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嗲妹妹與假小子(1 / 1)

曆史轉眼就到了現當代。當代中國的女性如何呢?除所謂“賢妻良母”型仍是大多數外,還有兩種類型,也值得一說,這就是“嗲妹妹”和“假小子”。典型的“嗲妹妹”大體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為典型。漢字當中音dia的隻有“嗲”這一個字,原本是南方的一種方言,北方人無論男女,往往都不知“嗲”為何物。《漢語大字典》和《現代漢語辭典》都把它解釋為“撒嬌的聲音和姿態”,例如“嗲聲嗲氣”等。這很能代表北方人對“嗲”的一種看法,但顯然有失準確。比如南方有一種味道叫“沙嗲味”(如沙嗲味方便麵),難道是“撒嬌的味道”?上海有句話叫“牢嗲格”(“蠻好的”、“挺好的”之意),難道能譯為“挺撒嬌的”?即使“發嗲”這個詞,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撒嬌”。要之,“嗲”這個詞,不僅有嬌羞、嬌嗔、嬌小、嬌弱、嬌貴、嬌癡、嬌嫩、嬌柔、嬌滴滴等義,還有比這更豐富更複雜的內容。我們不妨來考查一下什麼是“嗲”,或者說什麼人才“嗲”。首先,“嗲”是專屬女性的。說一個男人“發嗲”,雖不一定是諷刺,也多少帶有玩笑、調侃意味。其次,“嗲”又是專屬女孩的。隻有女孩子才有資格“嗲”。老太婆如果也“發嗲”,就讓人發笑。當然,這個範圍可以擴大到少婦。當一個少婦有資格“發嗲”或被人視為“很嗲”時,便意味著她實際上被人看作一個小姑娘,像一個小女孩一樣被人寵愛著,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因此,生活中就隻有“嗲妹妹”的說法,沒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說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衛嗬護者,當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為人妻,或已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當然也是有的,但必須指出,這些太太在她們丈夫的眼裡,其實是被看作“嗲妹妹”的。“嗲”雖然隻屬於女孩子,卻又並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謂之“嗲”。比方說,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實者不嗲,火爆潑辣者不嗲,呆板木訥者不嗲,耕種力田者不嗲,沿街叫賣者不嗲……。看來,要“嗲”,還真不容易。它實際上包容著對年齡、性彆、出身、地位、身材、姿態、性格、談吐、氣質、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麵的要求。隻要有一個方麵不能“達標”,就不大容易“嗲”得起來。比方說,說吳儂軟語或閩南國語的女孩比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陝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難被認為是“嗲妹妹”。儘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條件,但“嗲”又不等於這些條件本身。準確地說,它是一個女孩子,因身材嬌小、體態嫵媚、性格溫柔、談吐文雅、衣著入時、舉止得體,靜則亭亭玉立,動則娉娉嫋嫋,言則柔聲輕訴,食則細嚼慢咽等等方麵而給人造成一種“情緒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種“文化情調”;或者說,是一種“味道”。這種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輕蔑地叱之為“臭美”和“犯酸”,但它決不等同於武漢人之所謂“zě”(字典上沒有這個字。武漢人之所謂“ze”與“嗲”有相近處,但卻是對“撒嬌”、“發嗲”的一種輕蔑、諷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沒有資格撒嬌、發嗲和擺譜,卻又要裝模作樣、忸怩作態者之讓人“惡心”、“犯酸”處。遇到這樣的情況,武漢人就會十分鄙夷地說:“你zě個麼事?”或“闖到鬼了,一個屁大一點的辦事處,他還zě不過!”上海人之所謂“嗲”,卻不但不是讓人反感、厭惡,反倒是讓人疼愛、憐愛的意思。因為有資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嬌小玲瓏、柔美可人的女孩子。這樣的女孩子,有誰不疼愛呢?而讓人疼愛的女孩子,又有幾個不嬌嗲呢?於是,一個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愛,也就越是嬌嗲。同樣,她越是嬌嗲,也就越惹人疼愛。戀愛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這個道理,一個個各顯身手,直令男士們柔腸寸斷,疼愛異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貼在胸口,關懷嗬護備至。這種令男士為之傾倒的手段,謂之“嗲功”。除先天條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義,在於必須懂得所謂“嗲”,乃是一種令男人大起疼愛嗬護之心的氣質,所以決不可以“裝大”。男人都自以為了不起,無論是男子漢(真老虎),還是小丈夫(紙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麵對一隻“母老虎”,“紙老虎”固然會露餡,“真老虎”也覺無味,因為那將使自己無法扮演男子漢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許多機會。故“發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聲音小、動作小、膽子小,這才能讓男人“大”顯身手。結果是,男人得了麵子(像個男子漢),女孩子得了實惠(受到保護疼愛),豈非大家都很開心?