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家，宗教和飛蠅釣之間沒有明確的分界線。我們居住在蒙大拿州西部幾條盛產大鮭魚的河流交彙處。我父親是長老會牧師，也是飛蠅釣手，既自己綁製飛蠅，也教授彆人。他告訴我們，基督耶穌的門徒中就有漁夫，我們就會去設想——我和弟弟經常這麼做——加利利海上的一流漁夫全是飛蠅釣手，而最受寵的門徒約翰是一個乾蠅（此處指飛蠅釣法中使用的一種假蟲餌，它在釣魚時被拋出後會浮在水麵。——編者注）釣手。確實，每周要留出一天的時間，完全屬於宗教。星期天上午，我和弟弟保羅要先去主日學校，接著參加早禱儀式，聽父親布道，晚上要先參加“基督徒勉勵會”，然後參加晚禱儀式，再聽父親布道。而星期天下午這段時間，我們要研習一小時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並加以背誦，之後才能和他一起爬山，讓他在兩次布道之間稍事放鬆。不過，他就“小要理問答”向我們提的問題不外乎是第一問：“人的首要目的是什麼？”我們會齊聲回答，這樣如果其中一人有所遺忘，另一人也能夠順著回答下去：“人的首要目的是給上帝以榮光，並永遠以他為樂。”這似乎總能令他滿意，對如此漂亮的答語理應有此反應，再說，他也迫不及待地要爬到山上，這樣他的心靈才能得到恢複並再次充注，從而在晚間禱告時洋溢揮灑。他令自己重新振奮的主要法子，是給我們朗誦他即將用到的布道詞，並不時從早上極為成功的布道詞中東挑一句西選一句作為點綴。即便如此，在我們孩童時期極為平常的一個星期裡，我和保羅在飛蠅釣方麵所受指導的小時數，也許跟花費在其他精神事務方麵的小時數一樣多。我和弟弟成為釣魚好手之後才意識到，父親的拋餌手法其實並不高超，但他投釣精準，動作瀟灑，揮竿的手還戴著一隻手套。他一邊扣上手套扣，準備給我們授課，一邊說：“這是一種藝術，動作節奏由四拍構成，位置介於鐘麵十點至兩點之間。”作為蘇格蘭人和長老會牧師，我父親相信，人天生處於一種混亂狀態，且已從最初的優雅中墮落。不知道為什麼，我很早就有一種奇想，人從樹上下來時就變成這樣了。就父親而言，我一直不清楚他是否相信上帝是一位數學家，但他確實認為上帝可以數數、打拍子，而且隻有跟上上帝的節奏，我們才能重新獲得力量與美。不同於諸多長老會牧師，他經常會用到“美”這個詞。他扣好手套，將釣竿平舉在前，釣竿隨著他的心跳微微顫動。儘管它的長度達到兩米五六，重量卻隻有一百二十多克。釣竿用劈開的竹竿做成，而竹竿來自遙遠的北部灣。竿上纏著紅藍絲線，纏線的間距非常整齊，以使精致的釣竿具有力度，又不致僵硬到無法顫動。這個東西一般得叫作釣竿。如果有人稱之為竿子，那麼父親看他的眼神，會像美國海軍中士看一個新兵蛋子，因為他剛把來複槍叫作了槍。我和弟弟本可直接跑到外麵抓幾條魚，完全跨過準備過程中沒有絲毫樂趣的技術難題，以此作為學習釣魚的開端。不過，我們接觸父親這門手藝，目的並不在於樂趣。要是父親說了能算，任何不懂釣魚的人都不能隨意抓魚，因為那是對魚的一種羞辱。因此，你得從海軍和長老會的認知角度去接觸這門手藝，而如果之前根本沒有摸過飛蠅釣竿，你用不了多久就會明白，就實際情況和神學角度而言，人類的本質就是一種十足的混亂狀態。那個纏著絲線、重約一百二十克、隨著體內肌肉的運動而微微顫動的東西，變成了沒有頭腦的竿子，拒絕完成任何你希望它做到的簡單動作。釣竿的全部作用是把釣線、導線（此處指用於將魚鉤綁在釣線尾端的一小截兒特殊的線。——編者注）和蠅餌拉出水麵，將它們甩過頭頂，再向前拋出，使蠅餌、透明導線和釣線按順序入水，且不濺起點滴水花——要不然，魚兒會發現釣餌是假的，於是溜之大吉。