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不但葷話和風話是性的閒話，且是關於婚姻的閒話，實際上也有不少是圍繞著性這個話題的。似乎可以這麼說，閒話，也是一種性宣泄的方式。或者說，也是中國人處理男女關係問題的一種方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把“閒話”，也列入本書討論的範圍之中。那麼，中國人為什麼那麼愛說閒話，尤其是愛說關於男女關係的閒話呢？在我看來，這裡可能有兩方麵的原因。首先，如前所述，性不僅是一種“讓人去做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種“讓人來說的東西”。外國人說，中國人也說；做的人說，不做的人也說；做過的人說，沒做過的人也說；想做又做不成的人說，想做又做得成的人也說；甚至剛剛做過而且已然得到了滿足的人，也會說，而且可能比做不成的人說得還多，還厲害。這就不能把“說”歸結為性壓抑的宣泄，而隻能歸結為“性原本就是一種必須轉換為話語的東西”。事實上，性一直就是一個“做”與“說”的交替過程；做了說，說了做；越說越想做，越做越想說。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為（做），也有性藝術、性文學、性科學和性教育（說）。如果說性科學和性教育主要是為了“做”，那麼，性文學和性藝術，則應該說主要是為了“說”。許多性文學和性藝術作品，根本就沒有科學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內容，或者隻是把它們作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實還是為了“說”。似乎隻有把它說出來，心裡才不會“憋得慌”。至於說出來以後社會效益如何，則全看說的人自身修養了。修養高的，也許會產生高雅的藝術作品；修養差的，便隻不過是“下流話”。但雅也好，俗也好，在“必須說”這一點上，並無二致。然而，性這個話題在中國，又恰恰是不可說的。“中媾之言，不可逆也，言之羞也。”性畢竟是一件必須隱秘的事，豈能堂而皇之地公開討論？更何況，“萬惡淫為首，”如果不是為了生兒育女、傳宗接代，“迫不得已”，原本是連性本身，也最好予以禁止和消滅的，又豈容大說特說？說，決不僅僅隻是“說說而已”。“言為心聲”，想說就想做。倘若不想，說它做什麼呢？所以，有穢言，則必有淫心。可見，即便為了杜絕淫心，也必須禁止談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性又不可說。其次，性不僅不可說，而且也不可隨便做。前已說過，隻有夫妻關係，才是“正當”的男女關係。但即便是夫妻，過多的性關係也是“淫”。淫這個詞，本義就是“過分”和“失度”。過分和失度當然是不好的。補藥補品吃多了尚且會生病，況乎性事？自然以節製為好。但可惜，這個“度”，又幾乎從來沒有一個科學的量化標準。因為要製定科學的量化標準，首先就得進行實驗和研究，也就是要做要說。不能做和說，則科學標準也無由製定。結果，一來二去，過分不過分，便都成了“淫”。於是，性不僅不可說，而且也幾乎不可做。不可做又不能不做，便難免“亂做”；不可說又不可不說，則難免“亂說”。前者是造成了通奸、亂倫、嫖妓、性錯亂和性犯罪，後者是產生了黃色淫穢讀物和低級下流葷話。這兩件事，都是會對社會造成危害的。相比較而言，一般性地說閒話，倒不失為一種可以容忍的宣泄方式。因為閒話之不同於彆的什麼話，正在於一個“閒”字。閒這個字，有“空閒”義，也有“空白”義。比如“閒職”其實就是沒有職務，“閒差”就是沒有差事，則“閒話”也就等於沒說，是“白說”。等於沒說，就沒有不良後果（其實是有，姑不論）；但實際上是說了，就可以達到宣泄目的。“白說”無妨，自然“不說白不說”，所以大家都愛說閒話。事實上，閒話也很難被禁止。其原因，就在於它原本不過是“閒”話。閒這個字，又有“非正式”之意。中國人說話辦事，曆來講究規格、格式。這些規格和格式，包括官民、朝野、內外之彆等，無非是“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話是“官話”，非正式的話則是“閒話”。閒話既然非正式，自然也無妨“出格”。男女關係這事既然本身便未免出格，難登大雅之堂，成不了官話，也就隻能變成閒話。閒話既然不是官話，自然也就不存在禁不禁的問題。更何況，男女關係是一個現實問題，原本就回避不了。所謂禁言，也無非隻是打入地下。打入地下不等於消滅，避而不談不等於消亡，正所謂“紙裡包不住火”。既然紙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這張紙，去做一隻燈籠。既多少能看見一點火，又看不真切，還不會燒著手，豈不十分合適？中國的性閒話，有時便有點像燈籠。總之，一方麵，性必須說又不可亂說，另方麵，性必須做又不可亂做。不可做，就隻好說；不能正式說，就隻好不正式地說。一路“砍價”下來，最後的成交就是閒話。