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監獄向《記事報》慷慨敞開大門”“※ 外貌和簡曆”“※ 犯人對自己處境的看法”“※ 那個名叫拉法埃爾·烏維科的青年人暴死在哥斯達黎加的情況”“※ 犯人肯定其妻一直身染重病”“※ 犯人和孔特雷拉斯一家人的關係”“※ “我壓根兒沒給過堂·卡門食物或藥物，也沒給過瑪蒂爾德””“※ 在大學實驗室裡進行的化驗是靠不住的”“※ 犯人對可能進行的開棺驗屍的看法”“※ 他回到尼加拉瓜的原因”“※ 犯人談忌妒和政治迫害”“※ 犯人將進行自我辯護”日落西山。1933年10月15日下午6點。高貴的市民們還跪在地上做“奉告祈禱”，顯得頗為激動。大教堂的鐘輕輕地敲擊了6下。隨著鐘聲，我登上監獄的台階。阿納斯塔西奧·奧蒂斯上尉慨然前頭引路，帶著我往裡走。來到陰暗潮濕的石頭走廊東頭兒，他說：“這兒就是牢房。”四下裡一片死寂，令人不寒而栗，隻有置身於空無一人的寺廟或公墓中才會產生類似的感覺。我停住腳步，站了幾秒鐘。舉目一望，隻見走廊儘頭處有一扇窗戶。殘陽透過窗欞射進幾道四方形光線。牢房裡有一張簡陋的床鋪。一名囚犯坐在床上，雙臂交叉，支在一張粗糙的小鬆木桌上，低頭沉思。這張桌子既用來吃飯，又用來寫字。桌上放著幾本書、幾份報紙，還有一隻搪瓷杯、一瓶水。此外，一無所有。犯人驀地掃過來一眼。此人中等身材，皮膚白皙，嘴唇和下巴上的胡須剃得溜光。一張鵝蛋臉，下巴朝外努著。頭發漆黑，直溜溜的。眼鏡後麵，目光顯得又溫和又迷茫。嘴巴不大，嘴唇薄薄的。胸部凹陷，前額不寬不窄。鼻子挺直，鼻端扁平。整個外表顯得剛毅、９9lｉb?狡黠而又謹慎。犯罪學家可以根據測量頭蓋骨以及準確確定形態比例和特征在此人身上試驗一下關於遺傳和“天生犯罪”的響當當的學說。然而，除了這些科學考慮外，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個頗具吸引力的男性標本。萊昂市上層社會的女性幾乎一致認為他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抗拒，還是嗜殺成性？是不是一種特征掩蓋著另一種特征？他身穿一件黑開司米上衣，紮一條黑領帶。即使獨自一人待在牢房裡，仍然沒有脫掉常年穿戴的喪服。熟人也好，生人也好，在他們眼裡，喪服給這個外國青年的為人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有消息說，他是為母親的仙逝終身服喪的。當時他還是個少年，親眼看見母親在難以名狀的痛苦中撒手而去。這幕慘劇不僅決定了他常年身著喪服，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還深深地影響到他的行為，使其行動變幻無常。他看見我站在牢房門口，聳了一下眉毛——這個動作十分獨特——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輕聲請我進去。我寒暄了一句，他感動得一個勁兒向我道謝。那位在萊昂市上流社會各家的客廳裡使俊俏婦女一見傾心的光彩奪目的紳士，難道說是眼前這個愁雲滿麵的孤獨的囚犯嗎？毫無疑問，正是此人，隻是今天他被噩運的閃電擊得灰心喪氣。采訪開始了。“卡斯塔涅達博士，國內外報紙對發生在萊昂市的轟動一時的悲劇眾說紛紜，而您正是熱烈議論的對象，對您提出了種種揣測。您是否願意為渴望了解事實真相的《記事報》的讀者回答幾個問題？”他思索了幾秒鐘，頭部緩緩動了幾下，回答說：“我願意，烏蘇盧特蘭先生。”（停頓）他雙手捧住前額，俯身在桌子上，又瞟了我一眼。看得出，他很悲傷，眼睛裡充滿疲憊和絕望的神情。接著，他摘掉眼鏡。“您多大歲數？