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7日黃昏，孔特雷拉斯姐妹和平時一樣把藤椅搬到自家角門外麵。雖說隻是在邊道上坐一會兒，等著天黑吃晚飯，她們倆還是和往常一樣花了好長時間對著鏡子梳妝打扮一番。鄰居家的姑娘們也一樣懶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搖來搖去，觀看過往的行人。夏日，暑氣逼人。微風不時吹起街角處的碎屑和塵土，一群咕咕叫的鵪鶉飛到鄰居家院子的樹梢上。不過，這一天，一個意外的事件攪亂了邊道上的例行聚會。兩個姑娘頭靠著頭，假裝媽媽剛從首都帶來的《巴黎的理想》和其他時裝畫報，眼睛卻好奇地盯著大街對麵的動靜。一對新來的房客住進了大都旅館的一間客房。在旅館的邊道上，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正從馬車上往下卸行李，有大木箱、手提箱、紙箱，還有一隻裝在盒子裡的“維克托牌”留聲機。一位身著喪服、風流倜儻、歡快的年輕人從裝卸工手中輕輕接過留聲機盒，小心翼翼地放在角桌上。兩位坐在搖椅上的姑娘看著他開盒蓋兒，安上搖把。音樂還沒響起，他就按著節拍踏起舞步，隨後放上一張唱片，那是狐步舞曲《歌唱你，罪人》。這支曲子她們聽過。年輕人一邊跳舞一邊走到房間裡麵。他的女伴——一位矮矮胖胖的年輕女人——正忙著從箱子裡往外拿衣服。那個戴孝青年高舉著一隻手，像劍客一樣把另一隻手向那個女人伸過去，催她一起跳舞。這時候，兩姐妹不知道為什麼一下子臉紅了。房間裡的女人穿的還是乘火車時穿的衣服。一頂氈帽蓋住了頭發，腳下一雙半高跟鞋，身穿一套“貝克林”寬鬆服。一開始，她不想跳舞，後來經不住那個男人的舞步和表情的引逗，放下手中的衣物，笑嘻嘻地和他一起跳起來。姐妹倆聽到她清脆的笑聲。這就是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和他妻子瑪爾塔·赫雷斯來到萊昂的那天下午的情況。幾天後，3月31日，一場大地震摧毀了馬那瓜城，全國處於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之下。3月26日，他們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危地馬拉來到肖洛特蘭機場。《消息報》按照慣例在《往來旅客》欄中公布了他們的名字。1930年3月5日晚上8點鐘，他們在危地馬拉城梅爾塞德教堂舉行的宗教儀式上結為夫妻。瑪爾塔，1913年12月1日出生於馬薩特南戈，結婚那天還不滿17歲。1933年10月11日，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在向法官提供的證詞中說，從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他第一次在尼加拉瓜停留期間結識了各界朋友。出於對舊友的懷念之情，決定回尼加拉瓜繼續攻讀法律。但是正如後來阿塔納西奧·薩爾梅龍大夫在“長舌桌”上指出的，這條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因為無論如何他的朋友大概都是在馬那瓜認識的，而不是在萊昂，他以前從來沒有在萊昂待過。卡斯塔涅達被迫離開危地馬拉的真正原因似乎與一次流血事件有關。1930年12月25日晚上，人們正在馬薩特南戈社交俱樂部裡歡慶聖誕節，他用手槍打傷了一個名叫阿爾豐索·裡奇的人。