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在生活中第一次沉了船（而且由於那種並不招人喜歡的連鎖作用，波及了露茜），如今倒也不難用一種輕鬆甚至調侃的口氣來敘述這事：事情壞就壞在我那亂開玩笑的該死的癖好上，也怪瑪凱塔不懂玩笑那倒黴的不開竅上。瑪凱塔是屬於對無論什麼事都較真的那類女人（簡直是那個時代的樣板），從她們的搖籃時代起，神明就賦予她們這樣一個特色：篤信一切就是她們最大的優點。我這裡遠非拐彎抹角影射瑪凱塔可能是個頭腦簡單的人，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因為她可以說很有天賦，很聰明，而且那麼年輕（十九歲），她那天真的輕信多半是因為她漂亮迷人而不是因為少點心眼。在係裡，人人都喜歡瑪凱塔，多多少少都想得到她的歡心，不過這也不能阻止我們（至少有幾個人）溫和地拿她開心，完全是善意地。當然，幽默對於瑪凱塔是不協調的，更和當時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那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後的一年級，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確實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它的麵貌，正如深深烙在我腦海裡的那樣，有一個特點：極為刻板地嚴肅；而且令人奇怪的是，這種嚴肅並不是帶著陰沉的色彩，正相反，有一副笑吟吟的外表。是的，那些年正是被視為最歡樂的年頭，誰要不是歡天喜地，誰就馬上值得懷疑，懷疑他是否因為工人階級的勝利而悲哀，或者就是沉溺於“個人主義”的患得患失之中（這也一樣嚴重）。那時候，我倒不大有個人得失的煩惱，反之我特彆有興趣開玩笑；但這並不是說，按當時要求樂觀的眼光看我已做得很好：因為我的玩笑話總是太欠嚴肅。當時的快樂是不能容許取笑和嘲諷的，我要重申，那是一種嚴肅的歡欣鼓舞，它被豪邁地稱為“勝利階級的曆史性樂觀主義”——在一種凜然的苦行主義中的興高采烈；一句話，“快樂”。我還記得，大學裡我們分成“學習小組”，小組經常開會，全體成員公開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此基礎上對每一個人做鑒定。當時我和許多黨員一樣，身兼好幾個職務（在學生會裡擔任要職）；而且，由於我的學習成績也不壞，所以這種鑒定，對我並沒有很大麻煩。然而，雖對我的能乾、勤奮、對國家和工作的積極態度，以及我的馬克思主義認識都有好評，後麵卻往往跟著一句：我的個性中有“個人主義殘餘”。這樣指出一點不足倒也不一定會讓人在意，因為即使最優秀的人，其鑒定中也要加上一條批評性意見，這是慣例。這一個是“對革命理論不夠注重”，那一個是“對他人關心不夠”，又一個就是缺乏“警惕和慎重”，再有就是“對女士行為不檢點”。當然，從此，萬一誰卷入到某個衝突中去或者偏巧成了懷疑或否定的目標，那麼這一條就不再是孤立的，也許還會有另外一條來加重它的分量，諸如“個人主義殘餘”或“對女士行為不檢點”之類有可能變成一個災難的苗子。仿佛是命中注定，這種禍苗在每一個人的檔案卡片上都有；是的，我們人人都有。有幾次我起來反對他們指責我個人主義（倒不是因為怕，而是有什麼說什麼），要學習組的同誌拿出證據來。特彆具體的證據，他們一點也沒有。他們說：“因為你就是這樣的。”“我哪樣？”我問。“你老是有一種特彆的笑。”“那又怎麼啦？我高興！”“不，你那笑的樣子讓人覺得，你笑的東西隻有你知道。”我的同誌們認定我的舉動和我的笑容都有一股知識分子味（那個時代眾所周知的另一個貶義詞），終於我也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我不可能想象（不至於如此狂妄）大家全都錯，也不可能認為革命事業本身、時代精神會錯，而我個人倒正確。我開始對自己的笑有所收斂，於是很快就發現，我的內心存在一條裂痕，我分成了一個本色的我，還有一個應該是我努力想成為的我（按照時代精神的要求）。