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1日，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提交了律師和公證人學位考試論文，比原訂日期推遲了一個星期。考場主考官是法律係主任胡安·德·迪奧斯·瓦內加斯博士（後來在此案審理中擔任原告律師），經過投票一致通過。在我們看到的檔案材料中標有“優秀、很好”的評語。畢業論文由孔特雷拉斯印刷廠用亮光紙印成，題目是《論人權的始創》。妻子出殯當天，奧利韋裡奧又搬回他原來在孔特雷拉斯家的住房。考試的當天晚上，大家在客廳裡關上門慶祝了一番。也是在關上門的大廳裡，瑪蒂爾德應奧利韋裡奧一再請求，彈奏起鋼琴。一開始，奧利韋裡奧話很多，又開起了玩笑，逸趣橫生，後來就陷入深深的悲傷之中。1933年10月14日，廚娘薩爾瓦多拉·卡瓦哈爾作證時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據證人說，堂·卡門讓人從“拉法瑪”商店拿來幾瓶“莫斯卡特爾牌”葡萄酒，大家坐下來聽瑪蒂爾德小姐彈鋼琴。後來，一起上桌吃了一頓特殊的晚餐。按照瑪麗婭·德爾·碧拉爾小姐的吩咐，桌子上鋪了帶花邊的桌布，擺上一隻中國瓷花瓶。據證人回憶，堂·奧利韋裡奧喝下好多杯“莫斯卡特爾牌”葡萄酒，還喝了一種特彆製造的白蘭地（平時堂·卡門把這種酒鎖在櫃子裡），結果直喝得酩酊大醉，用手抓住堂·卡門，嚎啕大哭起來。老堂·卡門和卡門少爺隻好架著他去睡覺。”“宴會就此結束了，大家都很難過。聽到他說要回自己的祖國，永遠不想再回尼加拉瓜，因為他在這裡失去了生活中的慰藉——心愛的瑪爾塔，瑪蒂爾德小姐和瑪麗婭·德爾·碧拉爾小姐也都傷心地哭了。他的話同樣感動了堂娜·芙洛拉。證人難以擺脫那種悲傷場麵的影響，喉嚨也哽住了。”讓我們聽一下證人卡門·孔特雷拉斯·瓜迪亞的證詞。據他說，那天晚上，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做了一場噩夢，邊睡覺邊說夢話。1933年12月1日，法官進一步詢問證人，犯人有沒有其他奇怪行動，他回答說：“妻子死後，他又和我們住在一起。媽媽讓我搬進他的房間，說他一個人睡覺心裡害怕。在他取得博士學位的那天晚上——我應該說是考官可憐他喪妻之苦才把證書送給他的，他喝過了量，他從來如此，沒有什麼奇怪的。爸爸和我看見他喝得爛醉如泥，不願意讓他臥在桌子上，就架著他去睡覺了。”“大約半夜時分，他開始在床上翻騰。過了不久，我就聽見他焦急不安地講了一些胡話，好像他十分懊悔，在夢中請求某人原諒他，似乎沒有得到對方的諒解，他就進行自衛，抬起兩隻手，捂住臉。我翻身起床，輕輕地走過去，想聽清他說些什麼。起初，我以為聽到他說和死去的妻子有關的事，他好像大聲呼喊：“瑪爾塔！瑪爾塔！”但是，後來仔細一聽，才聽出他喊的更像是“媽媽！媽媽！””“我姐姐和妹妹睡在隔壁房間，聽到喊聲點起了燈，敲了敲隔斷牆，要我把他從噩夢中叫醒。我隻好叫醒他。卡斯塔涅達醒過來後，出了一身冷汗。定了定神，很奇怪，他一再問我：“米托，米托，我說什麼了？說什麼了？””“我讓他安靜下來，說我什麼也沒聽見，意思是讓他接著睡，看他是不是還喊叫，因為我已經懷疑是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喊自己的母親都那麼害怕，我就更有理由懷疑他了。可是，後半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第二天，我直埋怨姐姐和妹妹，乾嗎強讓我把他叫醒。不然的話，興許一下子就可以把情況弄清楚，他也不會有機會殺害彆人了。”在關上門慶祝專業考試那天晚上，奧利韋裡奧向孔特雷拉斯家講的話真的付諸實現了。