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拉森人快速的征服行動自然會引起揣測之詞，認為開始幾任哈裡發親自指揮信徒所組成的軍隊，是要在戰線的前列尋找殉教的冠冕。阿布·伯克爾、歐麥爾和奧斯曼的勇氣，在先知受到迫害時以及後來的戰爭中受到考驗，先知以個人的名義保證他們可以進入天國的樂園，必定教導他們藐視塵世的歡樂和危險。他們登上寶座時不是老邁就是已達成熟的年齡，認為統治者的職責是重視國內的宗教和法律。除了歐麥爾曾經親自參加耶路撒冷的圍攻，他們最長的遠征也不過是從麥地那到麥加的朝聖，在先知的墓前祈禱或講道時，用寧靜的心情接受紛至遝來的勝利。他們基於養成的德性或習慣，過著嚴肅清苦的生活，對於簡樸平實的風範感到自負，斥責世上的國君虛有其表的榮華富貴。當阿布·伯克爾擔任哈裡發這個職務時，吩咐他的女兒艾莎要很仔細地算出私有的世襲財產，他服務國家，到底是為了發財還是變得更為貧窮，這都是最重要的證據。他認為自己有資格獲得3塊金幣的薪水，用來養1匹駱駝和1個黑奴，等到每個禮拜的星期五，分發自己所剩的餘款和公家的錢財，首先是給貢獻最大的穆斯林，其次是最貧苦的信徒。他自己僅有的財產是一套粗布衣服和5塊金幣，都交付給他的繼承人，使得後任發出哀悼的歎息，自謙沒有能力做到這樣令人欽佩的典範。但歐麥爾的戒絕飲酒和禮賢下士並不亞於阿布·伯克爾的德行。他的食物是大麥麵包或椰棗，僅僅飲用清水，在講道時穿著一件有12個補丁的長袍。有位波斯省長要向征服者致敬表示效忠，發現他與一群乞丐躺在麥地那清真寺的台階上。節儉為慷慨的根源，歲入增加使歐麥爾有能力建立製度，對過去和現在服務國家的信徒支付公平和永久的報酬。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薪給，首先分配給先知的叔父阿拔斯最豐富的津貼，是2.5萬德拉克馬或銀幣。每位年老的武士可以獲得5000枚銀幣，這些都是在貝德爾戰場幸存的戰士。穆罕默德最後遺留的夥伴而且生活無依者，可以另外獲得3000枚銀幣的年金。至於對抗希臘人和波斯人而參加前幾次會戰的老兵，薪資是1000德拉克馬。歐麥爾的士兵無論是建立個彆的功勞還是年長資深，全都得到加餉的好處，最低的等級也可以獲得50枚銀幣。在他的統治之下，就是他的前任也是如此，那些東部的征服者都是真主和人民最可靠的忠仆。大量公家的財富具有神聖的用途，作為維持和平和進行戰爭的經費，審慎運用公平和獎賞的原則來維持薩拉森人的紀律和士氣。能夠把專製政體迅速處理和貫徹執行的能力，與共和政府的地位平等和節約簡樸的準則結合在一起，這在當時來說是罕見的盛舉。阿裡發揮英雄無敵的勇氣，穆阿維亞表現完美無缺的睿智，激起臣民效法競爭之心，他們的才能在民事的爭執中接受磨煉，可以用來傳播先知的信仰和權柄。倭馬亞家族在怠惰和浮華的大馬士革皇宮，成為代代相傳的君主，缺乏成為政要和聖徒的資格，然而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民族那兒得到的戰利品，不斷堆放在寶座的前麵。阿拉伯人的豐功偉業能夠一直向上提升，完全歸功於民族的精神而不是酋長的能力。經過推論，我們可以得知主要原因是來自敵人的積弱不振。穆罕默德出生在非常幸運的年代，波斯人、羅馬人和歐洲的蠻族正處於最為墮落和混亂的時期。如果是在圖拉真、君士坦丁或查理曼的帝國統治之下，衣不蔽體的薩拉森人如果進犯就會被擊退，宗教狂熱的激流將會無聲無息地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消失。羅馬共和國在光榮勝利的年代，元老院的要求是限製執政官和軍團的軍事行動，在沒有完全製服第一個敵人之前，絕不挑起第二場戰事。阿拉伯的哈裡發憑著飛揚拔扈的氣勢或宗教狂熱的精神，對於羅馬人示弱以求萬全的策略嗤之以鼻。他們同時對奧古斯都和阿爾塔薛西斯的繼承人，以英勇的精神進行侵略行動，一樣獲得光輝耀目的成就。那些敵對的王國同時成為砧上魚肉，他們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了輕視阿拉伯人。