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教廷解體之後，神聖羅馬帝國也處於危如累卵的境地了。公元16世紀以後，歐洲各民族為了應對新的曆史形勢，開始在黑暗中摸索新的治國之策。回顧漫長的古代曆史，王朝不斷更迭，被征服地區的語言和文化也不斷發生著變化，不過通過君主或神廟來實現統治的統治方式一直都顯得比較穩定，人們的生活也是越來越安定的。但是，自公元16世紀以後的近代歐洲，王朝的更迭已無關緊要，人們將更多的關注轉移到政治與社會組織實驗的多樣性與廣泛性上。我們已提到過，公元16世紀之後的世界政治史主要是一種奮鬥的曆史——一種人類不斷完善自己的政治和社會而使之適應新形勢的奮鬥。基於新形勢本身就一直且越來越快地變化，所以為了適應它的奮鬥也表現出一種十分複雜的態勢。然而，這種適應通常情況下是一種無意識的、不情願的適應（因為多數人都不願意自發地變化），其往往跟不上形勢的變化。公元16世紀之後，政治製度與社會製度日益繁雜，也越來越不穩定，越來越無法保持平衡；人們麵臨著各種全新的需要和可能性，開始緩慢地、猶豫地開始改造人類社會的整體模式。而這一改造，其實是人類有意識、有計劃的活動。那麼，是人類的哪些生活變化，打破了帝國、牧師、商人和農民之間的平衡——一種通過野蠻民族的征服而實現的周期性更新的平衡，一種使人類在舊世界的1萬多年的曆史中始終保持著某種特定規律。由於人類的事務本身就是複雜多樣的，所以人類生活的變化也是複雜多樣的。不過，這些主要變化又似乎都歸結於同一個原因，那便是有關事物本質的知識的增長與擴展。這種知識產生於一小部分有才智的人，然後緩慢傳播起來，直到最近的500年，它迅速地傳播到廣大的民眾之間。在人類生活的變化中，由人類生活的精神變化引起的占據了很大一部分。這些變化，往往與知識的增長與擴展相伴相生，並且還巧妙地與知識融為一體。與此同時，人們不再隻滿足於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保障，他們開始追求在更廣闊的空間做出更多的貢獻，讓自身投入到更多的事務中。這就是在過去的2000多年裡，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等在全世界傳播的主要宗教的共同特征。與以往宗教用來處理人類的精神問題的方法相比，這些宗教的處理方法是全新的，以前從來沒有使用過的。從本質或效果上來說，這些新力量與那些被他們取代或改造的宗教——即以祭司和神廟為中心且有血祭傳統的宗教，是截然不同的。它們使得在早期文明中不曾有過的個人尊嚴得到了發展，促進了人類事業的參與感、責任感的發展。在人類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第一個明顯變化便是對古文字的簡化與推廣，其促使更多的大帝國和更廣泛的政治協定得以簽訂和實施。第二個明顯變化是，運輸工具的多樣性，人們最初使用馬匹運輸，後來又用駱駝，接著又發明了車輛，道路變寬了，鐵的出現又大大提升了軍事效能。接著出現的變化是，由鑄幣所引起的深刻的經濟變革，這種方便卻以危險的契約方式改變了交易、債券和債務的實質。為了適應這些新形勢，各帝國的疆域被不斷擴張，人類的思想也不斷發展。於是，地方神靈消失了，人類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即諸神混合、世界性大宗教的教義控製民眾的時代。與此同時，人們開始注重內容真實的曆史和地理書籍，人類終於意識到自己的無知，開始係統地研究學問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誕生於希臘和亞曆山大城的燦爛奪目的科學研究一度被中斷。而且，日耳曼的入侵、蒙古人的西遷、宗教改革引起的動亂以及瘟疫的大爆發，都極大地破壞了政治和社會秩序，當文明在衝突和混亂重新崛起的時候，人們經濟生活的基礎早已不是奴隸製了。最早的造紙廠，為傳播信息與協作的印刷品提供了原材料。於是，在不同的地方，追求知識和係統研究科學的思想又重現了。從公元16世紀以來，各種發明與設計作為人類係統思維的副產品自然而然地誕生了，這些發明與設計對人類之間的交流及互動有著深遠的影響。對它們而言，小範圍內的發展已經不能滿足它們了，它們不斷追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朝著對彼此有更大的利害關係、更頻繁的合作的方向發展，而且發展速度還日益加快。