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愛”與“戀”是不同的。比如一條狗，或一匹貓，在家裡養熟了，你就趕它不走。這種“情”（如果可以稱之為“情”的話），就是“戀情”。所以我們隻能說貓狗“戀人”，不能說他們“愛人”。說句不恭的話，舊式夫妻之情，實有類於此。常見有妻子被丈夫打得頭破血流卻斷然不肯離婚者，除了某些實際的考慮（如離婚“太丟人”、“沒麵子”或生活困難外），妻對夫尚有“戀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那麼，“愛”與“戀”有什麼區彆呢？區彆主要就在於愛是主動的，可選擇的，它表現為當事人的一種衝動。正因為是一種衝動，所以會“一見鐘情”；正因為是主動的，所以能“挑挑揀揀”。也就是說，作為主動者，既可以愛，也可以不愛，既可以愛這個，也可以愛那個。而且，一旦真愛，便十分強烈，不可磨滅，難以忘懷。戀則不同。戀是不可選擇的，而且，隻能產生於行為和關係的既成之後。比方說，先已經有了家，後來在情感上覺得已經離不開了，就叫“戀家”；先已經有了故土，後來在情感上覺得離不開了，就叫“戀土”；先已經有了祖國，後來在情感上覺得離不開了，就叫“戀國”。家（主要指父母的家）、故土、祖國，都是我們不能選擇的，出生在哪裡，哪裡就是我們的家、故土、祖國。所以戀又都是被動的。傳統婚姻的配偶既然並非男女雙方當事人自由選擇，既然他們隻能把這婚姻當做既成事實接受下來，那麼，一般地說，也就隻能產生被動的“戀情”。因此，將愛與戀混為一談，甚至統稱為“戀愛”，其實是一種不加分析的“含糊其詞”，這各含糊究竟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這裡不能細說，大體上是“介乎有意無意之間”吧！不過，愛與戀雖有區彆，卻有也聯係，而且可以互相轉化。愛轉化為戀不必說，相愛者必相戀，幾乎是一個規律。甚至在傳統婚姻中，戀也可以轉化為愛，不過這多半要靠“運氣”，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對，碰巧剛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於是一邊做夫妻一邊談戀愛，如宋代女詞人李清照與其夫趙明誠即是。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開始大家都不過是“例行公事”，但忽然由於某種原因，雙方（或其中一方）發現了對方的“可愛”之處，於是“公務”變成了“私情”，“依戀”變成了“愛慕”。這時，這對夫妻往往會感歎著說：從今天起，我們的夫妻生活才真正開始。這種情況，便是在現代所謂“自由結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見。不過，儘管愛與戀可以互相轉化，但就大多數情況而言，中國傳統婚姻中的夫妻之情，還是戀多於愛。因為他們結合的基礎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愛慕，而是許多功利的考慮，比如在一起好好“過日子”等等。因此，隻要能在一起好好過日子，同心協力地興家立業、生兒育女，雙方也就有了產生“戀情”的共同基礎，即實際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則戀，叫做“依戀”。隻要對待“靠得住”，就會戀戀不舍。舍即放棄，如舍身為國、舍己救人。之所以戀戀不舍，自然有其“舍不得”之處，叫做“難以割舍”或“難分難舍”。這種心理不但可以用之於人，也可以用之於物，如一件衣服或一件器皿，雖已破舊，但“舍不得”扔掉，便可能是出於情感上的原因，也可能不是出於情感上的原因，因此不能說就是愛，而隻能說是戀，或至多說是“愛惜”，不能說是“愛慕”。相反，如果對方“靠不住”，則無所依戀，倘有機緣，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戀”與“不戀”，主要看有無“依靠”基礎，與雙方的個人魅力無關。所謂“秤杆離不開秤砣，老公離不開老婆”，無非如此。這樣一分析，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在舊式婚姻中，女方的戀情成分要大大超過男方。丈夫可以隨意休妻，或到外麵尋花問柳，妻子少有要求離異或公然私通者。