此人是聖弗朗西斯科·薩波蒂特蘭的莊園主。當時喝得酩酊大醉，正當“危地馬拉幻想”木琴樂團演奏丹鬆舞曲《明亮的小眼睛》的時候，他竟然在舞廳裡撒起尿來。瑪爾塔十分惱火，大喊了一聲。卡斯塔涅達提出強烈抗議。作為回答，裡奇乾脆衝著惱羞成怒的卡斯塔涅達的褲子撒開了尿。莊園主砰然倒在舞廳中央，褲子的襟門都沒來得及係上。卡斯塔涅達沒有逃跑。他手拿著武器，冷靜地等著在場的馬薩特南戈的警察局長走過來，向他自首。卡斯塔涅達在監獄裡待的時間不長，當時的危地馬拉總統拉薩羅·查孔將軍（拉薩羅·查孔（1873—1931），危地馬拉總統（1926—1930）。）出麵乾涉，把他救了出來。總統是薩卡帕人，和他是熟人。但是和裡奇結下的怨恨對他仍是一種威脅。孔特雷拉斯倆姐妹坐在自家門前，看著那對夫婦在打開的盒子和半空的箱子之間翩翩起舞，不由得臉上一紅一白的。她們不知道這兩位租用旅館房間的新房客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來到萊昂。隻知道這對夫婦是坐下午4點鐘的火車從首都來的。他們和媽媽坐的都是頭等車廂，這是聽媽媽說的。聽到音樂聲，媽媽也來到門口兒，站了一會兒。從遠處認出了他們，露出了微微一笑。記者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在第21監獄的牢房裡采訪卡斯塔涅達的報道發表在1933年10月15日的《記事報》上。從報道中得知，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於1908年1月18日出生在薩卡帕，他還有兩個弟弟。但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沒有提到他是私生子。羅薩利奧沒敢問他母親露絲·帕拉西奧斯的情況。卡斯塔涅達14歲時，失去了母親。臨終前，她垂死掙紮了好長時間，那副痛苦的模樣一直在夢中折磨著他。母親死後，父親娶了另外一個女人。奧利韋裡奧和他兩個弟弟離開了父親的家，被寄養在外婆——帕拉西奧斯的遺孀堂娜·露絲·烏爾蘇亞的家裡。有一次，他對“圓球”奧維埃多說，中午放學後，他經常去看望父親。父親總是在一家餐館吃午飯。餐館關著窗戶。中午，外麵陽光燦爛，餐館裡卻是暗幽幽的。進門後，他戰戰兢兢地拖著靴子，生怕父親知道他來了。可是，那個老軍人把腦袋俯在湯盤上，不屑抬起頭來看一看。他隻能站在桌子旁邊，不敢坐下來。父親拿著長把勺從熱氣騰騰的湯盤裡舀湯喝，不停地同妻子說話，時不時地用手指甲從牙縫裡往外剔肉絲，然後對著光亮瞅一瞅。最後，吃完飯，往台布上丟下一枚錢幣，看也不看他一眼。他拿起錢，就走了。但是，1933年10月11日，卡斯塔涅達在證詞中卻說：他在萊昂學習期間，父親十分慷慨，每月從危地馬拉給他寄來100美元，他就是靠這些錢維持婚後簡樸的生活。妻子死後，父親寄的錢減少到每月30美元。我們看到一封信，那是他在1933年10月21日在獄中寫的求援信。上麵的地址是危地馬拉城第三條東大街46號。信上說：“親愛的爸爸：”“他們指控我毒死了我們的瑪爾塔（真是無恥透頂！），害死了我的房東堂·卡門·孔特雷拉斯和他的女兒瑪蒂爾德，已經把我關押了13天，完全與世隔絕。今天，原告為此上書要求處我以死刑。在該死的政治上，我遭到不計其數的誣陷，如今總算通過一位古巴朋友（他同我合夥準備在這裡開辦一家公司）把信從哥斯達黎加寄給您，他要永遠離開這個國家，我一點兒也不怪他。”“是的，爸爸，我說的是該死的政治。我被驅逐出危地馬拉之後，心中非常氣憤。