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數字並不是我感興趣的事情，然而，一直以來令我感到壓抑的卻是，我發現阿德裡安有著這方麵的愛好，而且很早就不經意地，但卻是明確無誤地顯露出來。雖然，落到上一章頭上的編號恰巧是普遍為人們所厭惡並被視為不吉利的數字十三，但我依舊還是會情不自禁地叫起好來，我真希望這不僅僅隻是一次偶然。然而，理智地說，這卻真的是一次偶然，因為從根本上講，哈勒大學的這一整段生活經曆跟前麵克雷齊馬爾的報告一樣自成一體，而我也一心隻為讀者著想，考慮到他們喜好間歇、轉折和重新起頭，所以我才把這段生活分成好幾個章節來寫，其實，平心而論，如果照我這個作者的本意而言，這樣的結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要是按照我的意思來的話，那我們現在仍舊還會停留在第十一章，但是，就因為我這個人喜歡搞妥協，所以這才促使我為施雷普福斯博士安排了十三這個數字。我特意把這個數字獻給他——是的，我更願意把十三這個數字獻給那全部的對於我們在哈勒大學度過的學習時光的追憶，因為我曾經說過，這座城市的風氣，神學的風氣，讓我感覺很不舒服，我旁聽阿德裡安的大學課程，我感到有些懊惱，卻又無可奈何，誰叫我們是朋友呢，就權當這是我為我們的友誼作出的犧牲吧。我們的？我最好把話說得更明確一些：我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根本就沒有硬拉著我和他一起去聽庫姆甫或施雷普福斯的課嘛，事實上，為此我甚至還耽誤了我自己學習大綱上的課程呢。我這樣做完全是自覺自願，我那時心頭隻有一個熱切的願望縈繞，那就是聽他所聽，知他所知，一句話：留心他，因為這在我看來是極其必要的，儘管也是徒勞無益的。我在這裡所要表達的是一種既意識到迫切，又意識到徒勞的奇怪而痛苦的複雜情緒。我心裡非常清楚，我所麵對的是一個可以監督，但卻不可以改變、不可以影響的生命，而我之所以仍然堅持迫不及待地去目不轉睛地凝視這個生命，不離開我的這位朋友半步，則是因為我強烈地預感到，我有朝一日將會拿起筆來，為他寫一本傳記，把他青年時代留下來的印象進行一次總結。當然，還有一點也同樣是不言而喻的，即我不厭其煩地贅述上麵那些東西，主要不是為了解釋我為什麼在哈勒感覺不大愉快，而是出於下麵這個原因，而這個原因又和我細致入微地敘述文德爾·克雷齊馬爾在凱澤斯阿舍恩的報告的原因是一樣的，這就是：讓讀者也成為阿德裡安精神體驗的見證人，這是我深為關切，並且不得不深為關切的事情。出於同樣的原因，當我們在天氣較好的季節裡組織從哈勒出發的漫遊時，我也願意邀上他和我們這些年輕的騷客們一同出遊。另外呢，又由於我是阿德裡安的同鄉兼密友，也由於我這個不學神學的人已經給外人造成了一種似乎對神學極感興趣的印象，所以我自然也就成了基督教協會“溫福裡德”圈子裡深受歡迎的客人，甚至還得以多次參加他們集體組織的旨在享受上帝的綠色創造的郊遊。這種遊玩舉辦的頻率高於我們兩人參與的頻率；很顯然，阿德裡安不是一個熱表協會的人，他的會員身份僅僅隻是一個擺設，他並不按時參加協會的各項活動，也不和協會的人打成一片。出於禮貌，同時也是為了表明他樂意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他讓自己加入了“溫福裡德”協會，不過，他卻總能找出種種借口，大多數情況是拿出他的偏頭痛來作托詞，時不時地就缺席一下協會在小酒館裡舉行的聚會，甚至過了一年多了，他還認不全協會裡的七十名成員，和他們交往時明顯不習慣用“你”來稱兄道弟，更有甚者，他還常常叫錯人家的名字。儘管如此，他們對他還是很尊重的，當他偶爾，我必須加以說明的是：破例跑來出席協會在米茨酒家煙霧繚繞的包間裡舉行的座談會時，他們向他致以的問候裡，雖然不乏那麼幾分針對他的孤僻的嘲諷，但他們也確實是由衷地歡迎他的到來的。因為，他們十分珍惜他對他們神學和哲學的討論的參與，雖然這些討論並不由他主持，但他的反駁卻常常為這些討論帶來有趣的轉機，特彆是他的音樂才能每每能在這裡派上大用場，他善於用鋼琴為那些必不可少的輪唱伴奏，他的伴奏比彆人的更嘹亮、更活潑。協會第一主席巴沃林斯基是個長著一頭深褐色頭發的大塊頭，他的眼睛看人的時候大多是被眼皮柔柔地蓋著的，一張嘴巴則是跟吹口哨似的撅著的。而應他的要求，阿德裡安還會獨奏一段巴赫的托卡他、貝多芬或舒曼的某個樂章給大家夥助興。不過，即便沒有人叫，他有時也會自己主動坐到放在協會專用房間裡的那架悶聲悶氣的、同文德爾·克雷齊馬爾在“公益”大廳對我們進行教導時所用的那件有缺陷的樂器極為相似的鋼琴旁，一門心思地埋頭於自由而大膽的嘗試——尤其是在開會之前等人到齊的時候。