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裡戈利·李特維諾夫，爽快人，地道的俄羅斯靈魂，我向您介紹。”龐巴耶夫高聲喊叫著，把李特維諾夫領到一個中等身材、地主模樣的人麵前，這人敞著領扣，穿著一件短上衣和灰色睡褲，趿著拖鞋，站在光線充足、陳設精美的屋中央。龐巴耶夫又對李特維諾夫說：“而這位，就是他，正是他本人，明白嗎？哦，總之，這就是古巴廖夫。”李特維諾夫好奇地打量著這位“他本人”。乍一看來，他沒發覺有什麼過人之處。他瞧見自己麵前有一個外表可敬但略帶幾分蠢相的紳士，大額頭，厚嘴唇，大眼睛，大胡子，寬頭頸，低垂的微斜的目光。這位紳士咧著嘴喃喃說道：“嗯……是的是的……這很好……我很榮幸……”把手高舉到自己臉上，但是馬上轉身把背朝著李特維諾夫，在地毯上來回踱步，慢吞吞地、樣子很古怪地、像是偷偷摸摸地搖搖擺擺。古巴廖夫有一種習慣，喜歡來回踱步，不時用又長又硬的指甲扯一下胡子，搔搔它。房間裡除了古巴廖夫而外，還有一位五十來歲的太太，她穿著一身舊綢衣，臉色黃得像檸檬，然而表情變化極快，上唇上麵生著黑汗毛，一雙眼睛滴溜溜直轉，像是隨時要跳出來。此外還有一個壯實的男子，弓腰縮坐在牆角上。“嗯，可敬的瑪特遼娜·謝苗諾芙娜，”很明顯，古巴廖夫並不認為有必要把李特維諾夫介紹給她，所以徑直對這位太太講，“您剛才跟我們說什麼來著？”這位太太（她的名字是瑪特遼娜·謝苗諾芙娜·蘇漢奇柯娃，是個寡婦，無兒無女，也沒有錢，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已經漂泊了兩個年頭）馬上就用一種特彆激憤的口吻津津有味地說了起來：“嗐，於是他就去見公爵，對他說：大人，他說，您這樣官高爵顯；他說，改善改善我的困境，在您值得了什麼？您，他說，不能不尊重我純真的信念！在我們這種時代；他說，難道可以由於信念而對我一個人加以迫害嗎？可您猜猜，這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公爵，高官厚祿的貴人，是怎麼做的呢？”“嗯，他怎麼做呢？”古巴廖夫咕嚕一句，沉思著，點燃一支香煙。太太直直腰，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翹起了食指。“他叫來自己的侍從，對他講：‘馬上給我把這個人的禮服剝下來拿走。這件禮服我送給你了！’”“侍從就剝了？”龐巴耶夫高舉起雙手拍了一下，問道。“剝了，而且拿走了。這就是巴爾納烏洛夫公爵乾的事，這麼一位有名的大富翁，達官貴人，有權有勢，政府的代表人物！這麼一來，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孱弱的蘇漢奇柯娃太太氣得渾身打戰，臉上不停地痙攣，乾癟的胸脯在平塌的緊身衣下劇烈地起伏，至於那雙眼睛，更沒法說：幾乎要跳出來了。其實，不論她談論什麼，它們永遠像要跳出來。“不能容忍，簡直不能容忍！”龐巴耶夫高聲喊叫，“簡直死有餘辜！”“呣……呣……從上到下統統腐敗透頂，”古巴廖夫說，然而並沒有提高聲音，“這不是刑罰可以……這需要……另外的措施。”“得啦，這是真的嗎？”李特維諾夫咕嚕了一句。“真的嗎？”蘇漢奇柯娃重複了一句，“這一點，絕對不能懷疑，絕——絕——絕對不能……”她使勁說出這個詞，以至於渾身抽搐起來，“這是一個絕對可靠的人告訴我的。而且您，斯捷潘·尼古拉耶維奇，您認識他——卡比東·葉利斯特拉托夫。