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當“正派”的男男女女們對“奸夫淫婦”口誅筆伐、遊街示眾、攻擊辱罵，極力表示自己的“義憤”和“清白”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忘記了中國一句古老的成語和一句古老的俗話，這就是“欲蓋彌彰”和“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確，當人們必須積極主動地極力表白自己並無某種念頭時，往往就在實際上反過來證明了他其實是有著某種念頭的，而且還十分強烈。如果真的沒有這種念頭，那麼，他就連想都不會想到它，當然，也就不會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說，你什麼時候看到一個中國農民兩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當美國總統的？當然不會。需要表白的隻有兩種情況：一是自己確有這一念頭，二是彆人都認定自己有此念頭。那麼，中國人如此熱衷於在捉奸時表白自己，豈非恰好證明他們自己也有通奸偷情的念頭，並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涼熱”？其實，這也是“公開的秘密”。道理也很簡單：人們如此積極主動地去捉奸，趨之若鶩地去看奸，本身就表明人們對此頗感興趣。沒有興趣，是連看都不會去看的。沒有藝術興趣的人不會去看畫展，沒有科學興趣的人不會去看實驗，對於性毫無興趣的人當然也不會去看捉奸。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捉奸的興趣，其實也就是對性的興趣。性興趣的產生，其實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這個“情”，其實也包括性與性愛在內。古人雲：“食色，性也。”也就是說，食欲和性欲，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然而，在中國傳統社會，食（飲食）與色（性愛）的地位卻並不平等。人們可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品嘗百味，吃遍天下，卻不能把性也堂而皇之地端上桌麵，隻能在背地裡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何況做愛畢竟不能像吃飯那樣大張旗鼓，大擺宴席。然而問題在於，可以公開談論的“吃”，其實主要是一個“做”的問題（做飯和吃飯），而不能公開討論的“性”，卻又恰恰是一個“讓人來說的東西”。正如法國學者米歇爾．福柯在其著名的《性史》一書中所指出，性不論其是文雅還是粗俗，最終都得轉化而言語，被說出來。事實上，在性不得不受到壓抑的時代，“說”也是一種宣泄，而且是一種對社會危害最小的輕度宣泄。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中，幾乎都可以看到用“說”來宣泄性的做法。在基督教世界中，它可能主要是密室之中向上帝所做的“懺悔”，而在中國，它則主要表現為田間地頭、茶樓巷口的“閒話”。中國人愛說閒話，尤其愛說有關男女關係的閒話。什麼是“閒話”呢？說是人們在閒談時說的話。所以，但凡一切與正事或公事無關的閒事，一切個人的私事、小事，都可以成為閒話的話題，而一切不願意、不能夠，或者不值得擺在桌麵上公然進行的議論和批評，都可以成為閒話，或被看作閒話。男女關係這件事，既是私事、小事，對於議論者而言又是與己無關的閒事，又不能公然地擺在桌麵上作為“官話”來講，當然多半也就隻能變成閒話。閒話雖然“無關宏旨”，但又必須“饒有趣味”，大家才樂意去講。男女關係這事恰恰都是人人都有興趣的，當然也就會成為閒話的“熱門話題”。有關男女關係的閒話，無非兩大類。一類是涉及到自己身邊人身邊事的，往往帶有非正式議論批評的意思；另一類並不涉及具體的人和事，隻是談今說古，泛議男女，是閒了沒事說說好玩，供聽者一樂的。前一類現實性強，是熱點，但要有機會（身邊發生了“搞男女關係”的事）。