同時，他進來的樣子也讓我難以忘懷，他急匆匆地跟人打招呼，有時連衣服和帽子都懶得脫，臉上掛著沉思的表情，整個人徑直衝著鋼琴而去，似乎那才是他風塵仆仆趕來這裡的真正動機，隻見他指法嫻熟，彈奏有力，眉峰高揚，突出過渡音，嘗試那些可能在路上就已經打好了腹稿的和弦、預備和複位。不過，他的這種直奔鋼琴的做法同時還帶有那麼一點渴望支柱和歸宿的意味，似乎他害怕這個空間，也害怕在這個空間裡活動的人，而他似乎要在那裡，其實也就是在他自身那裡，尋找一個避風港，以逃避他所流落到的這個異鄉。隨後，在他繼續彈奏的時候，在他沉浸於一個固定的構思，在他改變這個構思並隨意塑造這個構思的時候，圍在一旁觀看的人群當中就會有人發問，那人大概是小普羅卜斯特吧，一個典型的、留著一頭油光閃亮的半長金發的大學生：“這是什麼？”“不是什麼，”彈琴的那人一邊回答，一邊把頭搖了一下，不過，他的這個動作倒更像是在趕一隻蒼蠅。“怎麼可能不是什麼呢，”這一個反問道，“既然你是在彈的話？”“人家是在搞即興彈奏，”大塊頭巴沃林斯基內行地如此解釋說。“他在搞即興彈奏？！”普羅卜斯特這下發自肺腑地驚叫起來，並用自己一雙湛藍湛藍的眼睛去斜睨阿德裡安的額頭，好像希望那額頭發紅發熱似的。在場的人全都笑了起來；阿德裡安也不例外，他把兩隻捏成拳頭的手放在鋼琴的琴鍵上，頭則低了下去。“哦，普羅卜斯特，你真是個傻瓜！”巴沃林斯基說道，“他這是在即興演奏，你連這個都不懂嗎？這都是他這會兒想出來的。”“他怎麼可能一下子左右開弓地想出這麼多的音來，”普羅卜斯特趕緊為自己辯解道，“而且，他怎麼可以說他正在彈的東西什麼都不是呢？不存在的東西怎麼可以彈呢？”“哦，不，”巴沃林斯基溫和地說道，“不存在的東西也是可以彈的。”德意誌林（此處為音譯，德文為Deuts，字麵意思可理解為“德意誌小子或德國小子”。），康拉德·德意誌林，是一個額頭上垂著一綹頭發的敦實小夥兒，他緊接著進行的補充說明至今還在我的耳旁回響：“親愛的普羅卜斯特，什麼事都是以前沒有，後來才有的。”“我可以向您……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阿德裡安說道，“這真的什麼都不是，不管從什麼意義上來講。”他這時不得不直起他那笑彎了腰的身體，從他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心裡並不輕鬆，他覺得自己被人揭了老底。不過，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的是，接下來進行了一場十分有趣的關於創造性的長篇討論，這場討論主要由德意誌林來主持，探討的內容是創造性這個概念由於各種預先的規定，由於文化、傳統、繼承、習俗、成規而不得不受到的各種限製，不過，儘管如此，人性和創造性，作為上帝存在之威力的遙遠的反光，作為上帝那萬能的“要有”呼聲的回聲，創造的靈感作為自上而下的降臨，最終還是在神學上得到了承認。此外，當然也完全是順帶地提及一下，也讓我感到愜意的一點則是，甚至連我這個來自世俗院係的客人，偶爾遇到有人邀請的時候，也能夠操起我的浪漫古提琴來給人助興。音樂在這個圈子裡很受重視，雖然隻是以一種確定的、同時也是原則上的和模糊的方式：他們把音樂視作一種來自上帝的藝術，所以必須對它懷有“一種感情”，一種浪漫虔誠的情感，就像對自然一樣。音樂、自然和快樂的虔誠，這些觀念在“溫福裡德”協會裡都是十分接近和合乎章程規定的，而當我說起“騷客”一詞時，這個看似不大適合神學大學生們的字眼，卻恰恰是在這個意義組合上，在虔誠的無拘無束和心明眼亮地對美的靜觀的精神中，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依據，而這種精神也正是我現在就要回過頭來講述的那些走向大自然的旅行的指導思想。我們在哈勒一共呆了四個學期，其間，這種全體出動形式的旅遊大概組織了兩到三次，這也就是說，巴沃林斯基把七十個人全都一起叫上。這種大規模的集體行動阿德裡安和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不過，個彆的、相互比較熟悉的幾個人也會自行結伴進行類似的出遊，我們倆反複參加的就是這樣的遊玩，而且每次都是和幾個較為要好的夥伴一道，他們是第一主席本人，敦實的德意誌林，一個叫敦格斯海姆的，一個叫卡爾·馮·托伊特雷本的，以及其他幾個分彆叫做胡普邁耶、馬特烏斯·阿爾茲特（此處為音譯，德文為Arzt，字麵意思可理解為“醫生”。）和沙裴勒爾的年輕人。我現在還記得這些名字，也大致記得叫這些名字的人是何音容笑貌，但我並不打算再對此一一贅述了。哈勒的近郊是一片沙土平原，沒有什麼值得一看的風景，故而不是我們的目的地。但是，坐火車沿薩勒河上行，用不了多長時間就可進入迷人的圖林根地區，在那裡，大都是在瑙姆堡或阿波爾達（阿德裡安母親的出生地），我們走下火車，背上背包，戴上風雨帽，像斷了線的風箏一般自由自在地徒步繼續我們的旅行。