當然，也有特彆的拋竿手法，人人都知道，那樣的手法很難做到，而且需要一定造詣，比如釣手身後緊靠岩壁或樹木時，釣線不能超過釣手頭部的拋竿手法，以及將蠅餌投到垂柳之下的側向拋竿。但一個簡簡單單的直拋竿手法有什麼特彆之處呢？不就是提起連著釣線的釣竿，再越過水麵把釣線拋出去嗎？是這樣的，人們在意識到錯誤而去補救之前，總會把釣竿揚得過於靠後，恰似普通人會將斧子或高爾夫球杆擺動過頭，從而把所有力量損耗在了空中；而舉起釣竿時情況更糟，因為蠅餌往往過於靠後，會被卡在身後的灌叢或岩石中。父親說，那是一種藝術，收竿幅度應當止於兩點鐘的位置，他經常還不忘加上一句“更靠近十二點，而不是兩點”。也就是說，釣竿隻能舉至頭頂上方稍稍靠後的位置（頭頂正上方即是十二點）。再者，人會本能地想方設法獲得力量，而非想著重拾優雅。所以他把釣線來來回回甩得呼呼直響，有時甚至把蠅餌從導線上甩脫出去，而他用來讓小小的蠅餌越過河麵的力量，不知怎麼就在空中把釣線、導線和蠅餌纏成一個鳥窩，在釣手前麵三米遠處落入了水中。然而，他如果設想一下釣線、透明導線和蠅餌從離開水麵到再次入水的往複經過，拋竿過程就變得比較簡單了。這幾樣東西離開水麵時，自然是較重的釣線打頭，較輕的透明導線和蠅餌緊隨其後。然而，當它們越過頭頂時，應當略微停頓一小拍，讓較輕的透明導線和蠅餌能跟上已在往前運動的較重釣線，並再次緊隨其後往下掉落；否則，處於回程的釣線會與仍處於上揚過程的導線和蠅餌碰在一起，由此纏繞形成鳥窩，落入釣手前方兩三米遠的地方並濺起水花。不過，幾乎就在釣線、導線和蠅餌往前運動的順序得以理順的瞬間，這一順序必須顛倒過來，因為蠅餌和透明導線必須先於較重的釣線進入水中。如果魚兒看到的是清晰可見的釣線，那麼釣手看見的就是黑乎乎的魚兒如飛鏢般迅速遊走。這時，他倒不如換個地方從頭再來——把釣竿高舉過頭頂，接著，往前拋竿（約十點鐘方向），再次校準。當然，四拍子節奏是基本要求。第一拍，將釣線、導線和蠅餌提出水麵；第二拍，作勢將它們直直拋入空中；第三拍，按父親的說法，拋到最高位置時，略微頓一小拍，使導線和蠅餌跟上已經開始往前運動的釣線；第四拍，發力，讓釣線越過釣竿，直至十點鐘的位置。接著，校準釣竿，讓蠅餌和導線先於釣線，輕柔而完美地飄然入水。不是說每一處都得用力，而在於清楚著力的位置。“記住，”正如父親時常說的，“這是一種藝術，動作節奏由四拍構成，位置介於鐘麵十點至兩點之間。”關於宇宙，父親對諸多事情的看法十分明確。在他看來，所有的美好——比如鮭魚和永久救贖——都來自優雅，優雅來自藝術，而藝術不會輕易得來。於是，我和弟弟照著一隻節拍器，學起了長老會風格的拋竿法。那是母親的節拍器，父親把它從城裡的鋼琴上取了下來。她偶爾會從小屋前門往碼頭方向瞥上一眼，提心吊膽，想知道如果節拍器掉進水裡，會不會浮起來。她變得極度忐忑，終於步履沉重地走下碼頭，把節拍器收了回去，於是父親雙手合在一起，打出四拍子節奏。最後，他就釣魚這個主題給我們講起了文獻知識。每每扣上手套準備拋竿時，他總想來幾句時髦話。“艾薩克·沃爾頓（艾薩克·沃爾頓（Izaak Walton，1594—1683）：英國作家，著有《釣客清話》，又譯“垂釣大全”。——譯者注），”弟弟十三或十四歲時，父親告訴我們，“不是個值得尊敬的作家。他隸屬聖公會（聖公會也稱聖公宗，是基督新教的宗派之一，與信義宗、歸正宗同屬基督新教三大主流教派。——編者注），且是個活餌釣手。”弟弟雖然小我三歲，但在釣魚方麵已經遠超過我，是他率先找到《釣客清話》並講給我聽：“那個家夥甚至把‘plete’一詞寫錯了（《釣客清話》（The pleat Angler）首次出版於1653年，作者在標題中采用的“pleat”係“plete”一詞的古英語拚寫。——譯者注）。而且，他還給牛奶場女工寫了歌曲。”我借來看了之後告訴他：“有幾首歌寫得真不錯。”