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就憑以上所述作出結論，認為卞福汝主教是個“有哲學頭腦的主教”或是個“愛國的神甫”，我們就很可能發生錯誤。他和那國民公會G代表的邂逅——幾乎可以說是他們的結合，隻不過給他留下了一種使他變得更加溫良的驚歎的回憶。如是而已。卞福汝主教雖然是個政治中人，我們或許也還應當在這裡極簡略地談談他對當代的國家大事所抱的態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過要采取一種態度的話。我們不妨把幾年前的一些事回顧一下。米裡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為帝國的男爵，同時也封了好幾個旁的主教。我們知道，教皇是在一八零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為了這件事，米裡哀先生被拿破侖召到巴黎去參加法蘭西和意大利的主教會議。那次會議是在聖母院舉行的，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紅衣主教斐許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九十五個主教參加了會議，米裡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隻參加過一次大會和三四次特彆會。他是一個山區的主教，平時過著僻陋貧困的生活，和自然環境接近慣了，他覺得他替那些達官貴人帶來了一種改變會場氣氛的見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問他為什麼回去得那樣匆促，他回答：“他們見了我不順眼。外麵的空氣老跟著我鑽到他們那裡去。我在他們的眼裡好像是一扇帶不上的門。”另外一次，他還說：“有什麼辦法？那些先生們全是王子王孫。而我呢，隻是一個乾癟癟的鄉下主教。”他確是惹人嫌，不時作怪。有一晚，他在一個最有地位的同道家裡，說出了這樣的話，也許是脫口而出的：“這許多漂亮的掛鐘！這許多漂亮的地毯！這許多漂亮的服裝！這些東西好不麻煩！我真不願意聽這些累贅的東西時常在我的耳邊喊‘許多人在挨餓呢！許多人在挨凍呢！窮人多著呢！窮人多著呢！’”我們順便談談，對華貴物品的仇恨也許是不聰明的，因為這種仇恨隱藏著對藝術的敵意。不過，就教會中人來說，除了表示身份和舉行儀式而外，使用華貴物品是錯誤的。那些東西仿佛可以揭露那種並非真心真意解囊濟困的作風。教士養尊處優，就是離經叛道。教士應當接近窮人。一個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災難、苦痛、貧困相接觸，難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不像在勞動中沾上一些塵土那樣，一點也不帶那種聖潔的清寒味嗎？我們能想象一個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熱嗎？我們能想象一個工人經常在熔爐旁工作，而能沒有一根頭發被燒掉，沒有一個手指被熏黑，臉上沒有一滴汗珠，也沒有一點灰屑嗎？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的最起碼的保證，便是清苦。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見解了。我們還不應當認為他在某些棘手問題上肯迎合那種所謂的“時代的思潮”。他很少參加當時的神學爭辯，對政教的糾紛問題，他也不表示意見；但是，如果有人向他緊緊追問，他就仿佛是偏向羅馬派方麵而並不屬於法國派（法國派（galli）和羅馬派（ultramontain），從一六八二年起，法國天主教以國內教士代表會議為處理宗教事務的最高權力機關，不完全接受羅馬教皇的命令，是為法國派，主張完全依附教皇的稱羅馬派。直到一八七零年，法國天主教始完全依附於羅馬教皇。）。我們既然是在描寫一個人，並且不願有所隱諱，我們就必須補充說明他對那位氣焰漸衰的拿破侖，可以說是冷若冰霜的。一八一三年（一八一三年，拿破侖政權已瀕於危殆，英、俄等七國聯軍節節進逼，國內工商業發生危機，由於缺乏勞動力，又因增加稅收，大量征兵，資產階級開始離貳，人民紛紛逃避兵役，老貴族也乘機陰謀恢複舊王朝。）以後，他曾經參與，或鼓掌讚同過各種反抗活動。拿破侖從厄爾巴島（拿破侖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被迫遜位後，即被送往厄爾巴島。王朝複辟，執行反動政策，人民普遍不滿。拿破侖乘機於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在南方港口茹安（在戛納附近）登陸，重返巴黎。）回來時，他拒絕到路旁去歡迎他，在“百日帝政”（“百日帝政”，拿破侖三月一日在茹安登陸，六月二十二日第二次遜位，那一時期叫“百日帝政”。）期間，也不曾替皇上布置公祭。