除社會禮俗的男女不平等外，女人更需要“靠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至於丈夫對妻子的戀情，則多因妻子溫柔體貼、善解人意，在她的懷抱中能體驗到一種母親般的溫暖。因此，一個優秀的妻子，或會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麵前，最好一半像女兒一半像母親。像女兒讓人疼愛，像母親讓人依戀，合起來可不就是“戀愛”？難怪魯迅先生說：“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妻性是逼成的，隻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丈夫依戀妻子有如“戀母”，妻子依戀丈夫則一半有如“戀父”，一半有如“戀主”，二者孰多孰寡，因人而異。一般地說，妻多如戀父，妾多如戀主；被疼愛者多如戀父，被驅使者多如戀主；如戀父者多“依靠”，如戀主者多“依從”，總體上說則仍是“依戀”。丈夫“依賴”妻子（嚴重者一旦離開妻子的照顧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嚴重者一旦離開丈夫的保護便無法生存），夫妻二人就這樣唇齒相依、相依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當然戀戀不舍，盼望著白頭偕老、地久天長啦！那麼，在中國古代，難道就沒有男女之間的愛情嗎？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認真說來，中國古代歌頌愛情的文藝作品為數也並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詩經》、《楚辭》中的不少篇章；晚一些的，則有元明雜劇和明清中的不少故事。但是這些詩章也好，傳奇也好，基本上都與婚後生活無關。姑娘小夥子們婚前愛得死去活來，又是“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又是“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等到結了婚，天天見麵了，怎麼樣呢？詩也沒有了，歌也沒有了，傳奇也沒有了，戲也沒有了。大約一結婚，“情郎情妹”就變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變成了“老爺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個普通家庭一樣，無非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織、夫唱婦隨，哪裡還會有什麼“詩意”？豈但沒有詩意，事實上，在許多夫妻，尤其是包辦婚姻的夫妻之間，是連情愛也沒有的。所謂“伉儷情深”，隻是一句空話。夫妻之間既然缺少情愛，表現和反映夫妻之情的愛情詩，自然也少得可憐。比如李商隱，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寫過不少情詩，其中如“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如“夢為遠彆啼難喚，書被催成墨尚濃”，如“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蠶到死絲方儘，蠟炬成灰淚始乾”，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卻都不是贈給妻子的。隻有一首《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到妻子，卻又是“亡妻”。其他曆史上一些表現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杯三首》和蘇軾《江城子》，也是寫給“亡妻”的。妻子在世時無詩相贈，死了以後才寫詩悼亡，也是一種頗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我懷疑這正是因為社會不容許夫妻之間過於親密，或隻允許妻子依戀老公，不容許丈夫疼愛老婆所致。因此甚至悼念亡妻，也很難說是真正的愛情。