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這就是我要在我這位已經作古的朋友的傳記中對他那部令我萬般厭惡、反感和回避，卻又百般愛戴和仰慕的作品所說的全部嗎？不，還不是。我的心裡對它還有一些話要說，但我旋即又決定，那些性質和特征，它們令我——當然是以一種令人歎為觀止的方式——感到壓抑和恐懼，更好的說法是：以一種令人害怕的方式激起人的興趣。我說了，我旋即又決定，在對這一切進行刻畫描述時結合那些抽象的苛求，這些苛求是我在西克斯圖斯·克利德威斯先生家裡所舉行的那些討論會上所遭遇到的，關於這些討論會我在前麵的章節裡就已經有所提及。正是我在這些晚間聚會上的新奇經曆，連同我同時對阿德裡安那部孤獨作品的參與一道，使得我的精神感到過度緊張，我那時就生活在這種過度緊張的氣氛中，而這些新奇經曆還真是讓我的體重減輕了整整十四磅。克利德威斯，版畫家，書籍裝幀藝術家，東亞彩色木刻和陶瓷收藏家，對於這個領域，他也應這個或那個文化團體之邀，在帝國的各個城市，甚至在國外，作些內行和聰明的報告，他是一位矮個的、不顯老的男士，他的說話方式表現出強烈的萊茵黑森地區風格，他的思想異常活躍，他不受傳統僵化的思想意識約束，而是以純粹好奇的方式去窺探時代的種種運動，並聲稱其中一些傳到他耳朵裡的東西是“極其重要的”。在他的操勞之下，他那位於施瓦賓區馬爾提烏斯大街的、其接待大廳掛有迷人的中國（出自宋代的）水墨彩畫的居所，便成為舉足輕重的或是消息靈通的以及參與精神生活的頭頭腦腦們的聚集之地，而這其中也囊括了全慕尼黑城所有的頭麵人物，而且，他另外還在那裡安排富有哲理的紳士晚會，一種不超過八到九個知名人士的私密圓桌會議，這些會議在晚餐之後大約九點的時候開始，由於這些會議純粹是以自願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為目的的，所以東道主亦無須另外再為招待來客而破費頗多。當然，話又說回來了，這種思想交流也不會將其富有才智的高度緊張保持到底；又鑒於克利德威斯的社會傾向和局限，故而參加者的思想水平仍然顯得有些參差不齊，所以，僅僅出於這個原因，這種思想交流就常常會偏離正題，淪落為舒適愜意的日常閒聊。這不，參加這些會議的就有黑森拿騷大公世家的成員，是兩個正在慕尼黑念大學的友善的年輕人，他們被主人不無羨慕地喚作“美王子”，由於有他們在場，即使隻是因為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家要小太多，交談的時候肯定就會有所顧及。我不想說，他們乾擾了我們。實際上我們常常會無憂無慮地進行一些內容較為高深的談話，根本不問他們能否聽懂，每當這個時候，他們都會做個謙虛的麵帶微笑的或是認真的掛滿一臉驚異的聽眾。對我個人而言，更敗興的卻是那個已經為諸位讀者所熟悉的荒謬騎士的在場，這個叫做哈依姆·布賴薩赫爾博士的家夥，我早就承認我對他難以容忍，但他的敏銳和覺察能力在這樣的場合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而同樣讓我感到生氣的是，工業家布林格爾也屬被邀之列，受邀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稅率等級高，他跟著一起湊熱鬨，對最重大的文化問題大放厥詞。我隻想繼續往下說，當然我也承認，我其實對參加這個圓桌會議的每一個人都鼓不起勇氣來，都不能報以不打折扣的信任——但在這裡，我卻要把也在這個圈子裡旁聽的赫爾穆特·英斯提托利斯作為一個例外，的確，友誼的紐帶通過他的妻子把我和他聯結起來——隻是他個人現在又開始讓人產生彆樣的憂心忡忡的聯想了。