他回答說：“有誰在大黑腳河邊上看到過擠奶工？”“我倒是很想，”他接著說，“讓他來大黑腳河釣上一天的魚，順便賭上一把。”這孩子說話的語氣有股狠勁兒，我毫不懷疑，他一準會從那個聖公會成員手裡贏到錢。在你十來歲時——也許一生如此——因為年長弟弟三歲，你總會覺得他始終是個小孩子。不過，我已經明白，弟弟將會是一個釣魚能手。除了訓練有素，他還具有其他東西——天賦、運氣，以及滿滿的自信。即便在那個年紀上，他就喜歡拿自己和任何與之釣魚的人打一場賭，包括他的哥哥我。看著這孩子老想拿自己賭博，還幾乎總有把握賭贏，有時好玩，有時並不那麼好玩。儘管年長三歲，但我並不覺得自己已經到了賭博的年紀。我認為，賭博屬於那些頭頂草帽的漢子。因此，最初一兩次，他問我是否“想順便小賭一把以增加樂趣”時，我既感到迷惑又覺得尷尬。他第三次讓我賭上一把時，我一定是發怒了，因為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跟我提過錢的事情，即便他真的在經濟上遇到麻煩，也從不向我開口借錢。我們對待彼此時，都會小心翼翼。我雖然常常把他當成小孩子，但絕不能以孩子的方式對待他。他從來不是“我的小弟弟”，而是熟習一門技藝的行家。他不需要任何來自兄長的建議、金錢或援助，而到頭來，我終究沒能幫到他的忙。弟兄之間最早做的事情是設法弄清楚彼此的不同，因此我對於保羅最久遠的記憶，是他喜歡賭博這件事情。他去到縣裡的幾處集市，裝得像個成人，做出一副要賭馬的樣子，隻不過沒有賭檔會接他的招兒，因為他的賭注和年齡都太小。每一次遭到拒絕時，他都會像說起艾薩克·沃爾頓以及其他被他視為對手的人那樣說道：“我真想讓那個龜孫子來黑腳河待上一天，順便跟他賭上一把。”二十出頭時，他已經在大玩俗稱“沙蟹”（沙蟹又稱梭哈，是撲克遊戲的一種，以五張牌的排列組合、點數大小和花色決定勝負。——編者注）的撲克牌遊戲了。九*九*藏*書*網生活境遇也加大了我們之間的差異。第一次世界大戰征募兵士，這立即使林木業人手緊缺，於是我十五歲便開始替美國國家林務局做事。之後的數個夏天，我都在森林裡忙活，要麼在林務局，要麼在伐木營。我喜歡森林，也喜歡工作，但有好幾個夏天，我因此沒怎麼釣魚。保羅年幼，不能整天掄斧子或拉鋸子，但就在這個年紀，他早早定下了兩大人生目標：釣魚和不工作，至少不讓工作影響釣魚。於是，他在十幾歲時找了份夏季工，到市屬遊泳池當救生員。就這樣，他每天可以在黃昏時分出去釣魚。白天呢，對著一個個穿著泳裝的姑娘大飽眼福，入夜再與她們約會。到了選擇職業的時候，他做了一名記者，在蒙大拿的一家報社。他小小年紀就幾乎實現了人生目標，在他心裡，這與《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第一個問題的答案要義並不衝突。毫無疑問，我們一家人的關係若非如此緊密，我們兄弟之間的差異也不會看起來如此巨大。主日學校的一麵牆壁上寫著一句話：神即愛。我們常常以為，這三個字就是對我們一家四口說的，與外麵的世界沒有任何關聯。因為我和弟弟很快就發現，外麵的世界到處都有混賬家夥，離米蘇拉越遠，數量越多。我們倆有個共同之處——常常自以為是硬漢。這種認知隨年齡而增長，至少持續到我們二十出頭，也許更久，之後很可能還會延續得更久遠。不過，表現在我們各自身上的硬漢風格也有差異。我是國家林務局和伐木營這種硬漢集體鍛造的產物，保羅則認為自己比任何硬漢團體都強悍。幾乎每一個上午，蘇格蘭牧師都要大費周章地逼自己的小兒子吃下燕麥片，我和母親往往看得目瞪口呆。我父親也感到吃驚不已——最初因為與他同長一副腸胃的孩子竟拒食上帝所賜的燕麥片，而隨著時間流逝，又因為他的小不點竟變得比自己更倔強。牧師暴跳如雷，他的孩子則雙手交疊，低頭看著眼前的食物，仿佛他的父親隻是在做飯前禱告。