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李逵一類的江湖好漢幾乎無一例外地嫉色如仇或嫉性如仇外，忠臣孝子一類的“正派人物”，也差不多一樣地“不好色”或“無性欲”，甚至“無愛情”。比如諸葛亮就沒有什麼愛情故事，關羽、張飛也沒有，甚至連瀟灑英俊的趙雲也沒有。趙雲和周瑜一樣，都是少年英俊將軍。但趙雲既然是真英雄，身邊就不能有一個小喬。結果周瑜短命，趙雲善終。至於劉備，雖然討好幾回老婆，但那是為了“漢祚延綿”，是“政治任務”，何況劉備本人也並不把老婆當回事，還說過“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類的混帳話，所以仍然可以算作是英雄。這類“忠臣孝子”或“亂世英雄”，便是本書要說的第三類男人。他們當中相當多一部分，無妨稱之為“無骨的男人”。如果說第一類形象在舞台上多半是“奶油小生”，第二類形象在舞台上多半是“花臉淨角”，那麼，這第三類形象在舞台上便多半是“須生老生”。這類人臉不白，皮不嫩，說話沒有奶味，有的聲如宏鐘，底氣頗足，有的還會弄幾下槍棒，比如劉備就曾在戰場上和關羽、張飛一起戰過呂布，宋江也在孔太公莊上教過徒弟，照理說應該像個男人。更重要的是，他們從事的，也都是“男人的事業”：或者出將入相、安邦治國；或者為官為宦，立政安民；或者日耕夜讀，修身齊家；或者馳騁天下，逐鹿中原。即便玩弄權術，覬覦國寶者，要乾的，也是男斧們的勾當。說起來，這一類男性形象，原本應該是頗有“希望”，可以“看好”的。因為他們既不像“小白臉”們那樣地無用，又不至於像“黑旋風”們那樣地無情，照理說應該成為“英雄氣”不短，“兒女情”也頗長的理想人物。然而遺憾的很，這類人物的麻煩更大。因為他們大多和第二類人物一樣，相當“無性化”，而且有不少人又和第一類人物一樣，相當的“女性化”。不同之處僅在於第一類男人的女性化，是徹裡徹外的，從外貌、言行，到性格、心理，都相當的女性化；這一類男人，則隻是內心世界女性化，不認真分析，還看不出來。這類人物女性化的證據之一，便是他們大多“好哭”。在這方麵，劉備算是最典型的一個。他文韜不如孔明，武藝不如關張，唯一的本事就是會哭。“潸然淚下”、“涕淚橫流”是他的拿手好戲；“放聲大哭”、“泣不成聲”是他的慣用伎倆。他借了東吳的荊州不還，魯肅一來討，他就哭，哭得魯肅心裡酸酸的，再也開不得口。這雖然是諸葛亮的“陰謀詭計”，但此計能夠奏效，也是看準了兩點：一是劉備會哭，二是魯肅怕哭。一個有女人本事，一個是婦人心腸，都夠女人氣的。曆史上會哭的男人，當然決不止於劉備一個。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忠臣孝子，都會哭，而且都必須會哭。他們寫給皇帝的奏折、表章中，常有“臨表涕泣”或“感恩涕零”之類的話，而在朝堂之上當眾哭將出來的事，也不少見。這些人，在自己家裡，或自己的衙門、營帳裡，也許十分威嚴，相當地男性化，但一到皇上麵前，便立馬變成了女人。尤其是，如果受到了皇上的嘉獎或恩典，更是非哭不可，否則便是奸臣。事實上，這些人往往從小就被施以哭的教育，並被告知：哭，乃是一種非常正當的手段。司馬光的《家範》中就有這樣的話：“父母有過，諫而不逼，”“三諫而不聽則告泣而隨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父母有了過失，或者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就要勸諫。勸一遍不聽，勸第二遍；還不聽，就勸第三回。連勸三遍都不聽，怎麼辦呢？那就哭！這豈不是公開教唆以哭為手段麼？所以，中國的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幾乎沒有不會哭、不愛哭的。因為非哭不足以證明其忠，非哭不忠心證明其正。尤其是當父親過世，皇上駕崩之時，不但要哭，而且要哭得昏天黑地，爬不起來，叫做“苫次昏迷”。結果，慢慢地，哭，就成了他們一種習慣性的行為。