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蜀漢政權的滅亡，羅開玉先生曾經發表過一個觀點，即“蜀漢表麵上是亡於魏，實質上是亡於當地的土著豪族”（《成都武侯祠“攻心”聯再研究》），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可以和孫吳作對比。晚年孫權統治的吳國，情況是很糟糕的，可謂法紀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殘，與諸葛亮領導下蜀國的政治清明剛好相反。然而，治理得最好的最先滅亡，治理得最差的國祚最長，這又是為什麼呢？原因之一，就是孫權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了“吳人治吳”，實現了自己政權的“江東化”。江東士族既然已經把自己和孫氏政權綁在一起，實現了他們利益的“一體化”，那麼，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也要保衛東吳。蜀漢則相反。劉備、諸葛亮不但沒有實施“蜀人治蜀”，實現自己政權的“益州化”，反倒不斷將益州士族底層化、邊緣化。在劉備、諸葛亮的統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製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與蜀漢政權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對立麵”。在這種情況下，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秀，再鞠躬儘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東士族那樣保家衛國，隻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裡應外合。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這裡麵不能說沒有諸葛亮的責任。諸葛亮過高地估計了他政治理想的號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當年的曹魏，“興複漢室”也早就成為過時的口號。因為對於士族地主階級來說，實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東漢還好，他們為什麼還要“興複漢室”？反倒是堅持漢初製度的蜀漢，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會真正支持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國方略。他們要做的事情隻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來“解放”他們，以便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們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益州士族的這個理想，是當時曆史發展的大趨勢。這個趨勢告訴我們，士族地主終將登上曆史舞台，成為中華帝國的統治階級。曹丕那裡已經這樣做了，孫權那裡也在做。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後期的吳，也不是前期的吳。他們都在為晉做準備，“反潮流”的是蜀漢。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司馬氏的晉，執行的是沒有曹丕的曹丕路線（儒家士族路線）；諸葛亮的蜀，執行的卻是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法家寒族路線）。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法家寒族路線無法戰勝儒家士族路線，因此三國終將歸於晉。晉是不是就比魏、蜀、吳好？未必。在這裡，沒有個人好惡，也不做價值判斷，隻是說出曆史事實。這樣一來，我們對“攻心聯”就可以重新解讀了。我的解讀是：倘若能夠從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團的思想工作（能攻心），他們的“不安之心”就會消除（反側自消），並不一定要通過對外戰爭來解決國內問題（從古知兵非好戰）；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終將成為統治階級的天下大勢（不審勢），即便公平執法，也會左右為難（寬嚴皆誤），這是後來治蜀的人要充分注意的（後來治蜀要深思）。顯然，這裡並無對武侯的不敬之處，相反給予了充分的“曆史之同情”。說得再明確一些，所謂“寬嚴皆誤”，並非批評諸葛亮執法不公，而是說由於他堅持的政治理想既“不合時宜”，又不對益州士族的心思，結果便“寬也不是，嚴也不是”。這樣一種評價，如果也被說成是“把矛頭對準諸葛亮”，那就隻能理解為故意找碴了。實際上，作為個人，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曾總結了他的四種精神：心係天下的國士精神，審時度勢的務實精神，鞠躬儘瘁的負責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這難道是貶低，是故意做“翻案文章”？但是，我們重讀曆史，不能一味歌功頌德，更應該總結教訓。那麼，蜀漢政權有沒有曆史教訓？有，其中之一，就是由於連年戰爭而人民甚苦。據《三國誌·薛綜傳》裴鬆之注引《漢晉春秋》，當時出使蜀國的薛珝回國以後就對孫休說，我看蜀國是差不多了。為什麼呢？走進他們的朝堂聽不到正義的聲音（入其朝不聞正言），走進他們的田野看不見健康的臉色（經其野民皆菜色）。另一個名叫張悌的人，也在鄧艾和鐘會剛剛出兵的時候斷定蜀漢必將滅亡。理由之一，就是當局窮兵黷武（玩戎黷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話，記載在《三國誌·孫皓傳》裴鬆之注引《襄陽記》中，也記載在《資治通鑒》中。如果說薛珝和張悌是吳人，其言不足為訓，那麼，蜀國自己的統計數字總能說明問題吧！據《三國誌·後主傳》裴鬆之注引《蜀記》，劉禪投降時，蜀國有民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人，而軍隊有十萬，官吏則有四萬。也就是說，平均每九個人就要養活一個士兵，每七戶就要供奉一個官吏。蜀國人民，實在是負擔不起了！這種狀況，並不能隻由劉禪和薑維來埋單，因為他們執行的正是諸葛亮的“政治遺囑”。無疑，諸葛亮堅持北伐，自有他不得已之處。我在《以攻為守》一集中，已經給予充分的“曆史之同情”。其中之一，便是“小國更要圖強”。用《華陽國誌·劉後主誌》的話說，就是“以弱為強，猶可自保”；或如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所說，一方麵通過戰爭來保存自己（鞏固以存），另一方麵通過戰爭來尋求機會（待時以進）。所以，對此不能簡單否定。但因此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現狀，卻也是事實。當然，由於諸葛亮以身作則，蜀漢官員總體上是比較廉潔的。由於諸葛亮依法治國，蜀國的治安也是相當好的，陳壽謂之“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進〈諸葛亮集〉表》）。但我們要記住，這種狀況，是靠“戰時軍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續發展”；而老百姓更關心的，還是自己能否吃飽肚子。那麼，前麵說的這些，是趙藩的意思嗎？這就不知道了。趙藩先生早已作古，我們沒法求證。但我以為這並不要緊。趙藩寫“攻心聯”，原本就是借古論今。我寫此文，亦不過借題發揮。隻要事情說清楚了，原意不原意的，也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曆史。因此，不妨將“攻心聯”略改數字雲：能攻心，則疑慮自消，從古知書非好辯；不審勢，即褒貶皆誤，後來治學要深思。不知諸位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