隻有一個跡象表明孩子內心的熊熊怒火——他把嘴唇咬腫了。父親越來越生氣，粥越來越涼，直到父親終於精疲力竭。當時，我們倆都確信對方是條硬漢，也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硬漢意識。保羅知道，我已經當上了森林防火隊的頭兒，而他如果前來為我做事，卻還像做記者那樣在工作時間飲酒，我會讓他去營地，補回浪費的時間，再持續不斷地巡山。我知道，讓他撲滅山火的可能性，跟讓他吞下燕麥片一樣渺茫。對於街頭鬥毆，我們秉持同一要理，假如一場鬥毆爆發在即，就要搶先出拳。我們都認為，街頭混混大多沒有他們口頭說的那麼強悍——即便外表強悍、說話不饒人的混混也不例外。他們要是突然感覺到牙齒鬆動，也隻會一邊擦嘴巴，一邊看著滿手鮮血，同時主動給一屋子的人買酒。“而即便他們還想動手，”正如弟弟所說，“架還沒打起來，你已經領先了一拳。”不過，這番理論有個問題——僅在統計數據上真實可信。你會不時遇到這樣的家夥，跟你一樣想打架，且比你更擅此道。你要是先動手弄鬆他幾顆牙齒，他可能會想法子宰了你。我想過，我和弟弟將會大打一架，而那也會是我們的最後一架。因為我們有那一番街頭鬥毆理論，所以當這一刻來臨時，那副場景活像《沙場壯士赤子心》（《沙場壯士赤子心》是道格拉斯·塞克導演的一部傳記類戰爭電影，於1957年上映，其中的戰爭場景激烈迅猛。——編者注），猛烈而迅疾。有幾個場景我沒能看見，比如母親走到我們中間，努力勸架的場景。她個子不高，戴著眼鏡，即便如此，她的視力也不太好。她此前從未看見過打架，也不清楚蹚這渾水會受到多大的傷害。顯然，她隻能在兩個兒子之間穿行。我首先看到的是她那灰白的頭頂，還有插了一把大梳子的碩大發髻；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腦袋離保羅太近，以至於我的拳頭打不到他。接著，我就看不見她了。那一架似乎突然之間自行停止了。她躺在了我們之間的地板上。我倆都哭了，然後繼續大吼大叫，打得不可開交。兩個人都嚷嚷著：“你個龜兒子，把媽媽打倒了。”她從地上爬起來，眼鏡沒了，在我們之間瞎摸索著轉圈，弄不清楚她究竟在跟哪一個說話：“不，不是你打的。是我自己滑倒了。”於是，這就成了我們之間唯一的一架。也許我們一直想弄明白，我倆誰更倔強。可兒時的問題如果到了一定時間仍找不到答案，之後就再不會有人提及。於是，我們彼此重新變得彬彬有禮，就像牆上那個句子要求我們的那樣。我們還覺得，行走在樹林裡、河流邊，自然萬物都對我們變得彬彬有禮起來。確實，我們不再經常一起釣魚了。現在，我們都已三十出頭，而此處及以後所指的“現在”都是1937年的夏天。父親已經退休，他和母親住在老家米蘇拉，保羅在州府海倫娜當記者。我已經“離家並結婚”，這是弟弟對我的人生大事的說法。當時，我與妻子一家住在狼溪鎮，但因為這個小鎮離海倫娜隻有六十來公裡，所以我們仍舊時不時地見麵，當然也就意味著可以不時一起釣釣魚。實際上，我這次來海倫娜看他，就跟釣魚有關。同時，我也是奉嶽母之命。我不太樂意，但我敢肯定，弟弟最終會答應。他從不憑空對我說不，他熱愛我的嶽母和妻子，並將她們劃入牆壁警句所指的對象，儘管他一直未能明白“我是怎麼想的”，也就是我怎麼會想到結婚這件事。我在蒙大拿俱樂部前碰到了他。這棟樓是一群有錢的金礦老板建造的，坐落在所謂的“最後的希望之穀”那個發現黃金的地方。儘管才上午十點鐘，我仍有一種預感，他要喝上一杯。發問之前，我有事情要告訴他。我說完之後，弟弟說：“歡迎啊，淋病客嘛。”我對他說：“善待他吧，畢竟他是我小舅子。”弟弟說：“我不跟他釣魚。他來自西海岸，用的還是蚯蚓活餌。”我說：“彆這麼說。你是知道的，他生長在蒙大拿，隻是在西海岸工作，這次是回來休假。