麵對這一切，人們顯得有些措手不及，因為大家都還沒做好準備。到了公元20世紀初期，人們的思維突然敏感起來。在這之前，史學家一直沒辦法告訴大家，如何去應對由潮水一般湧出的發明所引起的新局麵。對於剛逝去的400年，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比喻：當監獄發生火災時，被囚的犯人還在睡夢中並未蘇醒過來，根本沒意識到危險與機遇已經降臨，而他卻隻把這炙熱的火焰與劈啪作響的燃燒聲當成是過去的噩夢而已。曆史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社會的故事，所以曆史記錄中對人們交流影響最大的發明才是最有意義的發明。我們知道，公元16世紀最主要的發明，就是紙質印刷品以及使用航海指南針的遠洋航船。紙質印刷品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公共信息、教育、探討和政治活動的發展，從而引起革命性的變革；而裝有航海指南針的遠洋航船的出現，則讓環球旅行的人類夢想得以實現。另外，同樣重要的是，蒙古人在公元13世紀首次帶到西方世界的槍支和火藥，這些東西後來得到了廣泛應用和改進。因為有了它們，貴族們即使躲在城堡裡也感到危機重重，城市即使圍築著高大的城牆也不再牢不可破，封建製度也遭到了極大的衝擊。例如，秘魯和墨西哥就是屈服於西班牙槍炮的威脅之下的，君士坦丁堡也是因為槍炮的攻擊而陷落的。公元17世紀，係統的科研著作取得了極大的發展，儘管它們並不突出，但對未來的發展卻影響深遠。在這個偉大進步的時代裡，誕生了一位尤為傑出的人才，他便是後來被授予維魯拉姆勳爵的英國的大法官弗蘭西斯·培根爵士（1561年—1626年）。弗蘭西斯·培根是英國科爾切斯特的實驗哲學家吉爾伯特（1540年—1603年）的弟子，還極有可能是吉爾伯特的代言人。弗蘭西斯·培根也十分提倡觀察與實驗，還用極具說服力與想象力的語言寫了《新大西洋島》一書，表達了其願為科學研究做出貢獻的理想。隨後，倫敦皇家學會、佛羅倫薩學會等學會相繼成立，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的發展。接著，歐洲各國為了鼓勵學術研究，也紛紛成立一係列的出版或交流的國家學術機構。許多發明家都是從這些歐洲學術團體中脫穎而出的，而這些發明家的出現明顯地給那些禁錮和破壞人類思維的怪異神學史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公元17世紀至18世紀，雖然沒有出現類似紙張或遠洋航船那樣的能直接推動人類社會狀況發生變革的發明，但知識與科學能力的積累卻始終在穩步地進行著。等到公元19世紀，這種積累便結出了累累碩果了。這一時期，勘探地形和繪製世界地圖的學術研究依舊繼續著，接著，塔斯馬尼亞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一係列此前歐洲人並不知道的地區出現在了地圖上。公元19世紀時，英國人在製鐵時已經不用木炭了，而改用焦炭，從而使得鐵的製作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還可以鑄造出更大塊的鐵。這是近代機械時代即將到來的預告。就像天國的樹木會經曆發芽、開花、結果一樣，科學也需要經曆這樣的過程。當人類邁入公元19世紀以後，科學開始不斷結果，而且這樣的結果一直不會停止。最先一批果實有蒸汽機、鋼鐵和鐵路，然後又有高大的橋梁、建築以及各種具有無限動力的機器。所有的這些發明和創造，都使人類對物質的需求得到滿足的可能。更令人吃驚的是，電子科學這門深藏的知識寶庫終於向人們敞開了大門。我們在前麵做了一個比喻，把16世紀以來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比成一個仍在夢中而不知監獄失火的囚犯。事實上，公元16世紀的歐洲人也在做夢，夢想著天主教會終將再次統一神聖羅馬帝國。但是，就像我們生活某些難以控製的因素總會闖入我們的睡夢中並且還會做出一些荒謬的、具有破壞性的解釋一樣，當英國的亨利八世與德國的路德把天主教的再次統一破壞殆儘時，查理五世那昏昏欲睡的臉龐和貪吃的胃就闖入這夢境之中。到了公元17世紀至18世紀，這種夢逐漸變成了個人的君主政體。