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劉韻珂這個人物就很有點意思了。劉韻珂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是個“另類”。他不是滿人，不是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隻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他家境平常，關係不多，既無顯赫家世，也沒有後台老板，然而官卻升得很快，14年間（其中包括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製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撫，成為地地道道的“方麵之員”。茅海建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他“辦事結實”又“為人乖巧”。（《天朝的崩潰》，第411頁。）辦事結實，皇帝欣賞；為人乖巧，同僚喜歡。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劉韻珂的一路青雲直上應該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彆用心”。九-九-藏-書-網劉韻珂的“特彆用心”在這場戰爭一開始時就表現出來了。作為巡撫，劉韻珂雖然名義上是浙江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但實際上卻是當不了家的。因為在他之上，還有三位欽差（伊裡布、裕謙、耆英）一位將軍（奕經）。然而劉韻珂卻並不因此而袖手旁觀。相反，他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工作，又決不居功，因而頗得皇帝和長官的喜歡。關於這一點，《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此處不贅。這裡要說的是，正是他的這種“特彆用心”，才使他講出了彆人想講又不敢講的話，而且成功。這正是劉韻珂“另類”的地方。前麵講過，在這場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隻許言“剿”不許言“撫”，隻許言“勝”不許言“敗”的。由此便逼出了許多謊言。等到前方“戰事糜爛”，許多人都意識到“事不可為”的時候，卻又三緘其口，噤若寒蟬。每個人都顧慮著自己的頂戴和腦袋，沒有人敢出來說真話。這個時候，劉韻珂說話了。劉韻珂說話並不容易。他沒有後台沒有背景，一條小命晃晃悠悠，隨時都可能因為“出言不遜”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顏伯燾一樣，曾是鐵杆的“主剿派”，而且曾為浙江防務殫精竭慮。要他主張由“剿”改“撫”，不要說彆人，他自己就通不過。然而不可收拾的戰局使劉韻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鎮海、寧波接連失陷，葛雲飛（定海）、王錫朋（壽春）、鄭國鴻（處州）三鎮總兵相繼戰死，欽差大臣裕謙兵敗自殺，這一連串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打得劉韻珂大驚失色，目瞪口呆。驚駭之後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連定海、鎮海這樣的防禦工事都擋不住“英夷”的淩厲攻勢，裕謙、三總兵這樣的忠臣良將都壓不住“逆賊”的囂張氣焰，那麼，我們還能指望什麼？尤其是，當所謂“揚威將軍”奕經兵敗浙東，倉皇出逃，夜奔杭州時，劉韻珂的熱情降到了零度，頭腦也清醒起來。出於憂國，也出於憂民，他決定上書朝廷，調整政策。不過，僅僅敢說還不行，還得會說。劉韻珂恰恰就是一個“會說”的人。在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開了“剿撫之爭”，甚至隻字不提“撫”或“羈縻”，而隻是提出繼續進行戰爭的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慮”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動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條：浙江去年雪災，春糧多未布種，物價與日俱增，小民度日艱難，人心浮動，盜賊四起，而地方官又忙於戰事，無暇兼顧。在這樣一種動亂時期，誰能保證沒有“不呈之徒乘機而起”？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讓道光驚心的。對於一個專製君王來說，頭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權。“英夷”雖然可惡，但畢竟隻是要求通商、賠款、割地，並無滅清亡國之意，也動搖不了國本。然而一旦民眾造反，則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統治者們儘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天朝的崩潰》，第419頁。）道光皇帝看了他這段話，很可能會心裡打個激靈。劉韻珂的這個觀點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詬病：這完全是為了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嘛！在我看來，這種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調！劉韻珂畢竟是大清帝國的官員。他不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難道維護大英帝國的統治不成？再說了，他的話，是要講給道光皇帝聽的。如果他的立場不是維護大清，道光皇帝會聽嗎？現在看來，道光皇帝是聽進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為無見。另有旨。欽此。”茅海建先生總結說：“講真話，需要點勇氣，也需要點正氣。”（《天朝的崩潰》，第410頁。）我想補充一點：在專製製度下，也需要點技巧和心眼。劉韻珂就是證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調就是說假話的氛圍下，唱了“反調”講了“真話”（真實的想法），卻不但沒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職—— 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順便說一句，他也是交戰省份督撫中唯一未獲咎處反得升遷的人。這不能不歸結為他的“為人乖巧”。不過，劉韻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擔任閩浙總督後，繼續用對付皇上的辦法搞“曲線救國”，用“陰柔之策”對付“英夷”。表麵上，他遵守條約讓福州通商，背地裡卻做儘手腳，讓英美商人無利可圖，以致1855年福州的貿易額僅為三十七萬元，1856年、1857年竟無一艘“番舶”光顧。劉韻珂對此十分自得。他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裡揚揚得意地說：“福州竟不通商，數年後，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類實逼處此。”可惜他這一套到了鹹豐朝就吃不開了。登基未久的鹹豐皇帝要的不是這種鬼鬼祟祟的伎倆，而是堂堂皇皇的勝利，而朝野上下對劉韻珂的“媚夷”姿態也久為不滿。劉韻珂混不下去了，稱病請假。鹹豐皇帝看穿他的把戲，將計就計，打發他回老家“調理”，而且一“調理”就是十二年。等到同治朝他再複出時，已經不可能有所作為了。這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劉韻珂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製度的悲劇。作為專製製度中人，劉韻珂輩做人的最高境界不過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來的“製敵方略”和“錦囊妙計”，大約也隻能是些“陰招”。劉韻珂靠著這一套在官場上混，也許還能如魚得水。一旦置身於一個全新的國際大環境，就總有一天會混不下去。即便鹹豐皇帝不讓他“回家養病”，他遲早也會在彆的什麼地方崴了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