我們連續數日步行，我們在鄉村客棧，也常常就在平地上、樹叢邊歇息，吃飯，我們晚上有時還會在農家的草垛裡過夜，大清早睡醒之後，就用石槽裡流動的泉水洗臉，抖擻精神。這種臨時將就的生活方式，這種城裡人和腦力勞動者在原始鄉村，在大地母親懷抱裡的短暫休憩，由於我們心裡十分清楚，我們不會在此久留，過不了幾天我們就又必須或者說——可以重新回去享受那熟悉的和“自然的”市民的舒適：因此，這種心甘情願的節製和簡樸很容易，甚至是必然會顯得有些做作，有些紆尊降貴，有些半吊子，也有些滑稽，對此我們自己也不是完全沒有意識的，當然這也正是我們去一些農家借睡覺的乾草時會遭到人家善意的嘲笑的原因。然而，正是我們的青春，賦予這些嘲笑些許友善、甚至是讚同；而且，青春也可以說是唯一合理的連接市民和自然的橋梁，是一種可以從中引發出年輕人全部浪漫情懷的前市民狀態，是人生當中真正浪漫的年齡。這是一直善於思考的德意誌林對於這件事情所作的簡明扼要的概括，當時，我們正躺在一個穀倉裡，利用臨睡前的時間，就著一盞點在穀倉角落裡的馬燈所發出的昏暗的燈光，全力以赴地討論著我們現時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當然，他之後又補充說，青年人討論青年人是很沒麵子的：自己談論和研究自己的生活方式，恰恰會因此而流於形式，而真正的存在隻擁有直接的和無意識的存在。但他馬上遭到反駁；胡普邁耶和沙裴勒爾奮起反駁他，托伊特雷本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們說，乾脆就隻要老年人來評價青年人得了，青年人也隻配成為彆人考察的對象，仿佛他們和客觀精神無緣，這樣或許更好。然而，他們卻是與之有緣的，即使隻涉及他們自身，作為青年人，也必須被允許擁有對青年的發言權。人們稱之為生活感受的東西以及相當於自信的東西，確實是有的，如果這種生命形式因此就被取消，那麼，有靈性的生命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了。純粹麻木的和無意識的存在，魚龍似的存在，是絕對不夠的，今天的人們必須有意識地經受考驗，並用旗幟鮮明的自信自尊捍衛其特殊的生活方式——作為青年的青年人得不到承認，這種狀況持續的時間也夠長的了，是該結束的時候了。“但這種承認更多是來自教育學，也就是來自老年人的，”阿德裡安開口說道，“而不是來自青年人自身。他們有一天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大談兒童世紀，大搞婦女解放的時代，一個根本就是很好說話的、號稱擁有獨立的生命形式的時代，他們當然就忙不迭地表示讚同了。”“不，萊韋屈恩，”胡普邁耶和沙裴勒爾說道，其他人也跟著附和他們——他們說他不對，甚至是大部分不對。正是青年人自身的生命感受借助意識的形成成功地抵禦了來自世界的壓力，雖然後者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承認它的意思。“一點也不是，”阿德裡安說道，“根本就不是沒有意思。”他又繼續說道，這個時代，怕是隻消有人跟它說上一句：“我有一種特彆的生命感受”，那麼，它馬上就會為此而深鞠一躬。如此一來，青年整一個拿刀切黃油，有勁使不上哪。再說了，倘若青年人和他們的時代能夠做到相互了解，那也就找不出任何反對的理由來了。“乾嗎這樣冷言冷語的，萊韋屈恩？今天，青年人在資產階級社會裡獲得了其應得的權利，而且，這個成長期所特有的自身尊嚴也得到承認。你難道不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嗎？”“哦，當然，”阿德裡安說道，“可您的，你們的，我們的出發點是這種思想……”由於他的口誤，他的話被一陣笑聲打斷。我想，下麵的這段話應該是馬特烏斯·阿爾茲特說的：“這是真的，萊韋屈恩，這種升級很好。你先是衝著我們說‘您’，然後你又生出一個‘你們’來，最後終於冒出這個‘我們’，為了它，你的舌頭隻怕都快咬爛了吧，這個詞從你的口裡說出來可真是比登天還要難啊，你這個頑固不化的個人主義者。”阿德裡安不願意接受這個封號。這是完全錯誤的，他說道，他根本不是什麼個人主義者，他對集體是絕對舉雙手讚成。“理論上也許，”阿爾茲特說，“阿德裡安·萊韋屈恩除外，自上而下。”阿爾茲特接著說道，他也是自上而下地談論青年的，那樣子好像他不屬於青年人似的，他也完全沒有融入和適應的能力，因為就卑謙而言，他所了解的自然也不會太多。剛才這裡說的可不是什麼卑謙，阿德裡安回擊道，恰恰相反，是自信的生命感受。德意誌林於是提議說，應該讓萊韋屈恩把話講完。“也就是這些了，”後者說道，“我們的出發點是這樣一種思想，即較之於市民意義上的成熟的人，青年同自然的關係更親近一些。比如，人們也說女人同男人相比更接近於自然。但我卻不敢苟同。我不認為，青年和自然有一種特彆親密的關係。