應僑民的請求，我在哥斯達黎加寫了一篇反對烏維科（豪爾赫·烏維科·卡斯塔涅達（1878—1946），危地馬拉軍人和獨裁者，1931年作為自由進步黨候選人當選總統，任職到1944年。）的文章，刊登在《共和國報》上，題目是《小歌劇中的拿破侖》。我乾嗎要卷進去呢？如今後悔莫及。剛到這裡，我就看到了烏維科派來的科雷亞將軍。他提出要為萊昂貧苦老人建一所慈善性質的養老院，條件是養老院要以“大恩人”命名。我在《記事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反對這種做法，題目是《慈善還是敲詐？》。您現在看到，後果出來了。烏維科使我陷入了一場居心險惡的官司，讓人指控我是投毒犯。他乾得漂亮，我卻身陷泥潭，隻好承認，他手下的人遍布中美洲，個個狡猾透頂，到處迫害他的宿敵。”“我有生命的危險，爸爸。請您想一想，我能夠害死我的守護神瑪爾塔嗎？她常犯經血病，在她突然發作惡性熱病，一命身亡後，為她看病的家庭醫生在靈床邊寫下的診斷是：致死原因是熱帶特有的一種惡性瘧疾——verania mariae——這種病是由瘧蚊在血漿中生下的原生動物而引起的。這裡地勢低窪，多雨，適於蚊蟲孳生，常鬨這種病。孔特雷拉斯小姐也是死於這種疾病。致死原因是醫生的判斷，而且寫在死亡證明上。我本想把死亡證明寄給您。可我無法拿到任何東西，能搞到張紙給您寫封信已經是很難得了。”“原告在訴狀上說，上午8點，我給孔特雷拉斯小姐吃了一隻有馬錢子堿的雞腿，下午1點她就死了。您看這有多麼荒謬，馬錢子堿怎麼能在胃裡停留這麼長時間，她吃下去以後居然還能平心靜氣地和我談話。最不合邏輯的是，第一口就能嘗出特有的苦味兒，她怎麼能津津有味地咬那隻撒上馬錢子堿的雞腿，而且大嚼特嚼吞咽下去呢。”九-九-藏-書-網“堂·卡門的情況也是一樣。您寄來的錢是他給我換成科爾多瓦的。他也是死於惡性熱病。我親眼看著他死去，他就死在我的懷抱裡。當時根本沒有馬錢子堿中毒的主要征兆，比如心緒不寧、躁動、憋悶、肌肉抽搐、對光線過敏、對噪音和觸摸有類似觸電的反應。不幸的是當時沒有找到一位態度認真的大夫給他治療，來的是一個姓薩爾梅龍的醫生，這家夥隻會誇誇其談，單憑抽出點兒胃液，就貿然斷定是中毒。如果他真是這樣認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並沒有采取醫學科學的起碼措施加以處理，諸如使用催吐劑（熱水、吐根、阿撲嗎啡）或其他藥物，諸如碳、乙醚、三氯甲烷或油劑樟腦針劑。現在這家夥倒成了最凶惡的原告之一，您瞧，這場陰謀多麼拙劣，而我又是多麼冤枉！”“說來說去，他們想抓住一件巧合的事，即惡性熱病和馬錢子堿中毒有一個共同的症狀，都會出現強直性抽搐。隻有這麼一點是共同的，尿毒症中毒也會引起抽搐，對此他們卻閉口不談。您瞧，我落到哪一步田地了，連毒藥學也非學不可啦。”“您得為我做點犧牲，爸爸。請您、切馬叔叔、露絲媽媽和德爾加迪略·伊·潘喬博士籌集1000美元，這是著名刑法學家拉蒙·羅梅羅博士為我辯護的要價。您可以讓我弟弟古斯塔沃親自把錢送來。如果用我的名義彙錢，錢會被沒收。法官是我的同學，可他一直不喜歡我，他會拆閱我的信件。請給住在馬那瓜的羅梅羅博士發個電報，告訴他我接受他的辯護，錢隨後就到。如果籌集不到，我隻好自己為自己辯護，一切隻能聽天由命了。唉，怎麼能讓我死在異國他鄉呢？救救我，爸爸。請照我說的辦，儘快，儘快。再見。”阿塔納西奧·薩爾梅龍大夫調查事件時韌性十足，這一點以後再仔細介紹。他要對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的曆史進行一番詳細的調查。