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在我想象的現代美術館裡，培根和貝克特一直是一對。後來我讀了阿爾尚博的訪談：“貝克特和我之間的親近性總是令我覺得驚訝，”培根這麼說。再往下讀：“……我一直覺得在貝克特和喬伊斯想要說的這個部分，莎士比亞的表達好得多，而且他用的方法更對，更有力量……”還有，“我心想，貝克特關於他的藝術的想法聲音……”當一個藝術家談起另一個藝術家，他談的其實始終是自己（間接地或拐彎抹角地），他的評價的意義也在此表現出來。談到貝克特的時候，培根告訴了我們關於他自己的什麼？他不想被歸類。他不想讓他的作品落入刻板印象之中。而且，他抵抗現代主義的教條，這些教條在傳統與現代藝術之間樹立起藩籬，仿佛現代藝術在藝術史上代表一個孤立的時期，擁有自己無可比擬的價值和獨立自主的美學標準。然而培根的藝術史是整體的藝術史，二十世紀並不能讓我們免除我們虧欠莎士比亞的債務。還有，他不願以太過係統化的方式呈現他對藝術的想法，他害怕他的藝術會因此變成某種過度簡化的訊息。他知道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藝術已經被喧囂晦澀、滔滔不絕的理論蒙上汙垢，作品因此無法和觀眾（讀者、聽眾）進行沒有媒體傳播也沒有預先詮釋的直接接觸。所以，隻要有機會，培根就會把線索弄亂，讓那些想要將他的作品意義化約為刻板悲觀主義的專家們摸不著頭緒——他厭惡以“恐懼”這個字眼談論他的藝術；他強調“偶然”在他畫作中扮演的角色（畫畫時出現的偶然；一滴顏料意外地落在畫布上，一下子改變了這幅畫的主題）；所有人都讚歎他畫作嚴肅性的時候，他堅持“遊戲”這個字眼。想談論他的絕望？也可以，但是，他立刻告訴你，他的絕望是一種“歡樂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