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德］海涅著錢鍾書譯我童年知識已開、頗能認字以後，第一部讀的書就是薩費特賴的堂米蓋爾·塞萬提斯（本引言中人名等譯法與楊絳譯本有所不同，為保持錢鍾書譯作原貌，未作統一。——編者注）所著《曼卻郡敏慧的紳士堂吉訶德的生平及事跡》（敏慧（scharfsinnig）。塞萬提斯的原字ingenioso是按照它那拉丁語根的意義用的：“有天才的”，“心思創辟的”。這種用法有它的理論根據。羅馬哲學家賽尼加（Seneca）的權威著作“論心地平靜”（De Tranquillitate）第十七章第十節裡引證希臘舊說，以為“人不瘋狂就作不出好詩”，“一切天才（ingenium）都帶幾分瘋氣”，所以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舉動瘋瘋癲癲，而稱他為ingenioso——“奇情妙想的”。在近代西歐語言裡，這個字喪失本意，大家隻解釋為“聰慧”或“乖巧”，跟堂吉訶德的性格就不合拍了。）。一天清早，我從家裡溜出來，急急上皇家花園去，可以從容自在看《堂吉訶德》；那片刻的時光，我還回憶得很清楚。是五月裡一個明媚的日子，穠麗的春天躺在靜穆的晨光裡，聽那個嬌柔獻媚的夜鶯向它頌讚。夜鶯的頌歌唱得溫存似的軟和，醉心融骨似的熱烈，最含羞的花苞就此開放，多情芳草和披著薄霧的陽光就吻得更忙，花木就都一片歡欣，顫動起來。在所謂“歎息小徑”裡，離瀑布不遠，有一條長了苔衣的舊石凳，我坐下來，把這位勇士經曆的大事情來娛樂我的小心靈。我孩子氣，心眼老實，什麼都信以為真。這位可憐的英雄給命運播弄得成了個笑柄，可是我以為這是理所當然，遭人嘲笑，跟身體受傷一樣，都是英雄的本分；他遭人嘲笑害得我很難受，正像他受了傷叫我心裡不忍。上帝創造天地，把諷刺攙在裡麵，大詩人在印刷成書的小天地裡，也就學樣；我還是個孩子，領會不到這種諷刺，看見這位好漢騎士，空有義俠心腸，隻落得受了虧負，挨了棍子，便為他流辛酸的眼淚。我那時不大會看書，每個字都要高聲念出來，所以花鳥林泉和我一起全聽見了。這些淳樸無猜的天然品物，像小孩子一樣，絲毫不知道天地間的諷刺，也一切當真，聽了那苦命騎士當災受罪，就陪著我哭。一株衰老不材的橡樹微微啜泣，那瀑布的白色長髯飄揚得越發厲害，仿佛在嗬斥人世的險惡。看到那頭獅子無心迎鬥，轉身以屁股相向（見《堂吉訶德》第二部第十七章。），我們依然以為這位騎士的英雄氣魄可敬可佩。愈是他身體又瘦又乾，披掛破爛，坐騎蹩腳，愈見他的所作所為值得誇讚。我們瞧不起那些下流俗物，那種人花花綠綠，穿著綾羅，談吐高雅，而且頂著公爵頭銜（《堂吉訶德》第二部第三十章至五十七章寫一位公爵和他夫人想出種種花樣來作弄堂吉訶德。），卻把一個才德遠過他們的人取笑。我天天在花園裡看這本奇書，到秋天就看完了；我愈讀下去，就愈加器重，愈加愛慕杜爾辛妮亞的騎士。有一場比武真慘，這位騎士很丟臉，輸在人家手裡，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念到這段情事的那一天。那是個陰霾的日子，灰暗的天空裡一陣陣都是氣色凶惡的雲，黃葉兒淒淒涼涼從樹上落下來，憔悴的晚花奄奄待儘，頭也抬不起，花上壓著沉甸甸的淚珠，夜鶯兒早已不知下落，望出去是一片衰盛無常的景象。我讀到這位好漢騎士受了傷，摔得昏頭昏腦，躺在地上。他沒去掉麵盔，就向那占上風的對手說話，聲音有氣無力，仿佛是墳墓裡出來的。他說：“杜爾辛妮亞真是天下第一美人，我卻是世上最倒黴的騎士。儘管我本領不行，真是真非不可以顛倒。騎士大爺，你舉槍刺罷！”（見《堂吉訶德》第二部第六十四章。）我看到這裡，心都要碎了。唉！那位光華耀眼的銀月騎士，打敗了天下最勇敢最義氣的人的騎士，原來是一個喬裝改扮的剃頭匠！（喬裝銀月騎士的不是剃頭匠，是堂吉訶德同村一位大學生，在第二部第三章裡就出現。）我在“遊記”第四部裡寫了上麵一段，描摹多年以前讀《堂吉訶德》的印象。如今又過了八年了。天呀！時光真是飄忽！