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是國際聲望最高、影響最大的西班牙文學巨製。可是作者米蓋爾·台·塞萬提斯·薩阿維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一輩子隻是個傷殘的軍士、潦倒的文人。後世對他的生平，缺乏確切的資料。他是一個窮醫生的兒子，生於馬德裡附近的阿爾加拉·台·艾那瑞斯城（Аlcaláde Henares）。我們不知道他的生日，隻知道他受洗的日子是1547年10月9日。我們也不知道他早年在哪裡上學，隻知道一位深受人文主義影響的教師胡安·洛貝斯·台·沃幼斯（Juan López de Hoyos）曾把他稱為自己寵愛的學生。1569年，他隨教皇派遣到西班牙的使者到了羅馬；1570年投入西班牙駐意大利的軍隊，充當一名小兵；1571年參加有名的雷邦多（Lepanto）戰役，受了三處傷，左手從此殘廢；1572年傷愈仍舊當兵；1575年他回國途中，被阿爾及爾海盜俘虜，在阿爾及爾做了五年奴隸，曾四次組織同夥基督徒逃亡，都沒有成功，1580年才由西班牙三位一體會修士為他募化得五百艾斯古多，把他贖回西班牙。塞萬提斯回國一貧如洗，當兵已無前途，靠寫作也難以維持生活，1582年曾謀求美洲的官職，也沒有成功。1584年他娶了一位薄有資財的妻子。這位妻子居住托雷多，塞萬提斯經常為衣食奔走，隻能偶爾到托雷多去和妻子團聚。他去世時妻子還活著。1587年，塞萬提斯得到一個差使，為“無敵艦隊”在安達路西亞境內當采購員，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城鎮各行各業的人，但事情不好辦，報酬又菲薄。1590年，他再次謀求美洲的官職，申請沒受到答理。1594年他當了格拉那達境內的收稅員。由於工作不順利，再加無妄之災，他曾幾度入獄；據說《堂吉訶德》的第一部就是在塞維利亞的監獄裡動筆的。1605年，塞萬提斯五十八歲，《堂吉訶德》第一部出版，深受讀者歡迎。1614年，這本書的第二部才寫到五十九章，他忽見彆人寫的《堂吉訶德》續篇出版，就趕緊寫完自己的第二部，於1615年出版。這部雖然享有盛名，作者並沒有獲得實惠，依然是個窮文人，在高雅的文壇上，也沒有博得地位。他患水腫病，1616年4月23日去世，葬在三位一體修道院的墓園裡，但沒人知道確切的墓址。塞萬提斯的作品除《堂吉訶德》外，還有牧歌體傳奇《咖拉泰》（Gatea）第一部（1585）；劇本如《努曼西亞》（Numancia，1584），《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劇和八出幕間短劇》（Oedías y ocho entremeses nuevos nunca representados，1615）；短篇集《模範故事》（Noves ejempres，1613）；長詩《巴拿索神山瞻禮記》（Viaje deParnaso，1614）；和他身後出版的長篇《貝爾西雷斯和西希斯蒙達》（Persiles y Sigismunda，1617）等。《堂吉訶德》是舉世聞名的傑作，沒讀過這部的，往往也知道裡的堂吉訶德。這位奇情異想的西班牙紳士自命為騎士，騎著一匹瘦馬，帶著一個侍從，自十七世紀以來幾乎走遍了世界。據作者塞萬提斯的戲語，他當初曾想把堂吉訶德送到中國來，因沒有路費而作罷論（《堂吉訶德》第二部獻辭裡的戲語。）。可是中國雖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遙遠，堂吉訶德這個名字在中國卻並不陌生，許多人都知道；不但知道，還時常稱道；不但稱道堂吉訶德本人，還稱道他那一類的人。