然而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現在願意老老實實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是一個有著多副麵孔的人。而且麵孔越來越多。放假前一個月左右，我開始去接近瑪凱塔（她一年級，我二年級）。我千方百計要引起她的注意，那蠢勁兒和古往今來任何二十歲的小夥子毫無二致：我給自己造出一個假麵具；我儼然一副老成的樣子（好像經驗豐富，思想成熟）；我裝出對什麼都持客觀態度的樣子，居高臨下地看世界，似乎在自身之外又包上了一層，讓人看不見摸不透，足以攔住槍林彈雨。我認為（其實也對），玩笑就清楚地表明了客觀距離。如果說，我本來就好說笑話，那麼在瑪凱塔跟前，我更硬搞噱頭，特彆賣力。但是，我當時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我在這裡不得不重申：我是一個有著好幾副麵孔的人。在大會小會上，我莊重、熱情、堅定；和最親密的夥伴們在一起，我又愛笑愛鬨；對著瑪凱塔，我喜歡冷嘲熱諷，竭儘挖苦之能事；獨自一人的時候（還有惦念瑪凱塔的時候），就像個中學生一樣，沒有主意，煩躁不安。是不是隻有這最後一張麵孔才是真的呢？才不是呢。張張麵孔都是真的：我不是那種偽君子，隻有一副真麵目，其餘全是假的。我之所以有多副麵孔，是因為當時我年輕，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也不知道該成為怎樣的一個人（各副麵孔難以相互協調也使我害怕，無論要以哪張麵孔出現，我都不會得心應手；而在麵具的背後，我優柔寡斷，十分茫然）。愛情的心理和生理的機製非常複雜，在一生的某個時期，年輕小夥子會全身心陷入對愛情的追求，有時反倒把愛的對象——他心愛的女子丟卻了（好像一個功底不夠的年輕小提琴手，技法尚未成熟，就儘想著運用手法，反而不能用心於曲子的內涵）。我剛才談了自己在想念瑪凱塔時曾經有過的惶惑，簡直和個中學生差不多。今天我還要加上一句，由於墮入了情網，我那份癡心，又缺乏自信心，倒比瑪凱塔本人還厲害，攪得我在感情和思想上壓力沉重。針對自己的優柔寡斷和傻裡傻氣，我采用在瑪凱塔麵前顯出高她一籌的辦法：我事事和她相左，或者乾脆對她的一切意見都加以嘲弄。這麼做倒並不困難，因為她雖聰慧，卻是個心地單純的老實姑娘（和所有的美人一樣，她的美貌給人以一種難以親近的印象）。她總是不能透過事情看問題的本質，而停留於就事論事。她對植物學的悟性很好，可是對學習小組同學的打趣卻往往不開竅。對當時的各種狂熱，她雖無不隨從，然而對於在“隻要目的正確可以采用一切手段”格言指導下進行的政治活動，她的理解力也像對夥伴們的打趣一樣卡殼。鑒於此，同誌們認為，還應當讓她對革命運動的戰略和戰術意義有進一步認識，以激發她更大的熱情。大家於是決定，她在暑假期間應當去參加為期兩周的黨課培訓班。這個決定對我一點兒也不好，因為這兩個星期，我正好打算和瑪凱塔在布拉格一起度過，由此把我倆的關係推進到某種程度（直至目前為止，這種關係僅限於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和幾次接吻），我沒有彆的選擇，隻有這兩個星期（後一個月我必須到一個農業生產隊去，假期的最後兩周我得去摩拉維亞看媽媽），所以，當我看到瑪凱塔一點也不因為要去培訓而像我一樣著急，甚至還當我麵說很高興能去培訓，我簡直氣壞了！她從培訓班（安排在波希米亞中部地區的一個大古堡）寄給我一封十分符合她個性的信：凡她所經曆的一切，她都高興地大加渲染，無論是一刻鐘的出早操，聽報告，討論，唱歌，樣樣都使她稱心；她在信裡對我說，那裡洋溢著“健康精神”；她還像得了天機似的，居然還說革命在西方國家爆發已為時不遠了。總的說來，我和瑪凱塔的每一種觀點其實都很一致，我也相信，西歐的革命隻在早晚了，隻有一點我和她不同，那就是：她高興，心滿意足，而我卻因她而煩惱不堪。於是，我去買了一張明信片（想讓她也難受難受，給她當頭一棒，拿她的觀點把她捉弄一番），提筆寫道：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氣。托洛茨基萬歲！路德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