家庭情況如何？”“1908年1月18日，我出生在危地馬拉共和國薩卡帕市（他的額頭上出現一道淺淺的皺紋）。父親名叫裡卡多·卡斯塔涅達·帕斯，是退休軍人，六個月前得了風濕病。弟弟叫古斯塔沃，是個19歲的青年人，在危地馬拉醫學院和外科學院三年級學習，目前正在準備考試。還有個弟弟，也叫裡卡多·卡斯塔涅達的在德國慕尼黑大學攻讀外科，快畢業了。”“您的學曆呢？”“我在危地馬拉育英學校讀過小學。在奇基木拉市的東方國立學校中學畢業。後來在聖·卡洛斯·博羅梅奧大學開始學習法學，在這兒，在萊昂完成了學業。1933年，也就是今年2月21日畢業，專業是律師。”“您擔任過什麼公職？”“1926年，我在危地馬拉公共教育部擔任辦公室主任。隨後，也就是同一年，任公共教育部副部長。”“您是說，18歲那年您就成為危地馬拉最高政府的內閣成員？”他用驚訝的目光瞥了我一眼，似乎我提出了一個愚蠢的問題。不過，緊接著他又莞爾一笑，回答說：“是的，是這樣。幾年後，我進入外交界。1929年，我被委派為危地馬拉駐哥斯達黎加使團的隨員。那年年底，我擔任了駐尼加拉瓜使團的秘書。打那時起，我對這個國家產生了特殊的好感。”“您是在哥斯達黎加認識那個名叫拉法埃爾·烏維科的青年人的？”他的麵部表情頓時變得又嚴厲又充滿疑惑。他用手指連連敲擊粗糙的桌麵。“完全正確。1929年11月22日他死在聖何塞。當時他是使團秘書，我剛才說過，我是隨員。我們是親密無間的朋友。”“死因呢？”他的眼神越發顯得杌隉不安，表情更加激憤，更加煩躁。“給他瞧過病的大夫一致認為是‘酒精中毒引起的腎昏迷’。我的年輕的朋友烏維科住在德意誌膳宿公寓，離炮兵廣場的中央郵政局很近。我住在另外一個地方，叫尼薩膳宿公寓，在金屬大樓東側，離莫拉桑公園不遠。“烏維科去世前夕，Lilly Rohrmoser小姐（卡斯塔涅達博士慨然相助，幫我把這個姓寫在筆記本上）和堂·吉列莫·巴爾加斯·法西奧在聖何塞舉行了婚禮，喜事辦得很講排場，成為聖何塞前所未有的社會要事。”“您參加婚禮了嗎？”“沒有。烏維科倒是參加了。很遺憾，他和往常一樣開懷暢飲一番。朋友們先讓他在新娘家中舉行婚禮的一間客廳裡休息了一個小時，在將近淩晨3點鐘的時候，送他回到德意誌膳宿公寓，在他自己的房間裡睡覺。在住所裡，給他服了一些藥，為他解酒。”“後來您去服侍過他嗎？”犯人眼睛閃過一道陰影。他用手抹了抹臉，仿佛趕走一隻討厭的大麻蠅。“上午9點鐘左右，我作為朋友趕去看望他。烏維科要我到他那兒去，德意誌膳宿公寓的一個女用人替他給我掛了個電話。看到他身體十分虛弱，我給危地馬拉醫生佩德羅·烏爾塔多·佩尼亞去了電話。然後，我到使團住處去找阿爾弗雷多·斯金納·克利碩士。他到了住所，大夫當著他的麵兒說病人身體虛弱，病情極其嚴重。公寓的女房東又叫來一位醫生，他是馬裡亞諾·菲格雷斯大夫，他也是這個看法。”“請允許我提個問題。您給他吃過什麼藥嗎？”“烏維科每次喝酒喝傷了，都要喝一種叫‘澤勒酒’的特殊藥，那是一種鹽類。喝下去以後不見效，烏爾塔多·佩尼亞大夫又遲遲不來。他要我到藥房去買小蘇打。根據藥劑師的意見，我給他買了一瓶布洛姆礦泉水。喝了，也不見效。大夫給他打了針，灌了腸。結果都無濟於事。”“烏維科死了以後呢？”“斯金納·克利大使先生安排了屍體解剖，檢查腸胃裡的液體，還檢查了給死者服用過的藥物。”“為什麼要做這些安排？難道說是懷疑有人害死了他？”年輕的律師慢慢騰騰地把眼鏡戴上，仿佛要仔細地看看我。他的悲哀的眼神裡帶有一些憐憫的神情。“是嚴格按照《危地馬拉外交條例》辦事。《條例》規定，在這類情況下一定要這樣處理。”“科學調查的結果怎麼樣呢？”“哥斯達黎加國家化驗所所長加斯東·米肖先生提出了一份正式報告，已列入調查案卷。其中說，經過一絲不苟的分析，證明內臟和體液中不含有任何毒物。關於藥品的結論也是一樣。”