為此，在危地馬拉城找到了一位大記者，即卡洛斯·恩裡克·拉臘維碩士。此人是豪爾赫·烏維科將軍所在黨的機關報《進步自由報》的主編。他提供了大量材料。在第一封信裡，就介紹了裡奇的流血事件。薩爾梅龍大夫把信件認真整理好，放進他為本案建立的檔案裡。這些信證實了卡斯塔涅達確實在奇基木拉市的東方國立學校讀過高中。這和他接受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采訪時講的一樣，采訪記錄就發表在《記事報》上。不過，這裡有一個材料是新的，那就是1925年他被開除過學籍。當時，卡斯塔涅達曾和其他同學一起準備組織一個“烏維科秘密俱樂部”，支持正在奇基木拉策劃的一次政變，企圖讓豪爾赫·烏維科將軍上台執政。不久後，他背叛了這個運動，揭發了他的同學，但是，還是不免被學校開除了。拉臘維說，當時他本人在那所學校裡教三角課，是“烏維科俱樂部”的導師。但是，幾年後，卡斯塔涅達在尼加拉瓜受審期間，拉臘維辦的報紙在危地馬拉對卡斯塔涅達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寫給薩爾梅龍大夫的信中，對卡斯塔涅達還是那樣恨之入骨。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出為什麼發生這樣的變化，下麵是一封信中的幾段：“卡斯塔涅達從少年時起就表現出一種品質：出爾反爾，好捉弄人。他把聰明勁兒全用在和人開些粗野的玩笑上了，目的無非是設些圈套，害人取樂。我記得有這樣一件事。奇基木拉學校的教師辦公室設在二樓。按規定，每天上課前和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們必須到那裡集中，上課鈴聲響起前，就得去到各自的教室。”“教室設在一樓，我們要從一道樓梯下來，樓梯的扶手漆成黑色。教幾何和透視法的女教師瑪爾加麗塔·卡雷拉下樓的時候習慣用手扶著樓梯扶手，直走到最後一級才鬆開手。卡斯塔涅達注意到女教師的習慣，就想出一個惡作劇。他把大糞塗在扶手上，塗得很巧妙，讓人乍一看瞧不出來。”“由於他的惡作劇，瑪爾加麗塔的手上總有一股惡臭，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不住地洗手，可臭味兒老是去不掉。在課堂上課時，她常把手放在鼻子上嗅，臉上露出絕望的神情。後來她病倒了，心靈真的發狂了。最後，不得不離開學校。”“如今，這家夥動用毒藥這種殺人不聞聲的武器犯下狡獪的罪行，我絲毫不覺得奇怪。在投毒者身上我們看到集中了背信棄義者、掌刑人以及頑固不化的慣吹牛皮的人的全部特征。而且這家夥從懂事起就是這樣。隻有掌刑人才會拿彆人的痛苦取樂。從我剛才講過的那件事裡您可以看到這一點。在政治上他是個可憐蟲，可是，他卻以受到製度的迫害而到處炫耀自己。在豪爾赫·烏維科將軍的英明持重的領導下，危地馬拉才建立起和平和有秩序的新製度。卡斯塔涅達在這裡建立了一個“黨”，大吹大擂地稱之為“民主救國黨”，在建黨宣言中提出要“自覺地吸收農民、工人、青年、婦女……”，我說，大概連吃奶的孩子也要吸收吧。其實，這個黨隻有兩名黨員，一個是投毒者卡斯塔涅達，另一個煽動者是“記者”克萊門特·馬羅金·羅哈斯，和他是一路貨色。他們要拯救誰？看起來，這個“黨”隻會害人，第一個受害者就是堂·拉法埃爾·烏維科·塞瓦杜阿先生，卡斯塔涅達用同樣的東西——馬錢子堿——在哥斯達黎加將他害死。”毫無疑問，卡斯塔涅達轉過來反對烏維科，這就足以使拉臘維現在成為他的仇敵。