因為堂吉訶德已經成為典型人物，他是西洋文學創作裡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並稱的傑出典型（例如法國十九世紀批評家艾米爾·蒙泰居（émile Montégut）在他的《文學典型和美學幻想》（Types littéraires et Fantaisies esthétiques）（1833）裡，把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少年維特、維爾海姆·麥斯特四個角色稱為合乎美學標準的四種典型；屠格涅夫在他的《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1860）裡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作為兩個對立的典型。）。但堂吉訶德究竟是怎樣的人，並不是大家都熟悉，更不是大家都了解。他有一個非常複雜的性格，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讀者對他的理解都不相同。堂吉訶德初出世，大家隻把他當作一個可笑的瘋子。但是曆代讀者對他認識漸深，對他的性格愈有新的發現，愈覺得過去的認識不充分，不完全。單就海涅一個人而論，他就說，他每隔五年讀一遍《堂吉訶德》，印象每次不同（《精印〈堂吉訶德〉引言》（1873）。——見《文學研究集刊》第二冊165頁。）。這些形形色色的見解，在不同的時代各有偏向。堂吉訶德累積了曆代讀者對他的見解，性格愈加複雜了。我們要認識他的全貌，得認識他的各種麵貌。讀者最初看到的堂吉訶德，是一個瘋癲可笑的騎士。《堂吉訶德》一出版風靡了西班牙，最欣賞這部的是少年和青年人。據記載，西班牙斐利普三世在王宮陽台上看見一個學生一麵看書一麵狂笑，就說這學生一定在看《堂吉訶德》，不然一定是個瘋子。果然那學生是在讀《堂吉訶德》（保爾·阿薩（Paul Hazard）《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Don Quichotte deCervantes），梅嶽泰（Mellottée）版37頁。）。但當時文壇上隻把這部看做一個逗人發笑的滑稽故事，小販叫賣的通俗讀物（沃茨（HEWatts）《塞萬提斯的生平和著作》（Life and Writings of Miguel de Cervantes），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版167頁。）。十七世紀西班牙批評家瓦爾伽斯（Tomás Tomayo de Vargas）說：“塞萬提斯不學無術，不過倒是個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雖然現代西班牙學者把塞萬提斯奉為有學識的思想家和偉大的藝術家，“不學無術”這句考語在西班牙已被稱引了將近三百年（保爾·阿薩《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159—160頁。沃茨《塞萬提斯的生平和著作》90頁。）。可見長期以來西班牙人對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是怎樣理解的。《堂吉訶德》最早受到重視是在英國（英國最早把《堂吉訶德》作為經典作品。1612年，英國出版了謝爾登（Thomas Shelton）的英譯本，這是《堂吉訶德》的第一部翻譯本，1738年出版家湯生（Jacob Tonson）印行了最早的原文精裝本；1781年，英國出版了博爾（John Bowle）的注譯本，這是最早的《堂吉訶德》注譯本。——見費茨莫利斯-凱利（James Fitzmaurice-Kelly）《塞萬提斯在英國》（Cervantes in Engnd）17頁。），英國早期的讀者也把堂吉訶德看做可笑的瘋子。艾狄生把《堂吉訶德》和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並稱為誇張滑稽的作品（《旁觀者》（Spectator）二四九期，《每人叢書》版第二冊299頁。夏夫茨伯利（Shaftesbury）也把《堂吉訶德》看做誇張的諷刺，見《論特性》（Characteristics），羅伯生（JMRobertson）編注本第二冊313頁。），譚坡爾（William Temple）甚至責備塞萬提斯的諷刺用力過猛，不僅消滅了西班牙的騎士，連西班牙崇尚武俠的精神都消滅了。