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先說說我的妻子吧。我的妻子，學前教育專業的碩士，一家奶製品跨國公司的部門經理，從德國回來了。她計劃在上海逗留一周。這些年，她一直在國外漂泊。先是列寧格勒（後來人們叫它彼得堡），隨後是赫爾辛基、哥德堡、伊斯坦布爾、伯爾尼，足跡橫跨歐亞大陸。她走到哪裡，我的信就追到哪裡。我從監獄中被放出來以後，給她寫信就成了唯一的樂趣。那些信最終都被退了回來，信封上俄文、德文、瑞典文的告白翻譯出來差不多是同一個意思：查無此人。她消失了整整九年。九年，用於忘掉一個人，不多也不少。可是，她在一天下午突然從圖賓根打來了電話，說，我要回來了。如果我沒記錯，她今年應該是三十五歲。按照我的想法，這恰好是一個人開始死亡的年齡。我的好幾位朋友都是在這個年紀選擇了自動消失。我也曾想到過效法他們，但勉強活下來，結果竟然也不壞，但也好不到哪裡去。用我一位愛饒舌的朋友的話來說，活著，但不存在。總之，我的妻子是回來了。據說，她在國外的日常工作是飼養奶牛。除了不能讓奶牛做廣播體操外，原先準備對付學齡前兒童的專業知識，用來取悅那些花紋斑駁的畜生倒也能湊合。她已經無法適應這裡的生活。“這是什麼國家？”這句話她常常掛在嘴邊。她加入了德國國籍，這樣說話就多了一點底氣。仿佛她曾經熱愛過的祖國已經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在圖賓根，連奶牛都知道遵守交通規則，可是在這裡，你走在馬路上，似乎隨時都可能被疾馳而來的汽車撞翻，還得提防騎車人嘴裡飛出的濃痰。”我要是請她上街吃頓飯，她的話就更多了，“那種地方怎麼能去？要知道，上菜的侍者那黑黑、油油、肥肥的大拇指是整個地泡在湯裡的呀！”好在她在上海隻待一周。對於我們要辦的那件事，一百六十八個小時已經足夠了。我要講的故事，其實與我的妻子沒有多少關係。隻不過，它確確實實是她在上海逗留的這段時間裡發生的。說起來有點離奇，如果不是我親曆親聞，我大概也不會相信它是真實的。現在，我必須提到另一個人。他叫楊菲，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在我的妻子的眼中，楊菲可算得上一個國寶級的稀有生物。在這個亂七八糟的世界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某種緯度或標高，可以用來檢測日常生活的趣味和質量。她常說，要是楊菲有一天也變得心事重重，這個世界大概就真的不可救藥了。後來的事實表明，她的話隻說對了一半。的確，楊菲是一個快樂的人，從來不知道憂慮為何物。就連他的卷發、豁牙、汗腺的分泌物都散發著令人愉快的氣息。可就是這個人，近來卻被一個巨大的恐怖攆上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去拜訪他，他自己就找上門來了。他甚至都沒顧上與我的妻子打個招呼，就一屁股歪倒在我們家的沙發上，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我完了。”那是我妻子回國後的第二天，大約是傍晚時分。當時，我妻子正興致勃勃地讓我欣賞她在國外所生的幾個小雜種的照片。我記得，有兩個孩子的頭發是亞麻色的，還有一個黑人。我對楊菲的煩惱沒有什麼興趣。隻有無比脆弱的耐心，用於忍受他沒完沒了的絮絮叨叨。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楊菲從公司裡下班回家，看到有人在他門上留了一張紙條。一把匕首透過防盜隔柵的空隙，將紙條釘在了他的門上。紙條上寫著這麼一句話：晚上八點，長風公園遊船碼頭見麵。否則我就殺了你。這顯然是一封恐嚇信。他差不多六點鐘就趕到了長風公園，並在那守候到午夜時分。除了湖邊的一群練功者，約他見麵的人始終沒有出現。一連三個晚上都是如此。“約我見麵的人，說不定就混跡在練功者的行列之中……”楊菲說。看上去他被嚇壞了，一刻不停地擺動著他的雙腿。等到他終於認出了我剛剛回國的妻子，就從沙發上跳了起來，過去和她熱烈握手。我妻子的態度不冷不熱，眼睛裡多少有了一點憐憫、驚異和不屑。