同樣,深諳此道的男子也會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溫柔體貼備至,此則謂之“花功”。女的會“嗲”,男的能“花”,則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滬上人雲:“男吃嗲功,女吃花功”。由此可見,所謂“嗲妹妹”,就是那種讓男人心疼、憐愛的女孩子;所謂“嗲功”,就是能讓男人柔腸寸斷、疼愛不已的功夫;而所謂“嗲”,則是這類女孩子身上特有的、為男士們所喜歡的一種“味道”。顯然,這是一種“女人味”。應該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保證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帶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點。一般地說,是女人就該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們做姑娘的時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當母親,就難講了。相當一部分,是隻讓自己的女性特征,單方麵地向“母性”發展。包括她們的衣著、裝束,都隻是“母親”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點的,甚至會弄得十分邋遢、窩囊,蓬頭垢麵,衣衫不整,拖拉著鞋,敞開衣襟坐在門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個女人一旦當了母親,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則不然。她們在任何時候,https://都不會淡忘自己的性彆角色,決不會像北方的女人那樣,滿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褲。即便在“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年代,她們也會對那些肥大的綠衣綠褲“動點手腳”。比方說,把腰身、直檔和褲腳改小一點,在領口和袖口做點文章等,讓人看了既覺得那軍裝已不是“那麼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認“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開放,則她們的花樣也就更多,而這些花招,亦無非是設法表現出自己的性彆特征而已。事實上,正如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所指出,“上海女孩從少女時代起,就得到來自母親和外婆的‘女性養成’教育。”其實,給予她們這種教育的,也不止於母親和外婆,還包括那些熱心快腸的“老阿姨”,無話不說的“小姐妹”,以及街頭巷尾左鄰右舍的耳濡目染。這使她們從小就會洗衣、燒飯,會縫紉、編織,坐吃有相訓練有素,舉止儀容分寸得體,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顏色圖案款式如何入時而不“鄉氣”。當然,她們也從小就知道“發嗲”,以及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和如何“發嗲”。總之,她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女人以及如何做女人。現在,我們對於所謂“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個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說,這是指那些嬌小、柔弱、秀美、文靜、招人疼愛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類。同時,也可以廣義地指那些特彆有女人味,而且特彆突出女人“陰柔”氣質的那些女性。但是,“嗲妹妹”決不等於“弱女子”。事實上,“嗲妹妹”的“弱”往往隻是表麵形象,正如不少“痞哥們”的“強”隻是“外強中乾”一樣。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婦),其實是“外弱內強”、“外嗲內不嗲”的。在曾經雲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龍江、雲南等生產建設兵團工作過的人都有這樣一種印象,上海姑娘並非都是“嬌小姐”,其實多為“女能人”。她們既不嬌氣,也不懶惰,更不愚蠢,生產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實也一樣)。準確地說,她們是要撒嬌時真能撒嬌,要吃苦時真能吃苦,要團結人時真能團結人(一塊醬油糕就夠了),要排外時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話就夠了),既能很快適應環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當上“鐵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團工作過,我自己就有這個印象。而且我還發現,不少北方籍的男職工,其實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結婚以後,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會“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樣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樣打老婆。除了不會說上海話外,全身上下都會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個上海人,甚至連飲食習慣也不例外。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讓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範,成為自己理想中的那個樣子。