相反，青年人對自然的態度倒是畏縮和矜持的，原本就是陌生的。人隻有隨著年齡的增長才會逐漸習慣他的自然的部分，並慢慢地平靜下來。恰恰是青年，我指的是發育得較為完全的青年人，反而對此感到驚慌失措，鄙視它，敵視它。什麼叫做自然？森林和草地？山脈，樹木，江河湖海，美麗的風景？在這方麵，我認為，青年人的認識比上了年紀的平靜的人要膚淺得多。我認為，青年人絕不會有太大的興致去觀賞、去享受自然。青年人是麵向內心的，由精神決定的，厭惡感性的。”“此已證明清楚也，”有人說道，可能是敦格斯海姆，“我們這些人跑出來漫遊，現在躺在草堆裡，我們明天還要穿過圖林根森林到埃森納赫和瓦特堡去呢。”“你老是說‘我認為’，”另一個插話道，“你是不是想說：‘照我的經驗來看’。”“你們責備我說，”阿德裡安語氣堅定地回答道，“我談論青年人的時候居高臨下，並且不把自己包括在內。而現在你們又說我一下子成了青年人的代言人。”“萊韋屈恩，”德意誌林緊接著說道，“對青年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顯然也是把青年人作為一種特殊的必須受到尊重的生命形式來看待的，而這才是重要的。隻有當青年人的自我討論危及生命的直接性的時候，我才會去反對這種討論。不過，這種青年人的自我討論作為自我意識也強化了存在，而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說在這個範圍內，我是歡迎它的。這個關於青年的思想是我們的民族，德意誌民族的一種特權和專長——彆的民族基本上不知其為何物，作為有自我意識的青年人對他們而言幾乎是陌生的，德意誌青年強調本質和受到年長階層讚許的氣派乃至其非市民的裝束，都讓他們驚訝不已。那就讓他們去吧。正是作為青年人，德意誌青年代表著民族精神自身，代表著年輕而前途光明的德意誌精神——不成熟，讓人家說去吧，這又能說明什麼呢！德意誌曆史上的壯舉總是發自某種了不起的不成熟，而我們能成為宗教改革的民族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宗教改革也是不成熟的產物。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市民是成熟的，他在做禮拜之前會對他的太太說：‘好吧，就讓我們向這個流行的錯誤鞠躬致敬吧！’就帶來新的得到淨化的信仰而言，就此而言，路德可是夠不成熟的，夠民族的，夠德意誌民族的了。如果成熟是最後的抉擇，哪裡還有什麼世界可言！我們將再度以我們的不成熟對世界進行一些革新和一些革命。”德意誌林說完這番話之後，我們陷入一陣沉思。顯然，黑暗之中的每個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那種個性的和民族的青春煥發，他們因此而激情澎湃，因此而熱血沸騰。“了不起的不成熟”這句話肯定讓大多數人感到十分受用。“怎麼不早說啊，”我聽見阿德裡安打破沉默，開口說道，“我們原本是這樣的不成熟，這樣的年輕，如你所說，我指的是作為民族。可我們終究還是做到了和其他的民族平起平坐，也許隻是我們的曆史，即我們統一並形成共同的自我意識的時間稍遲，給我們造成了一種特彆年輕的假象。”“這可是另外一碼事，”德意誌林強調說，“最高意義上的青年和政治曆史無關，根本就和曆史無關。最高意義上的青年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天賦，是一種本質的東西，是一種結構和一種命中注定。德意誌的形成，德意誌的遊牧，德意誌的永無止境的浪跡天涯的本質，你難道從來沒有聽說過嗎？不管你怎麼想，德國人都是永遠的大學生，都是地球上所有民族當中永遠的追求者……”“還有他們的革命，”阿德裡安突然大笑著插話道，“都是世界曆史的狂歡節。”“很有見地，萊韋屈恩。但讓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的新教教義竟然允許你變得如此機智。我稱之為青年的東西，在緊急關頭，還有可能受到更多的重視。青年意味著質樸，意味著接近生活的源泉，意味著能夠一躍而起，擺脫一個喪失了活力的文明的束縛，敢為天下先，敢做彆人沒有勇氣做的事情，即重新潛入基本要素之中。青年的勇氣，這就是新陳代謝的精神，就是深知什麼是死而後生。”“這就是你所說的德意誌？”阿德裡安問道。“再生曾經叫做rinasto（意大利語，字麵意思為“再生，複活”，也指歐洲14至16世紀的文藝複興運動。這場被視為近代開端的運動於13世紀晚期最先從意大利開始，隨後迅速傳遍歐洲，轉向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和文學是其最重要的綱領。），產自意大利。而‘回歸自然’，最先是用法文推介的。”“這一個是一場教育革新，”德意誌林回應道，“這另一個則是一種感傷的牧羊人的遊戲。”