這一時期，幾乎整個歐洲都在為鞏固君主政體和加強君主專製而忙碌著，還試圖將自己的勢力擴張到鄰近的弱小國家中。此外，人民對王侯們濫用權力的行為表現出極大的不滿，還不斷發起反抗苛捐雜稅的鬥爭。其中，最早站出來反抗的是地主，隨後是控製著國內工業與海外商業貿易的商人以及有產階級。不過，在這樣的鬥爭中，敵對的雙方沒有哪一方能夠完全壓製對方——或許在這個地方是國王占了上風，但在另一個地方處於優勢地位的就可能是有產階級。在那樣一個時代，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有時候，這個國家的中心和太陽是國王，而在其鄰國，掌控者國家實權的人卻是資產階級。如此大的差異，恰好反映了這一時期各種政體具有極其濃烈的實驗性質的地方色彩。在這些國家的政治舞台上，最常見的角色便是國王的宰相們。如果是在天主教國家，那麼宰相一職往往由高級教士充任。他們國王背後的人，擔任不可缺少的角色，國王既是他們的服務對象也是他們的支配對象。因為篇幅有限，我們無法一一為讀者講述在這些國家舞台上上演的所有劇目，隻能簡單介紹一些重大事件。在荷蘭，商人們加入了新教並成為共和政體的擁護者，他們還脫離了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即查理五世的兒子的統治。在英國，亨利八世和他的宰相沃爾西、伊麗莎白女皇和她的宰相巴雷奠定了君主專製的基礎，但最終卻因為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愚蠢而讓他們的努力付諸流水。公元1649年，查理一世以叛國罪被送上了斷頭台，而這成了歐洲政治思想上的一個新轉折。從此一直到1660年，英國一直采用共和政體，國王的權力極為不穩定，屢屢遭到議會的打壓。到了喬治三世（1760年—1820年）時代，喬治三世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期恢複王權，並且在最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與之相仿的是法國國王，法國國王是歐洲所有國王中在完善君主政體方麵做得最成功的一位。黎塞留（1585年—1642年）和馬紮蘭（1602年—1661年）這兩位傑出的法國宰相，為法國建立了無比威嚴的王權。當然，法國“大君主”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在其間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是他傑出的政治才能與長期的統治，讓君主製在法國成功實現。路易十四的確是歐洲國王的典範。就權限上來說，他的才乾的確罕見。他野心勃勃，並且還通過一種至今仍令人驚歎不已的氣魄和靈活外交手腕，把他的國家領至破產的邊緣。他最基本的願望是：穩固法國，並且將法國的勢力擴張至萊茵河和比利牛斯山以及吞並西班牙的荷蘭。他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那便是要看到法國國王在重建的神聖羅馬帝國中成為查理曼大帝的接班人。對於路易十四而言，賄賂是一種比戰爭更重要的國策，接受他賄賂的人有英國的查理二世、波蘭的許多貴族，關於這些我們在後麵的文章中會介紹。路易十四的錢——更確切地說是法國納稅階級的錢，被送到了歐洲的各個角落。在他心中，沒有什麼比皇室的顯赫更重要。他那規模宏大且富麗堂皇的凡爾賽大宮殿以及其中的客廳、回廊、掛鏡、庭院、噴泉、花園和精心打造的景致等，無一不令世人羨慕和嫉妒。然而，路易十四這種奢華的生活態度給歐洲的國王和王侯們樹立了一個壞榜樣，這些國王和王侯們也都紛紛建立屬於自己的豪華宮殿，絲毫不管自己的國力與財力是否能夠承受。而各國的貴族也紛紛跟風，按照最新的樣式重修或擴建自己的彆墅。製造家具陳設和精致針織品等的輕工業由此逐漸得到發展；奢華的工藝品，如彩色的陶器、雪花石膏雕塑、鍍金木雕、金屬製品、印花皮革、精美的印刷品、壯麗的繪畫作品、大量動聽的樂曲以及上等的葡萄酒和美味的食物，四處風行。在大大的掛鏡和精美的家具之間，走動著一些奇怪的人物——紳士，他們戴著厚重的灑了粉的假發，身著鑲有花邊的綢袍，腳上蹬著紅色的高跟鞋，手上則持有一根奇怪的用以保持平衡的大手杖。而那些所謂的“貴婦”也著實令人驚歎，她們梳著高高的發髻，穿著以金屬架撐起的綢裙。在這些人中就有裝模作樣的路易十四，他把自己視為世界的太陽，卻沒有發現那些下層社會裡的一張張貧瘦而憤怒的臉正在怒視著他。