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提到的文章確實發表過。根據他本人在19藏書網33年10月18日提供的進一步調查的證詞中說，妻子死後，1933年3月他從尼加拉瓜回到危地馬拉，專門從事謀反活動，包括販賣武器。在他去彭塔雷納斯的火車上曾向堂·費爾南多·瓜迪亞·奧雷亞穆諾透露過此事，對方答應保守秘密。這件事我們後麵還要講到。他在證詞中還說，為此他被驅逐出危地馬拉，大家記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提到過這一點。6月，他接到了緊急命令，限他在10天內離開危地馬拉，後來又縮短為4時。是否謀反還沒有證據，但他確實同《時報》主編克萊門特·馬羅金·羅哈斯建立了反獨裁的民主救國黨。拉臘維那封信的最後一段也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他對自己的舊日學生和共同謀反的夥伴改變了態度。年輕的拉法埃爾·烏維科·塞瓦杜阿於1929年11月22日突然死在哥斯達黎加，而他正是幾年後成為危地馬拉獨裁者的豪爾赫·烏維科的親侄子。關於他暴死的情況，從哥斯達黎加寄來一些材料。在這之前，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在獄中采訪時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采用了“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把他毒死”的說法。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我們下麵自會知道。由於種種原因，這個案子又被提了出來。卡斯塔涅達被奇基木拉學校開除後第二年又複學了。1926年12月，他在那兒通過了畢業考試，同一個月搬到危地馬拉城，很快就被任命為公共教育部辦公室主任。當時，烏維科的政敵堂·何塞·馬裡亞·奧雷利亞納（堂·何塞·馬裡亞·奧雷利亞納（1872—1926）將軍，危地馬拉總統（1921—1926）。）還是危地馬拉的總統。據拉臘維說，奧雷利亞納親自下令解散了“烏維科俱樂部”。當時擔任公共教育部副部長的是雨果·塞雷索·達爾東碩士。在他突然去世後，卡斯塔涅達接替了他的職位，當時他隻有18歲，這一點我們在采訪錄中已經知道了。拉臘維在寫給薩爾梅龍大夫的另一封信中斷定說：匆忙授予他碩士學位、任命他當辦公室主任以及迅速把他提升為副部長，都是奧雷利亞納對他的叛變行為給予的獎賞。在審訊過程中，提供了諸多證詞，我們總得相信其中一個是真的。卡斯塔涅達在談到他的上司塞雷索·達爾東部長猝然死亡一事，總喜歡油嘴滑舌地把事情說得神乎其神。1933年，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安排到波內羅亞海濱浴場休假。當時，卡斯塔涅達的妻子已經去世，他在療養所和住在格拉納達城的堂·卡門的兄弟路易斯·岡薩加·孔特雷拉斯住在同一個房間。1933年10月21日，格拉納達刑事法庭按照萊昂法院法官的委托書的要求，向路易斯·岡薩加·孔特雷拉斯取證。證人在證詞中講述了晚上卡斯塔涅達在波內羅亞和他談起塞雷索死得不明不白。“證人說，在上麵提到的那次休假期間，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和他促膝談心，說到幾年前一位姓塞雷索的先生死在危地馬拉，是他在公共教育部的上司。