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曼的皇室尊嚴以不同的方式向著東方宣告，他並沒有把希臘皇帝看成父執輩加以尊敬，而是采用兄弟這種平等而又親密的稱呼。查理曼或許想成為艾琳的丈夫，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談話中表達出和平與友誼，並且可能隱藏著一樁與那位公主的聯姻協定，野心勃勃的她已經拋棄了作為母親的神聖責任。兩個帝國相距遙遠而又無法融洽相處，這樣的聯合到底真實狀況如何，能夠延續多少時間，可能發生何種後果，都無法加以臆測。拉丁人始終保持著沉默倒是讓我們感到可疑，也許是艾琳的敵人杜撰出這類的傳聞，用來指控她犯下叛逆的罪行，要將教會和國家出賣給西部的外國人士。（狄奧菲尼斯談到查理曼的加冕大典和臨終塗油儀式，還有他與艾琳的婚約，這件事拉丁人都不知道。蓋拉德提到他與希臘帝國的交往記錄。）法蘭西的使臣是尼西弗魯斯陰謀事件的旁觀者，幾乎成為舉國同仇敵愾的受害人。古代羅馬的叛國背逆和褻瀆神聖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怒火，有句朗朗上口的諺語“法蘭克人是好朋友和壞鄰居”。然而這種做法很危險，會刺激鄰人采取報複的行動，進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用索菲亞大教堂來舉行皇家加冕大典。經過一段迂回而又漫長的辛苦行程之後，尼西弗魯斯的使臣到達位於薩拉河岸的營地。查理曼在一個弗朗科尼亞的村莊，擺出盛大的排場來打擊拜占庭皇宮的虛榮，至少也要給他一個下馬威。（蓋拉德的說法很得當，認為擺出故弄玄虛的排場非常幼稚，但是這種鬨劇是演給更大的小孩看，而且有益於對方。）希臘人被連續引進四個接見的大廳：在第一個大廳有位衣著華麗的貴人高坐在上，他們正要俯下身體行跪拜禮時，他告訴他們說他僅是皇帝的奴仆，是皇家馬廄的管理人。類似的誤會和答話在幾個房間裡重複進行，陸續出現內廷伯爵、皇宮管事和寢宮總管。使臣越來越無奈，越來越焦急，一直到覲見廳的門打開，他們看到真正的國君坐在寶座上麵，到處擺滿來自外國的奢侈品，平日他對這些東西極為藐視。四周圍繞著獲得勝利的軍事首長，這些人受到他的寵愛和尊敬。兩個帝國簽訂和平與聯盟的條約，劃定東部和西部的國境，以目前主權所及的地區為準。不過希臘人很快忘記了這種令人羞辱的平等，或是僅僅記得要去恨那些勒索過他們的蠻族。基於短暫的聯合所感受到的美德和權力，他們用極為推崇的禮節向神聖的查理曼致敬，用羅馬皇帝的稱號向他歡呼。等他那虔誠的兒子繼位後就失去了這種待遇，拜占庭的書信是如此稱呼：“致國王或自稱為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的皇帝”。等到權力和美德都已經絕滅以後，他們剝奪劉易斯二世世襲的頭銜，使用蠻族對國王的稱呼，等於將他貶低到拉丁的諸侯這個階層。從劉易斯二世的答複中（可以參閱列在編年史補遺裡的一位薩勒諾匿名作家的書信，巴羅尼烏斯將它登錄在他的編年史時誤以為作者是埃爾切伯特。）就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他隻能用淵博的學識從神聖和世俗的曆史中提出證明，“國王”這個稱號和希臘的“皇帝”是同義詞。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頭銜被賦予專屬而至高的意義，他的權力來自祖先和教皇，可以合理地分享羅馬皇帝的榮譽。奧托統治時也發生了同樣的爭論，他們的使臣生動地描述了拜占庭宮廷的傲慢無禮。（教皇向希臘皇帝尼西弗魯斯提出勸告，要他與奧托和談，因為奧托是羅馬人至高無上的皇帝。）希臘人樂於藐視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的貧窮無知，在他們最後麵臨衰亡之際，拒絕讓日耳曼國王濫用羅馬皇帝的頭銜。身為皇帝在教皇的選舉中，繼續運用他們得之於哥特和希臘君王的權力，羅馬教會的世俗產業和宗教審判更增加了這種特權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的貴族政體中，教士的主要成員仍然組成了一個元老院，協助主教進行管理工作，或是填補主教的空缺。羅馬劃分為28個牧區，每個牧區有一位紅衣教士或長老負責治理，無論這個頭銜的來源是多麼普通和謙恭，他們還是渴望與登基的國王一爭高下。他們的數量通過7位最重要醫院的輔祭，7位拉特蘭宮的內廷審判長，還有教堂的顯要人物的聯合而得到增長。教會的元老院接受羅馬行省7位紅衣主教的指導，他們每周都要到拉特蘭宮去處理事務，留在城郊的奧斯蒂亞、波爾圖、維利特裡、塔斯庫盧姆、普拉內斯特、蒂伯爾和薩賓等教區的時間較少。同時他們要分享教廷的榮譽和權威，教皇一旦逝世，這些主教就推薦一位繼承人給紅衣主教團去投票選舉（在托馬森、穆拉托裡和莫斯海姆的著作中，可以知道紅衣主教的起源和發展的過程，他們也都精確地描述了有關選舉的形式和改變的狀況。