德意誌民族在君主政體及其他實驗政體時代，始終處於政治分裂狀態。然而，不少德意誌王侯貴族的宮廷，均在不同程度上模仿凡爾賽宮的奢華做派。從公元1618年到1648年，德國人與波希米亞人、瑞典人為了爭奪政治霸權，掀起了一場長達30年的毀滅性戰爭，德國的國力由此大衰。戰爭結束後，勝負雙方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德意誌因此被瓜分得支離破碎——從當時的地圖上就能清楚看出這一點。從公元1648年的歐洲地圖中，我們可以發現，當時的德意誌版圖內各公國、公爵領地和自由國相互糾纏在一起，有的甚至一部分在帝國內，一部分在帝國外。我們還能看到，瑞典的勢力已經深入到德國內部；除了少數島嶼仍在帝國境內外，法國還遠在萊茵河的彼岸。在這補丁般的版圖上，於1701年建立起一個普魯士王國，而這個王國還不斷發展壯大，取得了一連串戰爭的勝利。普魯士大君主弗裡德裡希（1740年—1786年）在波茨坦建造了宮殿，大臣們講法語、法國文學，可以與法國在文化方麵一較高下。公元1714年，漢諾威選帝侯成為英國國王，由此橫跨帝國內外的王國又多了一個。在查理五世的後代中，有一支依然保持著“皇帝”的稱號，其便是統治奧地利的那一支；而西班牙的那一支，也始終緊握著西班牙的實權。此間，又出現了一位東方皇帝。自君士坦丁堡在公元1453年被攻陷後，莫斯科的大公伊凡三世（1462年—1505年）便聲稱自己是拜占庭帝國的皇位接班人，並以拜占庭的雙頭鷹作為自己軍隊的武器徽章。伊凡三世之孫伊凡四世（1533年—1584年），即暴君伊凡雷帝，采用了“沙皇”的稱號。直到公元17世紀下半葉，歐洲人才不再將俄國視為偏遠的亞洲國家。彼得大帝（1682年—1725年）接任沙皇之位後，將俄國帶入了歐洲的外交舞台，還在涅瓦河畔建立了帝國的新首都彼得堡。事實上，彼得堡是俄國與歐洲之間相互了解的窗口。除此之外，彼得大帝還在彼得堡18英裡外的彼德霍夫修建宮殿，還特地聘請法國建築師為自己設計陽台、噴泉、小瀑布、畫廊、花園以及一切與他大君主身份相配的東西。和普魯士的宮廷一樣，俄國的宮廷也使用法語。不幸夾在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是波蘭。波蘭是一個由大地主所控製的國家，國家毫無秩序可言，貴族地主們擔心會失去自己尊貴的地位，所以隻給他們自己選出的國王極為有限的權力。儘管法國費儘心機地想保住波蘭的獨立狀態，但是波蘭還是被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這三個鄰國給瓜分了。另外，當時歐洲各國的情況也各不相同：瑞士是一個由許多共和州組成的聯邦；威尼斯是一個共和國；意大利則與德國一樣，也出現了嚴重的王侯割據的情況。此時，教皇已經不敢再乾涉各國內部的紛爭，也不敢再談基督教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問題了，因為他擔心會由此引發天主教各國的叛亂。此時的歐洲，完全不存在什麼統一的政治主張，整個陷入分裂與紛爭之中。所有這些君主國和共和國的統治者，他們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擴大自己的統治疆域，都在追求入侵鄰國或建立侵略性聯盟的外交政策。這種複雜君主國時代的不良影響一直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至今歐洲人還依舊生活在它的陰影之下，同時歐洲人也始終未能擺脫那個時代所引起的仇恨、敵意和猜疑的困擾。對近代知識分子來說，對那個時代的曆史越是了解，就越覺得那個時代的曆史就像是一種令人厭倦的無聊閒話。關於這一時期的戰爭，人們經常聽到的是：某位王妃引發了某場戰爭；某位大臣因為嫉恨另一位大臣而挑起了爭戰等等。對於這些有關爭鬥的廢話，有頭腦的研究者往往會感到十分厭煩。當然，那個時代也出現了一些對後世意義非凡的事件，那就是雖然當時的歐洲國家林立，但是知識和科學的發展仍以一個較高的水平在發展，各種發明創造不斷出現。到了公元18世紀時，人們已經開始出現質疑與批評宮廷及其政治的著作，這是曆史的一種進步。如果有讀者讀過伏爾泰的《老實人》這部作品，就能夠體會作者對歐洲世界那種遙遙無期的混亂的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