我在杜塞爾多夫地方皇家花園的歎息小徑裡把這部書看完，還仿佛是昨天的事呢。這位偉大騎士的所作所受，依然叫我震驚傾倒。是不是好多年來，我的心始終沒有變呢？還是繞了個巧妙的圈子，又回到童年的情思呢？後麵這一說也許道著了，因為我記得每隔五年看一遍《堂吉訶德》，印象每次不同。我發育得是個青年的時候，伸出稚嫩的手去采生命的玫瑰花，爬上峰巔去攀附太陽，夜裡做的夢全是老鷹（從中世紀宗教畫起，老鷹就是光榮的象征。）和清白無瑕的少女，覺得《堂吉訶德》掃興乏味，看見這部書就不耐煩似的把它擱在一邊。後來我快成人，跟這位擁護杜爾辛妮亞的倒黴戰士稍稍相安無事，而且嘲笑他起來了。我說，這家夥是個傻瓜。可是，說也奇怪，在人生的程途裡，尤其是徘徊歧路的時候，那瘦騎士和那胖侍從總追蹤在我後麵。還記得那回上法國去遊曆。有一天我在驛車裡發燒似的睡得很恍惚，清早醒來，朝霧朦朧，看見兩個臉熟的人夾著我的車子齊驅並進。右麵是曼卻郡的堂吉訶德，跨著他那匹行空絕跡的馬駑騂難得；左麵是桑丘·潘沙，騎的是他那頭腳踏實地的灰色驢子。我們到了法國邊境。區分國界的高杆上一麵三色旗迎著我們飄蕩，那位曼卻郡的上等人恭恭敬敬鞠了個躬；第一批法國憲兵向我們走來，那好桑丘冷冷地點了點頭。然後這兩位朋友搶在我頭裡去，影蹤都不見了，隻有駑騂難得的振奮長鳴和那驢子的應聲酬答還偶然聽得到。這位好漢騎士想教早成陳跡的過去死裡回生，就和現在的事物衝撞，可憐他的手腳以至背脊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訶德主義是個笑話。這是我那時候的意見。後來我才知道還有樁不討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來趕早在當今出現，而且隻憑一匹駑馬，一副破盔甲，一個瘦弱殘軀，卻去攻打現時的緊要利害關頭。聰明人見了這一種堂吉訶德主義，像見了那一種堂吉訶德主義一樣，直把他那乖覺的頭來搖。但是，土博索的杜爾辛妮亞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儘管我苦惱得很，躺在地上，我決不打消這句斷語，我隻能如此——銀月騎士呀，改裝的理發匠呀，你們舉槍刺罷！偉大的塞萬提斯寫這部大作，抱著什麼宗旨呢？那時候武俠風靡了西班牙，教士和官吏都禁止不了，是不是塞萬提斯隻想把這種廓清呢？還是他要把人類一切激昂奮發的熱情舉動，尤其是武士的英風俠骨，都當做笑柄呢？（第一種說法是根據塞萬提斯在本書第一部“卷頭語”裡的聲明和第二部第七十四章裡堂吉訶德的遺囑來的，例如孟德斯鳩的《隨感》（Pensèes Diverses）裡就說《堂吉訶德》嘲笑的對象是西班牙的書籍——見“加尼埃經典叢書”（Cssiques Garnier）本《波斯人書劄及其它》第429頁。這種說法不很流行，十九世紀初葉一般都是第二種說法，例如拜倫長詩《堂約翰》（Don Juan）（編者按，即《堂璜》）第十三篇第十一節說塞萬提斯笑掉了西班牙的騎士遊俠；雨果在《克林威爾》（well）有名的序文裡稱塞萬提斯為“插科打諢的荷馬”，也是這個意思，後來在《莎士比亞論》第二卷第十三節又申說這一點；黑格爾《美學講義》第二部第三分第三章第二節裡細講《堂吉訶德》怎樣把騎士遊俠打趣取笑——見葛洛克納（H.Gloer）主編《黑格爾全集》第十三冊第214—215頁。）顯然他隻是嘲諷那類，想點明它的荒謬無理，供大家笑罵，就此把它掃除。他非常成功。教堂裡的儆戒和官廳裡的威嚇都不管事，然而窮文人的一支筆見了效驗。他斷送了武俠；《堂吉訶德》出世不多時，西班牙人全覺得那類索然無味，再也不出版了。不過，天才的那支筆總比執筆的人還來得偉大，筆鋒所及總遠在作者意計之外。塞萬提斯不知不覺之中，對人類那種激昂奮發的熱情，寫了一部最偉大的諷刺。這是他沒料到的，他這人自己就是位英雄，大半世光陰都消磨在騎士遊俠的交鋒裡，身經勒邦土之役，損失了左手博來點勳名，可是他暮年還常常引為樂事。關於這位大創作家《堂吉訶德》著者的人品和生涯，寫傳記的人所知無幾。