夜幕降臨了。一隻懸掛在電線上的孤零零的燈泡在牢房的天花板下散發著亮光。幾分鐘前，犯人站起來拉亮了電燈。“這是您第一次會見報界嗎？”“是的。直到現在我才能說話。一周來我和外界完全隔絕。報上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毫無根據。我很感激您，烏蘇盧特蘭先生，您給了我發表談話的機會。我的談話可以讓許多朋友稍稍放點兒心，他們應該知道我的心靈像玻璃一樣透明。”“您知道您為什麼坐牢嗎？”犯人在窄小的牢房裡慢騰騰地來回走動，顯得十分氣忿。“是國民警衛隊司令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將軍（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1896—1956），尼加拉瓜軍人，在該國實行家族統治達20年之久的獨裁者。）下令逮捕我的。可是，直到今天，有關司法當局才給我看了逮捕證。這隻能說明他們在程序上是非法的。”我的采訪對象沒有直接回答問題。我也不打算強使他回答。不過，記者的責任感占了上風，我又提出下麵的問題。“關於您妻子瑪爾塔之死傳聞甚多，您聽到了嗎？”他不再走動了，回到了座位前，似乎巨大的悲痛使他頹然跌坐下來。“是啊，很遺憾，我聽說啦。我妻子身體十分虛弱，時不時地月經不止。在這兒還不幸染上嚴重的瘧疾。我曾向刑事法庭法官提出要求，請他對我妻子的屍體開棺檢驗，雖說這對我是非常痛苦的事，目的無非是要徹底證明一下她不是死於中毒，而是像為她治療過的醫生們當時診斷的那樣死於惡性熱病。那些流言蜚語深深刺痛了我的感情，對此您是很難想象的。對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去世，我感到萬分悲痛，可有的人還是殘酷地、惡意地散布了許多謠言，這也深深刺痛了我的感情。對孔特雷拉斯小姐也應該開棺驗屍。”說罷，犯人把雙臂交叉在胸前，昂起下巴，仿佛不僅在向我挑戰，而且向全社會——過去對他百般讚揚、如今轉而反對他的社會——挑戰。“您本人提到了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死。司法當局根據她暴死的情況也在研究她是不是中毒身亡。對此您有什麼要說的嗎？”犯人的眼睛裡噙滿淚水。手邊沒有手帕，他用手指節揩乾眼淚。“您可以相信，要是我能自由行動，我早就挺身而出，批駁那些無恥的讕言，保護自己了。對我來說，瑪蒂爾德是高貴品德的熔爐，是善良和魅力的源泉。她和我妻子一樣正值豆蔻年華，不幸夭亡，兩個人得的是同一種病，都是惡性熱病。她對我有好感，敬重我。現在，那些卑鄙的風言風語、造謠中傷使我落到這步田地。她從另一個世界看到我的處境，一定要難過死了。”他又停了下來。看樣子，回憶往事攪得他心煩意亂，仿佛昔日生活的陰影環繞著孤獨的囚犯，在淒清的牢房裡徘徊。他預感到下麵我要提出什麼問題，用沮喪的目光望著我。“由於堂·卡門·孔特雷拉斯的暴卒，您被捕入獄，而您又曾經作為這個苦難的家庭的客人借住在他家裡。就此，您有什麼話要對我們的讀者說一說嗎？”“對堂·卡門的意外去世，我從心底裡深感悲痛。他是我的好朋友。生前，他擇友的標準十分嚴格，本人能忝在相知之列，甚為榮幸。”“在堂·卡門去世那天，您給過他食物或藥物嗎？”“壓根兒沒有。可以請先生的家屬們說一說，他們對我的行為正直是否有一絲一毫的懷疑。我可以提出堂娜·芙洛拉，死者的悲痛萬分的妻子，請她來證明一下我的話是真是假。在飯廳裡，是家屬和用人端菜上飯。堂·卡門自己服藥，自己保管藥品。我乾嗎要費那個事給他藥吃？我也沒給瑪蒂爾德吃過任何東西，可那些憑空捏造事實的指控者偏說我給她吃過東西。