他聽另外一個人講的，那個人親眼目睹了這出不成體統的醜事。”“哪一個葉利斯特拉托夫？”古巴廖夫問，“是在喀山的那個嗎？”“正是他。我知道，斯捷潘·尼古拉耶維奇，關於他有不少流言蜚語，說他從什麼包工頭，或是釀酒商手裡拿錢。可這又是誰說的呢？彼利康諾夫！但是彼利康諾夫這個人能夠相信嗎？誰都知道，他根本是個密探！”“對不起，瑪特遼娜·謝苗諾芙娜，”龐巴耶夫出來說話了，“我跟彼利康諾夫是好朋友。他怎麼是密探？”“是的，是的，就是密探！”“彆這樣，請您……”“密探，密探！”蘇漢奇柯娃尖叫起來。“不是，不是，就不是。我對您說……”這回該龐巴耶夫高聲喊叫了。“密探，密探！”蘇漢奇柯娃堅持不變。“不是，不是！至於堅捷列耶夫，那是另外一件事！”龐巴耶夫也扯開嗓門大吼起來。蘇漢奇柯娃馬上不吱聲了。“這位老爺的事，我可真知道一二，”他用自己正常的聲音接著說，“第三廳（第三廳是俄國1862年所設的政治密探機關。）傳訊他，他就跪倒在勃拉辛克拉普伯爵夫人腳下，苦苦央告：‘救救我，替我說個情！’可是彼利康諾夫絕對不做這種卑鄙的事。”“呣……堅捷列耶夫……”古巴廖夫喃喃說道，“這……這應當注意。”蘇漢奇柯娃輕蔑地聳聳肩膀。“他倆都是好樣的，”她說了起來，“不過，我還知道堅捷列耶夫的一個故事。誰都知道，他對待自己的農奴簡直像是最可怕的暴君，可是還要冒充解放派。有一次，他在巴黎到一個熟人家去玩，斯托夫人（斯托夫人（1811-1896），美國女作家，著有長篇《湯姆叔叔的小屋》（舊譯《黑奴籲天錄》），著名的保障黑人人權活動家。）突然走了進來，你們知道《湯姆叔叔的小屋》吧，堅捷列耶夫原是個傲慢得要命的人，他要求主人替他介紹介紹。可是那一位，剛一聽見他的名字，馬上就說：‘怎麼著，居然敢要認識《湯姆叔叔》的作者？’揚手就給他一個耳光！她還說：‘滾出去！馬上滾！’你們猜猜後來如何！堅捷列耶夫拿起禮帽，夾著尾巴就溜了。”“嗐，我覺得這可是太誇大了，”龐巴耶夫說，“她確實對他講了‘滾！’這是事實；但是她沒有打他的耳光。”“打了耳光，打了耳光，”蘇漢奇柯娃一再重複，又緊張得抽搐起來，“我絕不說瞎話。可您就跟這種人交朋友！”“對不起，對不起，瑪特遼娜·謝苗諾芙娜，我從來沒有把堅捷列耶夫當好朋友，我說的是彼利康諾夫。”“好吧，不是堅捷列耶夫，那就是另外一個：比如說，米赫涅夫吧。”“他又做了什麼事情？”龐巴耶夫問，已經有點心虛了。“什麼事情？像是您根本不知道？他在升天大街上當眾叫喊，應當把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關進監獄。還有，一位中學時期的老朋友，當然是窮的，去找他，說：‘我能在你這兒吃頓中飯嗎？’可他回答說：‘不，不行；今天有兩位伯爵到我這來午餐……快滾開！’”“得了吧，這簡直是誹謗！”龐巴耶夫帶著哭聲喊叫起來。“誹謗？誹謗？……第一，瓦赫魯施金公爵也在您那位米赫涅夫那兒進午餐……”“瓦赫魯施金公爵，”古巴廖夫嚴峻地插了進來，“他是我的堂兄。不過我從不讓他進門……所以嘛，沒必要提到他。”“第二，”蘇漢奇柯娃順從地朝古巴廖夫點點頭，接著往下說，“是普拉斯柯維婭·雅柯夫列芙娜親口對我說的。”“可找到了個證人！她，還有那個薩爾吉佐夫，最會說瞎話。”“哦，對不起。薩爾吉佐夫愛說謊，這不假，他偷走了亡父蓋的錦緞衾被，這一點，我什麼時候也不會跟人抬杠。但是普拉斯柯維婭·雅柯夫列芙娜怎麼跟他比！你們該還記得，她是多麼高尚地跟丈夫離了婚！可您，我明白，您永遠是……”“得，夠了，夠了，瑪特遼娜·謝苗諾芙娜，”龐巴耶夫打斷了她的話，“丟開這些垃圾，往高處飛飛吧。