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列顛的叛變和格拉提安被弑(383~387 A.D.)(1 / 1)

世人雖認為格拉提安的品德已經墮落,但隻要沒有傷害到軍隊,激起軍方的厭惡之心,倒也不會危及他統治的安全。年輕的皇帝聽從老師的教導,宣稱自己是軍隊的朋友和學生,花很多時間在軍營裡與大家親切交談。對於忠心耿耿為自己服務的部隊,要把他們的健康、生活、酬勞和職位視為最關切的事務,如此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等到格拉提安不理政事沉溺於狩獵活動,大臣中若是有人具有高明的狩獵技巧,君臣就會常聚在一起,從而產生密切的感情。例如有一小隊阿蘭人從軍隊被派到皇宮擔任勤務,他們以前就習慣在西徐亞廣闊無邊的平原上遊獵,高盧的林園和圍場相形之下小得多,使他們的精湛技能更能大顯身手。這支受到寵愛的衛隊,格拉提安對他們的才乾和習俗都讚不絕口,因信任他們而讓他們單獨負起護衛皇帝安全的工作。他經常穿著西徐亞武士的裝束,帶著他們的武器,背負長弓和華麗的箭囊,身著毛皮製成的服飾,出現在士兵和人民的麵前,好像有意引起公眾反感。羅馬君主的這幅打扮,等於是在否定本國的體製和習俗,使軍團所有成員的內心充滿悲憤和惱怒;(佐西穆斯和小維克托都把發生動亂的原因,歸於格拉提安偏愛阿蘭人,引起羅馬軍隊的不滿。)即使是在帝國軍隊裡可怕而強大的日耳曼人,他們也對北國蠻子的奇裝異服表露出不屑一顧的態度。誰知這些來自北國的野蠻部族,不到幾年工夫,就從伏爾加河浪跡天涯來到塞納河畔。一股理直氣壯而且毫無顧忌的怨聲,在帝國西部的軍營和守備部隊中滋長回響。溫和而怠惰的格拉提安低估了事態的嚴重性,沒有及早撲滅不滿的征候;由於缺乏臣民的愛戴和尊敬,因此臣民對君王不會產生畏懼之心,君王也無法發揮影響力以獲得所期望的支持。想要推翻現存的政府,事實上是極為困難的工作,從君士坦丁建立帝國的政策以來,帝位就受到傳統、法律、宗教以及政軍權力平衡等重要因素的保護,因此格拉提安的帝位穩如泰山。探求不列顛產生叛亂的原因並非重點,意外事件通常是社會騷亂的根源,但叛變的種子隻有落在僭主和篡奪者的手裡,才會生根發芽茁壯成長。駐守偏遠島嶼的軍團,長久以來就以彌漫著僭越傲慢的風氣而著稱於世。(傑羅姆(347~419A.D.,聖徒、翻譯家和修道院院長)在佩拉吉安教義的論戰中,說出發人深省的名句:“不列顛行省是培養暴君的溫床”,這使得參加爭辯的本地學者都感到很不是滋味。)馬克西穆斯的大名在天下板蕩之時脫穎而出,獲得士兵和省民異口同聲的一致擁戴。在他的命運還未確定之前,這位未來的皇帝如今卻隻是一個帝國的叛徒。他是西班牙人,受到狄奧多西這位同鄉、戰友和對手身登大寶的刺激,因而激發起羨慕和憤恨之心。他一生主要的事跡都發生在不列顛,並非我不願找出他結婚的證據,但隻找到一些傳言,說他與一個領主的女兒訂有婚約,這位領主的領地在卡納芬夏(海倫娜是優達的女兒,其禮拜堂仍存於西塞哥,即現今的卡納芬。有見識的讀者對於諸如此類威爾士的證據不會感到滿意。),相當富有。馬克西穆斯身處省級的職位被看作他出身寒微或者是被放逐的證據;如果他之前已經獲得了任何文職或軍事職位,他就不會僅被任命為總督或將領的職位。(卡姆登(1551~1623A.D.,英國史家)說馬克西穆斯是不列顛的總督。這位研究英國古文物先驅的意見被後代子孫深信無疑。帕卡圖斯和佐西穆斯努力要防止此種錯誤,我采用他們兩人的決定性證據。)