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懷的司令部去，發現他有好幾個部下在那裡，正好開完會。他們請我進去，開了一隻西瓜。我們圍桌而坐，淘氣地在?9９ｌib?炕上吐起瓜子來。我注意到有一個我以前沒有見過的年輕指揮員。彭德懷看見我瞧著他，便開玩笑說，“那邊這個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認出他來了嗎？”新來的那個人馬上麵露笑容，臉漲得通紅，嘴裡露出掉了兩個門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種頑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見的人，”彭德懷又補充說。“他要你去訪問他的部隊。他叫徐海東。”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中，恐怕沒有人能比徐海東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經在湖北一個窯場做過工，外界對他很少了解。蔣介石把他稱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飛機飛到紅軍前線的上空，散發了傳單，除了其他誘惑（紅軍戰士攜槍投奔國民黨，每人可獲一百元獎金）以外，還有下列保證：“凡擊斃彭德懷或徐海東，投誠我軍，當賞洋十萬。凡擊斃其他匪首，當予適當獎勵。”可是就在這裡，羞怯地長在一對寬闊的孩子氣肩膀上的，卻是南京的懸賞不下於彭德懷的腦袋。我表示感到很榮幸，心裡在想，有一條命對你部下值這麼多的錢，不知有何感覺，因此問徐海東，他請我去訪問他的部隊是不是當真的。他是紅軍十五軍團司令，司令部設在西北八十裡外的預旺縣。“我在鼓樓已為你準備好了一間屋子，”他答道。“你什麼時候想來就告訴我好了，我派人來接你。”我們當場就談妥了。因此幾天之後，我帶了一支借來的自動步槍（這是我自己從一個紅軍軍官那裡“沒收”來的），在十名帶著步槍和毛瑟槍的紅軍騎兵護衛下前往預旺縣，因為在有些地方，我們的路線離前線紅軍陣地隻有很短的距離。與陝西和甘肅的無窮無儘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曆史性的內蒙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麵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後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後去了，速度驚人，姿態優美。五小時後，我們到達了預旺縣城，這是一個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約有四、五百戶，城牆用磚石砌成，頗為雄偉。城外有個清真寺，有自己的圍牆，釉磚精美，絲毫無損。但是其他的房子卻有紅軍攻克以前圍城的痕跡。縣政府的兩層樓房已毀了一半，正麵牆上彈痕累累。他們告訴我，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紅軍開始圍城時馬鴻逵將軍的守軍毀壞的。敵人從城外房子撤出時都縱火焚毀，以免紅軍占領後作為攻城的陣地。“縣城攻克時，”徐海東後來告訴我，“實際隻打了一場小仗。我們包圍封鎖預旺縣十天。裡麵有馬鴻逵的一旅騎兵和大約一千民團。我們根本沒有進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後，我們在城牆上放了雲梯，有一連人爬了上去，這時敵人崗哨才發現。一架機槍守住雲梯後，我們又有一團人爬了上去。“沒有發生什麼戰鬥。天亮以前我們就把所有民團繳了械，包圍了騎兵旅。我們的人隻死一個，傷了七個。我們給民團每人發一元銀洋，遣返他們回家，給馬鴻逵的部下每人兩元。他們有好幾百人不願走，參加了我軍。縣長和旅長在他們部下繳械時爬東牆逃走了。”我在十五軍團呆了五天，發現時時刻刻都是極為有意思的，而對於我這個“紅區調查員”——他們在預旺縣是這樣叫我的——來說，所有這些事情，沒有比徐海東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後，我就同他談話。我騎了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師前線，我同他一起去紅軍劇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訴我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的曆史，這在以前還從來沒有為外人充分知道過的。那個蘇區在麵積上僅次於江西中央蘇區，作為這個廣大地區的第一支遊擊隊的組織者，徐海東對它的發展詳情，幾乎無不了若指掌。徐海東給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產黨領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不論在態度上、外表上、談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實上，除了賀龍以外，他大概是指揮員中唯一的“純無產階級”。雖然紅軍中的大多數下級軍官出身於無產階級，有許多高級指揮員出身於中產階級或中農家庭，甚至出身於知識分子。徐海東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很為自豪，他常常笑著稱自己是個“苦力”。你可以看出來，他真心真意地認為，中國的窮人，農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無私、誠實——而有錢人則什麼壞事都乾儘了。我覺得，他就是認為問題是那麼簡單：他要為消滅這一切壞事而奮鬥。這種絕對的信念使他對自己的大膽無畏，對他的部隊的優勢所說的自豪的話，聽起來不至於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覺。他說，“一個紅軍抵得上五個白軍，”你可以看出，在他看來，他這話不過是說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他的自豪的熱情未免有點幼稚天真，但是極其真誠，他的部下對他的擁戴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裡。他對自己的部隊極感自豪——不論他們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戰士、騎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對他們的列寧俱樂部，他們的藝術化的招貼——的確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對他的幾個師長——其中兩個“象我一樣是苦力”出身，一個隻有二十一歲，當紅軍卻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徐海東很重視能夠表現身體強壯的事，他打仗十年，負傷八次，因此行動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遺憾。他煙酒不沾，身體仍很修長，四肢靈活，全身肌肉發達。他的每條腿、每條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過傷。有一顆子彈從他眼下穿過他的腦袋又從耳後穿出，但他仍給你一個農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剛從水稻田裡上來。