據他透露，塞雷索是一位有條有理、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員。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飯，然後一個人去上班。6點鐘準到辦公室，那時候，單位裡還沒有一個職員在，連門房也沒上班。他用自己的鑰匙打開大門，坐在寫字台前，關好門開始辦公，一小時後，再打開房門。下屬官員從他手裡接過當天的備忘錄，開始處理公務。”“有一天，他沒有按時打開房門，大家都知道他在裡麵，因為他的手杖、帽子和平時一樣掛在接待室的衣架上。大家動手打開門鎖，發現他已經死了。腦袋壓在公文紙上，墨水瓶子倒在他的太陽穴旁邊，墨水像鮮血一樣浸透了文件夾和文件。可他身上沒有任何傷痕，大家都不知道塞雷索得了什麼病，身邊一個人也沒有……“他是怎麼死的？您說這是怎麼回事？”卡斯塔涅達一再提問，證人覺得他眼裡閃爍著嘲諷的目光。證人沒興趣猜測這個秘密，而且非常厭煩，一句話也沒說。可是，卡斯塔涅達糾纏不休，還給故事添枝加葉，又提出新的問題，等等，等等。”“證人繼續提供證詞，他說，休完假回到萊昂，從哥哥嘴裡聽到圍繞著幾個星期前卡斯塔涅達的妻子去世的各種說法。因此，證人對這家夥愈加反感，儘管對他妻子去世的情況誰都不感到奇怪，隻有證人除外。而且誰也不像證人那樣對卡斯塔涅達有什麼反感。出於這種不信任感，證人不願意陪他到奇奇加爾帕看望堂·恩裡克·希爾。堂·恩裡克·希爾是孔特雷拉斯家的朋友。看望他，還是堂·卡門提出來的。堂·卡門根本不相信卡斯塔涅達身上具有騙子或惡棍的品質。他常往格拉納達寫信，提到他的時候，口氣總是那麼溫和、親切。”看起來，這位頑皮地跳狐步舞的黑衣青年——他使得孔特雷拉斯姐妹欽佩不已，連臉都紅了——很愛搞些神秘的事情。這一點在法庭檔案收集的其他材料中也得到證實。當他作為外交人員開始在哥斯達黎加居住的時候，還在他年輕的朋友拉法埃爾·烏維科·塞瓦杜阿去世之前，聖何塞各家報紙就在大肆宣揚“危地馬拉使團的鬨鬼事件”。根據1929年7月18日到27日，在《共和國報》上發表的有關報道（這些報道也收進了檔案），每天晚上，人們都聽到從位於阿蒙區的一幢維多利亞式木結構彆墅的二層樓裡傳出的聲音，報上還配合報道發表了彆墅的照片。許多石子落到鄰居家屋頂上，水龍頭自動打開，廁所裡沒有人，可抽水馬桶自動出水，燈光忽而熄滅，忽而又亮了。這件事鬨得四鄰不安，國家警察局接下了案子。1929年8月2日，全國調查局局長阿爾貝托·卡尼亞斯·埃斯卡蘭特上校在提交給內務部的報告中說，搞這個陰謀的正是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根據您的指示，我派出幾個手下人到指定地點，確實觀察到、感覺到有人投石子。得知這一情況，我來到使團駐地親自指揮調查。第一步，先把全體外交人員和職工集中在一樓。”“這樣，我就有機會仔細觀察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這個年輕人。他麵色陰沉，表情奇怪，目光深沉而又飄忽不定。看人時，經常低下額頭，給我印象極深。坦白地說，印象壞透了。儘管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表麵上彬彬有禮，但卻不能抹殺他給我的壞印象。我和他本人以及使團一秘烏維科先生談起“鬨鬼”的事，向他們表明了我的懷疑，讓他們知道這些活動肯定是某些變態人搞的鬼。”“我把幾個人布置在房子周圍進行觀察，過了一會兒，有人拋出許多石子，像下雨一樣。