他辦完學位證書手續，清理了在萊昂的未了事項，就動身去馬那瓜了。1933年3月17日，他乘泛美航空公司每周一次的航班前往危地馬拉。“圓球”奧維埃多知道他不會一去不返。根據他在“長舌桌”上講的情況（前麵已經介紹過了），卡斯塔涅達把一些東西留給他照管，包括一隻箱子、打字機和“維克托牌”留聲機。他搬到馬薩特南戈，在嶽母的特立尼達莊園住了3個月，這段情況我們不大清楚。他在作證時說，就在那時候，烏維科將軍獨裁政府的警察局脅迫他離開祖國。在獄中接受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采訪時，他就是這麼說的。上麵有一章講到他乘火車去彭塔雷納斯，當時對堂·費爾南多·瓜迪亞也是這麼說的。1933年10月22日，堂·費爾南多·瓜迪亞在作證時就此事提供了如下情況：“他先是痛痛快快地把萊昂社會攻擊了一番，隨後向我透露了一件事，還要我保密：他的一些對堂·豪爾赫·烏維科將軍的政府持反對態度的朋友們正在收集武器，準備在當年12月舉行起義，到時候會血流成河。作為陰謀計劃的一部分，要刺殺總統先生。從計劃的製訂和他所談的參加者的情況來看（他沒有透露這些人的名字），不難推斷出那是一場布爾什維克式的殘酷革命。”“有幾個頭目秘密來到他儘情享樂的特立尼達莊園，要求他參加謀反活動，他毫不遲疑地同意了。他還交給他們幾封信，是寫給在薩卡帕的幾個聯絡員的，這些人過去支持過查孔將軍，信中請他們加入叛亂隊伍。另外，他還答應他們親自前往奇基木拉，幫助他們將武器從洪都拉斯邊境偷運進來，因為他在那兒學習過，認識一些有名的走私犯。後來，他真的去了。”“他對我說，可以肯定烏維科將軍的秘密警察知道這些活動，7月中旬，一位名叫阿布羅拉的上尉從首都匆忙趕到莊園，通知他必須在10天之內離境，不然就把他當作黑人處理。但是，第二天，他被叫到馬薩特南戈省政府，在那兒通知他說，當天淩晨接到電報，要他必須在4時之內離境，當天在一名士兵監護下必須到達危地馬拉城。到了危地馬拉城以後，他要求發給他回尼加拉瓜的護照，但被拒絕了，沒有講是什麼原因，隻允許他去哥斯達黎加。”“綜上所述，本人可以負責地推斷，我們麵對著一個從各方麵來說都是十分危險的人物，他會冷不防地打黑槍，也會參加反對當局的非法活動。本人不排除他堅持要拿到去尼加拉瓜的護照和他反對尼加拉瓜政府的陰謀有關。眾所周知，他反對薩卡沙博士，認為他是個一無頭腦二無權力的傀儡，這也是他在火車上對我說的。”1933年7月22日，他乘坐“烏蘇馬辛塔號”輪船抵達彭塔雷納斯。卡門·孔特雷拉斯·瓜迪亞從5月份起一直待在聖何塞，從那兒趕到港口去接他。第二天，他在給“圓球”奧維埃多的信中說：“信風把我平安地帶到這裡的海灘，親愛的蒙戈爾費埃（蒙戈爾費埃兄弟（1740—1810、1745—1799）是法國熱氣球的發明人。），一路見聞，我會告訴給你。內弟到港口去接我，這是他應儘的義務。那個女人和夫人一起待在這兒，我事先知道嗎？還是不知道？我把這個問題撂在這兒，讓你用難以滿足的好奇心去猜測吧，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胃口一樣難以滿足。還是讓我們相信信鴿吧，完了。昨晚見麵之後（下麵再向你介紹），我可以向你保證說，我真的幸福。有機會重新安排生活，使“調情”具體化，返回尼加拉瓜理清頭緒，這一切都以彩霞的紅豔豔的色彩描繪在天邊的背景上。你怎麼說啊，蒙戈爾費埃？你要在我的婚禮上當伴郎嗎？請預先告訴葉爾芭，也許我們很快會歡聚。我們可以相信嶽父不會太疼錢，我隻允許給大家喝“克利科寡婦牌”香檳酒，絕不喝國產劣質燒酒。”99lib?“我住在拉薩瓦納附近的巴塞羅那膳宿公寓，又乾淨，又便宜。女主人堂娜·卡門·納蘭霍很有教養，愛寫詩，食客都愛讀她的詩。我也是詩人，心裡有底，也給她念我的作品。正如萊昂人說的，你讀我的，我就讀你的；你扔我的，我也扔你的。”