（譚坡爾《論古今學術》（On A and Modern Learning）。——斯賓岡（JESpingarn）編《十七世紀批評論文集》（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h tury）第三冊71頁。）散文家斯蒂爾（Richard Steele）、家笛福、詩人拜倫等對塞萬提斯都有同樣的指責。英國家斐爾丁強調了堂吉訶德的正麵品質。堂吉訶德是瘋子麼？斐爾丁在《咖啡店裡的政治家》（The Coffee-House Politi）那個劇本裡說，世人多半是瘋子，他們和堂吉訶德不同之處隻在瘋的種類而已。斐爾丁在《堂吉訶德在英國》那個劇本裡，表示世人比堂吉訶德還瘋得利害。戲裡的堂吉訶德對桑丘說：“桑丘，讓他們管我叫瘋子吧，我還瘋得不夠，所以得不到他們的讚許。”（泰甫（Stuart Tave）《可笑可愛的人》（The Amiable Humorist）156，157頁引。）這裡，堂吉訶德不是諷刺的對象，卻成了一個諷刺者。斐爾丁接著在他的《約瑟·安德魯斯》（Joseph Andrews）裡創造了一個亞當斯牧師。亞當斯牧師是個心熱腸軟的書呆子，瞧不見目前的現實世界，於是乾了不少傻事，受到種種欺負。斐爾丁自稱他這部模仿塞萬提斯，英國文壇上也一向把亞當斯牧師稱為“堂吉訶德型”。英國文學作品裡以後又出現許多亞當斯牧師一類的“堂吉訶德型”人物，如斯特恩創造的托貝叔叔，狄更斯創造的匹克威克先生，薩克雷創造的牛肯上校等。這類“堂吉訶德型”的人物雖然可笑，同時又叫人同情敬愛。他們體現了英國人對堂吉訶德的理解。約翰生說：“堂吉訶德的失望招得我們又笑他，又憐他。我們可憐他的時候，會想到自己的失望；我們笑他的時候，自己心上明白，他並不比我們更可笑。”（《漫步者》（Rambler）第二期，《每人叢書》版7頁。）可笑而又可愛的傻子是堂吉訶德的另一種麵貌。法國作家沒有像英國作家那樣把堂吉訶德融化在自己的文學裡，隻是翻譯者把這位西班牙騎士改裝成法國紳士，引進了法國社會。《堂吉訶德》的法文譯者聖馬丁（Filleaude Saint-Martin）批評最早的《堂吉訶德》法文譯本（最早的《堂吉訶德》法文本，第一部由烏丹（César Oudin）翻譯，1614年出版；第二部由洛賽（Fde Rosset）翻譯，1618年出版。）一字字緊扣原文，太忠實，也太呆板；所以他自己的譯文不求忠實，隻求適合法國的文化和風尚（保爾·阿薩《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337頁。）。弗洛利安（JeanPierre Cris de Florian）的譯本更是隻求迎合法國人的喜好，不惜犧牲原文。他嫌《堂吉訶德》的西班牙氣味太重，因此把他認為生硬的地方化為軟熟，不合法國人口味的都改掉，簡略了重複的片段，刪削了枝蔓的情節。他的譯本很簡短，敘事輕快，文筆乾淨利落。他以為《堂吉訶德》雖然逗笑，仍然有他的哲學；作者一方麵取笑無益的偏見，對有益的道德卻非常尊重；堂吉訶德的言論隻要不牽涉到騎士道，都從理性出發，教人愛好道德，堂吉訶德的瘋狂隻是愛好道德而帶上偏執。他說讀者對這點向來沒有充分理解，他翻譯的宗旨就是要闡明這一個道理（保爾·阿薩《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339—340頁。勒薩日（ARLesage）翻譯假名阿維利亞內達（Avelneda）惡意歪曲《堂吉訶德》的《堂吉訶德續集》，也把原文任意增刪修改。阿維利亞內達的續集受儘唾罵，勒薩日的譯本卻有人稱賞，因為和原文麵貌大不相同。）。可以設想，弗洛利安筆下的堂吉訶德是一位有理性、講道德的法國紳士。以上兩種漂亮而不忠實的譯本早已被人遺忘，可是經譯者改裝的堂吉訶德在歐洲當時很受歡迎，1682年的德文譯本就是從聖馬丁的法文譯本轉譯的。英國詩人蒲柏也注意到堂吉訶德有理性、講道德的方麵。他首先看到堂吉訶德那副嚴肅的神情（《笨伯詠》（Dunciad）卷一，21行。），並且說他是“最講道德、最有理性的瘋子，我們雖然笑他，也敬他愛他，因為我們可以笑自己敬愛的人，不帶一點惡意或輕鄙之心”（舍本（Gee Sherburn）編《蒲柏書信集》（Correspondence）第四冊208頁。）