此外還必須問及的是我對溫魯俄（德文為Unruhe，有“不安、騷動”之意。）博士，埃貢·溫魯俄的反感，此人是個富有哲學思想的古動物學家，他在他的著述中很有見地地把深海地層及化石知識同那種對古老神話財富的辯護與科學實證結合起來，以至於在他的學說中，隻要願意，萬事皆可成真，其實就是一種理想化的達爾文主義，而對於這樣一種達爾文主義，先進發達的人類其實早就不再對其信以為真了。是啊，我對這個有學問、思想上又高度進取的男人的不信任又是從何而來的呢？而我對格奧爾格·福格勒教授的那種不信任又是從何而來的呢？這個文學史家用宗族的視角寫了一部備受關注的《德語文學文獻史》，在這本書裡，作家不是被直截了當地當作作家和受過全麵教育的特殊人才來對待，而是被當作受到血緣和地域束縛的典型產物來對待，他被認為是源自真實的、具體的、特彆的、為他作證的、也為他所證的一隅，他是這個角落的典型產物。這一切確實都非常誠實、勇敢、不摻雜質、具有批判性並值得感謝。藝術學者和丟勒研究專家吉爾根·霍爾茨舒赫爾也是一位讓我同樣莫名其妙地感到不舒服的受邀來賓；另外，完全適用於這一點的還有那個經常到場的詩人丹尼爾·楚赫，此人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瘦子，穿著高領的黑色製服，跟個教士似的，側麵看很像猛禽，說起話來猶如放連珠炮一般，讓人聽起來大致是這樣的：“是呀，是呀，沒那麼糟，哦當然嘍，可以這樣說！”嘴裡一邊這樣說，一邊還不斷神經質地、急切地動用大腳趾去敲擊地麵。他很愛把雙臂交叉於胸前，或像拿破侖那樣把一隻手藏在懷裡，而他的詩人夢想則是指向這樣一個世界的，這個世界首先是由純粹精神通過血腥戰役來征服的，其次，這個世界永遠是通過白色恐怖和高級的繁育品種來維持的，這就是他在他的，我想，也是唯一的一部作品，即戰前就已經在手工紙上發表的那本《宣言書》裡所描繪的藍圖，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一種縱情享樂的恐怖主義的抒情加雄辯的總爆發，其語言力量之強大，由不得你不承認。這些宣言的落款是一個名叫“救世主皇帝至高無上”的實體，這個實體乾勁衝天地發號施令，它鼓噪軍隊去赴湯蹈火，去征服地球，它發布一天內有效的日令類公告，定下享受兼無情的條件，呼喚貧窮和貞潔，無休無止地連珠炮般揮拳提出絕對服從的要求。“戰士們！”該詩作這樣結尾道：“這個世界——我把它交與你們去搶劫！”凡此種種，它們都是“美的”，它們也都強烈地自我感覺是“美的”；它們是“美的”，以一種殘酷和絕對美麗的方式，本著那種無恥地東扯西拉、嘻嘻哈哈和不負責任的精神，隻有詩人才會允許自己具有這樣的精神——我覺得這是一種極其放肆的美學的胡鬨。赫爾穆特·英斯提托利斯對此自然是偏愛有加，不過，除此之外，作者和作品所享有的聲譽還真是卓著，而且，我對兩者的厭惡本身也不是特彆堅決，因為我的這種厭惡同時也是取決於克利德威斯圈子及其苛刻的文化批判性質的診斷結果給我帶來的普遍刺激，而一種思想上的義務感卻又督促著我去認識和了解這些診斷結果。我現在要嘗試著用儘可能短的篇幅來簡要介紹一下這些診斷結果，我們的東道主認為這些結果是“極為重要的”，他的這種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而丹尼爾·楚赫那公式化的“哦當然嘍，沒那麼糟，是呀，是呀，可以這樣說！”則和這些結果如影隨形，即便它們的目的並不像高呼“救世主皇帝至高無上”口號的誓死效忠的士兵們去搶劫世界那樣直接。這顯然隻是象征性的詩歌，而圓桌會９9lｉｂ?議所涉及的則是對社會學意義上的現實的展望，是對現存的和未來的確定，這些倒是和丹尼爾想象的那些既禁欲又美的恐怖情形有幾分關係。