“法國大革命就是出自牧羊人的遊戲，”阿德裡安堅持道，“而路德的宗教改革隻不過是文藝複興的一個分店和倫理分岔以及其在宗教上的一個運用而已。”“在宗教上的運用，這可是你說的。但宗教從各方麵看都不同於考古式的振興和批判性的推翻社會。宗教的虔誠，這也許就是青年本身，就是個人生活的直接性、勇氣和深邃，就是意誌和能力，就是存在的自然屬性和魔性，而這種宗教的虔誠，我們其實已經開始通過克爾凱郭爾（索倫·克爾凱郭爾（1813-1855）：丹麥宗教哲學心理學家、詩人，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也是現代人本心理學的先驅。）而重新有意識地去積極體驗和充分感受其豐盈和四射的活力了。”“你認為宗教的虔誠是一種特彆德國的天賦嗎？”阿德裡安問道。“在我們賦予它的意義上，作為心靈的青年，作為自發的行為，作為生命的信仰和丟勒之穿行在死神和魔鬼之間的騎士（暗指德國畫家阿爾布萊希特·丟勒（1471-1528）的銅版畫《騎士、死神和魔鬼》。）——當然是了。”“那法國呢，這個主教座堂國，它的一國之君曾經號稱是全體基督徒的國王，而且這個國家還出了像博絮埃（雅克·維尼格涅·博絮埃（1627-1704）：法國路易十四時期著名的基督教史學家，1670年起為太傅。）、帕斯卡（布萊士·帕斯卡（1623-1662）：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17至18世紀法國天主教詹孫教旨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這樣的神學家？”“這說來話長。幾個世紀以來，法國一直受到曆史的垂青，成為歐洲範圍內負有反基督教使命的大國。而德國則正好相反，對此，萊韋屈恩，如果你還是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話，你是會有所感觸的，也就是說：你太冷漠了，所以你少年老成，你太聰明了，所以缺乏虔誠之心。憑著聰明，一個人也許能在教會裡騰達，但在宗教上卻幾乎是不可能的。”“多謝，德意誌林，”阿德裡安笑了起來，“你，用宗教改革之前的德語，正如艾倫弗利德·庫姆甫所說的那樣，把你的想法直言不諱地告訴給了我。我有一種預感，我即便是在教會裡也不會騰達，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教會我也成不了神學係的學生。我也知道，你們之中最有才華的人，全都讀過克爾凱郭爾，全都把真理、包括倫理的真理搬進主觀，反對隨波逐流。但我卻是不可能和你們一起搞極端主義的，再說了，你們的極端主義肯定也是不會長久的，這種極端主義是大學生的通行證，而你們學著克爾凱郭爾的樣子，把教會和基督教分開，對此我也不敢苟同。在我看來，今天世俗化了的、市民化了的教會，仍然還是一座秩序的堡壘，一個服務於宗教生活的執行客觀懲戒、疏導和阻止的機構，沒有它，宗教生活就會陷入主觀主義的荒蕪和神的權力的混亂，成為陰森恐怖的幻想世界，成為惡魔的海洋。把教會和宗教分開，意味著放棄把宗教性的東西從瘋狂之中分離出來……”“啊，聽哪！”好幾個人同時說道。可是：“他是對的！”發布這樣的坦率聲明的是馬特烏斯·阿爾茲特，人稱“社會醫生”，因為社會是他的熱情所在，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常常引用歌德的話說，基督教是一場政治革命，但這場革命卻失敗了，成了道德的。他現在也說，基督教必須重新成為政治的，也就是社會的：這是真正的和唯一的懲戒宗教的手段，至於宗教的退化危險，萊韋屈恩剛才已經作了相當不錯的描述。宗教社會主義，與社會相連的宗教，要的就是它，因為，找到正確的聯係，是一切事物的關鍵之所在，而神控的責任必須和社會的責任，和承擔上帝提出的社會完善任務的義務結合起來。“你們相信我好了，”他說道，“這一切全都取決於一個負責任的工業民族，取決於一個國際性的工業國家的成長，這個國家有朝一日將塑造一個純正完善的歐洲經濟社會。所有的創造衝動都由它而起，並且現在也已經漸露端倪，不單是為了一個新的經濟組織的技術發展，不僅是為了對這些自然的生活聯係來一個徹底的大掃除，也是為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我是按照這些年輕人的原話進行複述的，他們用的都是文縐縐的術語，然而，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語言的矯揉造作；相反，他們用起這種矯揉造作來還滿心歡喜和得意揚揚得很呢，他們嫻熟地知足地把踩著高蹺的刁鑽苛求彼此拋來拋去，自然而然得很哪。“自然的生活聯係”和“神控的責任”，就是這類的忸怩作態；他們完全可以說得簡單一些，但那樣的話，就不是他們的神學科學的語言了。