如元作主要是表達自己對妻子的感激和回報：“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蘇軾則似乎主要是在慨歎人生的坎坷：“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麵，鬢如霜。”夫妻之間既無情愛，則男女之愛便隻好移情他人，叫做“移情彆戀”。比如李商隱，寫了不少情詩，很真摯，很感人，很美麗，也很隱晦，誰也猜不出那是寫給誰的。但多半不是妻子，否則怎麼會說“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或者“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雲雲？看來是寫給情婦的（也有人認為這些詩另有寄托，不是情詩）。至少，題中點明是贈給妓女者，便有《贈歌妓二首》等。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寫了歌詞給歌妓唱，或與才藝雙絕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視為風流韻事，是“雅”；如與正妻過於親熱，寫詩贈妻，似乎反倒是“俗”。這又是一大怪事！細究起來，大約是“正統”思想在作怪。妻為“正”，必須正經嚴肅，不可調笑；情婦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這正如詩為“正”，故多言政事，而詞為“詩餘”，不妨聊敘閒情一樣。“疼老婆”的詩沒有，“怕老婆”的事倒挺多。中國曆史上，究竟有多少老公怕老婆呢？這可統計不出來，但相信一定很多。證據之一，就是中國曆來就有這一類的笑話，古代有，現代也有；平民百姓講，達官貴人也講。比如《紅樓夢》第七十五回寫賈府夜宴，擊鼓傳花，輪到賈政講笑話，一開口便是：“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結果，“隻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及至笑話說完，更是笑成一片。以賈政之“方正古板”，半點幽默感也沒有的人，居然也會講怕老婆的笑話，而且據他自己說也隻會講這個，這就說明這類笑話是何其之多。而以賈政之“非禮勿言”，半句出格的話都不敢說的人，居然當著母親、夫人、子女、媳婦、親戚的麵，大講怕老婆，也可見這類話題是百無禁忌，而這類事情更是遍地開花了。曆史上最有名的“怕公”，當數唐初禦史大夫裴談。此公之所以有名，不僅在於他有“怕績”，還在於他有“怕論”。唐代的禦史大夫主管監察和執法，相當於今之監察部長兼司法部長，想來口才和辯才都是很好的。所以，當彆人嘲笑裴談的懼內時，裴部長便發表了一通辯詞。他說，“妻有可畏者三”：年輕漂亮時，看上去就像活菩薩，世界上哪有不怕活菩薩的？等到好兒女滿堂，看上去就像九子魔母，世界上哪有不怕九子魔母的？再到她五六十歲時，薄施脂粉，滿麵黑色，看上去就像鳩盤荼，世界上又哪有不怕鳩盤荼的？裴談的懼內既然如此典型，已上升到了“理論高度”，則大家自然拿他來做一個標竿。有一次，伶人為唐中宗和韋皇後表演節目，就居然唱道：“回波爾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隻有裴談，內裡無過李老。”這裡說的李老，就是中宗。中宗是“女強人”武則天的窩囊兒子，和他老子高宗一樣，也是個怕老婆的貨。所以，一個戲子，也敢當麵說皇皇大唐，最怕老婆的，宮外是裴大人，宮裡是萬歲爺。此外，後來的唐肅宗，也極怕老婆張皇後，以至當時的詩人還有“張後不樂上為忙”的譏諷。既然皇上帶頭怕老婆，則臣下效法，也就不足為奇。所以有唐一代，丈夫畏妻，竟成為一代風氣，怕老婆的事，層出不窮。到了宋，皇帝受製於皇後的事，倒是不大有了，但士大夫階層之畏妻，還依然如故。比如“河東吼”和“胭脂虎”的典故，便均出於宋。“河東獅吼”的故事已於前述，“胭脂虎”則是宋代尉氏縣令陸慎言妻朱氏的綽號。朱氏凶悍無比，陸某畏妻如虎，居然連一縣之政令，也要請示夫人，這就真是陰陽倒錯，不成體統了。所以，怕老婆雖是夫妻之間的私事，但有的時候，政府也不能不出麵乾涉，甚至禁止。比方說，唐代的阮嵩和宋代的呂正己，便都因為懼內而被罷官。阮嵩是唐初貞觀年間人，官居桂陽縣令。有一次，他在客廳裡請客吃飯，一時性起，招來女奴唱歌。老婆閻氏知道後，竟披頭散發，光腳赤臂，持刀衝進席間，嚇得阮嵩躲入床下，客人一哄而散。