與之相對應，一部中國文學史，差不多就是一部“痛哭流涕史”。從“長太息以掩涕兮”始，到前不久還風靡一時的台灣言情。眼淚都是其中常見之物。什麼“淚眼問花花不語”啦，什麼“淚珠不用羅巾挹”啦，什麼“遺民淚儘胡塵裡”啦，什麼“初聞涕淚滿衣裳”啦，不一而足。痛哭流涕者，有女人也不乏男人。最有豪氣的說法，也不過隻是“丈夫不作兒女彆，臨歧涕淚沾衣巾”。直到建國以後，由於高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才總算不大哭了。但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某鄰國，其電影中的民眾，仍熱淚盈眶當作家常便飯。當然，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哭，也並不認為一個男人就哭不得。但畢竟，“男兒有淚不輕彈”。一個男人，如果動不動就“淚流滿麵”、“泣不成聲”，便不免有些女人氣了。這類人物女性化的證據之二，便是他們大多“善跪”。和“哭功”一樣，“跪功”也是這類人物的基本功，從小就訓練慣了的。不但見了父母、長官、皇帝要下跪，便是見了朋友、敵人，甚至俘虜，有時也下跪。宋江就曾多次跪拜自己的俘虜，從清風由跪拜秦明始，到後來活捉了高太尉，都一律是“撲翻身子，納頭便拜”。但秦明、呼延灼、關勝等人，“本是大罡星之數，自然湊合”。宋江的跪拜，隻顯得“義氣深重”，大家沒有話說。但一百零八人聚齊以後，宋江抓住了官軍將領，也如法炮製，就說不過去。因此梁山好漢，也有私下裡殺俘的事。可見到後來，好漢們也覺得宋江動不動就“躬身下拜”，未免窩囊。當然，跪拜原本是中國人的禮節，和當今的鞠躬握手一樣，所以不能一律看作沒出息的表現。比如武鬆等人見了宋江“納頭便拜”，就隻是仰慕敬重，恭敬謙虛，並不失英雄身份。沒出息的隻有兩種。一種是跪在女人麵前，大叫“娘子饒恕小生則個”，或“娘子可憐見小生”。比方說《西廂記》中的張生，便是又跪小姐又跪紅娘，前前後後跪了好幾回。不過前已說過，這類人物，原本是女性化的，他們的膝蓋發軟，也就不足為奇。問題在於即便是西門慶這樣的惡棍，多少會幾下拳腳的，也跪女人。當潘金蓮問他“你真個要勾搭我”時，西門慶便跪下道：“隻是娘子作成小生。”結果，“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可見女人還真吃這一套。所以，中國那些怕老婆的男人，就有一個雅號，叫“床頭櫃（跪）”。另一種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跪倒在男人的麵前，並揚言對方如不答應，就決不起身。這實在本應隻是女人才使用的要挾手段，可惜往往成了中國男人的專利，不但忠臣孝子一類的人物頻頻使用，個彆情況下，江湖好漢也要用一用的，比如宋江就是。這種又哭，又跪，又趴在地上不起來的做法，與張生一類人物其實並無兩樣。不同之處僅在於：張生、許仙等人是跪在女人麵前，向著女人哭訴；劉備、宋江等人則是跪在男人麵前，向著男人哀求。跪在女人麵前，固然“掉價”，顯得“不像男人”，但跪在男人麵前，豈不“更像女人”？可惜大家好像又不覺得。事實上，中國男人的“軟骨病”，便多半是這種“哭功”和“跪功”培養出來的。試想，一個從小就會哭會跪，動不動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人，怎麼能挺起胸膛去做人？又怎麼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失誌，不屈節，頂天立地，敢作敢為？不要說當什麼英雄好漢，便是要被稱為“成年男子”，隻怕都成問題。因為這種以跪倒塵埃、淚流滿麵、賴在地上不起來的方式，來“感動”或“要挾”對方的做法，如果要給一個最高的評價，大約也隻好叫做“撒嬌”，那麼，誰最有資格撒嬌呢？大概隻有女人和孩子吧！中國的男人既然都多少有點像女人，或者多少有點像孩子，那麼，他們當然也就可以讓自己，不必有太多的“責任心”或“責任感”。