他都寫信跟他媽媽說了，想跟我們一起釣魚，尤其想跟你一起釣。”弟弟說：“其實吧，西海岸哪一個人不是在落基山脈出生的呢？因為學不會飛蠅釣，所以才搬到西海岸，當起了律師、注冊會計師、飛機公司老總、賭客，或者摩門教（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在坊間常被稱為摩門教，它不屬於基督信仰各宗派運動的任何一個分支，自成一派。——編者注）傳教士。”我拿不準他是否準備要去喝上一杯，不過他肯定已經喝過了。我們站在那兒，彼此打量著，都很厭煩局麵的走向，但又小心翼翼地不讓分歧越拉越大。不過，我們對我小舅子的看法其實並不太懸殊。就某些方麵而言，我比保羅還討厭他。因為某個不喜歡的人而看老婆臉色，這可不是什麼樂事。“再說，”弟弟說道，“他是個活餌釣手。從蒙大拿去到西海岸的小子一個個在酒吧坐到深更半夜，互相吹噓自己的童年時代，說什麼打過獵、下過套，還整過飛蠅釣。可回到家時，他們不在門口親吻自己的母親，而是端著紅色的希爾兄弟（希爾兄弟是美國著名的咖啡品牌，成立於1878年。——編者注）牌咖啡罐，跑到後院翻找蚯蚓。”海倫娜那家報紙的文章大多由我弟弟和他的編輯撰寫。作為行將消失的小鎮編輯之一，那位編輯屬於典型的人身攻擊者。他一大早就開始喝酒，這樣便可以一整天不用對任何人心懷愧疚。他和我弟弟對彼此大為景仰。城裡的人都害怕他們，尤其因為他們文筆犀利。在互懷敵意的社會裡，他們需要，而且享有來自家庭的愛。至此，我已經清楚，自己這是在阻止弟弟買酒喝，可他明白無誤地說道：“咱們進去喝上一杯吧。”我犯了個錯誤，說起話來就像自己不敢出門，還要指責他的品行。我說道：“保羅，抱歉，但這會兒就開始喝酒，是不是早了點兒？”意識到自己得趕快再說些彆的什麼，我也就未能把自己的品行表現得有多好——至少在我自己看來是這樣。我又說道：“是弗洛倫斯讓我跟你說的。”我討厭自己把責任推到嶽母身上。她之所以贏得我和保羅的熱愛，部分原因是她長得像我們的父親。他們都是經加拿大來到美國的蘇格蘭人，都有一雙藍眼睛和滿頭淺棕色頭發——年輕時都是紅色。他們說“about”這個詞時都帶有加拿大口音，而如果寫詩，他們會用“snoot”與之押韻（加拿大部分地方的人說“about”時，“out”部分的開口程度不如美國人，近似於“snoot”中“oot”的發音。——譯者注）。但是，我並不感到內疚，因為確實是她讓我開口求人。再者，她說的話既有事實，也有奉承的成分，這讓我迷惑不已。“儘管我對釣魚一竅不通，”她說，“但我知道，保羅不管走到哪裡都是最好的釣手。”這句話含義複雜。她知道該如何把魚清洗乾淨，去做男人忘了做的活兒。她知道該如何煮魚。最重要的是，她總會一邊盯著釣手的竹筐一邊大聲發出“哎呀，哎呀”的讚歎。所以，她們那一代女性所能了解的捕魚常識，她都清清楚楚，儘管她對釣魚本身絕對一無所知這一點也是實情。“我很希望尼爾能跟你倆一塊兒玩。”末了，她這樣說道，無疑指望我們既能點撥他的釣技，更能改善他的人品。鎮上的人對我和保羅以“牧師家的小子”相稱，都不願當著自己孩子的麵提到我們兩個人，可這位蘇格蘭女士將我們視為“指路人的兒子”，又是飛蠅釣手，在齊腰深的冷水裡一站就是一天，麵對各種真正的但並非無法克服的難題，這對品行確是一種考驗。“可憐的孩子。”她帶著濃重的蘇格蘭卷舌音“r”說道（原文是“Poor boy”，“poor”帶“r”音。——譯者注）。相較於其他大多數女性，蘇格蘭母親不得不對移居和犯錯抱持平常心態。在她們看來，兒子都是浪子，回家的時候理應有人迎接。而在迎接男性親人歸家方麵，蘇格蘭男人矜持得多，且很大程度迫於女人們施加的巨大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