。寇爾列支說，堂吉訶德象征沒有判斷、沒有辨彆力的理性和道德觀念；桑丘恰相反，他象征沒有理性、沒有想象的常識；兩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論文與演說選》，《每人叢書》版251頁。）。他又說，堂吉訶德的感覺並沒有錯亂，不過他的想象力和純粹的理性都太強了，感覺所證明的結論如果不符合他的想象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覺撇開不顧（艾許（TAshe）編《談話錄》（Table Talk），1794年版179頁。）。寇爾列支強調了堂吉訶德的道德觀念、他的理性和想象力。我們又看到了堂吉訶德的另一個麵貌：他是嚴肅的道德家，他有很強的理性和想象，他是一個深可敬佩的人（法國近代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把堂吉訶德看做一個值得敬佩的人。他說：“我們每人心裡都有一個堂吉訶德，一個桑丘·潘沙；我們聽從的是桑丘，但我們敬佩的卻是堂吉訶德。”——見《西爾維斯特·博納的罪行》（Le e de Sylvestre Bonnard），加爾曼雷維（CalmannLévy）版150頁。）。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影響下，堂吉訶德又變成一個悲劇性的角色。在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者看來，堂吉訶德情願犧牲自己，一心要求實現一個現實世界所不容實現的理想，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這類的見解，各國都有例子。英國十九世紀批評家海茲利特（William Hazlitt）認為《堂吉訶德》這個可笑的故事掩蓋著動人的、偉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淚（《論英國家》（On the English s），郝歐（PPHowe）編《海茲利特全集》第六冊108頁。）。按照蘭姆（Charles Lamb）的意見，塞萬提斯創造堂吉訶德的意圖是眼淚，不是笑（《現代藝術創作的缺乏想象力》，魯加斯（EVLucas）編《蘭姆全集》第二冊233頁。）。拜倫慨歎堂吉訶德成了笑柄。他在《唐璜》（Don Juan）裡論到堂吉訶德，大致意思說：他也願意去鋤除強暴——或者阻止罪惡，可是塞萬提斯這部真實的故事叫人知道這是徒勞無功的；堂吉訶德一心追求正義，他的美德使他成了瘋子，落得狼狽不堪，這個故事之可笑正顯示了世事之可悲可歎，所以《堂吉訶德》是一切故事裡最傷心的故事；要去申雪冤屈，救助苦難的人，獨力反抗強權的陣營，要從外國統治下解放無告的人民——唉，這些崇高的誌願不過是可笑的夢想罷了（第十三章，八、九、十節。——斯蒂芬（TGSteffan）普拉德（WWPratt）集注本，第三冊363頁。）。法國夏都布裡昂說，他隻能用傷感的情緒去解釋塞萬提斯的作品和他那種殘忍的笑（《身後回憶錄》（Mémoires dOutre-Tombe）第一部第五卷，比瑞（Biré）編注本，第一冊259—260頁。）。法國家福樓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一心追求戀愛的美夢，她和堂吉訶德一樣，要教書本裡的理想成為現實，有些評論家就把她稱為堂吉訶德式的人物（雷文（HLevin）《文學批評的聯係》（texts of Criticism），1958年哈佛大學版96頁。雷內·吉哈（René Girard）《浪漫的謊言與的真實》（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1961年版13—14，17—18，25—26頁。）。