“我正要打開行李，接到緊急電話。夫人請我吃晚飯，要我儘早搬到她哥哥家裡住。男人不能擺架子，道理十分明顯。當差的走了，堂娜·卡門親自動手要給我燙衣服。我對她表示由衷的感謝。”“特請你老兄乘坐自己獨創的空氣動力“圓球”飛到我這兒來。請你拿起望遠鏡，從九霄雲外的觀測椅上看我穿過大街。我急於趕到拉薩瓦納機場對麵的電車站，就像個走運的瞎子手拎裝滿愛的施舍的布袋，用雨傘頂端的包頭敲打著鋪路的石板。你看見我走近空無一人的車廂。歡樂的路燈把簡陋的小窗框染成黃色。我上了車，成了電車的主宰。連接杆哢哢直響，怎麼還不開車？司機先生，還差誰啊？”“現在，有些人上車了，一個個兒身穿防寒服。成雙結對的情侶和夫婦不像您的朋友那麼幸運。我真想問一問那些坐在最後幾排光潔座席上的伴侶們：先生們，女士們，小姐們，什麼是幸福？你們能不能告訴我？看起來你們這麼高興，要上哪兒去？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嗎？馬戲團、綜藝晚會、電影院、冷飲店……？在那裡難得的幸運在等著我，也在等待著你們。但是，憐憫之心阻止了我一時的衝動。不，這種幸福，隻能藏在內心深處。”“電車起動了，穿過拉隆大街，車鈴叮叮當當。電車沿著中央大街迅速前進，兩側已經打烊的商店一掠而過。我向櫥窗裡的燈光致意，向人體模型道喜，時髦的裝潢妙極了，婦女時裝萬歲！發明婦女時裝為的是突出那個女人的魅力。電車啊，往上爬，爬上莫拉斯山，最後把我丟在阿蒙區優雅的彆墅之間。”“請你解下“圓球”的壓載，向右舷移動移動，這樣能更好地看見我。你看見我打開雨傘，在小路兩側的濕漉漉的柏樹下朝前走。你最忠實的老友來到一棟兩層木結構彆墅前，花園裡的合歡樹掩遮住小樓的側影。我推開大鐵門，大門兩邊的牆上爬滿九重葛。鬆散的碎石鋪成的小路把我帶到門廊的台階前。大雨滂沱，直砸得彆墅的鋅板屋頂不住震顫，仿佛要迸裂開來，飛上雲霄。留神腦袋，蒙戈爾費埃！”“我合上雨傘，按了按彩色玻璃門旁的門鈴。裡麵有人急匆匆地走過來，踩得地板砰砰直響，宛如踩在我的心坎上。大門打開了，隻見那個女人站在那裡，靈肉俱在。我來給你形容一下：身穿一件粉紅色毛衣和一條粉紅色鋸齒邊兒的裙子，顏色比毛衣更為鮮嫩；額頭上係著一條精美的天藍色絲帶，把那頭香氣四溢的卷發襯托得十分優雅；黝黑的臉龐受到聖何塞冷空氣的撫愛，顯得更加健康；她的眼睛，啊，她的眼睛！火熱的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正在尋找我。我總算見著她了，蒙戈爾費埃，她也瞅著我，現在我相信上帝了！”“她笑了，羞怯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憂鬱。她遲遲疑疑的，上下打量著我，隨後才投入我的懷抱。她閉上那雙烏黑的眼睛，踮起高跟鞋——穿上高跟鞋，她比任何時候都富女性美——她要吻我了，我……我把全部愛獻給了她，任其享用，我甚至可以獻出生命。”“是的，她緊緊閉上塗著藍色眼影的眼皮，踮起了腳。在夢中，她時常看到你的朋友在綿綿細雨中來到這扇門前。她想從夢中醒來，她又不願驚擾這個美夢。可是，你的朋友悄悄地後退了兩步，蒙戈爾費埃，你從雲端上看見了嗎？就在這當兒，裡麵又響起一陣腳步聲，又急促又輕快，直朝外麵走過來。我這才聞到屋裡散出一股熱黃油味兒和地板上的消毒劑味兒。沒有接吻。她的擁抱，我的又黑又俏的姑娘，好似纏在我身上的繩索，變得冷冰冰的。因為……夫人出來了。”“回到左舷吧，蒙戈爾費埃，你再費力也看不見屋頂下麵的東西。晚餐吃得很親切，來客談吐高雅，不時發出準確無誤的信號，十分機智地向大家表明坐在桌旁的隻有兩個人是主角，如果一個人跌倒，另一個人會把他攙扶起來……其他人，像舅舅、內弟……夫人都是配角。