除了他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以外，他還有兩個親兄弟，一個當過將軍，一個當過省長。他和他們通信，相當頻繁。有個時期，他對第一個兄弟頗為冷淡，因為那個兄弟原來鎮守普羅旺斯（普羅旺斯（Provence），法國南部一省。）。戛納登陸時那位將軍統率一千二百人去截擊皇上，卻又有意放他走過。另外那個兄弟，當過省長，為人忠厚自持，隱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他給這個兄弟的信就比較富於手足之情。足見卞福汝主教也偶爾有過他的政見、他的苦悶、他的隱情。當年的愛憎的暗影也曾穿過他那顆溫和寬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當然，像他那樣的人最好是沒有政治見解。請不要把我們的意思歪曲了，我們所說的“政治見解”並不是指那種對進步所抱的熱望，也不是指我們今天構成各方麵真誠團結的內在力量的那種卓越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彼此不可相混。我們不必深究那些隻間接涉及本書內容的問題，我們隻簡單地說，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黨，假使他的目光從來一刻也不曾離開過他那種寧靜的景仰，並且能超然於人世的風雲變幻之外，能在景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純潔光輝的放射，那就更美滿了。我們儘管承認上帝之所以創造卞福汝主教，絕不是為了一種政治作用，也仍然可以了解和欽佩他為人權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議，也就是他對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侖所抱的高傲的對立態度和公正而危險的抗拒行為。但是藐視一個失勢的人究竟不如藐視一個得勢的人那樣足快人意。我們隻愛具有危險的鬥爭，在任何情況下，隻有最初參加鬥爭的戰士才有最後殲滅敵人的權利。誰沒有在全盛時期提出過頑強的抗議，等到垮台時，誰就不該有發言權。隻有控訴過勝利的人才有權裁判失敗。至於我們，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禍時，我們隻能聽其自然。一八一二年開始解除我們的武裝。一八一三年，那個素來默不作聲的立法機構，在國難臨頭時居然勇氣百倍，大放厥詞，這樣隻能令人齒冷，何足鼓掌稱快？一八一四年，元帥們出賣祖國，上院從一個汙池進入另一汙池，始則尊為神人，繼乃橫加侮瀆，從來崇拜偶像，忽又中途變節，反唾其麵，這些事理應引起我們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後的災難步步進逼了，法蘭西因大禍臨頭而危險了，滑鐵盧好像也展開在拿破侖跟前隱約可辨了；那時，軍士和人民對那個祚運已儘的人的壯烈歡呼絕沒有什麼令人發歎的，並且，先不論那個專製魔王是個怎樣的人，當此千鈞一發之際，這偉大的民族和這偉大的人傑間的緊密團結總是莊嚴動人的，像迪涅主教那樣一個人的心，似乎不應當熟視無睹。除此以外，無論對什麼事，他從來總是正直、誠實、公平、聰明、謙虛、持重的，好行善事，關心彆人，這也是一種品德。他是一個神甫，一個賢達之士，也是一個大丈夫。他的政治見解，我們剛才已經批評過了，我們也幾乎還可以嚴厲地指責他，可是應當指出，他儘管抱有那種見解，和我們這些現在在此地談話的人比較起來，也許還更加厚道，更加平易近人一些。市政府的那個門房，當初是皇上安插在那裡的。他原是舊羽林軍裡的一名下級軍官，奧斯特裡茨（奧斯特裡茨（Austerlitz），在捷克境內，一八零五年，拿破侖在此戰勝奧俄聯軍。）戰役勳章的獲得者，一個像鷹那樣精悍的拿破侖信徒。那個倒黴鬼會時常於無意中吐出一些牢騷話，那是被當時法律認為“叛逆言論”的。自從勳章上的皇帝側麵像被取消以後，為了避免佩帶他那十字勳章，他的衣著就從來不再“遵照規定”（照他的說法）。他親自把皇上的禦影從拿破侖給他的那個十字勳章上虔誠地摘下來，那樣就留下了一個窟窿，他卻絕不願代以其他的飾物。他常說：“我寧死也不願在我的胸前掛上三個癩蝦蟆！”他故意大聲挖苦路易十八（路易十八，路易十六的兄弟，拿破侖失敗後，他在英普聯軍護送下回到巴黎，恢複了波旁王室的統治。）。他又常說：“紮英國綁腿的爛腳鬼！快帶著他的辮子到普魯士去吧！”他以能那樣把他最恨的兩件東西，普魯士和英格蘭，連綴在一句罵人的話裡而感到得意。他罵得太起勁了，以致丟了差事。他帶著妻子兒女，無衣無食，流浪街頭。主教卻把他招來，輕輕責備了幾句，派他去充當天主堂裡的持戟士。米裡哀先生在他的教區裡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神甫，是大眾的朋友。九年以來，由於他行為聖潔，作風和藹，卞福汝主教使迪涅城裡充滿一種柔順的推崇。連他對拿破侖的態度也被人民接受，默宥了，人民原是一群善良柔弱的牛羊，他們崇拜他們的皇上，也愛戴他們的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