那個時代隻要是能做持平之論的作家,都承認他有卓越的才能和廉潔的操守,他可說功勳彪炳,雖然是狄奧多西的手下敗將,但仍受到當代人士推崇。馬克西穆斯雖感到不滿,但並沒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僅是指責君主的行為而已,但如此一來卻煽動了部隊的情緒,使得流言四起,怨聲載道。但在群眾的騷動之中,他可能是故作姿態,也可能是沒有嚴詞拒絕,最後還是接受了帝位。當然他發表的聲明也相當可信,宣稱是他因險惡的局麵而不得不接受紫袍加身。(蘇比西烏斯·塞維魯(363~420A.D.,早期基督教修道士)和奧羅修斯(4世紀神學家和史學家)都認同馬克西穆斯的清白和功勳。但奇怪的是,佐西穆斯作為格拉提安的死對頭沒有幫他說話。)然而,背叛帝國同樣會麵臨危險。從此刻起,馬克西穆斯離棄正統合法的君主,違背忠誠服務的誓言,要是他將自己的雄心壯誌局限在狹小的不列顛,不僅沒有長治久安的希望,甚至難保自己的性命。他勇敢而明智地決心阻止格拉提安的暴政;不列顛島上的青年蜂擁而入他的麾下,之後他將艦隊偽裝成不列顛的移民,襲擊了高盧。(厄舍大主教費了很多心血搜集不列顛和歐洲大陸的傳說。這次大遷移包括3萬名士兵和10萬名平民,後來這些人定居在布列塔尼。遷移途中,早已指定的新娘,包括聖烏爾蘇拉在內,有1.1萬名貴族和6萬名平民的處女,航線錯誤在科隆登陸,全遭匈奴人殘酷謀害。)皇帝平時住在巴黎,得到敵軍接近的警報後,立刻把原本浪費在獅子和黑熊身上的標槍,用來對付叛賊,但因積弱太久且積習已深,狀況已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地步。等到大事臨頭,軍隊的防守能力無法發揮任何作用,唯一可恃之處是人民和盟友的支持。高盧的軍隊不僅沒有阻止馬克西穆斯的進軍,反而興高采烈地用忠誠的歡呼迎接王師。就連高盧的民眾也表現出支持馬克西穆斯的態度,這讓君王感受到了被背叛的羞辱。部隊的職責是保衛皇宮,但現在位於巴黎附近的軍隊,首度丟棄了格拉提安的旗幟。九九藏書西部的皇帝向著萊昂逃亡,隻有300名騎兵隨護,他希望在沿路的城市得到庇護,或至少允許他通過。然而殘酷的現實是,每處城門緊閉,不肯接納落難的君主。即使如此,要是他沒有被萊昂行省奸詐的總督出賣,還是可以安全抵達自己兄弟的領地,並帶著意大利和東部的部隊打回去。格拉提安聽到萊昂總督矢言忠誠的保證感到安心,懷著獲得支持的希望。誰知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等到馬克西穆斯的騎兵主將安德拉蓋西烏斯領軍抵達,他的願望全部落空。斷然執行篡賊命令的軍官毫無憐憫之情,等格拉提安用過晚餐後,就將他交到弑君者手裡(公元383年8月25日)。甚至在他苦苦哀求後,也不願將他的屍體交還給他的兄弟瓦倫提尼安二世。(佐西穆斯將格拉提安死亡的地點,從高盧的盧格杜勒姆搬到梅西亞的辛吉杜努姆。編年史中可以找到暗示,索佐曼(公元5世紀拜占庭律師和曆史學家)和蘇格拉底(380~450A.D.,拜占庭教會曆史學家)的作品中有一些不實記載。安布羅斯提出最可信的證言。)皇帝逝世後,最有實力的將領梅洛包德斯也被處死。這位法蘭克人的國王到生命最後一刻還保持首鼠兩端的名聲,這也是他“坐山觀虎鬥”的投機策略應得的報應,(帕卡圖斯表揚梅洛包德斯的忠貞行為,而《普洛斯帕編年史》提到他的反叛是格拉提安被弑的主要原因,安布羅斯在有機會為他辯白時,隻譴責他殺死格拉提安忠心的侍從瓦利奧。)