通常那種瑣記都是掇拾些東鄰西舍嚼舌根娘兒們的唾餘，我們倒也不少了它。她們隻看見個殼子，我們卻看到這個人的本身，看到那真正的、無詐偽的、不誣妄的狀貌。薩費特賴的堂·米蓋爾·塞萬提斯是個俊秀強壯的人。他氣概高傲，心地寬闊。他眼睛的魔力真是出奇。恰像有人能夠看透地麵，知道底下埋的是財寶金銀還是屍骸，這位大詩人會眼光照徹人的心胸，把裡麵的蘊蓄，瞧個明白。對好人呢，他這一瞥就像陽光，欣欣然耀得衷懷開朗；他這一瞥對壞人又像劍鋒，惡狠狠把心腸割碎。他的眼光像追索似的射進人的靈魂，跟它問答，它不肯答話，就動酷刑；靈魂血淋淋的橫在拷問架上，也許那軀殼還要做出一副貴人屈尊的樣子。許多人不喜歡塞萬提斯，世途上大家都懶得推挽他，還有什麼可怪呢？他從來沒有富貴過；他朝山瞻禮，辛苦奔波，帶回來的不是珍珠，隻是幾枚空貝殼。據說他不稀罕錢，我告訴你罷，他沒錢的時候，就知道錢多麼稀罕了。可是他不曾看得錢跟名譽一樣貴重。他該了些債。他寫過一篇詩神阿波羅發給詩人的證書，第一節就說道：“詩人若說自己沒有錢，大家得相信他的話，不應該再要他賭咒發誓”（見塞萬提斯所作《巴拿所神山瞻禮記》（Viaje del Parnaso）。）。他愛音樂，愛花，愛女人。他的戀愛往往很不得意，尤其在他還年輕的時候。他少年時給決絕無情的玫瑰花放刺紮傷了，是不是想到自己將來的偉大就可以慰情釋痛呢？一個晴朗的夏天下午，他這位風流小夥子跟一個十六歲的美人兒在太古河畔散步，他談情說愛，那小姑娘一味的嘲笑。那時候，太陽還沒下去，依然金光照耀，可是月亮已經升在天空，又小又淡，仿佛一抹白雲。少年詩人對情人說道：“天上那黯然無色的小盤子，你瞧見沒有？它的影子落在咱們腳邊這條河心裡。這條河仿佛是可憐那月亮，才肯在雄放的奔流裡映帶著它那苦惱的形象，有時候水波澎湃，還像瞧它不起，要把它拋向岸上。可是到天黑了瞧罷！夜色一起，那個黯淡的小盤子會愈來愈亮，光華遍照全河，這些翻騰蕩滌的波浪見了那顆燦爛星辰就要顫抖，又貪又愛地向著它洶湧。”詩人的身世該向他作品裡去追究，因為他在作品裡吐露了隱衷。上文說塞萬提斯當了好一輩子的兵，這從他作品裡處處看得出來，在他的劇本裡比在《堂吉訶德》裡還要清楚。羅馬人那句話，“生活就是打仗”（賽尼加語，見《箴規友人書》（Epistue morales）第九十六函第五節。），對他很切，有兩層意義。菲力普二世替上帝掙麵子，自己使性子，以兵為戲，各處行凶；在那些戰事裡，塞萬提斯好多次當個小兵，跟人家交戰。他整個青年供那位舊教的大護法驅使，他為舊教的權利親自出馬。根據這種事實，我們可以猜想他對舊教的權利也是十分關切的。有人說他隻為懼怕宗教法庭，所以《堂吉訶德》裡不敢敘述當時新教的思想；那種事實就把這個流傳頗廣的議論推翻了。塞萬提斯絕不是那樣；他是羅馬教會的忠心孩子，不僅在好多騎士遊俠的交鋒裡，他身體為它的聖旗流血，並且他給異教徒俘虜多年，整個靈魂受到殉道的苦難。關於塞萬提斯在亞爾傑那一段，可巧我們知道些細節，看出來這個大詩人也是大英雄。有位不露圭角的寫意人物哄得奧古斯德大帝和德國一切學究先生都以為他是個詩人，而且以為詩人全沒有膽氣（這指羅馬詩人霍拉茨（Horaz）。霍拉茨《抒情詩集》（Carminum）第二卷第七首是自慶生還的詩，說菲利皮（Philippi）之戰，他自己在敗軍裡，顧不得羞恥，擲了盾牌逃命。海涅在《一八四九年十月》（lm Oktober 1849）那首詩裡也嘲笑霍拉茨這件事。“不露圭角”（gtt）影射霍拉茨《諷刺詩集》（Sermonum）第二卷第七首所謂哲人應該“光潤、圓轉”。）；對他這種曼妙動聽的無稽之談，塞萬提斯的俘虜生涯是一個光芒萬丈的反證。真詩人也一定是真英雄，他懷著西班牙人所謂“第二種勇敢”的那種堅忍。這個高貴的卡斯蒂利亞人身為亞爾傑總督的奴隸，一心一意要重獲自由，再接再厲地安排下潑天大膽的計策，麵對險阻艱難，泰然自若，到舉事不成，拚著一死，挨著嚴刑，不肯半個字供出他的同謀來。這種情景真是壯烈極了。他身體的主人是個殺人不怕血腥的，可是看了這種大氣魄和高品節，也隻可放下屠刀。這頭老虎保全了那個已入樊籠的獅子。