我可是個糟老頭子了。您讀過《Mademoiselle de Quintinie》（法語：《昆提尼小姐》。是法國女作家喬治·桑（1804-1876）的長篇，主題是反對加於年輕婦女的狹隘的宗教教育。）嗎？真是絕妙！而且跟您的主張恰好一致！”“我再也不看了。”蘇漢奇柯娃冷冷地、斷然地說。“為什麼？”“因為現在不是時候。我現在心裡隻有一件事：縫紉機。”“什麼機？”李特維諾夫問道。“縫紉機，縫紉機。應該使全體，全體婦女都有縫紉機，而且組織一些社團。（嘲諷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怎麼辦？》裡闡述的關於婦女解放的觀點。）這麼一來，她們就能賺錢自給，馬上就獨立自主了。否則，她們永遠無法解放自己。這是一個重要又重要的社會問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跟波列斯拉夫·斯達德尼茨基有爭論。波列斯拉夫·斯達德尼茨基人倒是極好，但是看這些問題輕率得可怕。他一直笑個不停……笨蛋！”“善惡到頭終有報。”古巴廖夫緩慢地，用一種又像導師，又像預言家的口吻說道。“是呀，是呀，”龐巴耶夫重複一句，“會報應的，就是會有報應的。喂，怎麼樣，斯捷潘·尼古拉耶維奇，”他又補了一句，壓低著聲音，“論文有進展嗎？”“正在收集資料。”古巴廖夫回答，皺起了眉頭，然後轉向李特維諾夫。李特維諾夫由於這一連串不熟悉的名字，還有那種瘋狂的造謠，正覺得腦袋都暈了。古巴廖夫問李特維諾夫從事什麼研究。李特維諾夫滿足了他的好奇。“啊！那麼說，是自然科學囉。作為一種學習，這是有益的。作為學習，但不是當作目的。現在的目的應當是……呣……應當是……另外一種。請問，您持有何種見解？”“什麼見解？”“是的，這指的，當然囉，指的是您有什麼政治信仰？”李特維諾夫微微一笑。“說實在的，我沒什麼政治信仰。”那位坐在牆角的壯實男子，聽見這句話突然抬起頭，注意地觀察李特維諾夫。“這是怎麼回事？”古巴廖夫帶著奇特的溫和，輕聲喃喃地說，“是還沒有考慮過，還是已經厭倦了？”“怎麼對您說呢？我覺得，對我們俄國人來說，無論是持有哪一種政治信仰，或是設想我們已經持有它，都是為時過早。請注意，我所說的‘政治’兩字，是指它本身的意義……”“啊哈！是屬於沒有十分成熟的。”古巴廖夫依然那樣溫和地打斷了他的話，走近渥羅希洛夫，問他讀了他贈的小冊子沒有。渥羅希洛夫使李特維諾夫感到很是驚奇，因為打他一進門來就一言不發，隻是愁眉苦臉，意味深長地動動眼睛（一般說，他或是高談闊論，或是沉默不語），此刻渥羅希洛夫像軍人似的挺起胸膛，腳後跟“啪”的一聲，微微點頭表示肯定。“哦，怎麼樣？還滿意嗎？”“在主要的論據方麵，還滿意。但是它的結論我不同意。”“呣……可是安德烈·伊凡內奇對我還誇獎這個小冊子呢。請以後把您的疑點告訴我。”“需要寫成書麵的嗎？”古巴廖夫顯然有點吃驚：他根本沒料到這一點。不過，他沉吟了一下說：“是的，書麵的。同時，我請您把自己的看法也寫給我……關於……關於協會的。”“您是指對拉薩爾的方式，還是對舒爾澤—德裡奇的？”斐迪南·拉薩爾（1825-1864），德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19世紀60年代初曾參加工人運動，號召運用公債製度組織一種置於政府監督之下的工人的生產協會。1864年，拉薩爾曾與舒爾澤·德裡奇就這個問題進行論爭。所以渥羅希洛夫提出：是指拉薩爾的方式，還是舒爾澤·德裡奇的。