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入老境的人們恐怕都不免有時間不夠用的悲哀。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這些年來儘管知道在我們的文壇上湧現了許多傑出的作家和眾口爭傳的佳作，但是我卻大都沒有寓目，除非是在聽到一種特殊的宣傳以及把作品放在眼前，我才得以讀到了不多的幾部。這一回《文藝報》編輯部希望我讀一下鄧友梅同誌發表在《北京文學》今年第四期上的新作《那五》，當天晚上，我工作到深夜兩點，感覺疲倦，本想休息了，順手把這篇翻了翻，誰知一看便沒有放下手，反而睡意全消，把這三萬多字的一口氣看完。說句北京年輕人的話：我讓鄧友梅給“震住了”。那五的祖父是滿清王朝內務府的末代堂官，是王公大臣的後代。作者描寫的這個堂官公子自幼嬌生慣養，身無一技之長，隻知花天酒地、玩鴿走馬、糊風箏、捅台球……待到清朝覆滅，家產蕩光，被債主子“把他從剩下的號房裡轟出來，這才知道他這一身本事上當鋪當不出一個大子兒，連換個硬麵餑餑也換不來”。因此，這樣一個年紀輕輕的貴胄王孫為了要活下去，又不願意走一條正當的道路，做一點哪怕是輕微的勞動，就隻有混吃混喝、苟且偷生，甚至於和壞人搭夥搞坑蒙拐騙的勾當。他當上小報記者，想出九九藏書網名，花錢買了一部旁人寫的底稿，連看也沒看，便署上自擬的筆名逐日在報上連載，卻招來一場禍事。有好心人想為他找個謀生之道，願意義務教他點醫術，但他隻願意學個打胎的偏方，為的好去賺“大宅門有了私情又怕出醜的小姐”的錢……看來，依靠祖上留下來的家財養尊處優的結果，隻能培養出投機取巧、自私怯懦、欺軟怕硬、損人利己、沒出息的後代。滿清王朝的祖先起源於東北長白山脈，是一個勇武強悍、慣使長槍硬弩、騎馬射獵的民族。17世紀中葉由於明末的農民革命，夤緣進關入主中原，統治中國長達近三個世紀。但是盛極而衰，當年兵強馬壯，朝氣蓬勃的努爾哈赤的後代，經過300年的演變，成為無可救藥的不肖子孫，那五正是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一個。這樣一個不務正業、寡廉鮮恥的那五，在他生命的後期看來終於得救了，是因為中國解放了，他將會接受改造，成為新人。1953年5月24日，周恩來同誌曾經親自去訪問北京市第一○一中學，這是一所黨內高級乾部的子弟學校，這個學校當時沒有一個工農群眾子弟。恩來同誌對圍攏在他身邊的一群青年學生發表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講話，他說：“你們聽說過滿清的八旗子弟嗎？八旗子弟就是滿清的貴胄子弟。這些貴胄都是立過戰功的滿清開國功臣，自小騎馬射箭，能征善戰，以後帶兵滅了明朝，建立起滿清帝國。可是到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們從小嬌生慣養，不騎馬了，要坐轎，整天提著鳥籠子東遊西竄，遊手好閒。坐吃俸祿，不勞而獲，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直至成為一群腐敗無能的大煙鬼。後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麵前，他們束手無策，一敗塗地，屈膝投降，最後丟了天下。”恩來同誌最後說：“你們的父輩為人民流過血，立過功。但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戰士，既沒有什麼遺產留給你們享用，更不會留給你們任何特權。如果說他們給你們留下了什麼，那就是一副更艱巨、更光榮的革命重擔。”周總理這段話講於建國初期，語重心長，並具有深刻的預見性。鑒於近些年來在社會上發生過的一些現實事例，我們將可以理解到鄧友梅同誌這篇形象鮮明生動的《那五》所體現的政治意義和它所具有的思想深度。想到我們是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新型共和國，建國至今不過隻有30餘年就出現了像那五這樣不肖子弟的苗頭，這就值得我們更該以古為鑒，提高警惕，以奮圖強了。鄧友梅同誌是一位才華熠熠、秉賦過人而又謙虛勤奮的中年作家。拜讀《那五》，使我欽佩無既。我是在古都北京長大的，直到18歲才離開這裡，從小慣見那些提籠架鳥，專泡澡塘戲館的散淡旗人。但是我為什麼沒有發現和像鄧友梅那樣深刻理解這樣一個廢物典型的那五呢？為此，我查了查新出的《中國文學家詞典》：鄧友梅生於天津，11歲就做了八路軍的交通員；曾在街頭流浪，又在日本做過苦工；回國後參加了八路軍，當過隨軍記者；解放後遭受過政治冤屈，可說飽經憂患，備嘗辛苦，直到1976年他45歲時才到北京定居。那末，他腦子裡那一係列地道的北京舊社會、黑社會、市井小人的人物形象是從哪裡來的？他那一筆熟透了的老北京旗人的京白土語又是從哪裡來的？我看這隻能歸功於作者的勤奮努力、目光敏銳、生活積累的厚實豐富。也正由於我這樣的“老北京”在這方麵理解的貧乏，竟使我難於挑出毛病來。惟獨有一處細節可以商量一下。書中開頭，那五的爹福大爺愛唱京戲。琴師胡大頭給他吊嗓，為了討好福大爺，“常常是福大爺剛唱一句：‘太保推杯換大鬥’，他就趕緊放下弓子，拍一下巴掌喊：‘好！’喊完趕緊再拾起弓子往下拉。”作者在這裡有明顯的疏漏，拍巴掌必須用兩隻手，這就不僅要“放下弓子”，連整個胡琴都得放下才能拍巴掌。一般說來，胡琴拉起來不宜中斷，琴師喊句好卻是可能的。舊時戲館裡捧場的采聲主要是叫好，拍巴掌似乎是後來外國傳來的新規矩。不知我說的對不對？當然，這隻是無關重要的真正的小節。（還有，那五該是那家的老五吧？從老大到老四哪裡去了？該不該交代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