他隻消一句話，就能教那可怕的“獨臂漢”送命，可是他見了麵就戰戰栗栗。亞爾傑人全知道塞萬提斯，稱他為“獨臂漢”；總督也承認，要知道了這個獨臂西班牙人是關鎖得嚴嚴密密，他才能安心睡覺，才保得他的轄下、他的軍隊和奴隸不會出亂子。上文說塞萬提斯一輩子隻當個小兵。不過他在行伍裡露了頭角，奧地利的堂約翰是他的統帥，也另眼相看。所以他從意大利回國，身邊有幾封極增光彩的保舉信，都是寫給西班牙皇帝的，一力推薦塞萬提斯這個人才堪大用。亞爾傑的海盜在地中海上把他擄去，看見這些信，以為他是個了不起的要人，就此勒索一大筆贖身錢。他家裡千方百計，辛勤刻苦，也湊不出那筆款子去贖他回來，這位苦命詩人隻好在桎梏之中，多挨些日子，多受些罪了。那些信原因為他是個非常人，表示器重，偏偏替他種了新的禍根；命運女神那狠毒婆娘就這樣作弄他到死，天才以為不必仗她提拔也能夠聲名顯赫，就惹下她一輩子的仇恨。天才的潦倒不遇，是瞎碰瞎撞似的偶然如此呢？還是他內心和環境的性質使他必然如此呢？是他的心靈跟現實衝突呢？還是那粗魯的現實恃強淩弱，向他高尚的心靈開仗呢？社會是個共和國。一個人要努力上進，大夥兒就笑呀，罵呀，逼得他退轉。沒有人可以比旁人好，比旁人聰明。誰要憑他那百折不回的天才，高出於凡夫眾人之上，社會就排斥他，把他嘲笑糟蹋，一點兒不肯放鬆，閃得他到後來伶仃孤獨，悶守在自己的思想裡。不錯，社會有共和主義的本性（下麵這段話針對著政論家伯爾納（Karl Ludwig B?rne）那一派的議論。海涅這篇文章是在巴黎寫的，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伯爾納是流亡在巴黎的德國民主人士的領袖；海涅看到了這種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的褊狹的意見和平均主義的思想，就跟伯爾納有分歧。海涅在《伯爾納回憶錄》第一卷裡記載伯爾納賤視歌德和其他作家，在第一卷和第四卷裡都說伯爾納寫的文章，句子短促，沒有音節，單調稚氣，可以跟下麵這段話參看。）。一切尊貴的東西，在精神方麵也好，在物質方麵也好，都惹得它深惡痛絕。精神方麵的尊貴往往要憑借物質方麵的尊貴，這是出於尋常揣度之外的。七月革命以後，社會上一切關係都顯出共和主義的精神，我們就親切悟出上麵講的道理。我們的共和主義者憎恨大詩人的桂冠，不亞於大皇帝的紫袍。他們想鏟除人類智力上的差歧；他們既然把國土上茁長的思想都當做國民公產，隻可以出了告示，要大家的文章風格也一律平等。好文章的確貶了價，據說含有貴族風味；我們又常聽見這種議論：“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寫的文章跟人民一樣，要真，要質，要拙。”（“質”和“拙”原文是schlicht und schlecht。海涅的《隨感錄》（Gedanken und Einfaelle）裡也有四條跟這一段相類的話。）對許多講實乾的人說來，這事好辦；但是拙劣的文章並非人人會寫，一個寫慣好文章的人更其不會，旁人就要發話了：“他是位貴族，是個愛好形式的人，是藝術的朋友，人民的仇敵。”他們真心這樣主張，很像聖希愛羅尼默司以為自己的好文筆就是罪惡，把自己痛加鞭撻（聖希愛羅尼默司（Hieronymus） 《書信集》第二十二函第三十節說做了個夢，夢見上帝責備他是個西塞羅文筆的模擬者（Ciianus），算不得基督教信徒，醒來痛悔前非，把自己打了一頓，發誓不看異端邪說。）。在《堂吉訶德》裡聽不見反對舊教的聲音，反對君主極權的聲音也一樣聽不見。那些聽見這種聲音的批評家顯然錯了。有一派人，把絕對服從君主這件事加以詩意的理想化；塞萬提斯就屬於那一派。這裡的君主是西班牙皇帝，那時候巍巍赫赫，光芒普照大地。一個當小兵的也覺得沾了威光，寧願不顧一己的自由，要教卡斯蒂利亞民族逞遂那誇強好勝的心願。那時候西班牙在政治上的偉大很能夠教本國文人變得胸襟高遠。在西班牙詩人的心境裡，有如在卡爾五世的國境裡，太陽不落（相傳這是西班牙皇帝卡爾五世的豪語，席勒的名劇《堂卡洛斯》（Don Carlos）第一幕第六場就用進去了。）