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幾個鐘頭，我一直在向徐海東和他的部下提出關於他們的個人曆史、他們的軍隊、前鄂豫皖蘇區——共產黨叫做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的古名。共產黨把這三個名字連在一起稱呼他們在這三省邊區的地方蘇維埃。）——的鬥爭、他們目前在西北的情況等等的問題。我是訪問他們的第一個外國新聞記者。他們並沒有什麼“內幕消息”、“獨得之秘”可以兜售（這種行話他們也不懂），也沒有漂亮的、成套的講話，我得反複盤問才能從他們嘴裡套出一些東西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能從這些不懂向外國人進行宣傳的藝術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飾的答複，確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們的話是完全可信的。我想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我聽到徐海東回答我的“你家裡的人現在哪裡？”時，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興趣，連忙坐直了身子。他若無其事的回答，顯然沒有準備，使我不能不懷疑這是實話。“我家的人全都給殺了，隻留下一個哥哥，他現在四方麵軍。”“你是說在打仗的時候打死的？”“哦，不是！我的哥哥隻有三個是紅軍。其餘的都是湯恩伯和夏鬥寅將軍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殺死了徐家六十六個人。”“六十六個人！”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被殺的有我二十七個近親，三十九個遠親——黃陂縣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姓徐的都給殺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在紅軍的哥哥，還有我自己。後來兩個哥哥又在作戰時犧牲了。”“你的妻子呢？”“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軍占領黃陂縣時她被俘。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的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是我逃出來的哥哥告訴我的，還有其他人被殺的事。在第五次圍剿中，徐家有十三個人逃出黃陂，到了禮山縣。但是在那裡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頭，女人小孩被槍決。”徐海東看到我臉上吃驚的臉色，就慘然一笑。“這沒有什麼特彆的地方，”他說。“許多紅軍指揮員家裡都發生了這樣的事，隻是我家損失最大而已。蔣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鄉被占領時，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下。”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談階級報複的。我在這裡必須承認，要是能夠把這個問題完全略而不談，我隻有更加樂意，因為不論在什麼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為了對紅軍表示公正起見，對於他們的敵人所采取的毀滅他們的方法，應該說幾句話。十年來國民黨一直對紅區保持全麵的新聞封鎖，在全國到處散布“恐怖”宣傳，把它自己的飛機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與財產的破壞大都歸咎於“共匪”，但事實上紅軍是根本沒有這種武器的。因此偶爾有一次聽一下共產黨對國民黨有什麼說的，不是無益的事。我一頁一頁地寫了許多同徐海東及其同誌們的談話的筆記，其中有國民黨軍隊在鄂豫皖對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點以及詳細情況。但是我無法重述我所聽到的最殘暴的罪行。這些罪行不僅無法形諸筆墨，而且（象西班牙每天發生的事件一樣），在那些不知階級戰爭中階級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懷疑派聽來，很可能是不可信的。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被認為是軍事上的必需，因為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這種殺光的辦法在鄂豫皖共和國執行得特彆凶殘，主要是因為有些負責剿共的國民黨將領是本地人，是被共產黨沒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兒子，因此報仇心切。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人口減少了六十萬人。共產黨在鄂豫皖的戰術是在廣大地區實行機動作戰，每次圍剿開始，他們的主力就撤出蘇區，到敵人境內與敵交鋒。他們沒有什麼重要的戰略根據地要防守，很容易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試探、佯攻、分散敵人兵力，以及用其他方法取得戰術上的有利條件。不過，這使得他們的“人力基地”完全暴露在外，但是在過去，國民黨軍隊遇到他們占領下的蘇區裡和平營生的農民和市民，他們是不殺的。在第五次圍剿中，象在江西一樣，采用了新的戰術。南京軍隊不再在戰場上與紅軍交戰，而是集中兵力挺進，構築碉堡，逐步深入紅區，把紅區邊界內外的整塊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滅殆儘，就是遷移一空。他們要把這樣的地方化為闃無人煙的荒地，如果後來紅軍再度占領也再無法取得補給。南京終於充分懂得，農民才是紅軍的基地，這種基地必 須毀滅。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抓了起來，送到漢口和其他城市，賣去做“學徒”。成千上萬的年輕姑娘和婦女被帶去賣到工廠裡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他們在城市裡是當作“災區難民”或者“紅軍殺害的人家的孤兒”賣掉。我記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這樣的人到了大工業城市，結果生意興隆，中間商人都從國民黨軍官那裡收購兒童和婦女。有一個時期，獲利很大，幾有影響部隊軍紀之勢。外國傳教士紛紛議論此事，篤信基督教的將軍蔣介石不得不嚴令禁止這樣“納賄”，凡從事這種交易的軍人，一經發現，嚴懲不貸。