他們喜歡提“本質問題”，喜歡說“神聖空間”或“政治空間”，或者說“學術空間”、“結構原則”、“存在的對應”等等。德意誌林現在也兩手交叉抱著後腦勺地提了一個本質問題，是關於阿爾茲特的經濟社會的生物起源的。他說，這不是彆的，隻可能是經濟理性，而也隻有它才能在經濟社會裡得到體現。“但我們必須清楚的是，馬特烏斯，”他說道，“經濟社會組織的社會理想產生於一種具有啟蒙意義的獨立思想，簡言之，產生於一種還根本沒有被高於和低於理性的巨大威力所控製的理性主義。你以為從人的純粹的認識和理性中就能發展出一個公正的秩序來，你在這裡把‘公正’和‘有益於社會’相提並論，而且，你認為，從中將會產生新的政治秩序。但經濟空間卻是完全有彆於政治空間的，而從經濟的功利思想到關乎曆史的政治意識，這中間根本就沒有直接的過渡。我不明白，你怎麼可以連這一點都認識不到。政治秩序關係到國家，而國家是一個不由功利來決定的政權和統治形式，當然，其他的不同於企業家代表和工會秘書所熟悉的特質，如榮譽和尊嚴，也會在這裡得到體現。對於這樣的特質，我親愛的朋友，經濟空間的人們並沒有帶來存在所必要的對應。”“啊，德意誌林，瞧你說的，”阿爾茲特說道，“作為現代的社會學者，我們都非常清楚，即便國家也是由有用的功能所決定的。這裡是法律裁決，這裡是安全保障。再說了，我們根本就是生活在一個經濟時代，經濟簡直就是這個時代的曆史特征，而如果國家不懂得從自身出發去認識和領導經濟關係，榮譽和尊嚴是幫不上它半點忙的。”德意誌林對此表示承認。但他否認說，有用的功能是證明國家存在的基本理由。國家的合理性在於它的主權、它的獨立，這種自主因此是不依賴於個人的尊嚴而存在的，因為它——同社會契約的借口截然相反——是站在個體的麵前的。超個體的聯係擁有和單個的人一樣多的存在根由，正因為如此，一個經濟學家有可能對國家一竅不通，因為他對它的超驗的奠基一竅不通。托伊特雷本這邊緊接著說道：“對於阿爾茲特所主張的社會和宗教的結合，我當然不無好感；不管怎樣，有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而且馬特烏斯說的簡直是太對了，一切都取決於找到正確完美的結合。不過，為了正確完美，為了同時是宗教的和政治的，這種結合也必須是民族的，而我現在要捫心自問的是，從這個經濟社會之中能否產生出一個新的民族特性來。你們到魯爾區去看看：你們的眼前將呈現出一個個人群的聚集中心，而決不是什麼新的民族細胞。你們去坐一坐從羅伊納開往哈勒的慢車試試！你們會看到工人們坐在一起，頭頭是道地大談工資標準問題，但從他們的談話之中你卻看不出來，他們從他們的共同活動中收獲了哪怕是一點點的民族力量。在經濟中，赤裸裸的有限性越來越多地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民族性也是有限的，”另有一個提醒道，那不是胡普邁耶，就是沙裴勒爾，我無法確定是他們當中的哪一個。“說民族是某種永恒的東西，我們搞神學的對此是不會答應的。激動的能力不是什麼壞事，信仰的需要對青年人而言也是很自然的，但這也是一種誘惑，新的聯係在自由主義逐漸消亡的今天隨處可見，對於它們的實質必須仔細審視，觀察其是否具有真實性，並同時觀察製造這種聯係的東西是真實的，還是可能隻是一種，我們不妨這樣說吧：一種結構浪漫主義的產物，這種結構浪漫主義依靠唯名論的方式，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虛構的方式，為自己炮製意識形態方麵的東西。我認為，或者說我擔心，被偶像化了的民族特性和被視作烏托邦的國家就是這樣的結合，而對它們的信奉，我們這樣說吧：對於德國的信奉，就帶有了某種不受約束的味道，因為這種信奉同個人的實質及其所含的特質毫不相乾。這樣的問題根本就不會有人提，而如果一個人說‘德國！’並宣布這為他的義務，那麼，他就根本不需要去證明，而且也沒有人會去問他，他自己也不會去問自己，他在個人的，也就是說：在量的意義上到底實現了多少德意誌的民族特性，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維護德意誌在世界中的生命形式效忠儘力。這就是被稱作唯名論，或者說得更明確一些：拜名教的東西。我認為，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偶像崇拜。”“很好，胡普邁耶，”德意誌林說道，“你說的這些完全正確，不管怎樣我都會向你承認，你的批判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我不同意馬特烏斯·阿爾茲特的看法，因為我不喜歡功利原則在經濟空間占據主導地位；不過，在這一點上，即神控的義務自身，也就是說，宗教的東西普遍地，帶有某種形式主義的和不具體的色彩，需要世俗經驗的填充或運用或證明，需要一種服從上帝的實踐，在這一點上，我和他的意見卻是完全一致的。