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倡言“撫事”已屬不易，那麼，操作“撫局”就更是為難。事實上，當欽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撫夷”的使命後，他就立即發現自己其實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麵，桀驁不馴的“逆夷”不肯“就撫”；另一方麵，自以為是的皇上又不願讓步。兩邊的來頭都很大。“前者以兵勢追之，後者以權勢壓之”，夾在中間的耆英等人兩頭受氣，也就隻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對“鬼子”扮笑臉，對“主子”做鬼臉了。（《天朝的崩潰》，第445頁。）耆英等人如何對“鬼子”扮笑臉，《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但我認為其中最可笑的，是兩江總督牛鑒在1842年8月6日發給英國“全權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會。牛鑒在照會中說，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帶兵之員，便是“揚威將軍”奕經，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鑒不顧後果，“三次冒死據實陳奏”，我們萬歲爺才恩準了。然而，當此“講和之際”，“貴國大邦兵船忽然來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啟兵端”。於是牛鑒質問道：“試問貴國信在何處，義在何處？”牛鑒的話說得振振有詞，然而今天看來卻極為可笑。按照牛鑒的邏輯，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據實陳奏”（其實並無此事），你們這些“逆夷”想要“講和”，原本是講不成的。那麼，不看僧麵看佛麵，看在我牛鑒“冒死陳奏”的麵子上，也該客氣一點吧？你們倒好，恩將仇報，把兵船都開來了！這豈不是太不夠哥們兒，太不夠意思，太不給“本部堂”麵子，存心要破壞和談的“大好局麵”嗎？豈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當成了驢肝肺嗎？聽聽，聽聽，這都是些什麼話！這哪裡是“天朝大吏”辦外交，簡直就像是江湖黑幫“吃講茶”！至於譴責對方破壞和談的“大好局麵”，則更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鬼子”是不吃這一套的。牛鑒此言，豈非“對牛彈琴”？更不像話的是，牛鑒把皇上和同僚都給“賣”了。按照他的說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麼好鳥，隻有他牛某夠哥們兒。這又是什麼話！幸虧當時無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鑒有幾個腦袋？看來，牛鑒實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擇言嘛！耆英則一開始就欺上瞞下，兩頭哄騙。1842年5月17日，英軍重兵逼近乍浦，耆英聞訊大驚失色，也顧不上什麼請旨不請旨，即派伊裡布前往，“體察情況，設法羈縻，宣布天威，示以大義”。可惜“逆夷”並不害怕什麼“天威”，也不講什麼“大義”，反倒發來一份照會，態度惡劣，語氣強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態願意按照他們的條件辦理。耆英一夥既不敢答複對方，也不敢如實上奏，反倒繼續撒謊，在29日的奏折中專挑好聽的話說，道是“該酋深知感激，隻求通商（其實根本不是英方的條件），言詞尚為恭順（其實是咄咄逼人）”。至於自己的對策，耆英的說法是：“當此逆焰方張、戰守兩難之際，固不敢輕言攻剿，亦不敢專恃羈縻，惟有恃以鎮靜，殫心竭力，相機辦理。”全是一派空話！其實哪有什麼“鎮靜”，又哪裡“鎮靜”得起來？乍浦失陷，吳淞告急，耆英、伊裡布火燒屁股，屁顛屁顛地由杭州而嘉興而王江涇而江蘇昆山，“一路尾追英軍講和”。然而“鬼子”卻不跟他們講，萬歲爺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羈縻，不特與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於是下令：著耆英、伊裡布與牛鑒等人“專意剿辦，無稍遊移”。耆英等人這次決計抗旨。他們很清楚，什麼“專意剿辦”，“逆夷”不再進攻就是好事！什麼“無稍遊移”，皇上本人就一再“遊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遊移”了，因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據說是英軍“大元帥吳夏密”張貼在寶山縣城裡的“告示”。現在可以肯定，這份“告示”是偽造的，隻不過不知是何人偽造而已。因為“大元帥”一詞向為英軍所不用，“吳夏密”則實在不知為何人。因此可以斷定是偽造。日本學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認為就是耆英偽造的，茅海建先生則認為不是。但無論是何人偽造，都可以肯定這是耆英等人對皇帝扮的一個鬼臉。這份“英軍大元帥吳夏密”的“告示”說：五年前，“因本國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清國不許通商”。為此，我國“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詐我”，“不肯保奏朝廷”，隻好發兵扣闕，意在“殺儘奸徒”，並不乾你們百姓的事。爾等隻管安居樂業，“毋得驚慌亂竄”。十日之內，本帥將“整頓三軍，再扣北闕，直抵京師，自行講話”，爾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擾雲雲。顯然，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國人思維方式寫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個“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說法，十分符合中國邏輯，也十分符合朝廷對這場戰爭定下的調子。事實上，這場戰爭一開始，那些領兵上門前來要挾訛詐的敵凶，就被看作和說成是受了“委屈”來“告禦狀”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國外相巴麥尊挑起戰爭的照會，就被譯成“求討皇帝昭雪申冤”（其實意思是“要求皇帝賠償並匡正”）。這次也一樣，也是來“告禦狀”。既然是來“告禦狀”，當然要“討個說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隻好“直抵京師，自行講話”了。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況，“命我求和”，是他喜歡聽的；“奸臣詐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師，自行講話”，則是他不願意看到的。於是決定：既然如此，那就還是“設法羈縻”，“撫賊”了事！不過，道光皇帝還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應守則守，應剿則剿，斷不可稍存畏葸，致懈軍心，是為至要！”對於英方的條件，他也一再討價還價，不肯批準，而要耆英他們去講道理。他天真地認為：“該逆既來訴冤，經此推誠曉諭，當可就我範圍。”這下子牛鑒急了，隻好說出實話：“危迫實不可言！伏求皇上速決大計，以拯民命！”大概這一回道光皇帝總算是明白了。什麼“訴冤”，什麼“求和”，都是扯淡；什麼“恭順”，什麼“感激”，都是假的。隻有咱們打不贏了才是真的。但他還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國”，怎麼就打不贏那“蕞爾島夷”呢？（在批準“南京條約”的“聖旨”上，道光皇帝悲憤地寫道：“覽奏忿懣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機一至如此！”見《天朝的崩潰》，第462頁。）這當然說來話長，但其實隻說一條也就夠了：“島夷”們戰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裡迢迢來回請旨的。不像咱們，事無巨細，都得您老人家“恩準”。因此，他們也用不著撒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