“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東說，“整個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這一度富饒的地方，留下房子極少，牛都被趕走，土地荒蕪，白軍占領的村子無不屍積成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都幾乎完全破壞。東西四百裡，南北三百裡之內，全部人口不是被殺光就是給遷空了。”“在那一年的戰鬥中，我們從白軍手裡奪回了一些這樣的地方，但我們回來時發現原來是肥沃的大地現在幾乎成了沙漠。隻有少數老頭兒、老太婆留下，他們說的情況叫我們大吃一驚。我們不能相信中國人對中國人會犯下這種罪行。“我們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這兩個蘇區當時有六萬人。兩個月後我們回來時，我們發現這些農民已被沒收土地，房屋被燒掉或炸壞了，整個地區隻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數病兒。我們從他們那兒了解到了當時發生了什麼情況。“白軍一開到，軍官們開始把婦女和姑娘分開。凡是剪短發或放腳的都當共產黨槍決，剩下的由高級軍官挑選好看的給自己留下，接著由下級軍官挑選。剩下的就交給士兵當妓女。他們告訴士兵，這些都是‘土匪家屬’，因此可以愛怎麼樣就怎麼樣。“這些地方許多青年都已參加了紅軍，但凡是有留下來未走的，都想殺死白軍軍官報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這樣。但是誰有抗議表示，誰就被當作共產黨槍決。沒死的人告訴我們，白軍中間為了分女人發生爭吵，打了起來的也不少。這些婦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汙後就送到城市裡去賣掉，那些軍官隻留少數長得好看的當小老婆。”“你是說這都是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是的，他們是湯恩伯將軍的十三集團軍和王均將軍的第三集團軍。夏鬥寅、梁冠英、孫殿才將軍也有責任。”徐海東談到另外一個縣，湖北少的黃岡縣，紅軍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從王均將軍手中收複：“在句容集鎮上，原來一條街上蘇維埃合作社生意興隆、人民安居樂業，現在成了一片廢墟，隻有幾個老人沒死。他們領我們到一條山溝裡，隻見有十七具年輕婦女的屍體，赤條條地在陽光中躺在那裡。他們是在遭到強奸後被殺死的。白軍顯然是很匆忙；他們隻有時間剝下一個姑娘的一條褲腿。那天我們開了一個大會，全軍在那裡舉行了一次追悼大會，我們大家都哭了。“不久之後，在麻城，我們到了我們以前的一個運動場。在一個埋得很淺的墳地裡，我們找到了十二個被殺的同誌的屍體。他們身上的皮給剝掉了，眼珠被挖了出來，耳朵鼻子都給割掉。看到這個慘象，我們都氣得哭了出來。“同一個月，也在黃岡，我們的紅二十五軍到了歐公集。這本來是個興旺的地方，現在卻荒無人煙。我們在鎮外走，看到一個農民的茅屋在冒煙，那是在山邊上，我們就有幾個人爬了上去但是發現裡麵隻有一個老人，他顯然已經瘋了。我們再走到山下，終於看到了長長的一堆男女屍體。一共有四百多個，他們顯然是剛被殺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幾寸厚。有些婦女屍體旁邊還有緊緊抱著她們的孩子。許多屍體都是摞在一起的。“我突然看到一具屍體還在動，過去一看，是個還活著的男人。後來我們發現有好幾個還活著，一共有十多個。我們把他們抬了回來，包紮了他們的傷口，他們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我們，這些人是從鎮上逃出來躲到山溝裡來的，在空地裡露宿。後來白軍軍官帶部隊來，在山邊上架起機關槍，對下麵的人開火。他們開了幾小時的槍，以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來看一眼又開走了。”徐海東說，第二天他帶全軍到山溝裡，給他們看看死難者的人，其中有些戰士認出他們認識的農民，這些男女有的曾經給他們找過住的地方，賣過瓜給他們，或者在合作社作過交易。他們看了極其難受。徐海東說，這次經曆加強了他的部隊的士氣，使他們決心要死戰到底，在這最後一次大圍剿剩下的十二個月當中，二十五軍沒有一個人開過小差。“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時，”他繼續說，“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死人。我們曾經進了一個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無一人，我們到燒毀的房子裡一看，就會在門口、地上、炕上發現屍體，或者藏在什麼地方。許多村裡連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裡，我們不需要情報員注意敵人動向。我們可以根據燒掉的村鎮在天空裡飄起來的煙，很容易地跟隨他們。”我從徐海東和彆人那裡所聽到的事情，這不過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戰鬥過來，最後終於西撤，不是因為他們的軍隊，而是因為他們的人力“基地”被破壞了，青年人的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整個地方失去了活力。後來我又同許多鄂豫皖來的戰士談了話，他們告訴我的故事比這還慘。他們不願再談他們看到的慘景；他們隻有在我追問的時候才說，很顯然，他們的經曆在他們的思想深處永遠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滅的階級仇恨。我們不免又要問，這是不是說共產黨自己是清白的，沒有乾下什麼暴行或階級報複的事？我想不是。不錯，在我同他們在一起的四個月中，我進行了不受限製的調查，就我由此所了解的情況而言，他們隻殺了兩個老百姓 （見下文有解釋）。我也沒有看到過有一個村莊或市鎮被他們焚毀，或者從我問到的許多農民那裡聽說紅軍喜歡縱火。但是我個人的經驗從開始到結束隻限於在西北同他們在一起的幾個月，在其他地方可能乾過什麼“燒殺”的事，我可無法證實也無法否認。同時這些年來在國民黨和外國報紙上發表的反共宣傳，百分之九十純屬胡說八道，如果對此不加懷疑，那就不免過於天真了，因為至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經可靠證實的。確切地說，上麵提到的那兩個倒黴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並不是共產黨殺的，而是寧夏的一些回民，他們恨死收稅的。關於他怎麼會不得好死，以後再說，這裡先來看看，這些回民是怎樣治理的，也許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麼要處決他的經濟學上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