所以，平時說的多的，還是後一類閒話。後一類閒話，又分有情節的和無情節的兩種。有情節的通常叫“葷故事”，沒情節的則叫“葷話”。葷話包括各種與性有關的俚語、俗話、民謠、小曲、典故、暗號、謎語、歇後語，也廣義地包括“葷故事”。中國曆來就有這類葷話，有的“文學水平”還很高。比如，抗戰期間，有人撰對聯一副贈新婚夫婦，曰：“軍進娘子關，英雄膽戰；炮打珍珠港，美人心驚。”從字麵上看，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娘子關、珍珠港兩大戰役，“美人”也可以理解為“美國人”。但用於新婚夫婦，又顯然彆有含義，是不折不扣的葷話了。其實，這也是大多數“葷話”的特征：含糊其詞，一語雙關，多用隱喻、象征、借貸等修辭手法，讓聽者在似與不似之間自由想象。清人李漁在《答同席諸子》中雲：“即不如離，近不如遠，和盤托出，不若使人想象於無窮。”中國的民眾雖然沒有讀過什麼美學著作，在這方麵倒是“無師自通”。他們深知，將性赤裸裸地說出，不但“有傷風化”，而且也未必真有“劇場效果”，還不如指桑說槐，借題發揮，讓彆人去心領神會。反正中國人在這方麵特彆敏感，隻要稍有點撥，便會恍然大悟。魯迅先生說：“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唯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究其所以，隻怕十有八九是這類閒話培養出來的。講葷話無疑是一種性宣泄。一般地說，它總是能引起比較強烈的心理反應：先是緊張的期待（不知家家夥會說出什麼鬼話來），然後是放聲的大笑（心領神會，原來是那麼回事）。於是，在這一張一弛之中，意識閥下積澱的心理能量便得到了釋放，被壓抑的性騷動也得到了宣泄和緩解。應該說，這也不算什麼壞事。它至少能減少一些因性壓抑而導致性錯亂和性犯罪的可能性，多少給性饑渴者一點替代性的滿足。所以，中國曆來就有葷話，而曆朝曆代的當局，對於廣泛流傳於民間的葷話，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要不載於文字，印成書本，造成誨淫後果，也就一任民眾即興創作，口口相傳。事實上，禁止民間的葷話，既無必要，也無可能。一方麵，“禮不下庶人”，真正要緊的，是統治者家族血統的純正、嫡庶的分明，庶人們並無多少權力和財產可繼承，即便生了私生子，也沒有什麼大亂子；另方麵，“天高皇帝遠”，社會底層的事，老實說，當局想管也管不了，何況這本來就是小事？所以，儘管中國傳統禮教曆來強調“彆夫婦”、“正人倫”、“設男女之大防”，但在民間，其實並不怎麼太把男女關係當回事。男女之間的接觸交往既非嚴格地“授受不親”，打情罵俏、調戲說笑的事更是家常便飯。就連武鬆這樣的英雄都會隨便調笑婦人，和酒店的老板娘說風話，吃豆腐，則其餘可想而知。“風話”不是“瘋話”，而是調情的話。“風”本有雌雄男女相誘之義，所謂“爭風吃醋”的“風”即是。“吃豆腐”的說法更妙。豆腐白嫩，可以聯想到女人的肉體；豆腐又是“素”的，暗指並無實際上的性關係，隻是“嘴巴上快活”。要之，說風話，吃豆腐，都是“言行不一”，“動口不動手”的。既然隻動口，不動手，當然仍是“君子”，既無傷大雅，也無礙大局。說的人既不怕被視為流氓，被說的人也不會覺得受了欺侮，聽的人當然也樂得在旁哄堂大笑，豈非大家都很開心？因此，男女之間，如果關係很好，很隨意，也很“乾淨”，說話就不會有什麼“忌諱”，也就會由說葷話而至說風話。其實，這兩者之間，原本沒有太大區彆，隻不過說給大家聽的叫“葷話”，說給特定對象（主要指女性）叫“風話”罷了。說風話的對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決不可以對未婚少女說。對未婚少女說風話，是極大的忌諱和罪孽。誰要是這樣做了，不但少女本人會勃然變色，怒斥流氓，少女的父兄以及路見不平者，也會來興師問罪，痛打色鬼。嚴重一點的，有時還會鬨出人命案來。對下列三種人說風話則是百無禁忌的：一是新娘子，二是老板娘，三是關係不親不疏的已婚婦女。這裡說的老板娘，主要指那些開茶館、酒樓、飯鋪、旅店，自己又拋頭露麵，出來接待客人的老板娘。