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受到哥特人蹂躪，而阿爾卑斯山以外的行省，為連續幾位軟弱的僭主所壓榨時，不列顛島與羅馬帝國母體發生分離。防守遙遠行省的正規部隊逐漸撤走，毫無防衛能力的不列顛被放棄給撒克遜海盜，還有愛爾蘭和喀裡多尼亞的野蠻人。不列顛人已經陷入絕望局麵，無法依賴一個正在衰亡的君主政體，給予緩不濟急而又極不可靠的援助。他們帶著武器集結起來驅退入侵者，察覺到自己竟有如此實力，為這個重大的發現而樂不可支。（佐西穆斯提到不列顛和阿摩裡卡的叛變，隻是簡短的幾句話。古物學家，甚至連偉大的卡姆登，由於對歐陸的曆史不夠了解，也犯了很多錯誤。）遭受同樣的災難所帶來的痛苦，也激發起類似的精神力量，阿摩尼卡各行省（這個名稱包括高盧從塞恩河到盧瓦爾河的濱海地區）（兩位國家地理學家瓦羅瓦和丹維爾，在他們的作品《古代高盧一覽》裡，定出阿摩裡卡的界限，這個名字在過去表示很廣泛的地區，後來的範圍縮小很多。）決定拿鄰近島嶼做榜樣，效法他們的行為。這些地區的羅馬帝國的行政官員都服從篡奪者君士坦丁的權威，現在全部被驅除一空。人民建立起自由的政府不像過去那樣一直是專製主子手下的臣民。不列顛和阿摩尼卡的獨立獲得霍諾留的首肯，當時他是西部帝國的合法皇帝，來函特彆囑咐新興的國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這可以解釋為永久和絕對放棄原有的統治權力，從某種程度上看這種主張獲得了事實的證明。就在高盧的篡奪者相繼敗亡後，濱海的行省又重新並入帝國的版圖，然而他們的歸順不是完全心悅臣服，經常會出現不穩的狀況。人民產生自負、多變而叛逆的性格，不論是為了爭取自由還是免除奴役都與帝國形成勢不兩立的局麵。阿摩尼卡雖然不再維持一個共和國的形式，但還是經常受到煽動，引起帶來毀滅性災難的叛亂（杜博斯神父的體係，就這部分而言，我認為要提出抗議，孟德斯鳩也大聲疾呼加以反對。）。不列顛的喪失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普羅科皮烏斯曾經提到這件重要的史實，一般人都忽略不加理會。甚至就是比德（673～735A.D.，英國天主教神父和教會史學家，死後被封為聖徒）也知道，羅馬人最後是在霍諾留統治時期離開不列顛。然而現代的曆史學家和古物學家，都延長了羅馬人的統治期限。有些人認為從他們離開到撒克遜人抵達，其中的間隔隻有幾個月的時光。）但皇帝對一個遙遠行省的獨立，抱著默許的態度是非常明智的做法。這種分離不會因為不列顛人的譴責暴政或是羅馬人的懲處叛逆而給雙方帶來無法避免的痛苦，官員基於國民之間的友誼，就會自動自發尊重相互的利益，根據聯盟和防護的權利義務建立雙方的關係。（比德沒有忘記為對付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不列顛偶爾可獲得軍團援助。以後還有更為可信的證據，獨立的不列顛人征召1.2萬人，到高盧為安特彌烏斯皇帝服役。）不列顛的變革使得政府和軍事的人為結構為之冰消瓦解，獨立的國家在這40年間（409～449 A.D.），為教士、貴族和自治市鎮的權勢所統治，一直到撒克遜人入侵為止。（我有義務說清楚曆史真相，這一節所敘述的情況，有的隻能靠臆測和類推。我們的語文在表達方麵很呆板，有的地方不合文理，隻能舍棄多餘的修飾而采用單純的陳述。）其一，隻有佐西穆斯對這種很特殊的處理方式留下了記錄，他非常確切地提到，霍諾留的信函是寫給不列顛的城市的。在羅馬人的保護之下，麵積遼闊的行省有92個重要的市鎮在幾個區域興起，其中有33個城市因為獲得某些特權，或是處於重要的位置，較之其餘的市鎮顯得更為突出。（這33個城市都有明確的記錄，其中2個是自治城市，9個是殖民區，10個是比照拉丁地區給予公民權的城市，還有12個是有納稅義務的城市。）每一個這樣的城市跟帝國其他行省的城市一樣，成為合法的法人團體。這些城市的目標是要符合國家的政策，完全依據羅馬製度的原始模式，將自治政府的權力分配給任期為一年的官員、一個民選的元老院以及人民大會。因而年度歲入和財務的管理、民事和刑事審判的運作、公用共事務的計劃和執行，全部依法行事，就像一個具體而微的共和國。等到他們矢言獨立時，城市和鄰近區域的青年，自然就投身在民選官員的旗幟下麵列陣。但禍亂之源是人人都想在政治團體裡獲得利益而不用承擔責任，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不列顛在恢複自由權利以後，可以免於群眾的喧囂和黨派的傾軋。對於家世和財富方麵高人一等的上層階級來說，那些行事大膽而眾望所歸的市民難免要侵犯到他們的特權。傲慢的貴族抱怨他們成了臣民的仆從，有時就會緬懷專製國君的統治。其二，每個城市的管轄權涵蓋鄰近的地區，元老院那些繼承了世襲影響力的主要議員都支持此製度。