。跟摩爾人的惡戰已經收場；內戰以後，詩歌會盛極一時，恰像暴雨初晴，花香最烈。英國伊麗莎白時代就有這種情景，那時候西班牙也詩派勃興，大可以相提並論。英國有莎士比亞，西班牙有塞萬提斯，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詩人都仿佛一家人似的，彼此有相像之處，三代腓力治下的西班牙詩人也是這樣。要像我們講的那種獨創一格，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都說不上。他們跟並世的人兩樣，並非他們彆具情感思想，彆有表達的手法，而隻因為他們比旁人深湛得多，真摯得多，感受愈加敏銳，力量愈加雄厚；在他們的作品裡，詩的精髓分外飽滿洋溢。這兩位詩人不僅是當時開的花，而且替後世伏了根。大家因為莎士比亞的作品在德國和現在的法國起了影響，就推他為後世戲劇藝術的開山祖師。我們也應該推尊塞萬提斯為近代的開山。我有些隨感，讓我說來。初期，所謂武俠，從中世紀的詩歌發源。那種敘事詩的主角都出於卡爾大帝和“聖盤”等連環傳說（卡爾大帝一稱查理曼（724—814），統一西歐；“聖盤”是耶穌基督“最後的晚餐”用的家夥。中世紀有許多詩歌講卡爾大帝和他手下十二位大將的偉績，或者講騎士尋覓“聖盤”的故事。），一上來不過把這些詩歌化成散文，內容老是騎士的奇遇。這是描寫貴族的，登場的不是荒幻神奇的人物，就是靴子上有黃金踢馬刺的騎士；人民的影蹤一點也沒有。這種武俠愈來愈糟，變到荒謬絕倫，塞萬提斯憑《堂吉訶德》一書把它推倒。但是他一麵寫諷刺，拆了舊的台，一麵就給我們所謂近代的新型創作立下模範。大詩人的手段總是這樣，一麵除舊，一麵布新，絕不會有所破而無所立。塞萬提斯在武俠裡安插了對下層階級的真實描畫，摻和了人民的生活，開創了近代。他並世的文人全喜歡摹寫至卑極賤的俗人窮漢怎樣過活，不獨他一人如此。那時候西班牙的畫家跟詩人也有同好；繆利羅偷了天上最聖潔的顏色來畫聖母像（繆利羅（Murillo）的《聖母升天像》最有名。），但是他為地麵上的肮臟景物寫真，也同樣的衷心喜愛。也許這些高貴的西班牙人醉心的是技巧，所以把個捉虱的小花子畫來逼真，也很誌得意滿，就跟造了個聖母像一般。或者是相映成趣，惹得那些頭等貴人，像漂亮的弄臣圭費陀，顯赫的權臣孟陀查之流，都寫，刻畫起衣衫襤褸的乞丐和流氓來了（指無名氏一說是孟陀查（Diego Hurtado de Mendoza）所作《小癩子》（Lazarillo de Tormas）和圭費陀（Francisco de Quevedo）所作《混蛋傳》（La Vida del Bus）。《堂吉訶德》第一部第二十二章講到《小癩子》。）。也許這種人在自己的境地裡過得膩味，就異想天開，置身在絕然相反的人生境界裡，正像許多德國作家也流露出這種設身處地的欲望，裡專寫華貴生涯，主角不是個伯爵，就是位子爵。塞萬提斯卻沒有一味寫凡俗人物的偏向；他把高超的事物和平常的事物合在一起，互相烘染襯托，上流人的成分跟平民的成分一般重要。英國人模仿他最早，到如今還學他的榜樣。可是在英國裡，找不到這種上流人的、武俠的、貴族的成分（海涅對《堂吉訶德》的人民性還沒有估量得適當。這部裡把貴族寫得極不堪，讀者都像英國散文家蘭姆那樣，痛恨那位“一錢不值的公爵和那小賤人公爵夫人”；海涅自己在上文裡也就罵過“頂著公爵頭銜”的“下流俗物”。第二部第十六章裡說得明明白白：“管他什麼王爺爵爺，一個無知小子就總是下流之輩。”第一部第二十一章講世界上有一類下降的人和一類上升的人，更表示塞萬提斯看到貴族封建勢力的必然沒落。至於對當時社會製度的憤慨，書裡到處流露，例如第二部第二十章講世界上隻有有錢的跟沒錢的兩種人那一段。斐爾丁把《堂吉訶德》作為自己寫的模範，甚至《湯姆·瓊斯》第一卷第九章裡那個自注就像是翻譯上麵引的“管他什麼王爺爵爺——”這一句。）。自從理查森稱霸文壇以後，英國家都缺乏詩意，而且那時候的風氣迂腐拘謹，一點兒不許對普通人民的生活作透徹的描寫，海峽彼岸就出現了市民，反映市民階級那種平淡的生活瑣屑。