而現在，阿爾茲特選擇了社會主義，卡爾·托伊特雷本則選擇了種族。但正是這兩種義務，我們今天要在它們之中進行選擇。那種認為意識形態自自由的空談失去人心以來開始泛濫的觀點，我是否認的。事實上隻有兩種宗教馴服和宗教實現的可能性：即社會的和民族的可能性。但不幸的是，它們兩者都有著各自的疑慮和危險，而且是非常嚴重的。民族性信仰頻頻表現出一定的唯名論的空洞和個人實體的缺乏，這一點胡普邁耶已經十分正確地指了出來，如果推而廣之的話，也許還應該加上一句，即站到提高生活的客觀化這一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如果這樣做對個人的生活創造毫無意義可言，而目的隻是為了莊嚴的動機的話，我甚至還要把迷醉的殉道列入其中。隻有兩種，即事業的和犧牲的永恒價值和持久特質屬於真正的犧牲……但我們碰見的情況卻是，個人儲備，這麼說吧：全體德意誌民族的，可謂非常巨大，也完全可以不由自主地具體化為犧牲，然而，對民族義務的信仰不僅根本缺失，而且這種信仰還遭到了最激烈的否定，以至於這種悲劇性的犧牲恰恰就在於存在和信仰的對立……關於民族義務，今天晚上就到此為止吧。不過，就社會義務而言，它的困難在於，當經濟空間被調節到最佳的時候，生存意義的實現的問題和有尊嚴地活著的問題卻依然跟今天一樣懸而未決。總有一天我們將對地球進行全麵的經濟管理，取得集體主義的完滿勝利——不錯，現在還因為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災難性質而存在著的人的相對的不安全感將隨之而消失殆儘，也就是說：對人類生活所遭受的威脅以及隨之出現的精神問題的最後的記憶殘片將會消失殆儘。人們會問，那樣還活著乾嗎……”“你想保留資本主義製度，德意誌林，”阿爾茲特問道，“因為它能夠時刻提醒人們記住人類生活在遭受威脅嗎？”“不，我並不想這樣，親愛的阿爾茲特，”德意誌林生氣地回答道，“你總還能允許彆人把這種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悲劇性的自相矛盾指出來吧。”“根本沒人需要你去把它們指出來，”敦格斯海姆歎息著說道，“這真是一種絕望的困境，而作為宗教的人有必要問一下自己，這個世界是否真的就是仁慈的上帝一個人的造物，是否更是一件集體創造，我不會說和誰。”“我想知道的是，”馮·托伊特雷本提醒說，“其他民族的青年是不是也這樣躺在乾草堆上冥思苦想這些問題和自相矛盾。”“恐怕不會，”德意誌林一臉鄙夷地回答道，“他們那些人的思想簡單得很，也不愛動腦筋。”“俄國的革命青年，”阿爾茲特說道，“也許不應該包括在內。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他們的討論也是熱烈和不知疲倦的，充滿了辨證的緊張的。”“俄國人，”德意誌林故作莊重地說道，“有深度，卻沒有形式。西方人有形式，卻沒有深度。把兩者加以結合的隻有我們德國人。”“哦，隻要這不是民族的義務！”胡普邁耶笑了起來。“這純粹是同一種觀念的結合，”德意誌林信誓旦旦地保證說。“這正是我所說的那個要求。我們所肩負的責任是非同尋常的，根本不是我們業已實現的那個程度。在我們這裡，應該和實際之間的距離比在彆人那裡大，就是因為這個應該的目標定得太高了。”“不管怎樣，還是應該把民族的東西撇開，”敦格斯海姆警告說，“而把這個問題完全同現代人的生存結合起來考察為宜。事實上，自從直接的對存在的信任消失之後，要在以前，這種信任是被納入事先存在的整體秩序之中的結果，我指的是浸透著神聖的對啟示真理具有一定的意向性的秩序……自其瓦解以及現代社會形成以來，我們同人和物的關係變得撲朔迷離和錯綜複雜起來，除了問題和不確定性就不再有彆的什麼了，以至於對真理的構想大有停滯不前和絕望而終之勢。因為土崩瓦解而企盼推動新秩序的力量的崛起，這種期望是普遍的，儘管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期盼在我們德國人這裡顯得尤為真誠和迫切，彆的國家的人，要麼因為比我們強大，要麼因為比我們麻木，而用不著像我們這樣深受曆史命運之苦……”“是要麻木些，”馮·托伊特雷本語氣堅決地說道。“這是你說的，托伊特雷本。可是，如果我們把尖銳的曆史心理問題和意識算作我們的民族的榮譽，並把致力於新的整體秩序的追求等同於德意誌的民族性，那麼，這樣一來，我們其實就已經開始獻身於一個其真實性值得懷疑、而其傲慢無禮卻是毋庸置疑的神話，也就是說，那個種族的神話連同其武夫類型的組織浪漫，這種浪漫不是彆的，而是用基督教來粉飾的自然異教，而且，它還把救世主封為‘天使之主’。這可真的稱得上是一種嚴重受到惡魔威脅的狀況啊……”“那麼，還有什麼呢？”