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麵書生、江湖好漢、忠臣孝子，以上三類，大體上就是中國古代文藝作品中男性“正麵形象”的主要類型。千百年來，這三類形象不斷地在書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眾中被傳說，久而久之，便幾乎成了中國男性的典型代表。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道理也很簡單，因為這三類男人，一類是女性化的，一類是無性化的，還有一類是半女性化半無性化的。如果他們果真是中國男性的典型代表，則中國的男人，豈非就“不像男人”？幸而事實並非如此。一方麵，這三類人物似乎並不能說就是中國男人的代表。比方說，占中國人大大多數的農民，他們就代表不了。另方麵，生活中的文人、好漢、臣子們，大約也未必就是書本中和舞台上那樣女性化和無性化。要言之，他們是被“說成”無性化和女性化的。然而，問題的要害也許恰恰正在這裡：明明並非無性化或未必女性化的男人們，為什麼一到了書本中和舞台上，便要被“說成”是無性化或女性化的呢？為什麼讀者和觀眾看了以後，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反倒頗為欣賞呢？為什麼千百年來人們這麼說，這麼演，這麼看，卻並無一人提出異議呢？這就隻有一個結論：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是傾向於讚同和欣賞，至少也是不反對男人的無性化和女性化的。要弄清這裡麵的奧秘和緣由，無疑是一件太費商量的事情。但似乎可以肯定，它很可能與我們民族文化的特質有關。中國文化大體上是一種農業民族的文化。農業較之畜牧業，缺少明顯的性特征，而農業民族也不像遊牧民族或狩獵民族那樣，需要男性的攻擊和冒險，毋寧說更多地還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細。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懷胎，精耕細作有如女人的紡織縫紉，農業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傾向於無性化女性化的。長達數千年之久的封建專製主義政治製度，則可能是造成無性化和女性化傾向的另一個原因。我們知道，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其他人相對皇帝而言，都必須多多少少具有陰柔的性質，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時也將自己“臣妾化”。事實上，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的同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大清王朝最後三位皇帝連兒子都生不出一個，便是證明。最後，與上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對應的意識形態，也是無性化和女性化的。道家和佛家的陰柔特征，已有不少學者說過；而儒家雖被標榜為“剛柔相濟”，其實是相當無性化的。所以，講“忠義”的江湖好漢無性化，愛“道德”的白麵書生女性化，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忠臣孝子們，則介乎無性與女性之間。這樣一種文化傳統的現代版本，就是所謂“大老粗”和“小白臉”。似乎很難給“大老粗”和“小白臉”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實際上，它們的文化內涵要遠遠超過其字麵意義。“大老粗”其實並非又老又粗，“小白臉”也不僅僅隻是皮膚白嫩、而且姣好。準確地說，這兩個詞代表的乃是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文化傾向，其中既有傳統因素，又有時代特征，既有地域色彩，又有政治緣由，很值得我們細細咀嚼一番。一般說來，“大老粗”的本意，是指“粗俗而不文雅”的意思。所以它原本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詞彙，有時也被用來作謙詞。但實際上，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們的自稱“大老粗”，早已從“謙虛”變成了“炫耀”。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資格自稱“大老粗”。有資格自稱“大老粗”的，主要是戰爭年代和建國革命隊伍中的男性成員。他們或者有根紅苗正的出身，或者有久經考驗的履曆，或者有當家作主的豪氣，因此有資格把一個原本帶有貶義的詞改造為褒義，而一個不具備上述資格的人，比方說，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又從末參加過革命鬥爭，如果也來自稱“大老粗”，則顯然是“自不量力”，隻會引起人們的哄笑。革命隊伍中，為什麼有人要自稱“大老粗”呢？從最表層的原因看，顯然因為這支隊伍的主要成份，是工人農民和革命軍人。工農兵在舊社會，是曾經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並因為受剝削受壓迫而失去獲得文化知識的機會。在這時，“上流社會”稱他們為“大老粗”，無疑帶有一種鄙視的意味。但是，現在社會天翻地覆了，被剝削被壓迫被鄙視的當家作了主人，而原先高高在上的則被“打翻在地”，這就很自然地會使“大老粗”一詞也同時“翻身”，由貶義在則一變為褒義。