英國讀者從此淹沒在這種下劣的讀物裡，近來才有一位偉大的蘇格蘭人崛起，來了個裡的革命，或者竟是複辟。當初裡隻是騎士的世界，塞萬提斯才把民主的成分安放進去；後來隻有全無詩意的庸俗市民在裡安身立命了，瓦爾特·司各特就把走失的貴族成分又找了回來。《堂吉訶德》裡那種美妙的配比勻稱使人驚歎，司各特走一條跟塞萬提斯相反的途徑，然而在裡恢複了這種勻稱。英國第二位大詩人在這方麵的功勞，我相信大家還沒見到。就文學而論，就他的天才傑作而論，他那種保皇守舊的偏向和成見都有好處（伊爾倍格（Werner Ilberg）《我們的海涅》第144—145頁指出海涅由於他的階級出身和他所處的時代，對無產階級的態度是兩麵性的：他認識到社會革命的必然性，可是他還是個唯美主義者，是個貴族。這種認為裡該有貴族成分的主張正是海涅兩麵性的例子。）。他的傑作到處得人讚賞，有人模仿，把市民的死灰陰影直擠到流通圖書館的冷角落裡去了。如果不承認司各特首創曆史，倒去找德國方麵的先例，那就不對。曆史的特色是貴族的成分跟民主的成分和諧配合，民主的成分獨霸，就攪亂了這種和諧。司各特把貴族的成分重新配合進去，調和得儘善儘美，不像我們德國家在作品裡反把民主的成分一筆勾銷，走入迷途，回向塞萬提斯以前盛行的那類武俠。以上種種，大家都沒有看明白。從前詩人產生“迦利亞的亞馬迭斯”這一類的奇談野史（《堂吉訶德》第一部第六章對“迦利亞的亞馬迭斯”（Amadisde Gal）以及相類的野史一一給了評定。），我們的德·拉·莫特·富凱隻能算落在他們後麵的追隨者（海涅在《論浪漫派》第三卷第四節裡詳細說明這一點，甚至把塞萬提斯給堂吉訶德的頭銜也轉送給德·拉·莫特·富凱（der ingeniose Hidalgo Friedrich de Motte Fonqué）。參閱本書第159頁。）。這位男爵大人居然在《堂吉訶德》出世二百年以後還寫他的武俠，我不但歎佩他的才情，而且歎佩他的膽量。他的作品問世風行，恰逢德國一個特殊時期。偏愛武士遊俠和古代封建社會的形形色色，這在文學上有什麼意義呢？我以為是這樣：德國人民要跟中世紀永訣，可是我們多情善感，在訣彆的時候，接了一個吻。我們嘴唇印在那塊古董墓碑上，那是最後一次。不用說，那一次我們好多人的舉動都很傻裡傻氣。這一派裡的小夥子路德維希·蒂克掘開死鬼祖宗的墳墓，把棺材當搖籃似的搖著，嘴裡瘋瘋癲癲、呢呢牙牙地唱道：“睡覺罷！爺爺小寶貝，睡覺罷！”（《論浪漫派》第二卷第二節論蒂克（Tieck）就是發揮這個意思。）我稱瓦爾特·司各特為英國第二位大詩人，稱他的為傑作。不過我隻極口推崇他的天才，絕不會把他那些作品跟塞萬提斯的這部偉大比擬。要講史詩的天才，塞萬提斯遠在司各特之上。上文說過，他是個信奉舊教的作者，也許因此他的心境就有一種廣漠的、史詩風味的恬靜，不生一點兒疑惑，仿佛是晶瑩澄澈的一片天空，覆蓋在他構撰出來的那些五光十色的東西上麵，一絲兒沒有缺口。並且沉靜也是西班牙民族的本色。司各特就不然了。他那個教會把神聖的事物都要當劇烈爭論的材料，加上他自己是位律師，又有蘇格蘭人的脾氣，行動和爭論都是家常便飯，所以他裡的戲劇成分太強，就跟他的生活和性格一樣。我們所謂的這一類創作絕不能學他。西班牙人的功勳是產生最好的，正如產生最好的戲劇應當歸功於英國人。那麼，還剩下來什麼錦標給德國人呢？有的，我們是世界上第一號抒情詩人。德國人這樣美麗的抒情詩，誰都沒有。現在各國人都政務匆忙，到那些事辦完以後，我們願意德國人、英國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大家都上綠葉成蔭的樹林子裡去唱歌，請夜鶯兒評判。在這番歌唱比賽裡，我深信歌德的抒情詩會得頭獎。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個三頭統治，在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作裡各個登峰造極。