這事鬨得“太不像話”，結果考評時，上司便評曰：“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便把他評為下等，罷了官。呂正己是宋代人。有一次，他到一個有姬妾的朋友家喝酒。他的老婆聽說了，居然爬上牆頭大罵。這件事當然也鬨得“太不像話”，結果皇上得知，也罷了呂某的官。照理說，丈夫懼內，就像前麵說過的張敞畫眉一樣，原不過是人家兩公婆的事，哪裡用得著政府乾預，皇上過問呢？但我們也應該知道，中國古代政治，是“以禮治國”，而所謂“禮治”，又是要求“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這些原則，必須從上到下，全國執行。各級官吏，更應該身體力行，以為表率。如果一個官吏，竟連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又何以治國？而一個朝廷命官，竟被當眾辱於婦人而不能整肅，則國家體麵何存？所以阮、呂兩位，便隻好丟了烏紗。至於民間，對於這類事情，就不會那麼認真了。在一般民眾看來，老公怕老婆，不過是一件可笑甚至有趣的事情罷了。之所以可笑，是因為“夫為妻綱”，乃天下之通則，而這一家人居然倒了過來。這就像一個人把衣服穿反了一樣，豈不惹人發笑？當然，衣服穿反了可笑，不僅因為那是一種“倒錯”，而且因為這種“倒錯”是無傷大雅的。民眾以怕老婆為可笑，也因為這種事無傷大雅。認真說來，“夫為妻綱”是那些禮法森嚴的大戶人家的事，小民們並不那麼認真。他們的夫妻關係，更多地還是“男耕女織”的“互助組”模式。互助互補，互幫互讓，無所謂綱不綱的。所以，在他們看來，實無傷大雅。不過即便在小戶人家，“男尊女卑”的樣子，總歸是要擺一擺的。如果有誰連樣子都不擺一下，大家就會覺得有趣，也就無妨說他一說，給枯燥平板的生活添點樂趣，加點佐料。在這時，說的人笑，聽的人笑，甚至被說的人自己也笑。笑完以後，也不當回事，各人回去照舊過日子。中國傳統婚姻中的夫妻關係，除戀丈夫和怕老婆外，還有一種情況數量也許並不太多，那就是夫妻相互仇視和敵視。存在這種現象的一個證據是，在中國的離婚案中，“好說好散”的不多，而“大吵大鬨”的不少。其程序大體都差不多：先是相互不滿，再是彼此指責，繼而尋釁鬨事，最後大打出手。實在過不下去了，就離婚。甚至直到對簿公堂時，還要互相辱罵。反正夫妻倆鬨離婚者，多半已恩斷情絕，反目為仇。對於這種情況，古代有個說法，叫“似貓鼠相憎，如狼羊一處。”夫妻兩個，雖說並不一定要有愛，但再不濟，也得能湊合著過。倘若兩人關係，竟如貓和鼠、狼和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當然無法再過，隻有離婚。遇到這種情況，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彼此姻緣不合，必是前世冤家。”其實，即便不離婚，夫妻兩個吵架、對罵、互打的情況也不少。俗雲：“天上下雨地下流，兩口子打架不記仇”。看來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也不影響感情。這種現象，國外也有，並非咱們的“國粹”。有意思的是，中國人喜歡把自己的配偶，稱為“冤家”，並有“不是冤家不聚頭”的說法。既然是冤家，為什麼又要在一起過日子呢？一種似乎“在理”的解釋是：這是對包辦婚姻的一種潛在的反抗，即因為不滿擇偶的身不由己，便把氣出在配偶的身上。但據我觀察，稱配偶為“冤家”，尤其是妻如此稱呼夫，多半倒是一種“昵稱”，所以又有“俏冤家”的說法。這種心理其實很複雜，姑且存而不論。但可以肯定，不少夫妻的心理深層，都確實潛意識地存在著一種敵意，一點點雞毛蒜皮，都會引發“兩伊戰爭”，弄得“海灣地區”不得安寧。至於相互之間不滿，看不順眼，挑毛病，找岔子，男的指責，女的嘮叨，兩公婆不停地拌嘴，這類事情，就更是多得難以儘數。不過，這類事情，在一般人看來，不過“小菜一碟”，早已不足為奇，不值得大驚小怪，拿出來說了。總之，在傳統婚姻中，總體上說，夫妻之間是禮多於情，義多於愛，生育重於性。夫妻之間，處於一種既不平等也不正常的關係之中。丈夫可以“怕老婆”，卻不可以“疼老婆”；妻子隻能“戀丈夫”，卻不能“愛丈夫”。夫妻雙方，都隻能“例行公事”，不能“產生私情”。結果當然也很簡單：夫妻之間既然少有情愛，甚至少有性愛，則婚後的男子（女子無此權利），便隻好到彆的女人那裡去尋找愛情，或者去尋找生理和心理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