請您想一想，他們說我給她吃了一隻用馬錢子堿炮製過的雞腿。我想問一問，他們敢不敢用惡毒的舌頭舔一舔如法炮製的雞腿，看看是他們無知還是信口胡說。”“大學藥學係試驗室對堂·卡門的內臟做過化驗，證明他是因中毒而死亡。從死者的器官和體液裡抽出的物質注射到動物身上，動物立刻劇烈地抽搐，最後也死了。您認為化驗的結果是否有效？”犯人蒼白的嘴唇上閃過一絲笑意，內中包含著譏諷的意味。“對這類化驗加加工，辦法多的是。雖然我不是科學家，其中的漏洞實在太顯眼了。即使對任何一個外行來說，這些證據也夠滑稽可笑的了。在藥學係試驗室裡，學生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製造糖漿和帶香味兒的發蠟。那裡的科學水準僅此而已。殺死一條野狗、一隻家貓、一隻可憐的蛤蟆，在實驗室裡也算得上一件值得大吹大擂的事。您怎麼能指望我把這些玩意兒當成法律憑證呢？即使不是於我不利的憑證，也不行。”“您剛才提到對您的妻子、對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開棺驗屍，而且表示讚成這樣做。一旦把屍體弄出來，進行解剖，您認為是否宜於在萊昂進行科學檢驗？或者您也許會建議把內臟送到首都的化驗室去？”“這項決定不能由我來做；應該是負責審理本案的法官來決定。不過，記者先生，請您記下來，這個想法不容忽視。很明顯，在首都擁有更合適、更有效的手段，至少可憐的小動物可以免於一死。用從腐爛的屍體上抽出的東西注射到小動物身上去，那會定死無疑。”雖然他言辭尖刻，看來他已經精疲力竭了。但是，還有幾個問題要談一談。我提出來，他同意了。“請您原諒，您的妻子瑪爾塔去世後，您曾經離開了尼加拉瓜，顯然不打算再回來了。這兒沒有什麼可留戀的，為什麼您又返回來了呢？”他淒然一笑。“我回來是要為《尼加拉瓜：1934年》這本書搜集材料的。這本書是我和米格爾·巴內特先生合寫的，他是古巴人，出版業專家。這是一本年鑒，包括經濟和社會資料、各種統計數字和照片。為了收集必不可少的材料，我們打算跑遍尼加拉瓜各個市鎮。在我那些被沒收的物件中有合同草案、相應的社會公證文件和商業性信函。”“為什麼您又住在孔特雷拉斯家裡呢？”“承蒙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厚愛，我是盛情難卻。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兒瑪麗婭·德爾·碧拉爾在今年9月底從哥斯達黎加回國的時候，我們正好搭乘同一條船，我有幸陪伴堂娜·芙洛拉，她要求我在她家裡落腳。”“您在哥斯達黎加有何貴乾？在那兒停留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年輕的犯人渾身一震，似乎內心掀起一陣輕微的波瀾，就要發作出來。但是，他還是控製住了激動的情緒。“乾脆把事情挑明了吧。我告訴您，我到那兒去是因為我在危地馬拉被驅逐了，是出於政治原因。當局發給我的護照隻限於去哥斯達黎加。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兒正在聖何塞度假，我和她們完全是偶然相遇，當然，是十分令人愉快的邂逅。因此，我完全可以批駁那些故意把事情往歪處引的隨心所欲的說法。飛短流長，荒唐以極。”“到了萊昂以後，您沒去走訪各個市鎮，是什麼原因使您不能按計劃行事呢？”“堂·卡門要我留下來。他非常希望市自來水公司的新合同能夠簽成。很久以來這件事弄得他很頭疼。他知道我和市政府成員關係不錯，通過新合同又得靠他們。所以當著家人的麵兒，他要求我先彆離開萊昂，幫他交涉這件事。