在歐麥爾的10年治理期間，薩拉森人降服了3.6萬個城市或碉堡，摧毀不信者的教堂和廟宇有4000所，為推行穆罕默德的宗教興建1400所清真寺。先知逃離麥加的100年後，繼承人的武力和統治從印度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包括很多距離遙遠的行省在內，可以分成波斯、敘利亞、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5個地區。根據一般常用的劃分方式，我要著手敘述這些驚人的成就。對於東方的征服因為相距甚遠而且興趣不大，所以很簡略快速地處理，更詳儘的敘述是包括在羅馬帝國範圍內的有關國家。然而我必須為自己的缺陷提出辯護，難免也要抱怨引導我的學者，他們的盲從和過錯使我受到牽累。何況希臘人隻會從事口角之爭，始終吝於讚美敵人的勝利。經過一個世紀的無知以後，伊斯蘭教徒寫出第一本編年史，大部分資料來自聖傳的回響。（塔巴裡或稱阿爾·塔巴裡是塔波裡斯坦的土著，為巴格達名聲響亮的阿訇，可以譽為阿拉伯的李維，在伊斯蘭教紀元302年（914 A.D.）完成《通史》，後來應朋友的要求，將這本3萬頁羊皮紙的巨著，刪減為比較合理的篇幅。他的阿拉伯原文隻有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的譯本，據說伊瑪辛的《薩拉森人史》，不過是將塔巴裡大師的著作加以節錄而已。）在大量出產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學作品之中（除了普裡多、奧克利和佩特·克洛列出作者名單，我們在《東方圖書書目》的塔裡克標題下麵發現了一份書目，列舉200到300位東方的曆史學家和編年史家，其中隻有三四位的作品年代早於塔巴裡。雷斯克對於東方文學有一個宏偉的構想，但是他的計劃和佩特·克洛的法文譯本全部成為泡影。），我們的翻譯家選擇近代並不完美的短篇著作。（對於特彆有貢獻的曆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有時會引用他們的資料，尤其是下列3種編年史，對我的敘述有很大的幫助：（1）歐提奇烏斯（公元4世紀安條克主教，反對阿裡烏斯教派和尼斯會議）的《編年史》：這是大部頭的版本，作者並沒有特彆之處，波科克的譯本可以滿足他的朋友塞爾登那種教會長老的偏見；（2）伊瑪辛的《薩拉森人史》：譯者埃爾佩尼烏斯提到他很倉促地選用了一份謬誤很多的抄本，同時他的譯本在文體和韻味方麵，都讓人不敢恭維；（3）阿布·爾菲達的《穆斯林伊斯蘭教紀元編年史》：雖然不論就原作還是譯本來看，都是最好的一部編年史，但卻不像阿布·爾菲達的水平。根據我們知道的狀況，他在哈馬寫成這部作品，時間大致是14世紀。前麵兩部書的作者分彆是10世紀和12世紀的基督徒，都是埃及人，一位是正宗東方基督教的教長，一位是雅各比派學者。）亞洲人不了解曆史的寫作技術和主要特性（德基尼（1721～1800 A.D.，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把阿拉伯的曆史學家就作品的真實程度和學識範圍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枯燥無味的編年史家，另外一種是矯揉造作的演說家。），完全不知道評論所應遵守的規則。我們的修道院在同一時期的編年史，可以媲美他們最受重視的作品，然而這些作品欠缺哲學和自由的精神，無法表現栩栩如生的風格。一位法國人編纂《東方文庫》（就是德貝洛的《東方圖書書目》，想了解這個可敬作者的性格，可以參考他的朋友泰弗諾。德貝洛的作品是令人愉悅的大雜燴，必定能夠滿足各種不同的胃口，我無法忍受按字母排列的目次。要是拿他撰寫的波斯曆史和阿拉伯曆史來做比較，我對波斯的曆史感到更為滿意。最近獲得的補充資料，是來自維斯迪洛和加蘭德的紙抄本，這是完全不同的種類，裡麵混合著故事、諺語和中國的古籍。），可以拿來教導亞洲那些知識最淵博的宗教學者。或許阿拉伯人還沒有發現一個曆史學家，能對他們的冒險事業寫出更清晰明確和內容豐富的巨著，使人在時能夠愛不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