把我們那位偉大的同國人推尊為儘善儘美的抒情詩人，這件事該讓本文作者來乾。歌德屹立在抒情詩兩股末流的中間：一派以我的名字命名，那真是樁憾事；另一派從施瓦本地方得名（施瓦本詩派（die Schw?bische Schule）以烏蘭德（Ludwig Uhnd）為首，用民歌的風格歌詠民間的習俗和宗教。海涅在《論浪漫派》第三卷第五節裡對烏蘭德很嘲笑。）。兩派都立下功勞，間接出了力使德國詩歌大盛。第一派對德國抒情詩裡理想主義的偏向來了個對症下藥，把心思才力引向堅樸的現實，還把感情空浮的裴德拉楷主義鏟除（十四世紀意大利詩人裴德拉楷（Francesco Petrarca）歌詠理想的戀愛對象，在西歐文學上有極大的影響。）。我們一向認為裴德拉楷主義就是抒情詩裡的堂吉訶德習氣。施瓦本派也間接挽救了德國詩。也許全虧了施瓦本派，雄健的詩歌才可能在德國北部出現，因為那種萎靡枯淡的誌誠虔信像一股濕氣似的，給這個詩派吸收個乾淨了。許都脫卡脫城就好比德國文藝女神的排泄口子（許都脫卡脫（Stuttgart）是一個出版中心，即斯圖加特。）。我說這偉大的三頭統治在戲劇、和抒情詩裡有最高的成就，並非對其他大詩人的作品有什麼挑剔。要問：“哪一位詩人更來得偉大？”那真是最笨不過了。火焰就是火焰，不能掂斤播兩來考較它們的輕重。隻有跟雜貨鋪子裡俗物一般識見，才想把一架稱乾酪的破天平去權衡天才。彆說古代作者，就是許多近代作者也有詩火熊熊的作品，可以跟那三個人的傑作比美。不過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歌德這三個名字總是並舉齊稱的，隱隱然有什麼繩子把它們串在一起。他們的創作裡流露出一種類似的精神：運行著永久不滅的仁慈，就像上帝的呼吸；發揚了不自矜炫的謙德，仿佛是大自然。歌德使人想起莎士比亞，也常使人想起塞萬提斯。甚至他文筆的特色也和塞萬提斯的相似，都是隨便不拘束的散文，點綴著極可愛的、快意的諷刺。他們的毛病也相像，筆下都很絮煩，都偶或有那種長句子，冗長得像皇帝出行，前擁後簇著一大隊。一句浩浩蕩蕩的句子裡，往往隻有一點兒意思，仿佛一輛金彩輝煌的宮廷大車，駕上六匹盛裝麗飾的馬，一路行來，好不隆重。不過這點兒意思，就算比不上皇帝，也總相當於一位貴人。關於塞萬提斯的才情以及他這部書的影響，我不能多談。關於這部在藝術上的價值，此地更不能多談，因為仔細講起來就牽涉到美學的範圍很廣。我隻要叫大家注意這部書的體裁和書裡兩個中心人物。體裁是遊記，也是這類創作天造地設的體裁。我想起古代第一部亞普萊厄斯的《金驢記》來了（《堂吉訶德》第一卷第三十五章裡跟皮酒袋廝殺的故事就是根據《金驢記》第二卷第三十二節至第三卷第九節。）。後世創作家覺得這種體裁太沒有變化，就用我們今天所謂的布局來補救那個缺陷。不過大多數家都不會自出心裁，隻好布局轉輾借用，至少也是把旁人的布局借來，稍為改頭換麵。因此翻來覆去老是這一類角色、情景和關鍵，到後來讀者就大不愛看了。這種陳腐的布局沉悶得很，大家得另打主意，有一時又遁逃到上古原始的那種遊記體裡去。不過要是有位自出心裁的作家創了個新鮮的布局，遊記體就會完全廢除的。在文學裡，也像在政治裡，一切轉移全按照運動力和反運動力的規律。名叫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那兩位人物呢？他們倆從頭到底彼此學嘴學樣，襯得可笑，可是彼此也相濟相成，妙不可言。所以兩口兒合起來才算得這部的真正主人公。這也見得這位創作家在藝術上的識力以及他那深厚的才力。旁的文人寫，隻有一個主角雲遊四海；作者勢必假借獨白呀，書信呀，日記呀，好讓人知道這位主角的心思觀感。塞萬提斯可以隨處來一段毫不牽強的對話；那兩位人物一開口就是彼此學舌取笑，作者的用意因此更彰著了。塞萬提斯的所以妙奪天然，都承這兩位的情，從此大家紛紛模仿。整整一套從這兩個角色裡生發出來，就像從一顆種子裡長出那種印度大樹，枝葉紛披，花香果燦，枝頭上還有猴子跟珍禽異鳥。不過把一切都算是婢學夫人似的模仿，也不免冤枉。