較小的城鎮、村莊和地主顧及本身的安全，也要依附這些在發展中的城邦好獲得庇護，城市吸引力所及的範圍要視財富的多寡和居民的數量而定。但家業龐大的世襲領主不願受製於附近有實力的城市，渴望成為獨立自主的王侯，擁有決定和平與戰爭的權力。他們原先附庸風雅展現意大利風格的花園和田莊，很快變成堅固的城堡，一旦發生危險的狀況，可以為鄰近的鄉土提供防護作用。土地的收益用來購置武器和馬匹，並維持一支軍事力量，其成員是奴隸、農民和一群投靠他們的烏合之眾。在自己領土內的酋長具有的權力就像一個民選官員。不列顛有一些酋長可能真是古代國王的後裔，但還有比真實數字更多的人會采用尊貴的家譜，申辯被愷撒們所篡奪的繼承權利。（活躍而博學的古物學家認為，有幾個部族的不列顛君王，從克勞狄到霍諾留時代，雖然有較次級的管轄權，但還是在繼續實施統治。要是我們采用這種不可能的說法，那倒會比較容易解釋他們為何能在之後獲得權力。）他們的處境和希望使他們喜愛祖先的服裝、語言和習慣。要是不列顛的王侯恢複到蠻族的狀況，城市還是會保持著羅馬的法律和生活方式。整個島嶼會因兩個不同的國家派係而形成分裂，由於利益和憎惡引起的怒氣，再度陷入成千上萬的戰爭和傾軋之中。國家的實力無法聯合起來對付國外的敵人，反而在無謂的內部口角中消耗殆儘。當某一個人的功績遠超同儕，必然會成為英明的領導者，等到他能夠奪取鄰近城市的自由權利，就會擢升到僭主的高位，使得不列顛在擺脫羅馬政府以後再度受到專製的壓迫。其三，不列顛教會由30到40名主教組成，加上適當比例的次級教士。他們的處境不夠富裕（對他們而言已經是貧窮），所以會產生舉止得當和堪作表率的行為，以獲得公眾的尊敬。教士的利益和性質都使得他們讚同和平，並且要與情意相投的國家取得協同一致的步調，在平常的講道中把這些經驗教訓諄諄告誡所有的教徒。主教會議也可以說是國家最有分量和最具權威的集會，在這樣的商議過程中，各地的王侯和官員與主教混雜坐在一起，自由討論和爭辯國家和教會的重要事務，要調停不同的意見，建立盟邦的關係，征收所需的稅賦，做出明智的決定，同心合力地執行。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不列顛人普遍同意要從主教中選出一個不列顛人的首領，也就是獨裁官。不過，像這種值得主教們關注的事情，卻為宗教的狂熱和迷信的行為所乾擾，不列顛的教士一直處心積慮想要根除貝拉基異端，這不僅引起大家的憎惡，也在本鄉本土給他們帶來侮辱。高盧的行省一直對羅馬帝國百依百順，不列顛和阿摩裡卡的反叛，把尋求自由權利的風氣傳播到高盧，這是非常明顯而自然的事。在一份正式的詔書中，霍諾留皇帝以如父執輩一般關愛的語氣（君王都是如此表達，卻很少讓人感受得到）強烈地保證，要召開7個行省的年度會議（418 A.D.）。這個名稱特彆適合阿基坦以及古老的納博訥，很久以來他們就將凱爾特人的粗魯和落後改變為意大利人的文雅和進步。（在《職官誌》裡有很明確的證據，7個行省是維尼西斯、濱海阿爾卑斯、第一和第二納博訥、諾溫姆·波普利以及第一和第二阿基坦。杜博斯神父依據欣克馬爾的著作，將第一阿基坦換成了第一盧格杜尼西斯或稱裡昂尼斯。）阿爾勒是首府，也是商業中心，被指定為舉行會議的地點。通常每年從8月15日到9月13日，連續舉行28天的會議。參加的人員是高盧的禁衛軍統領以及7個行省的首長，7個首長中其中一個的頭銜是總督，6位是省長，加上60個城市的官員和主教，還有就是身份和地位很高的富有地主。人數多少並不清楚，但是要具備相當的資格，這些人也可視為各地區的代表。會議經過授權可以解釋和傳達君王所頒布的法律，聽取省民申訴所受的冤屈和願望，緩和過重和不公的賦稅，集思廣益討論地方和國家的重大事件，著眼於恢複7個行省的.99ｌib.和平與繁榮。要是圖拉真和安東尼普遍建立這種製度，使得人民關心政府，產生生死與共的感情，羅馬帝國就會珍惜眾誌成城的智慧和功業，將這種觀念傳播到每一個角落，臣民獲得應有的權利就會鞏固國君的寶座。專製政體的行政權要是被濫用，那麼在會議的調停和乾涉之下，就某些方麵來說會產生製止和修正的效果。全體公民和自由民的武力可以用來抵抗外敵，保衛國家的安全。人民的自由權利可以發揮溫和施政與慷慨獻身的作用，羅馬帝國仍舊可以保持天下無敵和永垂不朽的聲威。要是這一製度的規模過大或者因人事變遷而無法存在下去，那麼主要的成員也許就可以各自保持活力及獨立。但當帝國衰亡到病入膏肓時，才遲遲運用局部的治療方式，可以說無法收到任何重大而有益的成效。霍諾留皇帝之所以表示驚奇，是他必須迫使勉為其難的行省接受這種特權，而照理來說應該是由行省向他提出懇求才對。為此他不得不規定不出席會議的代表要罰鍰3或5磅的黃金，看來他們是把霍諾留給予的自由當成是虛幻的禮物而不願接受，反而認為這是壓迫者最後給予他們的殘酷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