當然，更重要的原因，也許還在於這一偉大的社會變革，主要不是靠書本知識和文化修養來實現的。相反，從滿清王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政權，舊營壘舊政權的“文化程度”也許較高，卻都不堪一擊。這就難免給人一種印象：過去那種評價體係看來並不正確，而當一個“大老粗”也並沒有什麼不好，甚至反倒更加光榮。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實際上，“大老粗”這個詞的盛行一時，表現出的乃是一種新的文化取向。這種新文化取向無疑是針對舊文化的，而舊製度在革命前夕，表現出來的文化情調則正是一種柔弱、綿軟、香糯、甜膩的萎靡之風。這種風氣在中唐以後便已開始形成氣候，以後甚至成了一種不可救藥的文化氛圍。其間雖然有蒙滿兩個民族兩次鐵馬金戈的南下衝擊，卻仍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反倒是努爾哈赤的子孫們，差不多一個個都由驍勇剽悍的騎兵獵手，變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隻會喝茶溜鳥的八旗子弟。最後，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不得不交到一個女人手上；而向以英勇善戰著稱的綠營兵勇，則成了不堪一擊的銀樣蠟槍頭。這個教訓無疑是深刻的。可見，即便從拯救民族危亡、保衛革命成果的角度講，新中國的建設者和領導者們也必須致力於開創一種富於陽剛之氣的文化。要做到這一點，對於他們來說並不困難。因為新政權的建立者們原本就是一些具有陽剛之氣的人。沒有這種氣質，根本就不可能參加革命，即便參加了也會叛變，更何況他們的革命生涯中，又充滿了血與火的洗禮？與之相對應，革命文化的氣質也是陽剛的。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暴烈的行動，哪裡能夠文質彬彬、從容不迫、溫良恭儉讓？所以，當革命者們終於掌握了國家政權時，陽剛文化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主流文化。其實，隻要比較一下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文化和港台文化，就不難看出兩者之間在文化特質和文化情調上的明顯差異：前者是陽剛的，後者是陰柔的。就拿新聞傳媒的情況來說：大陸報刊社論總是寫得大氣磅礴，義正詞嚴，剛勁十足，而港台報刊的政論則往往小裡小氣甚至女裡女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一個個嗓音醇厚洪亮，語氣莊嚴肅穆，中氣十足，先聲奪人，而港台廣播則給人一種嬌聲嗲氣的感覺。在八十年代以前，後者曾經是大陸人民嘲笑的對象。當然，“陽剛氣”並不等於“大老粗”，但“大老粗”比“小白臉”陽剛，則也是一個事實。這樣，當一種剛柔相濟、文武兼備的新形象尚未建立，隻有“大老粗”和“小白臉”兩種模式可供選擇時，人們傾心於“大老粗”，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其實，當人們以“大老粗”相標榜時，他們實際上已賦予這一名詞以新的內涵。漢語言文字的一個特點，就是多義。粗這個字也不例外。它既有粗俗、粗鄙、粗野、粗魯、粗糙、粗暴、粗劣等義，也有粗獷、粗豪、粗壯、粗中有細等義。當人們視為“大老粗”為貶義時，是取前義；而視“大老粗”為褒義時，則是取後義。因此，當人們視“大老粗”為褒義，並以此相標榜時，其涵義便意味著剛健、樸實、粗獷、豪爽。這裡麵無疑既具有革命文化和軍旅文化的特征，又有北方文化和農村文化的色彩，是一種在北方農村文化土壤上生成的革命軍事文化形象。這種文化形象的誕生也是很自然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係由武裝鬥爭奪取勝利。其戰略是“農村包圍城市”，其根據地則主要在北方農村。中國北方原本有任俠尚武的傳統，農村文化原本就比較厚重樸實。這兩種文化傳統與革命戰爭的需求可以說是一拍即合，一種新的文化類型也就必然應運而生。不可否認，這種新的文化類型確實給走向窮途末路的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直到現在，五六十年代大陸文藝作品中的許多形象，也還沒有完全失去其文化魅力。但是，北方文化的傳統中，畢竟曆來就有一種無性化傾向；而革命軍事生涯，也確實顧不上侈談愛情，更容不得卿卿我我。戰爭，甚至是必須讓女人走開的事情，哪裡還能講什麼花前月下，鐘情懷春？所以，這種新文化類型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無性化”特征。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大陸文藝作品中的正麵形象和英雄形象，差不多都是不談愛情、沒有戀人，甚至沒有配偶的，更遑論以其愛情故事為主線了。也許，隻有《柳堡的故事》和《冰山上的來客》是例外，但這兩部電影後來都受到激烈的批判，被禁止上映。而《林海雪原》中少劍波與白茹的戀愛，則在改編為《智取威虎山》時刪去。《紅色娘子軍》中吳清化（吳瓊花）原來據說與黨代表有過那麼一點意思，後來也被修改得一點意思也沒有了。到了七十年代，大陸文藝舞台上已不知愛情為何物，男女主角（李玉和、楊子榮、郭建光、方海珍等）一律無性化，人與人之間好像隻是“同誌關係”（或“敵我關係”），而不存在“男女關係”。