她們做的，原本是迎來送往的生意，信奉的生意經，是“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既然“全憑嘴一張”，自然少不了要由著客人們說幾句風話，反正“過後不思量”，也出不了什麼大亂子，反倒能“和氣生財”，逗得客人高興，多開銷幾兩銀子。如果這老板娘原本兼做皮肉生意，當然更忌諱風話，反倒要借此多做一筆生意。所以，不少的小老板，即便是做“規矩生意”的，也樂意讓自己年輕貌美的老婆，當壚賣酒，以便吸引顧客、招攬生意、兜售買賣，或趁客人與老板娘擠眉弄眼時，往酒裡兌水。9９ｌｉb.另兩種情況，就要複雜一點了。先說新娘子。中國許多地方，都有“鬨洞房”的風俗。在這時，和新郎新娘大開“葷玩笑”，不但決無禁忌，而且還是婚禮上重要的節目之一。沒有這個節目，婚禮便顯得“沒意思”，至少是“不熱鬨”。婚禮中被禮教維護者極力推崇的那些節目，如拜天地、拜父母等，都不過“行禮如儀”，一般老百姓對此並不熱心。他們最想看的，一是掀蓋頭，二是鬨洞房。節目進行到這一程序時，所有的賓客精神都會為之一振，連平時最老實、最本分的婦女，也會站在人群的外圍，靜靜地笑著欣賞。那些未婚的男青年們，更視此時為他們的盛大節日。因為這是他們積鬱已久的性苦悶，可以儘情一泄的合法時機，豈能錯過？於是，平時偷學的那些葷話，便會竹筒倒豆子似地向新娘傾泄。反正那新娘子，無論平時如何高傲嬌貴，這時都還不得口。同樣，那新郎無論平時如何蠻橫跋扈，這時也隻好啞巴吃黃蓮。那麼，不趁這時去占占便宜，吃吃豆腐，豈不真是“虧”了自己，“便宜”了那本來就“得了便宜”的一對新人？鬨洞房的風俗起於何時，現在大概已無從稽考了。隻知道最早的文獻記載，見於西漢仲長統所撰之《昌言》。據說當時鬨洞房的情況，是“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趨之情欲，宣淫佚於廣眾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大約是借酒發瘋，趁機起哄，大講葷話、風話，把平時不可公之於眾的東西都抖露出來。不難想象，這種鬨法，是圍繞著“性”這個核心來進行的。所以仲長統認為這是一種“汙風詭俗”，應該嚴加禁止。其實，自漢代始，中國婚俗中“不像話”的事，除鬨洞房外，還有“聽房”。所謂聽房，就是“新婚之夕，於窗外竊聽新婦言語及其動作，以為笑樂。”聽房這件事，也是載入史冊的。比如東漢望族袁隗娶名儒馬融之女為妻，就有人聽房。這事後來記載在《後漢書》中，以馬融之德高，袁隗之望重，豪族府邸之中，尚有此事，則民間可想而知。因此我懷疑，鬨房與聽房之俗，大約“古已有之”。它們很可能是一種極其古老的原始習俗，其本來目的，是對部落的青年進行性啟蒙教育。不過天長日久，世風日下，民心不古，性教育的方式，便變成了性宣泄的手段。而且，在某些時代和某些地方，還鬨得極不像話。有的把新娘引至庭前，翻衣服，脫鞋子，品頭論足，任意戲弄，以至“廟見之婦，同於倚門之娼”；有的大動乾戈，舞弄棍棒，吊打新郎，甚至弄出人命案來，使“紅事”變成了“白事”。顯然，這就不是性的宣泄，而是心理變態了。應該說，這裡麵有一個“度”的問題。任何玩笑，都應該以不傷害對方為度。這就像撓癢癢，輕輕抓撓幾下，挺舒服；下手重了，抓破皮膚，性質就變了。葷玩笑就更應適度，因為它輕易造成對對方人格的侮辱，尊嚴的侵犯，也極易造成傷風敗俗的不良社會效果。但是，這個“度”並不好把握。而且老實說，再適度的葷玩笑，也畢竟不雅；在婚禮上對新郎新娘大起其哄，強人所難，也極不文明。無論怎樣，要求新人出眾出醜，總是對他人不尊重的做法。因此，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文明程度的提高，相信這種陳規陋習，也終會銷聲匿跡，不複存在。老板娘不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人，新娘子更是十年九不遇，平時可以與之隨便說說風話，開開葷玩笑的，大約便隻有關係不親不疏的已婚婦女一種。為什麼必須是已婚婦女，又必須關係不親不疏呢？這就涉及到中國傳統社會中兩性關係的一係列微妙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