德國批評家弗利德利許·希雷格爾（Friedrich Schlegel）把堂吉訶德所表現的精神稱為“悲劇性的荒謬”（Tollheit）或“悲劇性的傻氣”（Dummheit）（艾契納（Hans Eier）編希雷格爾手稿《文學筆記》二〇五〇條，202—203頁。）。海涅批評堂吉訶德說：“這位好漢騎士想教早成陳跡的過去死裡回生，就和現在的事物衝撞，可憐他的手腳以至脊背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訶德主義是個笑話。這是我那時候的意見。後來我才知道還有樁不討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來趕早在當今出現，而且隻憑一匹駑馬，一副破盔甲，一個瘦弱殘軀，卻去攻打現時的緊要利害關頭。聰明人見了這一種堂吉訶德主義，像見了那一種堂吉訶德主義一樣，直把他那乖覺的頭來搖……”但是堂吉訶德寧可舍掉性命，決不放棄理想。他使得海涅為他傷心流淚，對他震驚傾倒（《文學研究集刊》第二冊166，163—165頁。）。俄羅斯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樣的看法。堂吉訶德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他堅決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還有永恒的、普遍的、不變的東西；這些東西須一片至誠地努力爭取，方才能夠獲得。堂吉訶德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辭艱苦，不惜犧牲性命。在他，人生隻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無非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活著是為彆人，為自己的弟兄，為了鋤除邪惡，為了反抗魔術家和巨人等壓迫人類的勢力。隻為他堅信一個主義，一片熱情地願意為這個主義儘忠，人家就把他當作瘋子，覺得他可笑（《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文藝理論譯叢》1958年第三期107，108，109頁。）。十九世紀讀者心目中那個可笑可悲的堂吉訶德，是他的又一種麵貌。以上隻是從手邊很有限的材料裡，略舉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對於堂吉訶德的一些代表性的見解。究竟哪一種麵貌，哪一種解釋是正確的呢？還是堂吉訶德一身兼有各種麵貌，每種麵貌不過表現他性格的一個方麵呢？我們且撇開成見，直接從《堂吉訶德》裡來認認堂吉訶德。堂吉訶德是個沒落的小貴族或紳士地主（hidalgo），因看騎士入迷，自命為遊俠騎士，要遍遊世界去除強扶弱，維護正義和公道，實行他所崇信的騎士道。他單槍匹馬，帶了侍從桑丘，出門冒險，但受儘挫折，一事無成，回鄉鬱鬱而死。據作者一再聲明，他寫這部，是為了諷刺當時盛行的騎士。其實，作品的客觀效果超出作者主觀意圖，已是文學史上的常談。而且作者的聲明，像裡的故事一樣，未可全信。但作者筆下的堂吉訶德，開始確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騎士裡的英雄；作者確是用誇張滑稽的手法諷刺騎士。他處處把堂吉訶德和騎士裡的英雄對比取笑。騎士裡的英雄武力超人，戰無不勝。堂吉訶德卻是個哭喪著臉的瘦弱老兒，每戰必敗，除非對方措手不及。騎士裡的英雄往往有仙丹靈藥。堂吉訶德按方炮製了神油，喝下卻嘔吐得搜腸倒胃。騎士裡的英雄都有神駿的坐騎、堅固的盔甲。堂吉訶德的駑騂難得卻是一匹罕有的駑馬，而他那套黴爛的盔甲，還是拚湊充數的。遊俠騎士的意中人都是嬌貴無比的絕世美人。堂吉訶德的杜爾西內婭是一位像莊稼漢那麼壯碩的農村姑娘；堂吉訶德卻又說她尊貴無比、嬌美無雙。那位姑娘心目中壓根兒沒有堂吉訶德這麼個人，堂吉訶德卻模仿著裡的多情騎士，為她憂傷憔悴，餓著肚子終夜歎氣。裡的騎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或因意中人乾了醜事，氣得發瘋；堂吉訶德卻無緣無故，硬要模仿著發瘋。