我去找卡斯塔涅達，發現他不在。過了一會兒，聽見二樓上有打鬥聲。我正要上樓，他非常緊張地從樓梯上下來，頭發散亂，襯衣被撕，周身儘是抓痕，眼睛睜得大大的，簡直像個瘋子。他說，有個身材高大的人襲擊了他，他奮力自衛，總算把他趕跑了。對我提出的問題，他回答得猶猶疑疑，而且矛盾百出。可是，又顯得出奇的冷靜、鎮定，借以掩飾他的虛偽。不用說了，使團駐地的吵鬨聲和投石子的事沒再發生。本案可以就此了結，我可以肯定，肇事者就是這位卡斯塔涅達先生。”卡斯塔涅達的朋友拉法埃爾·烏維科死後，他被調到馬那瓜，在危地馬拉使團當了幾個月的隨員。前麵已經說過，他在1930年2月回到危地馬拉。由於他有重大嫌疑，這次短期任命不過是為了避避風頭。但是卡斯塔涅達在進一步調查取證時說，他離開尼加拉瓜，是因為婚事一直沒辦，他該成家了。1929年12月他到達馬那瓜後，住在坎德拉裡亞大街“佩蒂特·特裡阿農”公寓，房東是羅克莎娜·拉卡約夫人。住在這所公寓裡的還有洪都拉斯大使羅貝托·蘇亞索·托梅碩士、《新聞報》年輕的編輯路易斯·阿曼多·羅查·烏特喬和魔術師雷希納爾多·蒙克裡菲。下麵是1933年11月7日房東向馬那瓜刑事法庭首席法官提供的證詞的一部分：“卡斯塔涅達非常喜歡和住在一起的人開玩笑，比如說，把他們的衣服、鞋子藏起來。一天晚上，蘇亞索大使剛剛準備好的長禮服突然找不到了，弄得他沒法參加在馬那瓜俱樂部舉行的一次正式節日活動。卡斯塔涅達堅持說，隻有蒙克裡菲才有本事找回那件衣服。幾天後，幾個清掃天花板的工人發現了這件長禮服，衣領上用彆針彆著一張紙條，大意是“斷手人向您致敬”，那是指馬那瓜電影院正在上映的一部神秘片中的斷手人。”“我想勸勸他，讓他知道這種行為太不嚴肅。可他卻回答說：“我年輕，夫人，年輕人總愛乾些淘氣的事兒，樂和樂和嘛。待到時光染白雙鬢，我才知道如何做人。”最後這句話是用《歸來》這首探戈調唱出來的。”“他常把蒙克裡菲會說話的娃娃和其他用來謀生的魔術道具藏起來，對這種事我已經失去興趣。有一天，蘇亞索碩士的皮夾丟了，裡麵裝著美元。後來，空皮夾在蒙克裡菲的床底下發現了。當時，蒙克裡菲正帶著道具娃娃在堂娜·切碧塔·托雷多·德·阿格裡開辦的學校裡演出。我不得不去叫美國警察，占領軍的軍官當然歸罪於蒙克裡菲了，於是就出去找他。在學校裡，當著寄宿女生和女教師的麵兒逮捕了蒙克裡菲。但是，從他身上沒搜出一個美元。雖然後來把他釋放了，可是這次被捕損壞了他靠口技和手彩從事誠實勞動的聲譽。我覺得非常遺憾。後來，他拿著一個叫堂·羅克的娃娃，坐在床上十分傷心地問那個娃娃：“咱們不是小偷，夥計，對不對？”娃娃回答說：“當然不是，夥計，咱們窮，可窮得有骨氣。””“在發生這件令人痛心的事那幾天，卡斯塔涅達和羅查關係疏遠了，連話也不說。羅查怪卡斯塔涅達偷了錢，我也認為他說的有道理，隻是沒有證據。我看見他花了很多錢給首都的小姐們送鮮花，這麼大把兒花錢和他在危地馬拉使團掙的那點兒工資很不相稱。房租和飯錢每半月付一次，可他總是拖欠。”1933年11月8日，羅查·烏特喬在向馬那瓜刑事法庭首席法官提供的證詞中，承認他對卡斯塔涅達抱有敵意並乘此機會發表了其他一些不利於卡斯塔涅達的看法：“證人本來不想回答法官提出的問題，但是，既然必須服從法律規定，那隻好承認，在卡斯塔涅達回到危地馬拉幾個星期之後，證人就和他斷絕了友誼關係。這次斷絕關係倒不是因為他把偷錢的事栽贓給魔術師蒙克裡菲，這件事足以證明這家夥的道德嘴臉，證人絲毫不懷疑是他拿走了錢，然後把空皮夾放在蒙克裡菲的床底下。他對一些女仆也采取過類似的態度。有一次，他誣賴一個叫奧麗絲特拉·貝納維德斯的女用人在吃午飯的時候，給他端來一碗帶跳蚤的湯。