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瓦萊裡優雅地譴責了阿納托爾·法朗士的那篇演說，因為另一個理由而有了劃時代的價值：這是在法蘭西學院講壇上宣讀的第一篇關於家的講稿，我想說的是，這篇講稿談的是一個作家，而他的重要性幾乎完全九九藏書在於他所寫的。事實上，在整個十九世紀——這個法國最偉大的世紀——家基本上是被法蘭西學院忽視的。這不荒謬嗎？這不儘然是件荒謬的事。因為當時家的特質並不符合足以代表一個國家的人的特質——通過他的思想、態度、道德典範。法蘭西學院視為理所當然，要求其院士所具有的“偉人”地位，並非家野心之所在；家向往的地方不在那裡；基於藝術的天性，家秘密、曖昧、嘲諷（是的，嘲諷，超現實主義者的小冊子對於這一點非常了解）；而且，家隱匿在他的人物之後，我們很難還原出某種信念、某種態度。就算有某些家進入大家的共同記憶，成為“偉人”，這也隻是種種曆史性的偶然遊戲造成的結果，而且，對他們的著作來說，這一向都是災難。我想到托馬斯·曼努力地想要讓人理解他裡的幽默。這是一種動人而徒勞的努力，因為在那個年代，他的祖國的名字被納粹主義玷汙了，他是唯一可以以古老德國這個文化國度的繼承人身份與世界對話的人，他的處境的嚴肅性——很令人遺憾地——遮掩了他著作裡迷人的微笑。我想到高爾基。他渴望為那些可憐人和他們挫敗的革命（一九〇五年那場）做些好事，所以他寫了他最糟糕的一部《母親》，這部在許久之後（因為黨的高層的諭令）成了所謂社會主義文學的神聖典範。他的那些（遠比我們願意相信的更自由也更美），就這樣消失在雕像所樹立的人格背後了。我也想到索爾仁尼琴。這位偉人是偉大的家嗎？我怎麼知道？我從來不曾打開任何一本他的著作。他那引起巨大回響的堅定立場（我為他的勇氣鼓掌）讓我相信，我已經預先認識了他所說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