事件卻證明，張少帥也沒有完全白丟他的麵子。蔣夫人二十二日的抵達，無疑地加速了會談的結束。而且（象她生動地敘述她在西安三天經過所充分說明的一樣），她自己對張學良的規勸和申斥，也加速了蔣介石的獲釋。她的丈夫自喻為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蔣夫人也認為自己在扮演《聖經》中的一個角色，她引述說：“耶和華現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二十五日那天，蔣夫人還在納悶“聖誕老人是不是繞過西安而去”，這位尼克老人卻以張學良的身份出現，宣布他已說服了他的軍官們，當天就派飛機送他們回南京。結果確是如此。最後，還有最後一幕令人目瞪口呆的保全麵子的姿態。張學良少帥坐著自己的座機同總司令一起回首都去自請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