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傷痕》寫作於1978年，同年8月11日發表於《文彙報》。從那以後，“傷痕”就成了一個時代文學的主題，特彆是在以“文化革命”為題材的寫作裡，這個主題無處不在，不但控製了所有的敘事和修辭，也控製了所有的情感和思考。今天回頭再看，以“傷痕文學”命名這樣一個文學運動，也算恰當。《波動》初稿於1974年，定稿於1979年，並在《今天》第4—6期以連載的形式發表。無論從時間看，還是從內容看，這當然也是一部“寫文革”的。可是，無論1979年時候的第一次，還是多年以後的重新，我從來都沒有把《波動》看成是“傷痕文學”—儘管這部裡也寫了傷痕，內容裡也有和其他以“文革”為題材的比較近似的地方，但我一直覺得，《波動》是和“傷痕文學”十分不同的另一種寫作。如果《波動》不是一般的傷痕寫作，那它寫的是什麼？我想從這部的故事說起—《波動》的主線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愛情故事，主人公楊訊和肖淩偶然相遇，很快相愛，又很快分手，這無論在“文革”年代，還是在今天，都是很普通也很常見的故事，並無新意。但是，在《波動》的敘事裡，這個簡單的愛情故事被演繹得與眾不同：兩個人的遇合離分總是帶有一種詩意的淒婉，這淒婉中又自始至終夾雜一種詩意的苦澀。““你應該了解！”她提高了聲調，聲音中包含著一種深深的痛苦。我凝視著她。我忽然覺得，在陽光下她的頭發漸漸白了。”“沉默。”““夠甜嗎？”她忽然問。”““有點兒苦。””“她把糖罐推了過來。“自己加糖吧。””““不用了，還是苦點兒好。”我說。”這是楊訊和肖淩第二次見麵時候的一段對話。當時的場景，是肖淩在自己的簡陋的小屋裡請楊訊喝紅茶，這本來應該是一個很溫馨的時刻，但是兩個人卻不由自主地陷入沉默，沉默中，楊訊看著肖淩竟然產生了一種感覺：“在陽光下她的頭發漸漸白了”。這樣的感覺不僅很奇異，而且很淒慘。一般來說，愛情往往是一個很複雜的感情過程，一旦兩個人陷入愛情的漩渦，忽喜忽悲，欲生欲死，產生什麼樣的微妙奇特的情感都是可能的，但是，一個人和自己愛慕的女孩見麵不久，就產生了這樣淒苦的情感，那絕不是好兆頭，不僅預示著兩個人的情感糾葛會困難重重，而且內容沉重。跟隨著楊訊和肖淩的愛情故事繼續前行，我想讀者多半都會對這種沉重有深刻的印象。可以說，他們的愛情從一開始就很艱難—肖淩第一次見到楊訊的時候，不但非常戒備，充滿了敵意，甚至在背後的手裡還拿著一把匕首。而且，隨著故事的發展，肖淩的戒備和敵意一直存在，像一個無法根除的病灶，不時就會發作，讓愛情一次次在破裂的邊緣上受儘折磨，而那種詩意的淒婉和苦澀也就儘在其中。我們不能不問：肖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敵意？楊訊又為什麼一定要在這敵意裡尋找愛情？這在肖淩和楊訊之間不斷的口角和衝突裡，我們可以找到一定的解釋。肖淩的敵意，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兩人不同的身份：肖淩有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父母都是“高知”，另外，通過背誦洛爾迦的詩，彈奏《月光奏鳴曲》等等細節，還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典型的“小資”。不過，由於家破人亡，成為“孤兒”，肖淩又是一個在“文革”中曆經磨難、傷痕很深的小資。楊訊則是一個典型的乾部子弟，隻是由於下鄉插隊的鍛煉，還為“抗公糧”“蹲過幾天縣大獄”，所以褪掉一些紈絝習氣，多了幾分痞氣。不過，這種痞並不深入，並不能磨去他身上的階級烙印。看他還是有辦法留在北京，還能隨意在乾部子女的小圈子裡出出入入，就難怪肖淩尖刻地說楊訊來自“另一個星球”，在那裡，“每個路口都站著這樣或那樣的保護人”。這樣，一個是帶著深刻傷痕的小資，一個是暫時落難的當代“公子”，當愛情在這樣兩個人中間展開的時候，如同古往今來多少類似故事一樣，階級就成為這愛情必須跨越的鴻溝。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在《波動》的敘事裡，這個跨越的艱難，並不平均地分攤在兩方，而主要是通過肖淩來表現：即使已經深深陷入愛情，已經完全不能自拔，她還是固執地不斷對楊訊說：“咱們的差異太大了”。很明顯，肖淩這麼說的時候，清楚地看見了腳下的鴻溝；曆儘重重磨難，這女孩已經失去了最後一點安全感，不能不擔心自己會又一次墜入深淵。而在楊訊這一方，則是始終不承認並且也感覺不到有什麼“差異”，甚至不太明白這差異到底是什麼。這不奇怪，當人與人之間發生強勢和弱勢的關係—特彆是階級關係的時候，強勢一方往往如此。他們不僅看不見差異，而且會問，有什麼必要強調差異？強調差異有什麼好處？楊訊的情況正是這樣。儘管他是落難公子，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仍然有權享受“終生保護”的“公子”，這個“公子”身份，使他有一種肖淩不可能有的強大的自信，這種自信為他的想象力構築了一個無形的邊界，無論設想他的愛情是否麵臨難以克服的鴻溝，無論想象肖淩會不會接受他的愛，都在這邊界之外。兩個青年人的愛情裡始終彌漫著一種不祥的淒婉，但這淒婉其實主要來自肖淩，深陷在這苦澀的愛情裡的楊訊，隻是不得不感受或分享這淒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