拉卡約夫人立刻把她辭退了，可是跳蚤是卡斯塔涅達本人放進湯盤裡的。那個可憐的女人丟掉工作，他卻絲毫不在乎。”“證人之所以和卡斯塔涅達疏遠是因為他發現卡斯塔涅達善於耍陰謀，散布流言蜚語。他不止一次對一些真心實意欽佩他（先不說崇拜他吧）的女性說些不三不四的話，而他們兩個人和這些女人都有社交往來。儘管證人當時還同他維持著表麵的友誼，也受到他惡意中傷。他誹謗一個剛剛結婚的女青年（這裡不能指名道姓），把證人也卷了進去。”“證人還受過他一次更加惡意的中傷。他想作為一個例子談一談。一天晚上，他們兩個人在“弗洛裡多咖啡館”（當時在首都是一家很時髦的咖啡館）吃晚飯。卡斯塔涅達突然用雙手捂住臉，請求證人和他一起離開桌子，把證人拉到一個牆角，用惶恐不安的口吻提出趕快離開這裡。來到大街上以後，他對證人坦白說：一位同他關係曖昧的貴夫人在她丈夫的陪同下剛剛走進咖啡館。她丈夫知道這件事，曾經寫信威脅要殺死他。”“第二天，聽到蘇亞索大使提到卡斯塔涅達對這件事的說法，證人不由得大吃一驚。根據卡斯塔涅達虛構的說法，他突然離開“弗洛裡多咖啡館”，不是因為害怕某個愛吃醋的丈夫，而是因為證人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間諜，代號22，任務是彙報他以記者身份私下會晤的一些政治家提供的情況。當時進來幾個知道證人身份的人，卡斯塔涅達很害羞，怕他們看見自己跟間諜在一起。”“證人看到自己的榮譽受到深深的傷害，立即來到危地馬拉使團駐地，準備當著大使何塞·路易斯·巴爾卡塞爾博士的麵兒向卡斯塔涅達提出正式的強烈抗議。但是，到了使團駐地之後，出來接待他的竟是卡斯塔涅達本人。他對證人說：“可憐的巴爾卡塞爾沒在這個世界上，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大使服了大量的可卡因，藥性正在發作。如果證人一定要堅持闖進去，隻會看見大使赤身露體在地上打滾兒，就像個可憐的傻瓜。他說，要是有急事，晚上可以再來，到時候藥勁兒也就過去了。”“證人嚇了一跳，心裡亂糟糟的，把抗議卡斯塔涅達誣蔑的事也給忘了。證人走到大街上，走了不到50巴拉（1巴拉=0.8359米。）遠，就看見巴爾卡塞爾大使開著車子過來了，神情十分正常。這件事說明，誰也逃不過那家夥一再布下的惡毒的天羅地網。證人毫不懷疑，他是個十足的壞蛋。”“下麵這件事可以證明上述看法。證人有幾次聽到卡斯塔涅達編造些聳人聽聞的故事，還裝出一副怪樣子，似乎他心靈受到過重大創傷，其中時常提到他已故的母親。其實，隻是為了博得聽話人的同情，尤其是年輕婦女的同情。”留聲機放完了《歌唱你，罪人》，戴孝青年走到大門口兒，用氈帽不住地扇著風，笑眯眯地把目光落在孔特雷拉斯姐妹身上。姐妹倆臉上更紅了，假裝沒看見他，眼睛緊緊盯住時裝雜誌。他繼續用氈帽扇著風，突然穿過馬路，走到兩姐妹放藤搖椅的邊道上，準備進行自我介紹。妹妹瑪麗婭·德爾·碧拉爾當時還不到14歲。她犯了一個社交中的大忌，沒有坐著不動，而是站起身來，向客人伸出了右手。等到全家聚在餐廳吃晚飯的時候，大家議論起新到旅館的客人，瑪蒂爾德肯定責怪過妹妹不該站起來。瑪蒂爾德告訴大家，來訪的客人剛跳完激烈的狐步舞，滿臉通紅，一身大汗。不過，她沒說她們慌裡慌張地和他寒暄了幾句。也沒說他那位年輕的妻子走到門口兒，遠遠地看著這個場麵，神情嚴肅，麵無笑容。瑪爾塔·赫雷斯神情嚴肅，麵無笑容，把掛在脖子上的一枚小小的埃斯基普拉斯基督聖牌放在牙上咬著，目光緊盯著大街的另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