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的名聲，尤其是奇跡的發生，催生了非常誇張的說法，說是從波羅的海地區遷移過來的大軍甚至整個種族，全都悲慘地滅亡在佛羅倫薩城下。確實拉達蓋蘇斯本人、他的勇敢而忠誠的夥伴以及占據各自種族三分之一以上的蘇維彙人、汪達爾人、阿蘭人和勃艮第人，追隨著將領的旗幟全軍覆沒。（《普洛斯帕編年史》有明確的記載，使佛羅倫薩的勝利減少奇跡的成分，與意大利、高盧和日耳曼的曆史發生密切的關係。）這樣一支聯合大軍真是令人驚奇，不過引起分裂的原因倒是非常明顯而有說服力：家世出身所產生的驕縱心理、英勇行為帶來的傲慢無禮、高高在上的指揮激起的嫉妒羨慕、不願屈居下屬的憤怒情緒、各持己見不願讓步的爭執，種種因利益和情感所產生的對立不和，在這麼多的國王和武士之間不斷發生，何況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謙讓和服從。拉達蓋蘇斯被擊敗後，日耳曼還有兩個很大的群體，人數都在10萬以上，仍舊維持著相當的武力，在亞平寧山和阿爾卑斯山之間，或是在阿爾卑斯山與多瑙河之間流竄，很難確定他們是否想為領袖之死雪恥複仇，或僅僅是想發泄憤怒的情緒。斯提利科的謹慎和堅定使蠻族的目標發生轉變，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既阻止他們進軍，又不阻止他們撤離。他最關心的是羅馬和意大利的安全，至於犧牲遙遠行省的財富和安寧，在他而言不僅漠不關心，而且在所不惜。（奧羅修斯和傑羅姆提出嚴正的指控，說斯提利科誘使蠻族入侵。其實，他們所說的“誘使”表示間接的意義，斯提利科為了救意大利而犧牲了高盧。）潘諾尼亞的逃兵加入了蠻族的陣營，使他們明了整個地區和道路的狀況。阿拉裡克曾經計劃入侵高盧，最後卻是由拉達蓋蘇斯大軍的殘部著手執行。（比亞伯爵感到滿意，在入侵高盧的日耳曼人當中，有三分之二人員是拉達蓋蘇斯大軍的殘部。有關這部分的敘述，可以參閱《歐洲古代通史》。我與這本膾炙人口的巨著失之交臂，直到公元1777年才精心，在公元1771年我發現的很多觀念，竟與本書不謀而合。）然而，要是他們抱著一廂情願的想法，以為居住在萊茵河兩岸的日耳曼部落會給予他們幫助，那麼希望就會落空。阿勒曼尼人保持無所作為的中立態度，法蘭克人用忠誠和勇氣來防衛羅馬帝國的安全。斯提利科為了應付目前的局勢，第一步行動是儘快從萊茵河順流而下，目的是籠絡住黷武好戰的法蘭克人，使其不致有變，以確保雙方牢固的聯盟關係，還有就是使威脅共和國和平的心腹大患能夠離開意大利。馬爾科米爾是法蘭克人的一位國王，他違反了本應遵守的條約，在羅馬官員主持的法庭公開定罪，對他最後的判決卻相當仁慈，隻是將他流放到遙遠的托斯卡納行省。這種罷黜有損國王的尊嚴，卻沒有激起臣民的憤慨，他們反而處死想要替他報仇的桑諾，並且忠於斯提利科所選擇支持的國王。當北部的民族大遷移，引起高盧和日耳曼的邊境動蕩不安時，法蘭克人英勇迎戰由汪達爾人組成的大軍。汪達爾人根本不顧敵手過去給他們的教訓，再次與蠻族聯軍分離，采取單獨的作戰行動，結果因為魯莽輕進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兩萬汪達爾人連同他們的國王戈迪吉斯克拉斯在戰場被殺。要不是阿蘭人的騎兵隊前來解救，揮軍蹂躪法蘭克人的步兵，汪達爾人整個民族都會遭到滅絕的命運。法蘭克人在進行了堅強的抵抗後，被迫放棄無法占到優勢的鬥爭。戰勝的同盟軍向前追擊，在那年最後一天（公元406年12月31日），此時嚴寒的季節已經使萊茵河全部凍結，他們在毫無抵抗的狀況下揮軍進入高盧未設防的行省。蘇維彙人、汪達爾人、阿蘭人和勃艮第人這次的入侵具有曆史意義，他們再也沒有後撤。這可以被看作羅馬帝國在阿爾卑斯山以外地區衰亡的先兆，萊茵河這一天然的屏障已完全被突破，再也無法起到分割野蠻和文明國家的作用。