我也隻得在他身邊坐下來，將那些藍眼睛、黃頭發、黑皮膚的洋娃娃丟在一邊，幫他分析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我盤問了他半天，楊菲就說出這麼一件事來。大約是兩個月前的一天，楊菲在公司裡加班。他最後一個從樓上下來，電梯司機小梅早就等得不耐煩了。她抱怨說，她胃病犯了，得趕緊回家吃點東西。這時，楊菲隨口就說了一句：“要不，我請你去吃夜宵？”他隻是想開個玩笑，沒想到小梅卻認認真真地答應了，這使他幾乎吃了一驚。她長得不算漂亮，每天在電梯裡進進出出，楊菲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可是這一次，他們挨得那麼近，他能感覺到她絲質棉襖的柔滑綿軟。隨著電梯的急速下降，他的老朋友，身體上那個嗅覺靈敏的機器馬達轟鳴，正不可遏止地一點點腫脹起來，他有了一點暈眩感。他們在公司對麵的火鍋城吃飯，兩個人都沒怎麼說話。在這段時間裡，沉默所堆積起來的暗示像沉重的山丘壓在他們的心頭。“那種感覺真是妙不可言。”楊菲說。他們從火鍋城出來，已經是次日淩晨一點多了。小梅忽然對他說：“這麼晚回家，我怎麼向丈夫解釋？”楊菲替她想了好幾個理由，都被小梅一一否決了。兩個人商量來商量去，最後的結果是索性不回家，去楊菲新買的公寓喝咖啡。這個建議是楊菲提出的，屬於調情的一個部分，小梅猶豫了一下，問他，“你那兒能不能洗澡？”她這麼一問，楊菲就有點控製不住自己了，他的身體在黑暗的大街上索索發抖。據楊菲說，他們後來並沒有發生什麼事。當小梅洗完澡，赤身裸體地從浴室中出來的時候，楊菲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對於有些女人來說，光看外表是遠遠不夠的。按照陳獨秀的理論，她是屬於那種外表貧瘠，內容豐美的女人。另一個結論是，他必須懸崖勒馬。他想起了小梅的丈夫。他們沒有見過麵，但楊菲知道他是山東人，十六歲時曾用水果刀捅過一個小男孩，知道他蹲過七年大牢。“問題就在這兒，”我妻子說，“要是你們倆有了那種事，反而倒比較安全。”“為什麼？”我妻子笑而不答。楊菲說，他平生就乾過這麼一件荒唐事兒，而且還他娘的沒有乾成（直到現在，他還為此耿耿於懷）。除此之外，他實在想象不出任何人有任何殺他的理由。看來，楊菲已完全認定了這個事實。“你先彆著急，要弄清這件事的真相，其實也不難，”我對他說，“你再去請那個電梯女工吃頓飯，跟她聊聊，探聽一下虛實。”“小梅已經有一個多禮拜沒有來上班了。”“你明天去公司打聽一下，給她打個電話，約她出來，看看她是什麼反應。”我妻子明顯有些困了，一連打了好幾個哈欠。楊菲半天沒有吱聲。他似乎在認真考慮我們的建議。過了一會兒，他突然抬起頭來，問道：“要是他今天晚上就下手，那怎麼辦？”他這一問，把我的妻子也逗樂了。我問他有沒有想到過報警。他說他已經去過警署三次，沒有什麼進展。他曾提出讓警方派人二十四小時晝夜保護，接待他的女民警笑得前仰後合：“你一定是好萊塢電影看得太多了。你不是克林頓總統，我們也不是白宮的職業保鏢。”“假如我真的被殺了，你們誰負責？”楊菲問道。女民警想了一下，回答說，假如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會全力破案的。楊菲直到很晚才走。臨走時還從我們家裡的廚房裡拿了一把菜刀。他擔心在回家的途中就會遭到襲擊。第二天，我和妻子去區民政局辦理離婚手續。大廳的長椅上坐滿了人，我們數了數，一共有十來對，有離婚的，有結婚的，也有離過婚要求複婚的。她當年在國內時就沒有排隊的習慣，她總能為自己找到插隊的理由。這一次，她亮出了德國護照。辦事員冷冷地朝它瞥了一眼，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他遞給我們一張表格：你們回去填一下，三個月以後再來。可我妻子並不氣餒，她又交給他一隻信封。裡麵裝著我們的離婚協議複印件，還有她悄悄塞在裡麵的八百馬克。小夥子將信封放人抽屜的同時，向我們打了一個OK的手勢。我們從民政局出來，天已經快黑了。在出租車上，前妻突然提出，她想去清水公寓看看楊菲，看看他是否還活著。公寓的住宅樓相當豪華奢侈，前妻說，即便是在圖賓根的富人區，其壯觀程度亦不過如此。