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蜀漢政權的內部結構。我在《品三國》（下）多次說過，劉備、諸葛亮建立的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勢力”，包括原仕洛陽的益州官僚和仕於益州的本土豪強，我們統稱之為“益州集團”。第二股是“劉璋舊部”，包括追隨劉焉父子入蜀的和後來投靠劉璋的，我們統稱之為“東州集團”。第三股是“劉備親信”，包括劉備的骨乾（如關羽、張飛）和後來投靠劉備的（如馬超），我們統稱之為“荊州集團”。這三股力量，由於有先來後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種錯綜複雜的主客新舊關係。簡單來說，益州集團是主是舊，荊州集團是客是新，東州集團夾在當中，既是新是客（相對於益州集團），又是舊是主（相對於荊州集團）。這就已經夠麻煩的了。更麻煩的是，新來的“客人”又總是要壓製舊有的“主人”。劉璋的東州集團要壓製益州土著，劉備的荊州集團則不但壓製劉璋的東州舊部，更壓製益州的土著豪強。結果便形成了一種“雞尾酒”似的結構：劉備的荊州集團在最上層，劉璋的東州集團在中層，益州的土著集團在最底層。這就是蜀漢政權的大體狀態。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反客為主”、“後來居上”。將心比心，作為過去的“主人”，此刻的“奴仆”，益州集團決不可能打心眼裡喜歡蜀漢政權。他們的“蠢蠢欲動”和“圖謀不軌”，幾乎是必然的。再加上劉備在猇亭和夷陵一敗塗地，就使形勢更加嚴峻，正所謂“劉備建國，基礎不牢；夷陵戰敗，地動山搖”。據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研究員羅開玉先生統計，從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著豪強發動的大規模武裝叛亂竟達九次之多（《成都武侯祠“攻心”聯再研究》），蜀漢政權可以說是坐在了火藥桶上。土豪“武衛”，名士“文攻”。一些益州名士到處散布流言蜚語，猖狂攻擊蜀漢政權，揚言隻有曹魏才能一統天下。比如張裕就公開說“天下當易代，劉氏祚儘矣”（《三國誌·周群傳》）；周舒則說“當塗高者魏也”（同上引），意思是取代東漢的當是曹魏。杜瓊還進一步做出解釋，說是“名官儘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三國誌·杜瓊傳》）。譙周則拿劉備父子的名字做文章，說“備”的意思就是“足夠了”，“禪”的意思就是“讓出去”，“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同上引）。這些言論，都被陳壽記錄在案，可見當時議論之多，足以蠱惑人心形成“反側”，成為劉備、諸葛亮執政必須解決的問題。這一點，諸葛亮顯然意識到了，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成為蜀漢政權領導核心後，很注意從益州集團中選拔人才。比如楊洪，犍為郡武陽人，就是諸葛亮一手提拔的。楊洪提拔的門下書佐何祗，幾年後也當了廣漢太守，所以當時的益州人士都佩服諸葛亮能人儘其才（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儘時人之器用也）。這是記載在《三國誌·楊洪傳》正文中的，不是野史，應該可靠。此外，被諸葛亮信任重用，同時也敬佩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還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張裔。張裔對諸葛亮，可謂心悅誠服，推崇備至，讚不絕口。他到處對人說，但凡在諸葛亮領導下的，都會奮不顧身地忘我工作（參看《三國誌·張裔傳》）。這也都是實話。實際上就連那些反對派，也不一定反對諸葛亮。比如前麵說的那個譙周，就反漢不反亮。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個跑到前線奔喪的就是他。但這並不妨礙他“顛覆”蜀漢政權，也不妨礙他“誘導”劉禪降曹。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儘管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益州集團，始終是蜀漢朝廷必須麵對的“反側之民”。原因也很簡單：無論諸葛亮怎樣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也不能改變劉備既定的組織路線—— 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我們不妨看看劉備、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麼人。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不算，其他的如龐統，荊州襄陽人；法正，扶風郿縣人；許靖，汝南平輿人；糜竺，東海朐縣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荊州義陽人；楊儀，荊州襄陽人；馬謖，襄陽宜城人；蔣琬，零陵湘鄉人；費褘，江夏鄳縣人；薑維，天水冀縣人。這些人有的屬於荊州集團，有的屬於東州集團，但都不是益州人。當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費詩，犍為南安人；黃權，巴西閬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過他們的受信任度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後不受信任（如黃權），或者中間出問題（如費詩）。而且，即便被提拔，也到不了最高層。諸葛亮去世後，接班的三個人，蔣琬、費褘、薑維，便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士人不是傻子。這格局，他們還能看不明白？何況他們早就把賬算清楚了：蜀漢不過一州之地，政治資源和經濟利益都有限。也就是說，蛋糕就這麼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況“切蛋糕”的還不是自己人？天下太平的時候，他們原本是“一等臣民”。劉璋時代，降為“二等”。劉備一來，又變成“三等”了，怎麼會願意？還不如讓曹魏來統治。那麼，曹魏來了，益州集團就不會變成“四等臣民”嗎？不會。因為曹魏要奪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為王。何況曹丕接班以後，實行的是“九品中正製”，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擔任本郡“中正官”，負責推薦本籍士人。這對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馬昭滅蜀後，就將原屬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官員都調回中原，實施“蜀人治蜀”。這就更讓益州集團覺得，他們反蜀漢是反對了。所以，儘管並非所有的益州人都反蜀漢，但反蜀漢的卻多半是益州人。比如周舒，巴西閬中人；杜瓊，蜀郡成都人；譙周，巴西西充人；被諸葛亮殺掉的彭羕，廣漢人；被劉備殺掉的張裕，蜀郡人；劉備時期裝聾作啞“閉門不出”，好不容易被諸葛亮請出山來又“乞老病求歸”的杜微，梓潼涪縣人。他們清一色地都是益州人。至於那些搞武裝叛亂的，怕也都是。這些人，或者有權，或者有錢，或者有名，或者有人，勢力大得很，不是南中的孟獲等人可以相提並論的。由此可見，諸葛亮的“攻心”對象，就該是他們。諸葛亮要消除的，也首先是他們的“反側之心”。那麼，這和“攻心聯”又有什麼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