（舒爾澤·德裡奇（1808-1883），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1849年起從事動員德國工人及小手工業者建立互助合作和儲貸銀行的工作。）“呣……兩個都要吧。在這方麵，您知道，對於我們俄國人來說，財政方麵是特彆重要的。哦，還有勞動組合……作為核心……這些全都要搞清楚。必須研究。同樣還有農民份地（指革命前由地主或村社分給農民的土地。）的問題……”“您呢，斯捷潘·尼古拉耶維奇，您對什一稅（指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納教堂。）的數量有什麼意見？”渥羅希洛夫問，聲音裡帶著尊敬的客氣。“呣……那麼村社呢？”古巴廖夫沉思地說，咬著一綹胡子，兩眼直瞪瞪地盯著桌子腳，“村社……您理解嗎？這是個偉大的字眼！（作者在此處流露了自己對農民村社等問題的否定。19世紀60年代初期，《現代人》及《鐘聲》兩雜誌發生了對農民村社的曆史作用及意義的論爭。赫爾岑認為俄國保存了村社所有製，因此是唯一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方麵同意赫爾岑的觀點，肯定村社是俄國未來的社會主義結構的基礎；但不同意他由此而推論西歐不可能有社會複興。屠格涅夫以為農民村社及連環保無論對地主還是政權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不相信農民的革命傾向。他認為《鐘聲》的編者們沒有看到人民非常保守，甚至具有穿羊皮襖的資產者的胚胎（見《屠格涅夫書信集》第5卷，第51-52頁），所以把跟人民完全格格不入的社會民主傾向硬加在人民身上了（見《屠格涅夫書信集》第7卷，第13頁）。）而後，這些火災……政府反對主日學校、閱覽室、報刊所采取的這些……措施又意味著什麼……（1862年5月，彼得堡城中心連續發生大火。圍繞“誰是縱火者”問題，出現了劇烈的爭論，形成不同陣營。以赫爾岑為首的進步人士和革命者，揭露縱火犯是警察；而沙皇政府則一口咬定是波蘭人、大學生及革命者，並借此加重鎮壓，關閉主日學校及閱覽室、禁止進步雜誌、取消窮苦學生的補助，等等。）還有，農民不同意在章程的約紙上簽字的事？（指廢除農奴製以後，確定地主和農民相互間經濟關係的文件。）最後，在波蘭發生的事情？（1862年6月，波蘭帝國總督康士坦丁大公遭暗殺，反動當局加緊對波蘭革命者的鎮壓。1863年，波蘭民族解放運動興起，舉行了反對俄國專製的武裝起義。）難道您沒看到，這一切導致什麼後果？難道您沒有看到……呣……我們……我們現在需要和民眾打成一片，了解……了解他們的意見？（古巴廖夫在這裡重複了巴枯寧的文章《致俄國、波蘭及全體斯拉夫民族的朋友們》（1862年發表於《鐘聲》雜誌）裡的話。）”古巴廖夫突然被一種沉重的、幾乎是憤懣的激動所控製，他甚至漲紅了臉，用力地喘著氣，但仍然沒有抬起眼睛，不斷嚼著胡子，“難道您沒有看到……”“葉夫謝耶夫是個卑鄙小人！”蘇漢奇柯娃突然脫口而出，原來龐巴耶夫一直在對她說些什麼，不過由於對主人的尊敬壓低了聲音。古巴廖夫猛然一轉身，又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新客人開始不斷出現，到了聚會快結束的時候，來的人相當多。其中有被蘇漢奇柯娃臭罵過的葉夫謝耶夫先生：可她現在卻非常友好地跟他交談，而且請求他送她回家。