可以這麼說,如果上帝不能把一個稱心如意的伴侶送到上海姑娘麵前,她們就會自己創造一個。所以,“門檻精”又“講實惠”的上海姑娘並不奢望“白馬王子”,她們寧可挑一個“可教育好的子女”,親自動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誰說“嗲妹妹”們“弱”來著?其實,上海女性不但在家裡是“強者”,而且在單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業務骨乾,甚至是領導。要之,她們的柔弱和嬌嗲,有一半是做給彆人看的,這樣可以得到種種實惠(比方說在勞動時得到男性的主動幫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動照顧等)。可以這麼說,現代“嗲妹妹”在表麵上繼承了傳統“弱女子”的形象,卻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種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毫無疑問,當嬌嗲或其他什麼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種可資利用的手段時,它們固然可以被用來為自己謀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為商品。上海人的婚戀中,原本就有“講實惠”的傳統,那麼,當婚姻變成了金錢交易時,嬌嗲也就往往變成了講價的砝碼。也許,這也正是北方姑娘極其厭惡南方小姐之“嬌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較而言,北方姑娘的確更為“俠義”。北方的男子互稱“哥們”,北方的姑娘則互稱“姐們”。而且高興起來,沒準兒也互稱“哥們”。她們重情感,講道義,和男人們一樣,頻繁地使用諸如“特肝膽”、“特鐵”之類的詞兒,來形容她們和自己朋友的友誼,而這種友誼又往往是打破性彆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著男朋友的手去“紮馬路”(實在地講,上海除了馬路以外,還真沒有什麼彆的地方可逛),而北京姑娘則完全可能男男女女一大群,呼朋引類地到城外去郊遊,去遠足,去舉行“不分你我的共產主義野餐”,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蘋果。酒足飯飽以後,便呼嘯山林,或感歎活得“真沒勁”。顯然,北方姑娘絕無南方的“嗲氣”,有的隻是“豪氣”。她們大多性格開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沒心沒肺”。不但自己有事不往心裡去,而且深信彆人也是這樣。她們跑到彆人家裡去,可以和彆人的丈夫嘻嘻哈哈,打打鬨鬨,談笑風生,親如家人,全不管對方的妻子是否會“吃醋”。當然,對於自己的吃喝穿戴,也是滿不在乎的。她們當然也有高檔的、名牌的服裝,但購買這些服裝,多半是憑一時的興致,很少經過精細的盤算。甚至會有這樣的情況,幾個朋友竟會買回同一種麵料款式的衣服,因為這樣才顯得夠“姐們”,而這在上海姑娘看來顯然是不合算的,——有這份錢,還不如各買一種麵料款式的換著穿。然而,穿著馬虎吃得也馬虎的北京姑娘,在選擇對象時卻又是“審美型”的。她們堅持“男子漢”標準,對於諸如有無住房、是否會做家務之類的實際問題較少考慮,或放在次要位置。“不就是住房嗎?哪兒不能湊合?”至於做家務,更不要緊。大家都不會做飯更好,乾脆吃食堂,熬不住了就下館子:“不就是涮羊肉嗎?撐死了也就半月工資嘛!”與這種“豪氣”相對應,北方姑娘對自身形象的塑造,當然不會是“嗲妹妹”,反倒有不少是“假小子”。我對“假小子”的特點有句調侃的界說:“說話顛三倒四,做事丟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說三道四。”前兩句當然是說她們的性格:風風火火、毛毛糙糙、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沒有章法,不講規矩;所謂“交友不三不四”,當然不是指她們結交壞人,而是說她們與人交往沒有那麼多忌諱和戒備,三教九流,五湖四海,隻要脾氣對路,性格結緣,都與之往來,這也正是她們豪爽的一麵。豪爽的“假小子”們,最痛恨和最鄙視的,就是“摳門”和“犯酸”。不摳門當然“大度”,但往往連勤儉持家、精打細算、省吃儉用、細水長流等傳統美德也予以拋棄;不犯酸當然“帥氣”,但往往連優雅、溫柔、含蓄、細膩等女性特征也丟個精光。此外,她們也都相當一致地厭惡“家政”,不屑於學習烹飪料理、針線女紅。她們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房間弄得亂七八糟,淩亂不堪,東西亂扔,被子不疊,要用的東西找不到,不用的東西到處都是。她們甚至對自己的身材、長相、衣著也滿不在乎,山吃海喝,零嘴不斷,吃得胖呼呼傻嗬嗬的,然後吊兒郎當地穿件文化衫,上麵印著:“彆理我,煩著哪!”或者:“從來就沒想嫁人!”這就難免“讓人說三道四”了。1988年,美籍作家趙浩生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驚呼“中國最大的悲哀,就是沒有女人了。”我想這主要是指那些“假小子”而言,而且主要是指她們的粗暴生硬、咋呼潑辣、蠻橫無禮、說話挺衝、一開口就是“老姑奶奶”如何如何之類的德行而言。其實,即便沒有這些“假小子”,中國人也會普遍地感到“女人越來越不像女人了。”各地都有諸如“女的比男的壞”或“姑娘比小子壞”之類的民謠。這裡說的“壞”,可能有兩種:一種是指道德的墮落,比如“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一壞就有錢”的“壞”;另一種就是指性格、脾氣甚至氣質、稟賦的“壞”。而後一種“壞”的結論,又往往是比照傳統婦女形象得出的。這說明中國婦女的情況,在本世紀確實比男性發生了更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不是可以簡單地用“壞”或者“好”來形容的,儘管它往往被這樣簡單地歸結著。因此,我們還有必要對二十世紀女性的變化,作一個簡單的回顧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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