認真說來，責任心和責任感，才是一個男人最重要的品質。西方的男人，一般說是有責任心和責任感的。他們也向女人下跪，但那和武鬆們向宋江下跪一樣，隻是為了表示敬重和崇拜，而且隻在“求愛”時。一旦獲取了芳心，便會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保衛女人的責任，不惜為之出生入死、赴湯蹈火，謂之“騎士風度”。一般地說，傳統社會中的中國的男人可沒有這種風度。他們往往隻有“大老爺們作風”或“奶油小生德行”，甚至“流氓無賴行徑”。就拿男女二人私通這件事來說，一開始時，往往是男的主動。或吟風誦月，或擠眉弄眼，或說風話挑逗，或用重金收買，或者“跪倒塵埃”，哀求“娘子救小人一命”，總之是大獻殷勤，極儘媚態，十分下作。可是，一日“東窗事發”，要出事了，卻又嚇得龜孫子似的，一點主張也沒有，半分責任都不敢負，不是躲在床下，便是跳窗而逃，任由那女的去承受一切。這樣的例子，實在多得很。比如《紅樓夢》裡迎春的丫環司琪，與表弟潘又安隻不過是青梅竹馬，舊情難忘，在園子裡私下約會了一次，說了些海誓山盟的話，留了些傳情表意的信物，其實並未“私通”，也未“事發”，僅僅是被鴛鴦撞見了，而鴛鴦又既不曾也不會告訴彆人，便把潘又安嚇了個魂飛魄散，連招呼也不和司琪打一個，就先一個人逃得無影無蹤，害得司琪“又急又氣又傷心”。最後事發，也仍是司琪一人頂罪，一人受罰。按說這種事，正如司琪所說“縱然鬨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的，然而那男的竟一個人先逃之夭夭了。我們固然可以體諒他的難處：一個小廝，抗不住賈府家法，不可能不害怕。但，司琪也不過是一個丫環，就抗得住賈府家法麼？潘又安倘不逃走，雖然於事無補，但至少司琪心裡要好過些。然而終於是逃走了，難怪司琪要怨道：“真正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其實，漫說是潘又安這個小廝，便是西門慶那個惡棍，在武大郎來捉奸時，第一個反應也隻是“鑽入床底下躲去”，卻讓潘金蓮去頂門。生活中甚至有這樣的事：來捉奸的不是女人的親夫，而是彆的什麼流氓或閒漢，起了歹心，要和奸夫做一筆“交易”，那奸夫多半也會同意，或默許，或自顧自逃走，任由自己情婦，去被強奸或輪奸。這就不但沒骨氣，不像男人，簡直連畜牲也不如了。所謂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一流的人物，當然不會有這等下賤行為，因為他們多半不通奸，也就無奸可捉。但是，在遇到危難的時候，他們也往往同樣是既不承擔保護女人的責任，同時也完全沒有保護女人的能力。當國難或家難臨頭時，比方說，府邸、城池、國都被匪人或敵兵包圍，眼看抵擋不住時，他們的第一反應，也往往是先逼自己的妻妾和女兒自儘，甚或親手殺了她們，然後再自儘，或逃亡，或投降做俘虜。可見，中國的男人，實在是靠不住。比較靠得住的，隻是俠客或江湖好漢。但可惜，俠客和好漢們往往又不愛女人。沒法子，中國的女人，便隻好自己保護自己，自己搭救自己。不過她們的辦法，亦不過“拚命”而已。或者以自儘相威脅，或者果真一死了之，總之是隻有“死路一條”。難怪中國古代的“烈女”，會如此之多。中國古代之所以多有“烈女”、“烈婦”，仔細想來，除了那時沒有人民軍隊和人民警察，又沒有《婦女兒童保護法》外，還因為她們的男人，往往都不是“烈士”，指望不上。中國的女人不能指望男人，中國的男人卻往往要指望女人。比方說，仗打敗了，便叫女人去“和親”；國家亡了，就拿女人來“頂罪”。殷九九藏書是妲姬弄亡的，周是褒姒弄亡的，安史之亂是楊貴妃引起的，八國聯軍則是慈禧太後惹來的。總之都是女人的責任，男人一點過錯也沒有。這就不僅是對自己的愛情、婚姻和家庭不負責任，而且是對自己的民族、國家和曆史不負責任了。這種不負責任，比“始亂終棄”或“逃之夭夭”的流氓行徑，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且還要更加沒有道理。