“萊昂市政府和市民可以看到，為了爭取簽訂這樣一個並非人人同意的合同，作為律師和孔特雷拉斯的朋友，我的行為是老實可靠的。後來，堂·卡門的女兒瑪蒂爾德不幸身亡，他又要求我不要離開，因為他很傷心，很悲痛，越發無力處理自來水公司的事了。和過去相比，他更有理由把這件事完全交給我去處置。這樣，我就沒能離開萊昂。”時間飛速前進。願為讀者效勞的本報記者快要完成這項艱難的采訪任務了，但我認為還應該提出最後幾個問題。“您認為您眼下的不幸處境是如何造成的？您在本市一向很受人敬重嘛。”“我認為是有些人用心險惡，巧設機關。他們出於忌妒，一門心思要把我搞臭，為統治我的祖國——危地馬拉——的暴君的惡毒的陰謀詭計效勞。暴君的手伸得很長，我在和他作對。對那些為他的卑鄙行徑出過力的人，他是不惜大把兒花錢的。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在尼加拉瓜超群出眾，比他們光彩得多，這引起了他們的忌恨。我不是出生在本市，他們不能容忍我在這座高貴的城市的上流社會圈子裡得到這樣廣泛的推崇和好感。他們樂於幫助獨裁者把刀子磨得快快的。”下麵我要提出的問題很難回答，十分棘手，但是，我還是毫不遲疑，單刀直入地提了出來：“您是否意識到，在這個案子裡，在拿您的性命開玩笑？”犯人用傲慢的眼光瞟了我一眼。然後扶了扶眼鏡，顯得神色堅定，信心十足。“不光是拿我的性命當兒戲。而且有人用一個一個的醜惡行徑拿法律開玩笑。他們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先把我囚起來，直到很晚才給我看逮捕證。然後，又剝奪了我的不可侵犯的自我辯護權。審理在進行，我是犯人，本該在現場。他們背著我聽取證詞。至今還沒有任何人就強加給我的所謂罪行正式提出控告。“您要知道，想到這種通同作弊可能會把我送上斷頭台，我並沒有發抖，一點兒也沒有。果真如此，我的心靈是安詳的，我要為堂娜·芙洛拉及其家庭祝福，對她們我沒有彆的，隻懷有感激之情。她和瑪麗婭·德爾·碧拉爾為了減輕我坐牢之苦，對我百般照料。隻是由於監獄管理人員的阻撓，她們才不得不停止給我送吃的東西、換洗的衣物以及其他保證生活舒適的必備物品。請您相信，真正令我傷心的是我竟成了謠言中傷的對象，特彆是這些汙蔑和惡意行動居然來自我過去的老朋友和同窗。”“在目前采取這類行動的老朋友當中，您是否把負責審理本案的法官也列進去了呢？”“提到法官先生，也就是馬裡亞諾·費亞約斯博士，他是我在法學院的同學。不過，請您原諒我不能回答這個涉及他的問題。或者說，這個問題應該由法官自己憑良心做出回答。”“您要怎麼樣進行自我辯護？”聽到“辯護”一詞，卡斯塔涅達博士不禁露出個苦笑。“我對您說過了，迄今為止他們一直不準許我享有辯護權。可我還在盼著能有人正式對我提出控告。如果有人願意這樣做的話。到那時，我將十分強烈地要求認可我來充當自己的辯護人。在牢房裡我收到許多享有盛譽的律師，包括馬那瓜的律師的承諾，他們表示願意幫我打官司。但是，如果我終於得到辯護的機會，我還是要自己為自己辯護。”從走廊的陰影裡，奧蒂斯上尉向我頻頻示意，告訴我給我的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采訪隻好到此結束。我把這個意思告訴給身遭不幸的對話人，同時準備道彆。“您還想補充幾句嗎，卡斯塔涅達博士？”“我想通過您，烏蘇盧特蘭先生，向全國報界提個建議，希望他們以儘可能冷靜和慎重的態度處理此事，希望他們考慮到犯人的神聖身份。”“我會這樣做的。再見，卡斯塔涅達博士。”我走出籠罩在沉沉的夜幕中的陰森森的第21監獄。親愛的讀者，您也好，我也好，誰也不願意幽禁在它的大牆後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