我本人在本書的很前麵就已經主動點明：通過戰爭動搖和摧毀看似穩固的生命價值，這一點尤其是在那些因此而在精神上一定程度地領先於彆的國家的戰敗國裡能夠十分活躍地被感受到。人們非常強烈地感受到，也客觀地認定：個體作為個體已經通過戰爭事件遭受了巨大的價值損失，今天生命正在漫不經心地跨過單個人的頭頂，這種漫不經心其實過去就已經作為普遍的麵對個體的痛苦和沉淪的麻木而積澱在人們的心靈深處。這種漫不經心，這種對個人命運的漠不關心，似乎可以視作是剛剛過去的為期四年的血腥教堂落成典禮紀念節日所培育的結果；但是，人們啊，可千萬彆被迷惑了雙眼：在這裡也正如在其他有些方麵一樣，這場戰爭也就隻是完成了以前早就蠢蠢欲動著的、建立在一種新的生命感受基礎之上的東西，它使這種東西變得清晰並使之成為一種戲劇性的體驗，僅此而已。可是，既然這不是一件可以簡單表揚或譴責的事情，而是一件實際感知和確定的事情；而且，既然在對真實的不帶激情的認識之中，正是出於認識的樂趣，總是存在著某種讚同，那麼，一個多方麵的、甚至是全麵的對資產階級階級傳統，我這裡指的是：對文化教育的價值、啟蒙、博愛，對諸如通過科學教化提升民眾之類的夢想所作的批評，怎麼就不該和這樣一些觀點相結合呢？而居然就是一群搞文化、搞教育、搞科學的男人在進行這種批評——而且在進行這種批評的時候心情還愉快得很，不時發出自鳴得意和興高采烈的哄堂大笑，從而還使得這件事情具有了一種特彆的、讓人癢得難受的、抑或也是略顯反常的刺激；而在這種情況下說，這場失敗分配給我們德國人的國體，這種投進我們的懷抱的自由，一句話：這個民主共和國，作為要認真對待的那個被瞄準的新事物的框架，一刻也沒有得到過承認，反而是理所當然、齊心協力地被認為是轉瞬即逝的和從一開始就於事無補的，是的，被當作一個拙劣的玩笑遭到輕蔑的拋棄，在這種情況下說這樣的話恐怕也是多餘的。托克維爾（阿列克西·德）（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1805-1859）：法國曆史學家和政治家，著有《論美國的民主》和《舊製度與大革命》等。）的話被引用，他說過，從革命中就如同從一個共同的源泉裡產生兩股潮流：一股對人們而言是流向自由的機構，另一股則是流向絕對的權力。對於“自由的機構”，在克利德威斯這裡交談的先生們當中是再也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它了，他們說，這尤其是因為自由，當它被迫為了自保而去限製自由，即它的對手們的自由，也就是說去取消它自己的時候，從內部而言就是自相矛盾的。這就是它的命運，如果不是從一開始人權的自由激情就被拋開的話，時代對此所顯示出來的傾向性要比先去參與這個辨證過程的傾向性大得多，而正是這個過程把自由變成它那個黨派的專政。反正所有的後果都是專政、暴力，因為隨著法國大革命對傳統的國家和社會形式的搗毀，一個時代開始了，這個時代，無論有意與否，承認與否，都是趨向於對平均化了的、原子化了的、彼此沒有聯係的且跟個體一樣無助的群眾實行強製性的獨裁統治。“就是的！就是的！哦當然嘍，可以這樣說！”楚赫一邊信誓旦旦地附和，一邊急切地用腳跺地。當然可以這樣說，隻是，由於這裡最終所涉及的是對一種正在臨近的野蠻的描述，所以在這樣說的時候，我覺得真應該多一點害怕和恐懼才是，而不應該表現出那種興高采烈的滿足，可是，恰恰還可以寄希望於這種滿足的是，這種滿足所針對的是事物的認識而非事物本身。我現在打算來形象地描繪一下這種令我感到壓抑的興高采烈。