我強使他們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讓他們交談、說話、發議論，他們的話都記在我的小本子上。我不願意含糊其辭，不願意無端推測，也不對任何女人抱有空泛的希望。好好聽我說，蒙戈爾費埃，任何女人，無論是在場的還是不在場的。”“晚飯吃完了。我們有機會單獨待了一會兒，我把我的畢業戒指戴在那個女人的手指上。她緊緊攥住我的手。任務完成了。您的朋友要告辭了。他告彆了眾人。明天，就是你的今天，他要回去了。這封信是在再次登上電車以前寫的。事情很多，日程很緊張。臨走前，我絕不會放過與那個女人待在一起的機會。到了走的那天，也要一起去尼加拉瓜。”1933年10月18日，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在進一步的調查證詞中也提到了他在哥斯達黎加停留的情況。法官問及此事，他的回答如下：““我打電報通知他要去哥斯達黎加，不過沒有告訴他是什麼情況迫使我突然離開。他心思細膩，才到港口去接我，陪我乘火車直到首都。”“您是想說您和年輕的孔特雷拉斯保持書信來往，所以知道他的通訊地址？”“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在萊昂結下親密的友誼。他能夠實現到聖何塞繼續攻讀法律專業的願望，全是因為我對堂·卡門做了耐心的工作。聖何塞的法學院聘請了歐洲的教授，還擁有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但是堂·卡門對花這筆錢猶疑不決。”“因此，您不是不知道幾個星期之前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在她女兒瑪麗婭·德爾·碧拉爾陪同下來到了哥斯達黎加。”“我根本不知道。我知道卡門的通訊地址，並不等於我可以隨便寫信打擾他，分散他對剛剛開始的學習的注意力。我們在港口寒暄了幾句，他才告訴我堂娜·芙洛拉已經到了聖何塞，要住一段時間，準備探親，還要做一些生意，小女兒是陪她一起來的。聽了以後，我感到又驚又喜。”“郵局負責人羅莎烏拉·阿基盧斯小姐在1933年10月17日作證時說，您在危地馬拉期間，和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小姐保持著頻繁的書信往來。下麵我引用她的話：“她多次親自到郵局來，取走蓋有馬薩特南戈郵戳的航空信，發信人是奧利韋利奧·卡斯塔涅達博士。同時，又把寄給卡斯塔涅達博士的信發出去。從信的分量來看，證人估計頁數很多。孔特雷拉斯小姐事先打過招呼，說不要像往常那樣讓郵差把信送到家裡去，因為她會時不時地自己來取信。”引語完。現在，我問您：通過這些信您知道了堂娜·芙洛拉外出旅行，不是很合乎邏輯嗎？”“法官先生，請您注意，阿基盧斯小姐出庭作證是她主動提出的，因此，她說的話純屬多管閒事。如果您仔細斟酌一下她說的“多次”、“頁數很多”，不能不說這是她講的“許多”流言蜚語。我們之間的確通過幾封信，那是兩個好朋友之間的禮尚往來。對於這種交往，瑪蒂爾德根本不必像阿基盧斯小姐彆有用心地說的那樣搞得那麼神秘。在為數不多的幾封信中，瑪蒂爾德也沒有告訴我她母親和她妹妹出門旅行的事，也許原因很簡單，她寫信的日期和這次旅行根本沒碰在一起。”“您到了首都之後，就住進堂·費爾南多·瓜迪亞家了嗎？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兒也住在那裡。”“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住進堂娜·卡門·納蘭霍的巴塞羅納膳宿公寓的一間住房，公寓位於拉薩瓦納公園電車站的對麵。到了聖何塞以後，我在火車站就和堂娜·芙洛拉的兒子分手了。”