德意誌林問道，“除建立秩序的特質外，惡魔的力量還隱藏在每一場生機勃勃的運動之中。”“就讓我們直呼其名吧，”沙裴勒爾要求道；說這話的也有可能是胡普邁耶。“這惡魔般的東西，說白了就是：欲望。而這恰恰就是，今天的人們甚至利用欲望來為販賣形形色色的義務大造輿論，他們不惜把它也拉扯進來，還用欲望心理學來粉飾那古老的唯心主義，為的是造成真實度更高的動人印象。所以，這種販賣可能依然還是欺騙……”這裡，我隻能說“等等”了，因為時間到了，我對這次談話——或者說一次這樣的談話——的複述也該結束了。當然，這次談話實際上還沒有結束，它仍在長時間地繼續進行，直至深夜，大家用“兩極的態度”和“具有曆史意識的分析”，用“超越時間的特質”、“存在的自然性”、“邏輯的辨證”和“現實的辨證”，海闊天空、漫無邊際地大談特談，最後以不了了之告終，也就是說：以睡覺告終，第一主席巴沃林斯基提醒大家睡覺，因為第二天一大早——其實已經將近淩晨——還要準時上路呢。值得感謝的是，友善的天性隨時預備著睡眠，以接納這樣的談話並讓它在夢鄉中被遺忘，而已經好長時間沒有吱聲的阿德裡安則趁著我們往床上躺的工夫，用幾句話對這種情形進行了概述：“是的，晚安。能夠一吐為快，把想說的話說出來真幸福啊。討論就應該隻在睡覺之前進行才好，因為有等候一旁的睡神護架。如果富於才思的談話結束之後，人還清醒得很，還要跑出去四處遊蕩，那才叫難受呢！”“這可是一種逃避的態度，”又有人咕嚕道，隨後，我們的穀倉裡就響起了第一批鼾聲，平靜地宣告植物性狀態的來臨，而幾個小時的植物狀態就足以恢複這些可愛的青年人的體力，使他們既能感激不儘地呼吸自然的氣息，欣賞自然的美景，又能進行必不可少的神學加哲學的辯論了，這樣的辯論幾乎從未中斷過，而在這樣的辯論中，大家彼此攻擊，彼此佩服，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每年六月份左右，圖林根盆地一望無際的深山密林間便會飄溢濃鬱芬芳的茉莉和歐鼠李的花香，在這個風和日麗的時候，徒步穿過這片幾乎沒有工業痕跡的良田沃土及其友善的村莊和村裡木框架建築風格的民居，真可謂美妙無比，豈有不美之理；而走出農田，就進入以牧業為主的地區，沿著卡姆山脈兩邊長滿雲杉和山毛櫸的山間小路——“仁恩山徑”，這條可以眺望深不可測的維拉峽穀的山路從法蘭肯林山一直延伸到埃森納赫這座位於赫爾澤爾河之濱的城市，沿著這條路往前走，景色就會越來越美，越來越有意義，越來越浪漫，而阿德裡安關於青年對於自然的無動於衷，以及他關於精神討論之後渴望進入夢鄉的言論，似乎並不特彆奏效，甚至對他本人都難以奏效，因為，如果不是偏頭痛讓他不能說話的話，他對參加白天的閒聊積極著呢，而且，即便自然不能誘發他的熱情驚歎，即便他看它的眼光有些沉思內斂，不管怎樣，有一點我是不會懷疑的，這就是：它的圖景、節奏、高遠的旋律更深地進入他的、而非他的同伴的靈魂，而後來從他思想厚重的作品裡凸顯出來的一些短暫的純潔而鬆弛的美感使我不能不想起我們共同收獲的這些印象。是的，這幾個小時，這幾天和這幾周是激動人心的。野外生活的清新，空氣中的氧氣，風景，還有曆史的印記，都讓這些年輕人興奮不已，它們撩撥起他們思想的情愫，這些思想不免大學時代所特有的那種奢華和自由嘗試色彩。要知道，這些思想在他們日後乏味的職業生涯中，在那種市儈的狀態裡——不管這是否有可能是一種精神的市儈——可是根本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我常常在他們進行神學加哲學的辯論時凝視他們，並且想象著，他們中的有些人以後總有一天，會把他們這段“溫福裡德”時光視作他們人生當中最偉大的一個片段。我凝視他們，也凝視阿德裡安——懷著那種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預感，即他肯定不是這樣來看待這段時光的。如果說我作為非神學係學生是他們當中的一個旁聽者，那麼他，儘管是學神學的，卻更是一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旁聽者。為什麼呢？因為我不無壓抑地感覺到，有一條命運的鴻溝橫在這些有追求的高雅青年和他的生命存在之間，兩者的生活軌跡截然不同，前者是很好的、甚至是優秀的等閒之輩，注定不久就會從逍遙自在的、躍躍欲試的小青年行列轉入中規中矩的市民生活，而後者則是一個已經被暗中打上了記號的人，他將永遠不會離開那條荊棘叢生的精神之路，天知道他會在這條路上走多遠，而且，他的目光，他的永遠不會完全融化為兄弟之情的姿態，他在說你和你們以及我們時的障礙，也都讓我，或許還有其餘的人，感覺到，他對這種差彆也是有所覺察的。實際上，早在他的第四個學期開學的時候，就已經有跡象表明，我的這位朋友打算在第一次大考來臨之前中斷他的神學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