還來了某位畢沙爾金，一位理想的中間和解人（指農奴製廢除後，由貴族中選來為調解地主與農民間糾紛的中間人。），這種人也許正是俄國當前所需要的，也就是說，雖然眼光狹窄，知識短淺，沒有才能，但是認真、有耐心而且正直。他那區的農民簡直崇拜他，而他自己也非常自尊，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值得尊重的人物。還來了幾個軍官，他們到歐洲來短期度假，非常高興有機會跟聰明的甚至有點危險的人物來往，他們當然很謹慎，而且並沒有把團長拋諸腦後。兩個海德堡的文弱的大學生也跑到這兒來了，一個始終輕蔑地東張西望，另一個神經質地哈哈大笑……兩人都感到不自在，跟在他們之後，擠進來一個法國人，俗話叫作petit jeune homme（法語：微不足道的年輕人。）：邋遢、寒酸、笨頭笨腦……因為有幾個俄國伯爵夫人看上了他，所以他在自己的商品推銷員的同夥中間有點名氣，可他本人卻更希望能吃點白食。最後出現的是季特·賓達索夫，表麵看起來，這是一個好喝酒、喜歡決鬥、吵吵鬨鬨的大學生，但實際上是個富農，騙子手，口頭上的恐怖分子，天生的警察分局局長，俄國老板娘和巴黎娼婦的密友，他禿頭、無齒，成天醉醺醺的。他進來的時候滿臉通紅，樣子很難看，他再三說，他連最後一文錢都輸給“這個小滑頭潘納謝特”了，其實是他贏了十六個銀幣……總而言之，來了許多客人。奇怪的是，真正奇怪的是全體客人對古巴廖夫那副恭恭敬敬的態度，真像對待導師或是首領，他們向他陳述自己的疑惑，請他評斷，而他一一回答以……哼哼嗯嗯，揪扯著胡子，旋轉著眼珠，或是說些斷斷續續、無足輕重的話，馬上就被人奉為最高智慧的格言。古巴廖夫本人極少參與辯論，因而其他的人更加熱衷於扯開喉嚨大叫。不止一次地三四個人同時大聲喊叫了十來分鐘，可是大家心滿意足，相互理解了。談話延續到深夜，照例有大量各色各樣的話題。蘇漢奇柯娃談到加裡波第（加裡波第（1807-1882），意大利愛國者。），談到某一個卡爾·伊凡諾維奇竟被家仆們毒打了一頓；談到拿破侖三世，婦女勞動，談到商人普列斯卡奇夫，分明是他把十二名女工活活累死了，反而因此得到一枚“造福社會”的獎牌；又談到無產階級，談到格魯吉亞公爵丘克切烏利謝夫用大炮射死了自己的妻子，還談到俄國的未來。畢沙爾金也大談而特談俄國的前途、談專賣、談民族性的意義，還說到他最恨的是庸俗。渥羅希洛夫突然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一口氣提到不少人，差點沒噎著，什麼德萊比爾、費爾霍夫、謝爾貢諾夫、畢夏、亥姆霍茲、斯達爾、斯都爾、萊蒙特、生理學家約翰·米勒和曆史學家約翰·米勒（很明顯，他把這兩個人搞混了）、泰納、雷南、沙波夫，然後又是湯姆斯·奈施、皮爾、格林……（渥羅希洛夫隨口說了一連串名人的名字，既無必要又無聯係。屠格涅夫以此嘲諷渥羅希洛夫本想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學多才，反而使人覺得他淺薄。德萊比爾（1811-1882），文化史家、美國工業資產階級理論家；費爾霍夫（1821-1902），德國生理學家、白細胞病理學奠基人；謝爾貢諾夫（1824-1891），俄國著名政論家、革命民主主義者；畢夏（1771-1802），法國解剖學家、生理學家及醫生；亥姆霍茲（1821-1894），德國卓越的物理學家及心理學家；斯達爾（1805-1876），德國作家；斯都爾（1815-1856），斯洛伐克作家；萊蒙特（1808-1887），德國曆史學家；泰納（1828-1893），法國文藝理論家、《藝術哲學》的作者；雷南（1823-1892），法國語言學家；沙波夫（1830-1876），俄國曆史學家、民主主義陣營的社會活動家；湯姆斯·奈施（1567-1601），英國戲劇家；皮爾（1558？