日耳曼的和平，多少年來一直取決於法蘭克人的歸附和阿勒曼尼人的中立，但在此時，羅馬的臣民絲毫沒有覺察到趨近的災難，還在享受平靜和繁榮的景況，很少會為高盧邊境的安定祈福。他們的牲口和牛群獲得允許在蠻族的草地放牧，獵人深入幽暗的黑希尼亞森林，既不畏懼也無危險。（克勞狄安敘述高盧邊疆的平靜和繁榮。杜博斯神父認為放牧地點在阿爾巴河（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小溪，流過阿登森林）而不是阿爾比斯河，就詳述高盧牛群放牧在易北河所出現的危險狀況，真是何其愚蠢!就詩人的地理觀而論，易北河和黑希尼亞森林與日耳曼的任何一條河流，或任何一座森林無異。克勞狄安經不起我們研究古代曆史的學者嚴格檢查。）萊茵河的兩岸就像台伯河一樣，到處都是優美的住宅和耕種的農莊。要是一個詩人順流而下，他會疑惑不知哪一邊是羅馬人的疆域。這種和平與富裕的景色突然變成赤地千裡的大漠，隻有冒煙的廢墟使人為的荒蕪有彆於自然的孤寂。門茨這個蓬勃發展的城市，遭到蠻族的入侵，全城被毀無寸瓦之覆，數千基督徒在教堂遭到慘無人道的屠殺。沃姆斯受到長期圍攻一直堅守不降，城破後市民已無噍類。斯特拉斯堡、斯皮爾斯、蘭斯、圖爾奈、阿拉斯和亞眠，都忍受著沉重的負擔，遭到日耳曼人殘酷的壓迫。毀滅一切的戰火從萊茵河畔蔓延開來，遍及高盧17個行省的大部分區域。把海洋、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間的人民富足而範圍廣大的國度，全部放棄給蠻族。他們把教會的主教、元老院的議員以及處女，全部混雜在一起驅趕著前行，大車裝滿從他們的家庭和祭壇上搜刮來的戰利品。我們感激神職人員借這個教誨基督徒悔改的機會，隱約描述出公眾遭受重大災難的狀況。他們認為世間的罪行引起神施以正義的製裁，人類在這個邪惡而奸猾的世界，被當成易消亡之物受到拋棄。但佩拉吉安派（公元405年佩拉吉安派的教義首次掀起風波，10年之內在羅馬和迦太基受到譴責，聖奧古斯丁經過一番鬥爭終於大獲全勝，但希臘教會對敵手頗表讚同。民眾在了解以前，並沒有參與爭論（這點倒是令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挑起了爭論，他們試圖探測慈恩和宿命的深淵。拉丁教士很快便將之嚴肅采納，對於上帝下令施行、預見或容許一連串的道德與自然的災禍，貿然地去權衡背後的原因，既不現實，也是錯誤的。受苦人民貿然地將他們的罪行和災難，與他們的祖先對比，同時他們指責神聖的正義，沒有將人類之中的弱者、無辜和幼童從毀滅之中加以赦免。無用的爭論忽視了不變的自然法則，那就是無辜者可以得到和平，勤奮者可以得到富足，英勇者可以得到安全。拉文納宮廷的政策怯懦而自私，要召回帕拉丁（內衛）軍團來保衛意大利，剩下的部隊無法勝任艱難的使命。蠻族的協防軍寧願不受軍紀的約束，任意掠奪物品來獲取利益，也比正常和有限的薪餉要好得多。高盧行省遍地都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他們保衛著田園、家人和祭壇。要是他們無懼死亡，就值得說服以為己用，隻要他們還在乎生長的鄉土，就可以作為不斷阻擋蠻族入侵的無法克服的障礙。蠻族缺乏紀律和武器，隻要這致命的缺點繼續存在，就會因為久經戰陣導致兵員數量屈居劣勢，最後降服於人口眾多的國家。當查理五世入侵法蘭西時，他審問一名戰俘，從邊界到巴黎要幾天的行程。“或許要12天，不過這將是我們打敗你所需的時間。”如此英勇的回答，遏製了野心勃勃君王的傲慢自大態度。霍諾留的臣民有彆於弗朗西斯一世的臣民，他們所表現出的氣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不到兩年的工夫，波羅的海的野蠻人就已經將部隊分散開，每一支部隊的人數都少到可忽視的地步，即使如此，他們依然沒有經過任何一場作戰就挺進到比利牛斯山的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