與之相對應，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都一律無性化，不是“同誌”，但是“師傅”，連夫妻關係也被代之以無性彆差異的“愛人”。而戀人、情人則被代之以同樣無性彆差異的“朋友”。從動機上講，這大約是要提倡新社會男女之間的平等，但從效果上講，這些稱謂又無意中抹煞了男女之間的性彆差異，不利於男人和女人塑造自己的社會性彆角色，造成了人的無性化和中性化。這大概又是倡導者們始料所不及的。當全新意義的“大老粗”以其剛健、樸實、粗獷、豪爽而一新中國的文化氛圍時，柔弱、綿軟、香糯、甜膩的男性形象——“小白臉”，顯然是吃不開了。他們往往隻能被當作嘲笑或改造的對象，而出現在革命文藝作品中。但，這並不意味著小白臉們在現實生活中，也已經銷聲匿跡。事實上，小白臉的形成，也有曆史與現實、地域與政治等多方麵的原因。“小白臉”好像是一句上海話，或者是流行於江浙一帶的詞語，主要指那些皮膚白皙、麵目姣好、溫柔多情、小巧細膩，類似於越劇小生那樣的男性青年，北方人則鄙夷地稱之為“奶油小生”。不難看出，與“大老粗”代表著一種北方的、農村的、軍旅的和革命的文化不同，“小白臉”則似乎代表著一種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這種文化有著自己的審美觀，那就是愛清潔、講衛生、尚修飾、重衣冠，注意文明禮貌和文化修養等。所以，這種文化熏陶出來的男子，大都皮肉細嫩，眉目清秀，頭發整齊，下巴光潔，全身上下香噴噴的，說起話來輕聲細語，溫柔文雅，甚至“嬌聲嗲氣”。所有這些，在北方的漢子們看來，就是“小白臉”、“娘娘腔”，甚至是“不像男人”。這當然未免有些冤枉，但也不無道理。前些時，甚至連某些上海和江南一帶的男子，也覺得自己“不像男人”，並摹仿北方漢子們，也留起頭發和胡子。但結果，正如楊東平的《城市季風》所說，卻往往令人有“不像”之感。這就未免令人尷尬了。事實上，北方的漢子或“大老粗”們視江南的小生為“不像男人”，還不完全因為他們的相貌（小白臉）和語音（娘娘腔），也許更在於他們的“不問政治”和“擅長家務”。由於江南一帶長期偏離政治中心，較少受到政治風浪的波及和革命戰爭的洗禮，加上現代化都市生活更加注重經濟實惠等因素，這個地區也確有遠離政治過小日子的文化傳統。我們並不認為隻有從事整治軍事鬥爭才是男人，也不認為作家務就隻能是女人的事。但畢竟，政治總是“大事”，家務總是“小事”，而且是一種瑣碎、平庸、不大擺得上桌麵的事。一個男人，如果“太會”做家務，或“迷戀”做家務，把它當做一天當中甚至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事來對待，便不免會變得婆婆媽媽起來。我們實在很難設想，一個一麵搖著搖籃，一麵打著毛衣，一麵瑣瑣碎碎地嘮叨著市場的菜價，或絮絮叨叨地翻弄著張家長李家短之類的閒話，竟會是一個“男人”。於是，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較之北方的、農村的、軍旅的和革命的文化，就未免有陰柔和小氣之嫌。事實上，從“大老粗”和“小白臉”這兩個稱呼上，也不難看出它們的“小大之彆”，而流行於上海等城市的小來來、小弄弄、小樂惠等詞彙，似乎也“不打自招”地承認了自己不過隻是會過小日子、耍小心眼、占小便宜和做小動作的小市民、小職員、小丈夫、小男人。這當然既不準確，也不正常。說它不準確，是因為江南一帶在曆史上，也同樣出過“大人物”；說它不正常，則是因為現代化大都市，原本應該比小農經濟的農村更有大手筆（事實也是如此），豈有農村文化比都市文化更“大氣”之理？事實上，正如大老粗代表不了全體北方人或革命者，小白臉也代表不了全體南方人或市民們。這兩個詞，不過隻是對兩種文化類型的一種比較形象的說法，而且多少也摻雜了一些文化偏見。由於人隻能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定的文化環境必然造就一定的文化心理，並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勢。所以，文化偏見也往往是難以避免的，甚至有時很難說誰是誰非。比方說，北方人的“大方”，在南方人眼裡也許隻能叫做“粗放”；而上海人的“精細”，在北京人看來沒準就是“小氣”。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大老粗和小白臉，確乎曾經一度是中國男性的兩種典型形象。同樣的，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無性化和女性化，是中國男性形象塑造中的兩個不容回避的問題。而且，相比較而言，女性化的問題似乎又更嚴重一點。因為它更容易使男人“不像男人”，或者隻能造就賈寶玉那樣長像和人品都和女孩兒似的男孩。這樣的男孩沒有經過風雨見過世麵，對政治鬥爭和經濟建設幾乎一無所知，對開拓進取和建功立業也毫無興趣，但對討好女孩子卻相當在行。寶玉曾這樣教平兒化妝：“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這隻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足夠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裡，就夠拍臉的了。”這難道還不夠“女人氣”麼？當然，這也許隻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在現實生活中，在我們自己身邊、周圍，難道就沒有賈寶玉式的“男小囡”和各式各樣柔嫩甜嗲的“化妝品先生”、“菜籃子丈夫”嗎？於是，一個口號近幾年來便在神州大地悄然響起，這就是：“尋找男子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