她顯得多少有點失落。她不明白，像楊菲這樣一個古典文獻專業的書呆子，怎麼會住到這種地方來。我也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隻是聽說他在股票上發了點財。前妻說，早知道在國內賺錢這麼容易，她當年就不會曆經千辛萬苦去俄羅斯當倒爺了。楊菲不在家。但我們確信他還活著。我們打算在門廳裡等他一會兒。這時，我們就看到了那個女孩。她看上去頂多十八、九歲，穿著時髦的皮裙，紅色的長筒襪。她正在電梯間的地毯上尋找著什麼東西，也許是一把鑰匙。長發蓋住了她的半邊臉。就這樣，她在電梯間來來回回地走著，似乎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目的。我的前妻走過去問她，是不是丟了什麼貴重的東西。她抬起頭來，驚訝地看著我們，很快又將目光移向彆處，仿佛在想著一件遙遠的事。那是一張被憂愁毀損的臉，它的美麗像刀片一樣鋒利。她在哭泣。我從未看到過這樣一張悲哀的臉，仿佛她的眼眶中不斷溢出的不是淚水，而是她的整個靈魂。清水公寓離我們的住處不太遠，我和前妻決定步行回家。在路上，我們找不到話說。我知道，我們都在惦記著電梯間的那個女孩，猜測著她怪異的舉動所掩蓋著的某個事實。“你說，人最害怕的東西是什麼？”前妻忽然像打啞謎似的問了我一句。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你以為呢？”我問她。“它自己。”她毫不猶豫地答道。看來她是先有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才這樣問我的。她隨後就哭了起來。她說，她一看到那個女孩，就知道她快完了，她的靈魂破了產。我不太明白她在說什麼，站在路旁有點不知所措。我的心中沒有一絲憐憫。或者說，我暫時還沒有餘力來憐憫她。我在想著自己。我想著它從前是什麼，現在變成了什麼，最終它還會是什麼。我覺得，她的答案是對的。三天後，滬上的幾位同學為我的前妻舉行了一場小型聚會。我們又碰到了楊菲。他剛剛理過發，手裡握著大哥大，一副躊躇滿誌的樣子，似乎完全換了一個人。我們提起了那張紙條的事，他竟然半天沒有回過神來。“解決了。”他漫不經心地說。“你找到小梅了嗎？”“這事跟小梅沒關係，”楊菲說，“完全是他娘的虛驚一場。”楊菲說，前天晚上，他剛剛在床上躺下，就聽到有人按門鈴。“當時，我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都凝固了。我打開門，看到三個黑影站在門外，我腦子裡隻有一個念頭：難道就這樣完了嗎？不過，他們對我沒有一點興趣。他們要找的人不是我。她住在隔壁，另一個模特兒。“我知道隔壁有人住，不過很少來，那個房間一個禮拜大約隻有一兩天亮著燈。但我怎麼也沒想到，那個婊子竟然也叫楊菲。我不知道那三個陌生人是不是殺手，我隻知道他們一個個都顯得彬彬有禮。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他們找錯了人，說了聲對不起，就離開了。這是一場誤會，卻害得我整整掉了六公斤肉。”楊菲眉飛色舞地說完了這件事，又把剛剛聽來的一個笑話給我們講了一遍。不過，我的前妻隱約感到，那件事似乎並沒有結束。聚會臨近尾聲的時候，前妻將我拉到一邊，告訴我，她已決定改變原定的計劃，提前一天離開上海。她說她一天都待不下去了，這就是她的理由。為了早一天結束這次旅行，她不惜繞道北京，搭上了去法蘭克福的班機。我沒有送她去機場，這也是她提出來的。臨走前，她還在想著那個女孩：“問題是，假如真的有人要殺她，說不定她還蒙在鼓裡。”她的憂慮直到一個多月之後才被證實。當天的晚報刊登了整版的消息，還配發了圖片。報道說，女模特在長風公園的樹林裡被殺後，屍體遭到了殘酷的戲弄。這天深夜，楊菲打來了電話。他說他要告訴我一件事。我告訴他，我已經看了報紙。“不是，我說的不是那件事。”楊菲說。“小梅已經回來上班了。她現在就躺在我的身邊。”他還說，小梅的丈夫，那個勞改釋放犯早在兩年前就與她離了婚。“看來，所有的擔心都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