但，中國人的愛說閒話，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前麵屢次說到的一個問題：中國傳統社會的婚姻，是“無愛之婚”和“無性之戀”。婚姻中沒有愛，就隻好到婚外去求愛；生活中沒有性，就隻好言談中去說性。因此，才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竊”，也才有田間隴上、街頭巷尾的“閒話”。更何況，“竊不如說”。所謂“竊不如說”，也就是“偷情”不如“閒談”。首先，偷情要有對象，這個對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膽量，這個膽量很難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這個地方不易尋；第四，偷情要有金錢，而多數人大約掏不起。正所謂“有賊心無賊膽，有賊膽無賊地，有賊地無賊錢”，如此算下來，豈非“可望而不可有”？說閒話就便當多了。對象不用尋找，場地不用選擇，腰包再癟也沒關係，一張嘴皮就是本錢。更何況，偷情是要擔風險的：社會不容，家庭不許，輿論要譴責，有關部門要追究。一旦事不慎密，被人捉奸，光是那份丟人現眼，便足可毀掉自己的一生，這實在太不值了。說閒話卻沒有風險。首先，閒話是人人愛說，個個愛講的。既然是一種“公眾行為”，也就“合理合法”。即便講錯了，也“法不治眾”。其次，閒話說得再過分，也隻是說說而已，並沒有真做。“君子動口不動手”，既然並未動手，便仍是“君子”；反正古人有訓，“論跡不論心”，並不怕道德譴責。第三，閒話原本不過是閒話。說的人不當回事，聽的人也不當回事。如果誰把閒話當回事，那就是“神經病”。如果不是“神經病”，則可能是“假正經”。道理很簡單：我們都不當回事，為什麼你偏偏當回事呢？我們都沒聽出什麼來，為什麼偏偏你聽出來了呢？“言者無心，聞者有意”，看來還是你自己心裡“有鬼”。有鬼才“見鬼”。你既然“見鬼”了，則隻能證明你“有鬼”。那麼，有誰願意承認自己“有鬼”呢？沒有，所以，也就不會有人出來製止彆人說閒話。如果有誰出來製止，即便不被目為“有鬼”，至少也會被認為是“多管閒事”，讓人討厭，弄得自己沒人緣。說閒話既沒人管，自然“不說白不說”。更何況，不說閒話，風險更大。因為中國人一貫認為，“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說”，那就肯定會“做”。不說的原因，無非是做得太多，竟然懶得說了。否則，為什麼不“與民同樂”呢？閒談不僅比偷情更少風險，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首先，偷情總是局限於某一特定的對象，閒話卻並無限製。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妞，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當作“準情人”，或愛慕，或意淫。其次，偷情訴諸行為，閒話卻討諸想象。行為帶來的快感是實在的，也是有限的；想象帶來的快感是虛幻的，卻又是無限的。它甚至可以創造行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與實在快感共生的實在煩惱。第三，偷情總有顧忌，往往很難儘興，閒話則百無忌諱，自然不妨放肆。性，無論是做，還是說，總以“放肆”為樂。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進行，就因為隻有在那種條件下，才可以不顧廉恥而為所欲為。偷情既然是“偷”，便總難免在心理上有陰影、有障礙。可以毫無顧忌而大偷特偷者，大約真的隻有那些“少廉鮮恥”之輩了。對於大多數尚有羞恥心又有偷香意的人而言，還是“竊不如說”。但更重要的，也許還在於隻有閒話，才使性變成了一種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兩個人私下裡快活的事嗎？為什麼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它是“隱私”，也因為它是“禁忌”。我們知道，禁忌往往是“誘惑”的同義語。一種東西，如果不構成對人的誘惑，也就不會成為禁忌。同樣，許多東西，如果不是因為成了禁忌，也許就不一定會對人成為誘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爛，如果被特地鎖進了保險櫃裡，說不定就會有竊賊來探個究竟；而價值連城的珠寶如果隨隨便便地放在一個極不起眼的木盒中，說不定便反倒無人問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從它變成禁忌以後，便無端地產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了。從這一點看，性禁忌的設計者，實在是大大地失算。更何況，性不僅是禁忌，而且是隱私。隱私這個東西，也有兩麵性，即一方麵必須是被遮蔽的東西，另方麵又必須是被公開、被暴露的東西。