放下卷起的褲腿，參加了一隊路過的“誌願參加”的戰士的隊伍。我也打聽清楚了門牙是怎麼掉的。那是在騎馬失事時碰掉的。有一天他騎馬在路上馳騁，馬蹄碰了一個戰士，徐海東拉緊韁繩想看看那個戰士有沒有受傷。馬一受驚，把他撞在一棵樹上。兩個星期後他蘇醒過來時，發現他的門牙已嵌在那棵樹上了。“你不怕有一天會受傷嗎？”我問他。“不怎麼怕，”他笑道。“我從小就挨打，現在已經習慣了。”事實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說明他今天為什麼成了一個革命者。我向他問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來很費力，因為象所有的紅軍一樣，他隻肯談打仗。我從記下的幾百字的筆記中，選出少數一些重要事實在這裡。徐海東於一九○○年生於漢口附近的黃陂縣。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窯工的，祖父一代曾經置過地，但由於旱災、水災、捐稅，後來就赤貧化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哥哥在黃陂的一個窯裡做工，僅可糊口。他們都是文盲，但因為徐海東聰明，又是幼子，所以湊錢送他上了學校。“我的同學幾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東告訴我說。“因為窮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念書，但是他們很多人都討厭我，因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爛。他們罵我時我忍不住要同他們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裡告狀，他總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輸了，他們去先生那裡告狀，打的又是我！“我上學第四年，也就是十一歲那年，參加了一場‘富人打窮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牆角裡。我們當時扔著棍棒和石頭，我扔出去的一塊石頭打破了一個姓黃的孩子的腦袋，他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那孩子哭著走了，不久又帶著他家裡的人回來。他老子說我‘忘了生辰八字 ’，對我拳打腳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頓。我就逃學不肯再去。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我從此相信，窮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徐海東就到窯廠去當學徒，在“謝師的幾年”裡沒有工資。他十六歲滿師，在三百個工人中工資最高。他微笑著吹噓說，“我做的窯坯又快又好，全中國沒有人能趕得上，因此革命勝利後，我仍是個有用的公民！”他回憶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紳：“一個戲班子到我們附近來唱戲，工人們都去看了戲。豪紳官僚的太太也在那裡看戲。工人們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這些闊老的足不出戶的老婆到底是什麼模樣，因此就盯著包廂瞧。闊老們就命令民團把他們趕出園子，結果就打了起來。後來我們廠主不得不設宴請得罪的‘貴人’吃飯，放鞭炮為那些被人偷看過的女人‘清白受玷’賠禮道歉。廠主想從我們工資中扣錢來辦酒席，我們表示要罷工來反對，他這才作罷。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徐海東二十一歲的時候因家庭糾紛一怒離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漢口，接著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窯工，攢了錢，打算回黃陂。但是他得了霍亂，等養好身體，積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參加了軍隊，他們答應他每月十元軍響，得到的就隻是“挨打”。這時國民革命在南方開始，共產黨在徐海東所屬軍隊中進行宣傳。他們有好幾個給砍了頭，卻使他關心起來。他對軍閥的軍隊感到厭惡，和一個軍官一起開了小差，逃到廣州，參加了張發奎將軍的國民黨第四軍，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當了排長。一九二七年春，國民學軍隊分成左翼和右翼兩派，這個衝突在張發奎的部隊裡特彆尖銳，這時這支部隊已到了長江流域。徐海東站在激進派一邊，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黃陂。這時他在一些學生的宣傳影響下已成了共產黨員，他在黃陂就立即開始建立黨支部。一九二七年四月發生右派政變，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但徐海東卻沒有，他單獨得出結論，覺得采取獨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把窯廠的工人幾乎都組織了起來，還有一些當地農民。從這些人中他組織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他們開始時隻有十七個人，一支手槍，八發子彈——那都是徐海東自己的。這就是後來發展成為有六萬人的紅四方麵軍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製下的蘇區有愛爾蘭那麼大。它有自己的郵局、信貸係統、鑄幣廠、合作社、紡織廠，還有總的來說組織得相當完善的農村經濟，在一個民選的政府領導之下。黃埔軍校畢業生、前國民黨軍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麵軍司令。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一九一七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領袖之一張國燾任政府主席。象江西一樣，這個鄂豫皖紅色共和國經受住了南京方麵的頭四次“圍剿”，在這個過程中反而加強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樣，在第五次圍剿中，同樣的戰略和戰術迫使四方麵軍主力最後作“戰略後撤”，先到四川，後來又到了西北。除了經濟封鎖、每天空襲、並且在鄂豫皖蘇區周圍建築好幾千個碉堡網以外，南京的將領們顯然執行一種把紅區老百姓幾乎完全消滅的政策。他們最後終於認識到紅軍的唯一真正基礎是在農民群眾中間，因此著手有步驟地消滅老百姓。在第五次圍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隊共約三十萬人，由蔣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軍校中經一年反共宣傳思想灌輸的，受到法西斯訓練的軍官來加強。其結果是一場激烈程度不下於法西斯對西班牙的侵略的內戰。統治階級的政權一旦受到威脅，它所進行的報複似乎到處都是采取同樣野蠻的方式，不論種族或膚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卻頗有啟發意義，這裡不妨花一些篇幅來說明一下這在中國是怎樣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