他儘管苦惱得作詩為杜爾西內婭“哭哭啼啼”，他和他的情詩都隻成了笑柄。但堂吉訶德不僅是一個誇張滑稽的鬨劇角色。《堂吉訶德》也不僅是一部誇張滑稽的鬨劇作品。單純的鬨劇角色，不能充當一部長篇的主人公，讀者對他的興趣不能持久。塞萬提斯當初隻打算寫一個短短的諷刺故事。他延長了故事，加添了一個侍從桑丘，人物的性格愈寫愈充實，愈生動。塞萬提斯創造堂吉訶德並不像宙斯孕育智慧的女神那樣。智慧的女神出世就是個完全長成的女神；她渾身披掛，從宙斯裂開的腦袋裡一躍而出。堂吉訶德出世時雖然也渾身披掛，他卻像我國舊裡久死還魂的人，沾得活人生氣，骨骼上漸漸生出肉來，虛影漸漸成為實體。塞萬提斯的故事是隨寫隨編的，人物也隨筆點染。譬如桑丘這個侍從是臨時想出來的，而桑丘是何形象，作者當初還未有確切的觀念。又如故事裡有許多疏漏脫節的地方，最顯著的是灰驢被竊一事。我大膽猜測，這是作者寫到堂吉訶德在黑山苦修，臨時想到的，借此可以解決駑騂難得沒人照料的問題。所以1605年馬德裡第一版上，故事從這裡起才一次次點出灰驢已丟失。這類疏失不足減損一部傑作的偉大，因為都是作者所謂“無關緊要的細節”，他隻求“講來不失故事的真實就行”。我們從這類脫節處可以看出作者沒有預定精密的計劃，都是一麵寫，一麵創造，情節隨時發生，人物逐漸成長。塞萬提斯不是把堂吉訶德寫成佛爾斯塔夫（Falstaff）式的懦夫，來和他主觀上的英勇騎士相對比，卻是把他寫成誇張式的模範騎士。凡是堂吉訶德認為騎士應有的學識、修養以及大大小小的美德，他自己身上都有；不但有得充分，而且還過度一點。他學識非常廣博，常使桑丘驚佩傾倒。他不但是武士，還是詩人；不但有詩才，還有口才，能辯論，能說教，議論滔滔不斷，振振有理。他的忠貞、純潔、慷慨、斯文、勇敢、堅毅，都超過常人；並且堅持真理，性命都不顧惜。堂吉訶德雖然惹人發笑，他自己卻非常嚴肅。小醜可以裝出嚴肅的麵貌來博笑，所謂冷麵滑稽。因為本人不知自己可笑，就越發可笑。堂吉訶德不止麵貌嚴肅，他嚴肅入骨，嚴肅到靈魂深處。他要做遊俠騎士不是做著玩兒，卻是死心塌地、拚生舍命地做。他表麵的誇張滑稽直貫徹他的思想感情。他哭喪著臉，披一身雜湊破舊的盔甲，待人接物總按照古禮，說話常學著騎士裡的腔吻；這是他外表的滑稽。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外表很一致。他認為最幸福的黃金時代，人類隻像森林裡的素食動物，餓了吃橡實，渴了飲溪水，冷了還不如動物身上有毛羽，現成可以禦寒。他所要保衛的童女，作者常說是“像她生身媽媽那樣童貞”。他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滿腔熱忱，儘管在現實裡不斷地栽筋鬥，始終沒有學到一點乖。堂吉訶德的嚴肅增加了他的可笑，同時也代他贏得了更深的同情和尊敬。也許塞萬提斯在賦予堂吉訶德血肉生命的時候，把自己品性、思想、情感分了些給他。這並不是說塞萬提斯按著自己的形象創造堂吉訶德。他在創造這個人物的時候，是否有意識地從自己身上取材，還是隻順手把自己現有的給了創造的人物，我們也無從斷言。我們隻能說，堂吉訶德有些品質是塞萬提斯本人的品質。譬如塞萬提斯曾在基督教國家聯合艦隊重創土耳其人的雷邦多戰役裡充當一名小兵。當時他已經病了好多天，但是他奮勇當先，第一個跳上敵艦，受了三處傷，殘廢了一隻左手。《堂吉訶德》裡寫堂吉訶德看見三四十架風車，以為是巨人，獨自一人衝殺上去拚命。儘管場合不同，兩人卻是同樣的奮不顧身。又譬如塞萬提斯被土耳其海盜俘虜，在阿爾及爾做了五年奴隸。他的主人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常把奴隸割鼻子、割耳朵或活活地剝皮。塞萬提斯曾四次帶著俘虜一起逃亡，每次事敗，他總把全部罪責獨自承當，拚著抽筋剝皮，不肯供出同謀。他的主人懾於他的氣魄，竟沒有淩辱他。塞萬提斯的膽量，和堂吉訶德向獅子挑戰的膽量，正也相似。可以說，沒有作者這種英雄胸懷，寫不出堂吉訶德這種英雄氣概。塞萬提斯在這部裡時時稱頌兵士的美德，如勇敢、堅毅、吃苦、耐勞等等，這也都是騎士的美德，都是他所熟悉的道德和修養，也是他和堂吉訶德共有的品質。