我們在生活裡常碰見一對人物：一個像堂吉訶德，有詩意，愛冒險；一個像桑丘·潘沙，一半出於忠心，一半也為了私利，跟住那一個人，同甘共苦。把這一對寫到書裡去，那真是順手拈來。他們倆在藝術裡種種喬裝改扮，也像在人生裡一樣；要認出他們的本來麵目，就得注意本質和心靈上的標記，不能拘泥著表麵以及外附的事物。這種例子舉不勝舉。在堂約翰和萊柏瑞羅兩個身上（西班牙的悌爾所·德·穆利那（Tirso de Molina）第一個把貪花浪子堂約翰（Don Juan）的事編成劇本，戲裡的親隨名叫卡泰利農（Catalinon），是個不重要的角色。意大利的奇各尼尼（G.A.Ciini）寫的《石像來賓》（Il vitato di Pietra）那本戲裡把親隨這個角色發展到相當於桑丘的地位，親隨名叫巴塞利諾（Passarino）。從此在莫裡哀等的劇本裡，堂約翰的親隨也是個要角，隻是名字又換了。萊柏瑞羅（Leporeilo）是莫查特（Mozart）歌劇裡給他的名字。），也許像在拜倫爵士和他的親隨弗萊邱身上（據拜倫給他母親的信，威廉·弗萊邱（William Fletcher）懶惰懦怯，貪吃愛喝，確和桑丘相似。見潑洛塞羅（R.E.Prothero）編《拜倫書信與日記》第一三一函、一三二函、一四一函、一五一函。），我們不就找到了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麼？在瓦爾德才的騎士和他的卡斯拜·喇哩嘩哩身上（瓦爾德才騎士（Ritter von Waldsee）和卡斯拜·喇哩嘩哩（Kaspar Larifari）是恒斯累（K.J.Hensler）所作《多瑙河邊小娘子》（Das Donauweib）裡的角色。），正如在許多文人和他們的出版家身上，我們不都看出來這兩種人物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麼？出版家瞧明白作家的一團傻氣，但是其中有實在利益可圖，也就死心塌地跟著到理想境界裡去亂闖亂跑。書店大老板桑丘乾他那行營生，往往吃耳光當飽，卻仍舊肥肥胖胖，隻是那個好漢騎士一天天瘦下去了。堂吉訶德和他的侍從這兩種人不但男人裡有，我在女人裡也常碰見。我尤其記得一位美麗的英國女郎和她的朋友，她們倆是結伴從倫敦一家寄宿女學堂裡逃出來的。這位女郎癡情洋溢，皮膚白淨，要走遍世界去找一顆男人的心，像她在溶溶月夜裡夢想的那樣高貴。她那朋友又矮又黑，想乘機撈個丈夫到手，儘管他不是一位出眾的意中人，至少也得模樣兒漂亮。我仿佛還看見那女郎的纖削腰身站在白雷敦海灘上，含情的藍眼睛脈脈望著汪洋大海的法蘭西彼岸。這時候，那位朋友正砸著榛子，把仁兒吃得滿口香甜，把殼兒擲在水裡。至於這兩種人彼此間的情形，彆說在其他藝術家的傑作裡，就是在人生裡也沒有塞萬提斯筆下寫來那樣風光細膩。這一位的性情體態，一枝一節全跟那一位的相反相連，恰成對照。每一個特色都等於學樣學嘴似的取笑。是的，甚至駑騂難得和桑丘的灰色驢子，正跟那位騎士和他的侍從一樣，也是相形之下，言外大有諷刺；這兩頭牲口象征的意義，多少跟那兩個人物相同。主仆兩人講的話，就像他們的心思，也是個極明顯的對比。翻譯家有個非解答不可的難題，我這裡得提一下，那便是怎樣把好桑丘那種家常粗俗、疙瘩嚕蘇的話翻成德文。好桑丘老愛支離破碎地引用諺語，常常胡引亂用，這就叫人想起所羅門王的那些俳優，想起馬爾可夫來了（馬爾可夫（Markolf）是所羅門王宮裡最有名的俳優。歐洲中世紀流傳著許多故事，都講“智不可及”的所羅門難不倒“愚不可及”的馬爾可夫，有首十四世紀的德文詩就叫“所羅門與馬爾可夫”。），因為馬爾可夫要把可憐的理想主義跟常人從經驗得來的智慧對照，也就用些簡短的格言成語。堂吉訶德講起話來可就不同，他講的是文雅的、上流人的話，而且句法完整，有一種莊重的風度，見得是位高貴紳士。有時候，句子鋪排得太長，這位騎士的話就譬如一位高揚著臉兒的命婦，穿了一身袖子裙子都鼓出來的綢緞衣裳，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