“您到了聖何塞以後，第一次見到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兒是什麼時候？”“1933年10月20日晚上，“長舌桌”上的客人們在普裡奧酒家聚會，認真分析了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的上述回答。“這些話就是到天國法庭也沒人會相信。”科斯梅·曼索把載有上述證詞的《記事報》還給薩爾梅龍大夫。“什麼事？”“班頭兒”普裡奧剛洗過幾個杯子，一邊擦手一邊從櫃台走過來。“有幾件事。”薩爾梅龍大夫打開報紙，使勁兒地搖晃著，把報紙送到“班頭兒”普裡奧眼前，“首先，他參加謀反，被趕出了危地馬拉；第二，他根本不知道孔特雷拉斯家的女人到了聖何塞。他要去找她們當中的一個。或是去找她們倆。”“這有什麼不好？”“圓球”奧維埃多一直昏昏欲睡，無精打采地說，“他是自由人了，不承擔任何義務。”“情人再次相會。”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做了個拉小提琴的動作。“是這麼回事，親愛的。”薩爾梅龍大夫用一把袖珍小刀削尖鉛筆的兩頭兒，“他從瑪蒂爾德的信中知道了那兩個女人出來了，緊跟著跑了去。”“他急於向那兩個女人問安，才乘船出來。”科斯梅·曼索咀嚼著這幾個字眼兒的含義，好像嘴裡含著塊糖，“地道的騎士，不浪費時間。”“請想一想《天譴》這部片子。”“班頭兒”普裡奧回到櫃台，放好洗乾淨的杯子，“莫瑞恩·奧沙利文給投毒者查爾斯·勞頓寄過信。波士頓的警察一直沒有查獲這些信件。他們是大海撈針，什麼也沒撈到。”“對啊。”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興奮地搖動著手指，“他的密友雷·米蘭德為他保藏那些信。這一點直到結尾才弄清楚，是在神父遭到嘲弄離開以後他們倆在獄中說的。投毒者非常傲慢，不願意接受精神上的幫助。”“對查爾斯·勞頓，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圓球”奧維埃多趴在桌上，下巴頦兒支在胳膊上，“既然無罪，他乾嗎要懺悔？”“什麼查爾斯·勞頓，什麼沒有證據。他們對可憐的瑪蒂爾德，願她安息，乾的那些事為的是通過信件把她霸占住。”科斯梅·曼索咧了咧嘴，似乎嘴裡的糖變成了苦味。“沒那麼簡單，曼索，我的朋友。”薩爾梅龍大夫按照職業習慣舉起剛剛削好的鉛筆，“人心難測。那些信咱們永遠甭想看到。”“歌劇《科裡奧蘭》的序曲開始了。貝多芬作品第62號。”“班頭兒”普裡奧衝著亮光檢查杯子，然後朝杯子裡哈了口氣，“兩位朋友分手了。像是誰說的，九泉之下再相會。”“‘班頭兒’，在這個鬼地方，隻有您懂得歌劇。”薩爾梅龍大夫把嘴伸到桌子上，吹了吹鉛筆屑，“對所有這些信，您有什麼要說的，尊敬的法學家？哪天能給我們看看嗎？”“也許會有那麼一天。”“圓球”奧維埃多兩眼望著廣場，輕輕咬著手指甲，“不要灰心。”他兩眼望著廣場，悲傷地瞅著小路兩側的電燈照不到的暗幽幽的印度桂樹。已經是第三次放映《天譴》了。查爾斯·勞頓同他的親信雷·米蘭德在死囚牢裡進行最後一次談話。此時，在強烈的白光照射下，電椅在幕上斷斷續續地閃過。電椅好似理發館的靠背椅，唯一的不同是電椅上有幾條捆綁犯人的皮帶。天快亮了。行刑的時間快到了。雷·米蘭德向查爾斯·勞頓提起那些信件。查爾斯·勞頓朝前走了幾步，然後又轉回來。他請雷·米蘭德永遠保存那些信，作為永恒的友誼的證明。他再次發誓說，他是清白無辜的。兩個人互相擁抱。在監獄附近佩恩伯爵領地上，各家住戶裡的燈光暗淡下來，快要熄滅了。查爾斯·勞頓身受電刑。此時，伯爵領地的農民跪下來祈禱，雷·米蘭德裹著雨衣朝遠方走去。在黎明灰蒙蒙的暗光中，他變成了一個小小的亮點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