誰也不會感到驚奇的是，在這支文化批判先鋒隊的各種談論中，一本戰爭爆發前七年發表的書，索列爾（喬治·索列爾（1847-1922）：法國社會哲學家，著有《暴力論》（1908）一書，是流行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暴力論的代表人物之一，認為暴力在曆史進程中起創造性作用，社會變化是暴力的創造過程。也有人認為，索列爾關於暴力和社會神話的學說使之成為法西斯主義的開路先鋒之一。）的《暴力論》發揮了重要作用。索列爾無情地預言戰爭和混亂，他認為歐洲是戰禍的策源地，他的學說，即這個大洲的各民族始終隻能通過一個思想團結起來，這就是：進行戰爭——凡此種種，使得這本書有理由被稱為歐洲之書。而使它更有理由得到這樣的稱號的則是他的下述認識和預告，即議會討論在群眾時代作為政治意誌形成的手段必然會被證明是完全不合時宜的；它的位置在未來必須用向群眾提供神秘的虛構來替代，這些神秘的虛構作為原始的戰鬥呐喊，其目的就是為了釋放和激活政治能量。事實上，下麵這段話似乎才是此書鮮明而激動人心的真正預言，即流行的或者說更適合群眾的神話今後將成為政治運動的推進器：寓言、幻覺、幻象，它們不需要和真理、理性、科學有絲毫關係，儘管如此，它們卻能創造性地決定生活和曆史並以此證明自己是動力十足的現實。可見，此書的具有威脅性的書名也不是白起的，因為它的內容涉及的是作為得勝的真理的對立麵的暴力。它讓人明白，真理的命運同個體的命運是接近和相似的，甚至同後者是一致的，也就是那種被貶值的命運。它開啟了真理和權力，真理和生活，真理和集體之間地獄般的鴻溝。它向人暗示，後者應該有權得到一個遠超前者的位置，前者要以後者為目標，而且，誰想要享受集體，誰就必須作好願意一筆勾銷真理和科學，願意犧牲自己的認識的準備。現在我們就來想象一下（我剛才許諾要“形象地描繪一下”，我這就來），這些本人都是科學家、學者、高校教師的先生，福格勒、溫魯俄、霍爾茨舒赫爾、英斯提托利斯，另外還有布賴薩赫爾，都在為一種局麵感到興高采烈，而這種局麵在我看來卻是極為恐怖的，可他們卻認為它要麼就是已經形成了，要麼就是必然要來臨的。他們給自己找樂子，想象出一種法院審判的情形來，審判討論的內容為那些服務於政治衝動的、蠶食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群眾神話之中的一個，其主角們必須為自己辯護，反駁那種“謊言”和“偽造”的指責，但原告和被告雙方沒有說到一塊，而是以最可笑的方式彼此錯過，各說各話。十分荒唐的事情是，強大的科學作證的係統也被搬了出來，用以證明欺騙就是欺騙，就是對真理的駭人聽聞的侮辱，然而，從這個方麵下手卻根本對付不了活力十足的和具有曆史創造性的虛構，即所謂的偽造，也就是說：構築集體的信仰，你越是勤快努力地要在完全陌生的和對它而言並不重要的層麵上，也就是在科學的層麵上，在誠實客觀的真理的層麵上去反駁它，那麼，它的維護者們就越是會擺出一副更加優越傲慢的麵孔來。我的天哪，科學，真理！這種叫喊的精神和聲調充斥在這幫閒聊的人所作的戲劇性遐想當中。看到批評和真理絕望地向這個它們完全觸及不到、根本傷害不了的信仰發起進攻，他們怎麼樂也覺得樂不夠，不僅如此，他們還懂得用聯合起來的力量使科學陷入一種極為滑稽可笑的虛弱地步，甚至於連那兩個“美王子”都忍不住以他們天真的方式笑開了花。這幫圓桌會議人士還毫不猶豫地把他們自身所從事的同樣的自我否定添加到要最後作出決定、進行宣判的司法頭上。這是一種渴望立足於民族情感，不希望孤立於集體之外的法學，它或許可以允許自己把那種理論的、反集體的所謂真理的觀點變成它自己的；它必須證明自己是現代的，同時又是最現代意義上的愛國的，為此它敬重那種繁殖力強的偽造欺騙，宣布那些倡導傳播這些偽造欺騙的使徒無罪，並讓科學兩手空空地掃興而去。