-1597？），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格林（1560-1592），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龐巴耶夫驚駭地喃喃說道：“這些家夥都是些什麼人哪？”“莎士比亞的前輩，他們之於莎士比亞，就像是阿爾卑斯山脈之於勃朗峰（勃朗峰為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渥羅希洛夫簡潔有力地回答，並且也同樣的涉及俄國的前途。龐巴耶夫也談論俄國的前途，甚至還添枝加葉地描繪得五光十色，但是他以特彆的狂熱談到俄國音樂。他認為它“嗚呼，極為宏大”，而且哼了一段瓦爾拉莫夫（瓦爾拉莫夫（1801-1848），俄國作曲家。）的浪漫曲為證，但馬上就被大家叫嚷著打斷了：“瞧瞧，他唱的是《流浪詩人》中的Miserere（指威爾第1853年寫的歌劇《流浪詩人》中的一段詠歎調。），而且唱得那麼糟糕。”一個年輕軍官乘著大家不注意大罵俄國文學，另一位引了《火星報》（《火星報》於1859年創刊，這是一份具有革命民主主義傾向的俄國諷刺雜誌，主編為詩人庫羅契金和漫畫家斯傑潘諾夫。）的幾首小詩。而季特·賓達索夫更乾脆：他說，應該把所有這幫騙子手的牙齒統統打掉——這就結啦！可是並沒有指明究竟誰是騙子手。雪茄煙的煙味使人窒息，大夥都又熱又悶，所有的人嗓子都叫啞了，所有的人眼睛都失去了光彩，人人都汗流滿麵。冰啤酒剛一拿進來，刹那間就剩下了空瓶。這一個說：“剛才我說什麼啦？”另一個問：“方才我是在跟誰爭論來著，又在爭什麼？”而在這種喧嘩與烏煙瘴氣之中，古巴廖夫依舊是捋著胡子，不知疲倦地在房間裡晃晃悠悠來回踱步，時而側耳傾聽某一種議論，時而插上一兩句話。不論什麼人都不由自主地覺得，隻有他，古巴廖夫，才是所有人的領袖，而且他是這兒的主人，是首要人物……快到十點的時候，李特維諾夫頭痛極了，正巧蘇漢奇柯娃想起了巴爾納烏洛夫公爵最近乾的一件壞事：據說他差點沒下令把一個人的耳朵咬下來，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陣尖叫，李特維諾夫乘機不聲不響地悄悄走了。清新的晚風溫柔地拂著李特維諾夫滾燙的臉，像是一股芬芳的清流淌進他那乾渴的嘴裡。“這是怎麼啦，”他走在幽暗的林蔭道上想著，“我為什麼要參與這些？他們為什麼聚集在一起？為什麼要拚命地叫呀罵呀？這一切為了什麼？”李特維諾夫聳聳肩膀，走進韋伯咖啡廳，拿了份報紙，要了一客冰淇淋。報上議論著羅馬問題（指1862年意大利革命者抵抗法國占領軍，解放羅馬的事。），而冰淇淋很不好。他正想起身回去，突然一個頭戴寬邊禮帽的陌生人朝他走來，用俄語說著“我不打擾您吧？”就在他那張小桌旁坐了下來。李特維諾夫仔細打量著這個陌生人，這才認出他就是那個縮在古巴廖夫屋角的壯實男子，談論政治信仰時，他曾非常注意地看了李特維諾夫一眼。這位先生整整一晚上沒有開口，此刻，他坐在李特維諾夫身旁，摘下帽子，友好而略帶幾分惶惑地看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