塞萬提斯有時把自己的識見分給了堂吉訶德。裡再三說到堂吉訶德隻要不涉及騎士道，他的頭腦很清楚，識見很高明。塞萬提斯偶爾喜歡在裡發發議論，常借裡的人物作自己的傳聲筒。例如神父對騎士的“裁判”，教長對騎士的批評，以及史詩可用散文寫的這點見解，教長對於戲劇的一套理論，分明都是作者本人的意見。但神父和教長都不是裡主要的角色，不常出場。堂吉訶德隻要不議論騎士道，不模仿騎士，他就不是瘋人，借他的嘴來發議論就更為方便。例如堂吉訶德論教育子女以及論詩和詩人，論翻譯，論武職的可貴、當兵的艱苦，以及隨口的談論，如說打仗受傷隻有體麵並不丟臉，鄙夫不指地位卑微的人，王公貴人而沒有知識都是凡夫俗子等等，都像塞萬提斯本人的話。堂吉訶德拾了他的唾餘，就表現為很有識見的人。也許塞萬提斯把自己的情感也分了一些給堂吉訶德。塞萬提斯一生困頓。《堂吉訶德》第一部出版以後，他還隻是個又老又窮的軍士和小鄉紳（1615年西班牙大主教為皇室聯姻的事拜會法國大使，大使的幾位隨員向大主教手下的教士探問塞萬提斯的身世。聽說他“老了，是一位兵士，一位小紳士，很窮。”法國隨員很詫怪，感歎這樣的人才，西班牙不用國庫的錢去供養他。其中一人說：“假如他是迫於窮困才寫作，那麼，願上帝一輩子彆讓他富裕，因為他自己窮困，卻豐富了所有的人。”——沃茨《塞萬提斯的生平和著作》148—150頁。）。塞萬提斯曾假借堂吉訶德的話說：“這個世界專壓抑才子和傑作。”他在《巴拿索神山瞻禮記》裡寫詩神阿波羅為每個詩人備有座位，單單塞萬提斯沒有，隻好站著。詩神叫他把大衣疊起，坐在上麵。塞萬提斯回答說：“您大概沒注意，我沒有大衣。”他不但沒有座位，連大衣都沒有一件。這正是海涅說的：“詩人在作品裡吐露了隱衷。”（《文學研究集刊》第二冊168頁。）塞萬提斯或許覺得自己一生追求理想，原來隻是堂吉訶德式的幻想；他滿腔熱忱，原來隻是堂吉訶德一般的瘋狂。堂吉訶德從不喪氣，可是到頭來隻得自認失敗，他那時的失望和傷感，恐怕隻有像堂吉訶德一般受儘挫折的塞萬提斯才能為他描摹。堂吉訶德的侍從桑丘，也是逐漸充實的。我們最初隻看到他傻，漸漸看出他癡中有黠。可是他受到主人的恩惠感激不忘，明知跟著個瘋子不免吃虧倒黴，還是一片忠心，不肯背離主人。我們通常把桑丘說成堂吉訶德的陪襯，其實桑丘不僅陪，不僅襯，他是堂吉訶德的對照，好比兩鏡相對，彼此交映出無限深度。堂吉訶德抱著偉大的理想，一心想濟世救人，一眼隻望著遙遠的過去和未來，竟看不見現實世界，也忘掉了自己是血肉之軀。桑丘念念隻在一身一家的溫飽，一切從經驗出發，壓根兒不懂什麼理想。這樣一個腳踏實地的人，隻為貪圖做官發財，會給眼望雲天的幻想者所煽動，跟出去一同冒險。他們儘管日常相處而互相影響（參看馬達利亞加（Salvador de Madariaga）《〈堂吉訶德〉讀法》（Guía del lector del Quijote），1978年馬德裡版137—159頁。），性格還是迥不相同。堂吉訶德從理想方麵，桑丘從現實方麵，兩兩相照，他們的言行，都增添了意義，平凡的事物就此變得新穎有趣。堂吉訶德的所作所為固然滑稽，卻不如他和桑丘主仆倆的對話奇妙逗趣而耐人尋味。《堂吉訶德》裡曆次的冒險，無非叫我們在意想不到的境地，看到堂吉訶德一些新的品質，從他的行為舉動，尤其和桑丘的談論裡，表現出他的奇情異想，由此顯出他性格上意想不到的方麵。我們對堂吉訶德已經認識漸深，他的勇敢、堅忍等等美德使人敬重，他的學識使人欽佩，他受到挫折也博得同情。作者在故事的第一部裡，有時把堂吉訶德作弄得很粗暴，但他的嘲笑，隨著故事的進展，愈變愈溫和。堂吉訶德究竟是可笑的瘋子，還是可悲的英雄呢？從他主觀出發，可說他是個悲劇的主角。但主觀上的悲劇主角，客觀上仍然可以是滑稽的鬨劇角色。塞萬提斯能設身處地，寫出他的可悲，同時又客觀地批判他，寫出他的可笑。堂吉訶德能逗人放懷大笑，但我們笑後回味，會嘗到眼淚的酸辛。作者嘲笑堂吉訶德，也仿佛在嘲笑自己。作者已把堂吉訶德寫成有血有肉的活人。堂吉訶德確是個古怪的瘋子，可是我們會看到許多人和他同樣的瘋，或自己覺得和他有相像之處；正如桑丘是個少見的傻子，而我們會看到許多人和他同樣的傻，或自己承認和他有相像之處。