哦當然，當然，肯定嘍，可以這樣說。嘭，嘭。我雖然心裡窩火，表麵上卻萬萬不可做那敗興之人，我不僅有辦法不讓人看出我內心懷有一絲反感，而且我還儘我所能地強迫自己和大家一起高興，更何況這種讚同並不是毫無顧忌，而是暫時的，隻是笑著表示對現存的和即將來臨的事物的一種愉快的認識。我大概提過一次建議，“如果我們願意嚴肅片刻，”我說道，“來思考一下，會不會有那麼一個思想家，儘管他很關心集體的困境，但他卻能夠更好地把真理而非集體作為自己的目標，因為真理，甚至是嚴酷的真理，是間接和持續地服務於集體的，而且這種服務要勝過那種思想所提供給集體的服務，這種思想自以為應當以犧牲真理為代價，實際上卻通過這樣的否定以無比陰森恐怖的方式從內部瓦解著真正意義上的集體的基礎。”可是，人家對我的這個建議卻是置若罔聞，根本不予理睬，這可是我有生以來從未遇到過的事情。我現在也承認，這個提議是不得體的，因為它和當時的思想氛圍格格不入，因為它裡麵注入了一種當然是為大家所熟悉的，簡直是太熟悉的，熟悉得令人感到乏味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隻會對新事物構成乾擾。我當時做得比較好的是，我和被刺激起來的一桌人一起去考察和探究這個新事物，而不是以死氣沉沉的、其實也是相當無聊的方式去反對它，我讓我的想象緊貼討論的進程，並在這個討論的框架內去了解那個即將來臨的、已經暗中形成著的世界——無論我此時此刻內心的情感如何。那是一個既舊且新的，一個革命複發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與個性觀念相連的價值，比如：真理、自由、權利、理性，要麼完全被駁倒和拋掉，要麼就具有了一種與上幾個世紀完全不同的意義，為此所采用的辦法是，它們被從蒼白的理論中解放出來，被充滿活力地相對化，和級彆高得多的權力、權威、信仰專政的主管機關聯係起來，絕不是以一種發動的、昨天或前天的方式，而是以等同於充滿新意地讓人類退回到中世紀神權政治狀態和條件的方式。這樣一來就顯得不怎麼反動了，就好比一個人行走在一個球麵上，而他走的這條路就是一條天然的環行路，是一個圓圈，他自然而然地就會再回到原來的起點上去，因此你很難說他繞圈子是倒退一樣。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倒退和進步，新和舊，過去和未來合二為一，政治上的右也越來越多地和政治上的左重合起來。這種缺失前提的研究，這種自由思想，它們遠遠不能代表進步，更多的隻是屬於一個落後的和無聊的世界。這種思想被賦予了使暴力變得合理的自由，就像七百年前理性曾經可以自由討論信仰、證明教條一樣：它就是為此而存在的，今天的這種思想也是為此而存在的或者將在明天為此而存在。然而，這種研究可是有前提的——不消說，它是有前提的！這些前提是權力、集體的權威，而且還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以至於科學根本不會去想“自己難道不是自由的嗎”這個問題。它在主觀上完全是自由的——在一種客觀約束的範圍之內，這種約束是如此根深蒂固和自然而然，以至於絕對不會被當作枷鎖來感覺。為了讓自己搞清所要麵臨的東西，也為了消除自身對此所懷有的那種恐懼，人們必須做的事情隻有一件，那就是不要忘記，確定的前提和神聖的條件的絕對性從來就不曾阻礙過想象力和個體的勇敢之想法。相反：恰恰是由於教會從一開始就把精神的統一和封閉作為絕對理所當然的東西灌輸給了中世紀的人，所以中世紀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充滿想象力的人，這個程度要遠遠大於個人主義時代的市民，因此中世紀的人能夠獨自更有把握和更加輕鬆地讓自己在個人的想象力的天地裡馳騁。