基於國家安全,這種斬草除根的行動確有必要。成功的篡位者在他的權勢得到西部各行省的承認以後,難免要吹噓自己的功勳並且感到極為得意。他說除了在戰爭中陣亡的人以外,他的勝利沒有沾染羅馬人的鮮血。鼎革事件造成了極為迅速的帝位更替,使得狄奧多西來不及進軍解救他的恩主,就已獲得格拉提安戰敗和被弑的消息。就在東部皇帝感到憂慮且裝出極度悲痛的時候,馬克西穆斯的內廷大臣抵達,帶來了很大的困擾。擔任這個職務的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長者,並非像往常那樣選用宦官擔任,這是為了把不列顛篡位者的嚴正立場和克製態度,向君士坦丁堡的宮廷公開宣示。使臣用謙卑的語氣詳儘說明,他的主子行為正當且有充分理由,同時用模棱兩可的詞句鄭重昭告,謀殺格拉提安確實罪無可赦,但那完全是士兵在突發狀況下的狂暴行為,馬克西穆斯根本不知情也沒有同意。使臣接著用堅定而處於平等地位的語調,將和平與戰爭的選擇擺在狄奧多西麵前,並且以充滿活力的宣言終結他的講話。雖然馬克西穆斯作為一個羅馬人以及臣民的君父,很希望能夠將軍隊用於共和國的共同防衛,但要是他的友誼受到拒絕,那麼他已經全副武裝做好準備,不惜為了爭奪整個帝國,在戰場上與狄奧多西一決高下。對使臣做出直接和強硬的答複是必須的,但是在這個緊要關頭,狄奧多西很難同時滿足個人的意願和公眾的期待。個人的榮譽和感恩的心理在大聲催促著他要複仇雪恥,正是由於格拉提安的寬宏大量和知人善任,他才得到君王的冠冕;克製則會讓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公眾會認為他仍然深記瓦倫提尼安往日對他父親的傷害,而忘卻了格拉提安對他的恩德。如果他接受對方的友誼,就必須分擔弑君的罪行;如果寬恕馬克西穆斯的罪惡,那麼司法原則和社會正義都會受到嚴重的打擊,篡奪者獲得承認的先例,會使帝位傳承的結構趨向解體,帝國未來將再度陷入罪行和災難。感恩和榮譽的情操永恒不變地節製著個人的行為,但是就君王的立場而論,身居高位所要擔負的責任更為重要,要是無辜的民族因他的懲罰行為而受到傷害,那麼即使是在人道和法律的原則下十惡不赦的大罪,也隻有放過不予理會。謀害格拉提安是篡逆的行為,而格拉提安掌握著帝國能征善戰的行省;東部因為哥特戰爭的災難弄得民窮財儘,而且最讓人感到憂心忡忡之處,就是等到帝國的實力在內戰中消耗殆儘,即使獲得勝利的征服者也會成為北方蠻族的俎上肉。狄奧多西在深思熟慮權衡輕重以後,決定強行按捺住憤怒之情,接受僭主提出的盟約。但他提出一條重要的條款要求對方遵守,馬克西穆斯必須以獲得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為滿足,格拉提安的兄弟確定保有意大利、阿非利加和西伊利裡亞的統治權,還有些相關條件列在協定之中,用來保障逝去皇帝死後的尊榮和法律權益。按照當時的習慣,三位帝國共治者的肖像要陳列在一起供民眾瞻仰。我們不該輕率認定,在舉行莊嚴的典禮訂約複交時,狄奧多西私下竟懷著毀約和複仇的打算。(我們可以不接受佐西穆斯讓人反感的懷疑態度,但不能否認他們簽訂和平條約。狄奧多西的朋友一定會忘掉這件事,或者儘量避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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