堂吉訶德不是怪物，卻是典型人物；他的古怪隻增進了他性格的鮮明生動。我們看一個具體的活人，不易看得全，也不能看得死，更不能用簡單的公式來概括。對堂吉訶德正也如此。這也許說明為什麼《堂吉訶德》出版近四百年了，還不斷地有人在捉摸這部裡人物的性格。本書係根據1952年馬德裡版《西班牙古典叢書》（Clásicos Castelnos）中弗朗西斯戈·羅德利蓋斯·馬林的編注本第六版翻譯，並參照兩個更新的原著版本把譯文通體校訂一遍。我先物色得胡安·包蒂斯塔·阿巴葉-阿塞（Juan Bautista Avalle-Arce）編注的《堂吉訶德》（1977年馬德裡版），聽說是權威性的新版本。阿巴葉-阿塞在他的《導言》第一節《版本》裡，提出了版本問題上的一個新發現——英國新出了傅洛瑞斯（RMFlores）的一篇論文：《〈堂吉訶德〉第一部馬德裡第一、第二版的排字工人》（The positors of the First and Seadrid Editions of《Don Quixote》，Part I）（1975年倫敦版）。傅洛瑞斯指出：1605年馬德裡出版的《堂吉訶德》第一部的第一版，按照塞萬提斯的手稿排印，但排字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標點、音符和綴字法，各按自己的習慣排印；原稿已失，同年馬德裡印行的第二版按第一版排印，共改易了三千九百二十八處。因此，阿巴葉-阿塞認為1605年馬德裡印行的《堂吉訶德》第一部，隻有第一版可靠。他的編注本除了個彆例外，嚴格按照第一版，隻把古老的綴字法、音符、標點等加以現代化。第一版上有些極明顯的錯字、遺漏和排錯的章目等，都保存原貌，隻在注釋裡加以說明。接著我又得到穆裡留（Luis Andrés Murillo）編注的《堂吉訶德》（1983年馬德裡版）。這是個更新的版本。穆裡留在《前言》裡也提到傅洛瑞斯的那篇論文，但他認為論文對於統一版本的綴字法很有價值，至於怎樣修補第一版上那些明顯的錯誤和脫漏，就沒多大貢獻。他的編注本主要依據兩種舊版，其一就是我翻譯時所根據的馬林編注本。至於注釋，他認為馬林擅長解析塞萬提斯時代的語言，而考訂的精博，沒有人趕得上他。我把這兩種新版本和馬林本對比著做了一番校勘，發現馬林本也是依據1605年馬德裡第一版。他五處采用第二版的改易，都注出充分理由（如作者本人的修改）。兩種新版本和馬林本有一點較大的不同，那就是關於灰驢的事。據1605年《堂吉訶德》第一部的馬德裡第一版，桑丘的灰驢在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已丟失，卻沒有說明怎麼丟的。直到四十六章才又提到灰驢，也未說明怎麼又找到的。1605年馬德裡第二版上，作者在第二十三章裡補上灰驢被竊數節，又在第三十章裡補上重獲灰驢數節。可是作者補上灰驢被竊後，隻改了隨後“桑丘橫坐驢背”一句和同一章裡“桑丘照常騎驢跟隨”一句，此外另有幾處桑丘騎在驢上，都沒有改掉，因此造成灰驢已失而桑丘仍複騎著灰驢的謬誤。兩種新版本保存1605年馬德裡第一版的原貌，隻把作者添在第二十三章和第三十章上的幾節加在注裡。但是《堂吉訶德》第二部第四章裡批評《堂吉訶德》第一部時，明明說：“毛病是灰驢還沒出現，作者卻說桑丘騎著他的灰驢。”按1605年馬德裡第一版，灰驢莫名其妙地丟失以後，直到灰驢莫名其妙地重又出現，桑丘一次也沒有騎上他的灰驢。如果不把作者的改筆添在正文裡，作者在第二部裡自認的毛病就沒有根據了。馬林本按1605年馬德裡第二版，補上作者本人的修改，而在注裡說明他的疏失。我細細斟酌，覺得馬林這樣處理比較妥當。阿巴葉-阿塞和穆裡留不知是否受了那篇英國論文的影響，似乎太拘泥於1605年馬德裡第一版了。那第一版上，二十九章和三十章互換了章目，穆裡留也未更正，隻加注說明。阿巴葉-阿塞本倒是更正了。他還把那第一版上的cubren一字按第二版改為criban，這大約就是他所謂“個彆例外”。但是這個錯字既然改得，其他明顯的錯誤和脫漏，在充分的證據前，為什麼不能修改呢？我這次重訂，仍舊按照馬林的編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