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蒂娜頭一個愛的對象是她的哥哥克萊芒斯，未來的浪漫派大詩人；後來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她愛上了歌德，崇拜貝多芬，愛上她的丈夫，也是大詩人的阿辛·馮·阿尼姆；接下來她迷戀赫爾曼·馮·皮克勒-穆斯科伯爵，他不是大詩人，卻寫過一些書（而且她就是把《歌德和一個女孩子的通信》獻給他的）；後來在近五十歲時她對兩個年輕人，菲利普·納多西阿斯和朱利阿斯·杜林，有了一種半性愛半母愛的感情，他們不寫書，卻與她互相通信（她發表了其中一部分信件）；她欽佩卡爾·馬克思，有一天她正在他的未婚妻燕妮家裡作客，便逼著他陪她在黑漆漆的夜裡散了很長時間的步（馬克思絲毫不想散步，他喜歡陪伴燕妮勝過喜歡陪伴她；然而這個能使世界來個翻天覆地變化的人，卻沒有力量抵抗曾經和歌德十分親近的女人）；她對弗朗茲·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匈牙利音樂家，鋼琴家、指揮家，主要作品有交響詩《塔索》、交響樂《但丁神曲》等。）有過偏愛，不過是在暗中的，因為她很快地就宣布厭煩了李斯特追逐光榮的偏好；她試圖滿腔熱情地幫助精神有問題的畫家卡爾·布萊希爾（她蔑視他的妻子正如她從前蔑視歌德夫人）；她和薩克森-魏瑪的王位繼承人查理-亞曆山大書信來往；她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寫了《國王的書》，書中陳述了國王對臣民的責任；後來她出版了《窮人的書》，書中描寫了人民的可怕的苦難，她再次找到國王，要他釋放被控告策劃共產主義陰謀的威廉·弗裡德裡希·施羅費爾；不久以後她又出麵找他幫忙，為的是救出路德維克·梅羅斯瓦夫斯基（Ludwik Mieroswski（1814-1878），波蘭小貴族，一八四八年組織波茲南起義，失敗被捕；一八四八年再次組織起義，又為普魯士人所鎮壓。），波蘭革命的領導人之一，當時關在普魯士監獄等候處決。她崇拜的最後一個人，她從來沒有和他相遇：這是裴多菲·山陀爾（Sándor Pet?fi （1823-1849），匈牙利詩人，民主主義革命家，作品有《愛國者之歌》、《反對國王》等，一八四九年在反抗沙俄軍隊的戰鬥中犧牲。），匈牙利詩人，二十四歲死於一八四九年起義軍的隊伍中。因此她不僅讓全世界知道了一位大詩人（她叫他有時她的朋友責備她對自己的家庭，對自己的物質狀況想得不夠，責備她毫不計較地為彆人犧牲自己。“你們說的那些我不感興趣。我不是一個會計。瞧，我就是我！”她回答，指尖點著胸口，正好是兩隻乳房中間。接著她頭微微向後仰，臉上蒙著微笑，把她雙臂突然但是優美地朝前投去。在動作開始時，手指還都挨在一起；胳膊到動作結束時才分開，手掌張開得很大很大。不，您彆弄錯。洛拉在上一章也曾有過相同的手勢，那是在她宣布想做點“什麼事”的時候。讓我們回憶當時的情況：“洛拉，不應該乾蠢事。任何一個男人都不值得你為他痛苦。想著我，想著有我在愛你。”當阿涅絲這麼說了以後，洛拉回答：“可是我想做點什麼事，我那麼想做點什麼事！”這樣說的時候，她隱隱約約地想到了跟另外一個男人睡覺。她已經常常有這個念頭，而且跟她自殺的願望絲毫不矛盾。這是兩種極端的，然而在一個受辱的女人身上完全合法的反應。她的朦朦朧朧的不忠實的夢想被阿涅絲的不適當的介入打斷了，阿涅絲想把事情問個清楚：“什麼事？什麼事？”洛拉明白在剛提到自殺之後立刻又提到不忠實會顯得可笑，因此感到很窘，僅僅又重複了一次她的“什麼事”。因為阿涅絲的眼光要求一個比較明確的答複，所以她至少要用一個手勢儘可能給這句如此不明確的話一個意義：她把雙手放在胸口上，然後又把雙手投向前。她是怎麼突然想起做出這個手勢的呢？很難說清楚。她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做過。正像給忘了台詞的演員提台詞一樣，一定有一個不知其名者給她提示該做這個手勢。這個手勢雖然沒有表達出什麼具體的東西，但是它讓人明白了“做點什麼事”意味著自我犧牲，把自己奉獻給世界，把靈魂像一隻白鴿一樣送向蔚藍的遠方。幾分鐘以前，洛拉肯定還想不到拿著一個捐款箱到地鐵車站去的計劃，如果她不把手指放到她的兩個乳房中間，再把兩臂投向前，顯然她也決不會想出這個計劃來。這個手勢仿佛具有自己的意誌：它指揮，她照著做。洛拉的手勢和貝蒂娜的手勢是相同的，在洛拉想幫助遙遠國家的黑人的願望，和貝蒂娜想救被判處死刑的波蘭人的努力之間，肯定也有一定的聯係。然而拿她們作比較肯定是不恰當的。我不能想像貝蒂娜·馮·阿尼姆拿著一個捐款箱在地鐵車站乞討。貝蒂娜對慈善事業毫無興趣。她不是一個無所事事的有錢女人，為了打發時間，籌辦募捐活動去救濟窮人。她對待仆人很嚴厲，甚至招來了她丈夫的指責（“仆人也有靈魂”，他在一封信中提醒她）。促使她行動的並不是對善行的熱愛，而是想直接地、親身地與上帝接觸的願望，她相信上帝化身在曆史裡。所有她那些對名人（其餘的人她不感興趣）的愛隻是一張蹦床，她讓自己的全部分量落在上麵，然後彈起來，彈得很高，一直彈到她的（化身在曆史裡的）上帝存在的這片天空裡。是的，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但是請注意！洛拉也不像那些主持慈善協會的善心太太。她沒有養成施舍乞丐的習慣。她在他們跟前，離著僅僅兩三米，她也看不見他們。她得了精神上的老花眼症。黑人身上的肉一塊塊地掉，雖然離開她四千公裡，她卻覺得比較近。當她做出這個手勢，用雙臂把她的靈魂送去時，他們恰好站在地平線的那端。然而在一個被判處死刑的波蘭人和那些生麻風病的黑人之間，有著一個區彆！在貝蒂娜身上是介入曆史，在洛拉身上變成了普通的慈善行為。但是洛拉在曆史裡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世界曆史連同它的革命、它的烏托邦、它的希望、它的恐懼，已經離開了歐洲，隻留下了懷舊情緒。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法國人才使慈善事業國際化。激發她去做好事的不是基督教的對鄰人的愛（譬如像美國人那樣），而是對失去的曆史的懷念，想把它召回來的願望，希望自己至少能以為黑人募捐用的紅色捐款箱的形式出現在它中間。讓我們把貝蒂娜的手勢和洛拉的手勢叫做“希望不朽的手勢”。貝蒂娜渴望偉大的永存不朽，她要說：“我拒絕與現在及其煩惱一同消失，我希望超越我自己，成為曆史的一部分，因為曆史是永恒的記憶。”洛拉即使是渴望微小的永存不朽，也抱著相同的希望：超越她自己，超越她穿過的這個不幸的時刻，做點“什麼事”來留在所有認識她的人的記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