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各民族在這些規章製度運作下，漸漸融入羅馬這一稱號和羅馬人民之中。但無論哪個行省，每個家庭裡都有人處於悲慘境地，他們背負社會重擔，卻無法分享福利。在自由城邦時代，家奴受儘專製暴虐的苦楚。帝國在初期用燒殺掠奪的手段打天下，奴隸大多來自蠻族戰俘，由於可以從戰爭中獲得成千上萬的奴隸，所以價格便宜。（在盧克盧斯（117 B.C.—58 B.C.，羅馬大將）的營地裡，1頭牛值1瑞笛，而1個奴隸賣4瑞笛，或者是3先令，見普魯塔克的《盧克盧斯傳》。）這些人已過慣自由自在的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打開桎梏尋求報複。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奴隸叛變事件，使共和國瀕臨毀滅邊緣。為對付內在敵人，隻有設立嚴苛法條，運用殘酷手段，為求自保，一切做法都被視為公平合理。但當歐洲、亞洲和非洲的主要國家都統合在一個主權的法律體係之下，從外國獲得奴隸的來源日益稀少，羅馬人隻有換一種溫和的手段和冗長的方式，即用繁殖來維持需要。很多家庭鼓勵奴隸婚配生子，特彆是有田產的大戶更是如此。情感的作用、教育的陶冶及財富的獲得，都可減輕被奴役的痛苦（參考格羅特（1560～1624 A.D.，荷蘭考古學家）和其他收藏家的搜集品，有大量碑銘由奴隸具名，以紀念其妻兒、朋友和主人，幾乎都在帝製時代。），奴隸能否幸福視主人的性情和處境而定，等奴隸成為更有價值的財產後，主人必定會對其更加仁慈，不是基於畏懼心理，而是關切到自身利益。皇帝的德行和政策使這種處理方式加速進行，哈德良和安東尼都曾頒布詔書，將法律保護的範圍延伸到奴隸。裁定奴隸的生死雖有規定，卻長期被非法濫用，要將這種權力保持在官吏手裡，私人不得任意乾預，廢止設立地底監牢。奴隸若受到無法忍受的嚴苛待遇，可向特設法庭申訴。被冤枉的奴隸會得到釋放，或是換一個較不殘暴的主子。希望是人們處於不幸時最大的慰藉，對奴隸而言也不例外。他們儘量使自己發揮長處，獲得主人喜愛，勤勉而忠誠地工作幾年後，很自然地就會期盼主人給予無價獎賞——得到釋放成為自由之身。主人會生出仁慈之心，說不好聽是因為虛榮和貪婪之故。但官方認為此過度的寬厚義舉，不應鼓勵，且要用法律來抑製，以免濫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麵。古老法條明確規定，奴隸是無國籍的人，但得到自由後，由於他的恩主是政治體製的一分子，所以他才獲得允許參與其間的活動。這些法規到後來被當作特權，濫用在羅馬城那些卑劣而雜亂的群眾身上。因此官方又設定了新規定：隻有提出正當理由，報請官員批準，經合法手續，正式釋放的奴隸，才能追隨恩主加入政治體係。即使這些經過篩選的奴隸獲得了自由，也僅僅是擁有一般生活意義上的公民權，他們被很嚴格地排除在行政和軍事的職責以外。不管他們的兒子有多大的功績和財富，這些自由人還是不夠資格在元老院占上一席之位，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後，這種奴隸的出身也不一定能夠完全清洗乾淨。要是不能摧毀階級的區隔，自由和榮譽對他們而言，仍是遙不可及的遠景。那些自負而抱著偏見的公民，仍蔑視他們不是人類的一分子。曾經有人提案規定奴隸要穿著特殊的衣服以示區彆，但是叫人擔心的是，一旦奴隸知道自己有這樣大的數量，可能會釀成危險。奴隸的數目成千上萬根本算不清楚，（普林尼認為不事生產，僅供羅馬人擺場麵使用的奴隸就有1萬至2萬人之多。）就比例上說，奴隸比仆人要多得多，更被看成財產的一部分，不像仆人要付薪資，數量可以算得出來。（在巴黎的各類傭人大約有4.37萬人，占居民總數不到12%。）年輕的奴隸要是有天分，就被送去學手藝和技術，這個時候他們的身價就看本領的高低來決定。（有學識的奴隸身價值數百英鎊，阿提庫斯（西塞羅的友人，雙方有大量書信存世）總是親自教導他們。）在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議員家裡，無論是用頭腦（羅馬有很多醫生都是奴隸。）還是靠體力的行業，幾乎都由奴隸來擔任；高官厚爵講究排場和聲色之娛，那種奢侈豪華的程度已超過現代人的想象。對商賈和作坊而言，買個奴隸比雇用工人更劃算，在鄉村的奴隸是農業生產最便宜而有效的工具。為了證明奴隸的數量是如此龐大，可以舉出一些實例來說明：我們得知在羅馬有一座殿堂，臨時關著400名待處決的奴隸，（塔西佗的《編年史》第十四卷提到，奴隸的主人若被謀殺，奴隸因未儘保護之責，全都要受到處死的懲罰。羅馬法律規定，主人在家中被殺，家中奴隸全要處死。）這種狀況確實極為悲慘。阿非利加有位寡婦，把同樣數量的400名奴隸，隨著一份產業私下交付給她兒子，自己保留的財產還要更多。在奧古斯都統治時代，有位當過奴隸的自由人，他的財產經過內戰遭到重大的損失，但仍舊還有3600頭牛，其他的家畜和家禽有25萬隻，以及包括在牲口項目之內的4116名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