不遮蔽固然不成其為隱私。不公開、不暴露同樣也不成其為隱私，因為如不公開暴露，人們就根本不知其存在，當然也就無從知道它是“被遮蔽者”。但是，一個東西，一旦成了“被遮蔽者”，差不多也就同時成了“必須公開和暴露者”。這和禁忌同時成為誘惑，是一個道理。閒話，便正是性的“解禁”和“解蔽”。閒話使性成為可以公開談論的東西，這就是“解禁”；閒話使性成為人人得以知曉的東西，這就是“解蔽”。但是，這種禁忌的解除和隱私的暴露又並不“犯規”，因為它不過隻是“閒話”，是當不得真的東西。這可真是“妙不可言”！犯禁而不犯規，被惑而不被毒，被壓抑的心理能量可以得到釋放，社會秩序卻不會因此而遭到破壞，豈非大家方便？可以說，閒話，正是社會為被禁忌和被遮蔽的性所開的一個“小口子”。正是通過這個小口子的調解作用，保證了被規範了的性行為不至於因過分的壓抑而失衡和出軌。也許這正是中國傳統社會儘管極為重視對兩性關係進行嚴格管理，但對民間四處流傳的葷話、葷故事等等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原因。因為它們“無傷大雅”，其實還“大有好處”。對於個人而言，它是“輕度宣泄”；對於社會而言，它是“總體平衡”。我們知道，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後，性就基本上成了一種在保守秘密的原則下由個人獨享的權力。這種獨享製度固然為文明所必須，但也並非就沒有弊端。無由獨享者固然心理不平衡，即便是獨享者，也未嘗沒有把它說出來讓人分享的念頭，就像一個曆險者總是希望向彆人講述自己非凡經曆一樣。性既然被規定為保守秘密原則下的個人獨享，那麼，如果不說出來，又何以從他人那裡證實自己獨享的光榮呢？因此，性又必須分享，但隻能是“虛擬”的分享。閒話正好起到了這樣一種作用。它在不違背社會對性行為的管理原則的前提下，使“個人隱私”變成了“公開秘密”，使“獨享權力”變成了“公眾權力”，也就使“失衡”變成了“平衡”。如此看來，閒話對於社會的性管理，無妨說是“小搗亂大幫忙。”因為它不但是性的“宣泄”，同時也是性的“淡化”。試想，當一個東西或一件事情可以誰也不當一回事地在田間地頭、茶餘飯後隨隨便便地拿來說笑時，它還能有什麼重要性嗎？還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嗎？顯然不能。因為它的重要性，早已在褻玩嘻笑中消解了，已不足以造成危害了。至少可以這麼說：性既然是要宣泄的，犯規和亂來的事總是難免要發生的；那麼，與其讓少數人去“偷”，不如讓多數人去“說”。所謂“竊不如說”，也可做如是解。那麼，閒話這東西，豈非很好？不，不好，很不好。實在地講，中國人愛講閒話，其實並不太文明，說它不文明，倒並不在於涉及到性，也不在於其中有多少葷話和臟話，而在於文明的人根本不該愛說閒話。閒話當然並不是不可以說的。每個人，都不可能一輩子整天價隻打官腔，或隻說正事，總難免要說些閒話。但是，“說”和“愛說”，卻不是量的差異，而是質的不同。把說閒話當作樂趣，陶醉於倒閒話、嚼舌頭，議論東家長西家短，倒騰陳芝麻爛穀子，抖露彆人的隱私，調侃他人的私情，說得輕一點，是不夠文明，說得重一點，則是心理變態。這一點，隻要考察一下自己身邊就不難得到證明，——那些最喜歡說彆人的閒話，尤其是喜歡說關於他人私生活閒話者，大多都是些陰陽怪氣，有些姨娘心理和太監心理。這無疑是一個需要另外專門討論的問題，這裡已無法展開了。要說的隻有一點，即社會的文明程度與國民心理健康的程度成正比，而心理的健康無疑包括性心理的健康。當社會生活中兩性關係相對比較正常，男人和女人的性心理也相對比較健康時，社會就比較文明，閒話也就比較少。反之，社會就比較不文明，閒話也就比較多。關於這一點為，隻要比較一下先秦、魏晉、盛唐和明清，就不難得出結論。甚至更簡單一點，隻要拿《詩經》中涉及兩性關係的篇章和明清兩代的淫詞豔曲（包括某些“文學作品”）作個比較，其品位的高下，便一目了然。而明清兩代恰恰是性管理最嚴格、性禁錮最嚴重、貞節觀被強調到極致的時代。性關係的不正常和性心理的不健康，當然不能歸結為人們的愛說閒話。說到底，這是社會製度的不健全所使然。但閒話卻無妨看作一個晴雨表。事實上，當一男一女兩個人不過在一起隨便說說話，或者關係較為密切，其他人便要大驚小怪，說起閒話來時，這個社會的文明和健全，也就值得懷疑了。社會製度的變更無疑需要革命，但國民性的改造則是更加任重道遠。因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堅冰的解凍，自然也需假以時日，更需要全體國人一齊來努力。因此，為了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健全，更加文明，就必須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顯然，這就不但要檢討過去，更要展望未來。當然，也必須首先對諸如愛情、婚姻、家庭，以及男性、女性、人性等一係列重大理論問題，作一個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