哦是的，權力可以讓我們的雙腳走在一片堅實的土地上，它是反抽象的，而我做得很好的地方是，我和克利德威斯的朋友們精誠合作，我們一起去想象這既舊且新的事物將會如何在這個和那個領域裡從理論上徹底改變生活。例如，教育學家都知道，在當今的小學教學中已經出現這樣一種趨勢，即放棄最先學會字母，放棄一個音一個音地去讀，而是轉而采用單詞學習法，把書寫和具體觀察事物結合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對抽象普遍的、語言上不受約束的拚音文字的偏離，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是對原始民族的音節文字的回歸。我在心中暗自思忖：單詞何用之有，書寫何用之有，語言何用之有？極端的客觀性必須以物為準繩，以後者為唯一準繩。這裡我想起斯威夫特（約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英國作家，以寓言《格列佛遊記》最為著名。）的一篇諷刺作品，說的是一幫喜歡改革的學者決定，為了愛護肺部，也為了擺脫空話，根本廢除用語言說話，而隻用出示物本身來交談，不過，這些物，為了便於理解，人們必須儘可能悉數把它們背在身上，走到哪裡，帶到哪裡。這個地方非常滑稽，尤其是因為，奮起反對這一革新並堅持要用語言閒聊的不是彆人，正是婦女、暴民和文盲。當然嘍，我的這幫討論者在親自實施他們的建議上倒是遠不及斯威夫特筆下的那些學者走得遠。他們更多表現出一種保持距離的旁觀者的表情，他們關注這種普遍且已清晰凸顯的意願，即：為了一種被認為是必要的和合乎時宜的簡單化的緣故，斷然拋開所謂的文化成就，而這種被他們認為是“極為重要的”意願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刻意的再野蠻化。我沒聽錯吧？當這幫紳士在上述關聯中突然把話題扯到牙醫學，而且還是非常具體地指向阿德裡安的和我的那個“死牙”的音樂象征時，我忍不住大笑起來，同時也著實被嚇了一大跳。我現在真的認為，我當時跟著一起笑的時候是滿臉通紅的，當時，我們正在一片愉快的歡笑聲中討論牙醫們日益增長的趨勢，即把那些神經已經壞死的牙齒斷然拔掉，因為醫生們已經決定把它們視為感染的異物——在十九世紀的牙根治療技術經曆了一個長期的艱苦的並日臻完善的發展之後。說得好——而尖銳指出下麵這一點並贏得大家一致讚同的正是布賴薩赫爾博士：這種衛生學觀點多少應當被看成是前麵那種首先存在著的拋開、放棄、偏離和簡單化的趨勢的一種合理化——在衛生學的理由陳述過程中任何意識形態懷疑都是適宜的。無疑，較大規模地不維持病人的生命，殺死沒有生存能力的和弱智的人，如果有一天人們會轉而去這樣做的話，那麼，恐無疑也是會從民族和種族衛生學的角度來陳述理由的，而實際上恐怕這裡所涉及的——人們根本不打算否認這一點，相反，人們還強調這一點——則是遠遠要深刻得多的決定，是對所有的曾經是資產階級時代傑作的人之嬌弱化的拒絕：是人類本能地讓自己進入狀態，以應對艱難的和較為陰暗的、嘲笑人道的時勢，以應對一個全麵戰爭和革命的時代，這個時代將會遠遠地退回到中世紀基督教文明那裡，而且，它更將會把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形成之前的、古希臘文化崩潰之後的那個黑暗時期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