因為一男一女偷情做愛，畢竟還是兩個人都該負責的事，而國家的政治軍事大權，可一直是掌握在男人手裡的。女人即使要破壞，要搗亂，又有多大能力呢？又有多少可能呢？正所謂“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被剝奪了參政議政權力的女人，如何能對天下興亡、國家成敗負責？即便清末的事，也不該慈禧一個人負責，因為當時腐敗無能的，是整個清政府，並不隻是哪一個人。然而整個清政府，除慈禧外，又都是男人。甚至還可以退一萬步說，即便責任是慈禧一個人的，那麼，滿朝文武，鳳子龍孫，成百上千的男人，都拗不過一個女人，不也挺窩囊的麼？更窩囊的是，中國的男人，不但往往難以負起保護女人的責任，而且有時還要把保家衛國的責任，也都一古腦兒地推給女人。什麼“穆桂英掛帥”，“佘太君掛帥”、“十二寡婦征西”，全是打男人耳光的“好戲”。不可將“楊門女將”與“木蘭從軍”相提並論，以為那都是“歌頌了中國婦女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木蘭從軍是女扮男裝。一同上陣廝殺的，仍都是男人。楊門女將給人的感覺，卻似乎是男人都死光了，非“十二寡婦征西”不可。事實上，在國難當頭、兵臨城下之際，男人不如女人的事，也不止一件兩件。比如《紅樓夢》第七十八回講到的林四娘一事便是。林四娘是恒王身邊的一個美女，恒王戰死後，“青州城內，文武百官，個個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舉。”反倒是“叱吒時聞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的林四娘，率女兵出城，與敵決一死戰。所以寶玉的詞便憤而歎曰：“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這是問得極好、極沉痛，也極有深意的一句，可惜賈政之流並未聽懂。當然，“穆桂英掛帥”也好，“林四娘殺敵”也好，都隻是個彆的特例，但它們反映出來的文化心理，卻值得深思。這麼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人曾像寶玉那樣作過反省，問過“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的問題呢？幾乎沒有。多數的男人，不是像賈政那樣，把這些故事當做風流韻事來品評和賞玩，便是楞往上麵亂貼“愛國主義”的標簽，以此來掩蓋文化的悲劇，這才真是令人為之扼腕的事。事實上，從原始時代起，男人和女人，對於自己家庭、氏族和民族的存亡繼絕，就有不同的分工和責任。女人的任務，主要是生兒育女，保證族類生命的延續；男人的任務，則主要是獵取食物和保衛部落，保證族類的現實存活。可見，保家衛國，從來就是男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女人至多隻是做一些輔助工作，決沒有“挑大梁”的道理。如果戰端一開，竟是女人主戰，男人主和，或者女人上陣，男人投降，那麼最終的結果，大約也就隻能是女人被辱，男人哭臉而已。“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彆離歌，垂淚對宮娥。”這個男人，是連哭，也隻能對著女人哭了。這樣的男人，哪裡還像男人？這就難怪中國戲曲舞台上的那些男人一個個那麼窩囊，那些女人都一個個那麼賢能，而這些“顛倒陰陽”的戲又居然能“顛倒眾生”。道理看來很簡單：那些平時充當男人保護著的女人，在這裡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平時受儘欺淩的女人，在這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那些不像男人的男人，則看到了自己角色錯位的“合理性”，當然大家一起來叫好。但，這果真很好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