教皇達米阿努斯把紅衣主教提升到很高的職位，後來還是降到與其他的樞機主教團同一階層。），產生的結果經由羅馬民眾的歡呼或叫囂來批準或拒絕。然而這樣的選舉過程仍舊會出現問題，因為要等到教會的擁護者皇帝親自表示認可和同意，否則教皇不可能合法任職。皇家委員會立即審核選舉程序的形式和權限，不可或缺的事項是要先詳細審查候選人的資格，然後他才能接受他們的宣誓效忠，同意用捐贈不斷充實聖彼得的產業。在經常發生教派分裂的狀況下，敵對一方的權利要求會屈從於皇帝的裁決，他在主教的宗教會議中，審訊、宣判和懲處一個犯罪教皇的罪行。奧托一世將一項協定強加於元老院和人民，保證他們提出的候選人能為國君所接受。（像這樣一個重大的讓步，可能補充或確定有一份敕令頒發給羅馬的教士和人民。巴羅尼烏斯、帕吉和穆拉托裡用堅定的態度加以否認，聖馬克對整個事件提出辯護和解釋。對於教皇的選舉和堅信禮，可以參考聖馬克這位曆史評論家的著作和穆拉托裡的編年史。）他的繼承人期待或阻撓他們的選擇，他們將羅馬的聖職賜給他們的秘書和教師，有點像在科隆或班貝格主教轄區的做法，不論一位法蘭克人或撒克遜人建立了多大的功績，他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證實受到外國勢力的乾涉。這些特權行為大部分被全民選舉的缺陷免除。如果競爭者受到紅衣主教的排斥，可以求助於群眾的熱情或貪婪，梵蒂岡和拉特蘭都沾染著受害者的鮮血。那些最有權勢的元老院議員，像是托斯卡納的侯爵和塔斯庫盧姆的伯爵，使教廷受到長期而可恥的奴役統治。公元9世紀和10世紀的教皇被暴君侮辱、囚禁和謀殺，正因為教會的產業被人霸占，教會陷入貧窮的境地，教皇才會遭到不幸的待遇。教皇不能再支持羅馬這個君主國家，也不能再做教士應儘的善行。（公元10世紀時羅馬教廷的專製和惡行，可從勒特普朗德的事跡和出使看出。還有更奇怪的事，就是穆拉托裡的說項求情，要緩和巴羅尼烏斯對教皇的抨擊之詞。但是這些教皇是被俗家的讚助人選出，不是由紅衣主教選出。）瑪羅齊婭和狄奧多拉是當妓女的一對姐妹，靠著財富和美麗發揮影響力，用政治活動和風流豔事進行各種不法的密謀。她們有很多入幕之賓，其中最奮發圖強的愛人獲得羅馬的法冠，統治的方式（出現若安教皇的時間，不管怎麼說都要比狄奧多拉和瑪羅齊婭來得早。她那兩年虛構的統治，硬是被說成是在利奧四世和本篤三世之間，但是與之同時的阿納斯塔修斯把利奧的去世和本篤的選舉，非常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帕吉、穆拉托裡和萊布尼茨（1646～1716 A.D.，哲學家、數學家和政治顧問）都有很準確的年代記錄，認定這兩件事發生在公元857年。）可以讓人聯想到黑暗時代（若安教皇的擁護者提出150名證人，整個事件在公元14世紀到16世紀引起回響。這個非常奇特的故事應該會被知情的作者以各種方式描述，也產生了更多的證據，因此這些證言自相矛盾，也反駁了浪漫的傳奇。這些事件在公元9世紀和10世紀發生，最近的事件應該會產生雙重的力道。佛提烏難道會高抬貴手不予譴責？勒特普朗德難道會放過這樣一件醜聞？馬爾提努斯·波洛努斯、占布魯的西格伯特，以及馬裡阿努斯·斯科圖斯的著作不值得討論。有關教皇若安的敘述文字很可能出於偽造，被插入羅馬人阿納斯塔修斯的一些抄本和出版的作品之中。）傳說（聽起來是虛偽不實的傳聞，但是我不會公開宣布說這件事難以置信。假設我們這個時代有一位名聲顯赫的法國騎士，出生地是意大利，沒有到軍營服役而是在教會裡接受教育。結果她靠著功績或是機運能爬上聖彼得的寶座，她的風流來自天生，很不幸地在街頭生產，情節不管多麼荒謬，也不是沒有可能。）中的女性教皇。（直到宗教改革為止，這個故事始終流傳不息，很多人相信，也沒有觸犯到任何人。若安的女裝雕像置放於西恩納的主座教堂，在一大群教皇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名聲為兩位博學的新教徒所摧毀，布隆德爾（1591～1655 A.D.，新教神學家）和貝爾（1674～1760 A.D.，哲學家和智識分子）的批評公正而寬厚，使他們的教友感到極大的憤慨和不滿。施潘海姆和倫芬特很想為引起爭論這個微不足道的原因說幾句公道話，甚至就是莫斯海姆也有一些懷疑。）瑪羅齊婭的私生子、孫子和曾孫都曾經盤踞在聖彼得教堂的寶座上，像這種光宗耀祖的家譜倒是很罕見。她的孫子在19歲就成為拉丁教會的首領，在年輕和成人時保持容光煥發的神色。各國的朝聖客帶著證據當著奧托大帝的麵，在羅馬的宗教會議上對他提出控訴。就拿若望十二世來說，他拒用聖職的服裝和禮儀，認為自己是士兵，可以飲酒、殺人、放火、賭博和狩獵，這些對士兵而言都不是可恥的事。他可能是出於窮困的原因，公開買賣聖職。他做出祈求朱庇特和維納斯這種褻瀆神聖的行為，如果真有其事，也不會有多麼嚴重。然而我們讀到一些讓人感到驚奇的事，瑪羅齊婭的這位可敬的孫子與羅馬的貴婦人通奸，公開姘居在一起，拉特蘭宮變成賣淫的大本營。他強暴處女和孀婦，使女性朝聖客不敢朝見聖彼得的墓地，以免在虔誠的禮拜過程中為他的繼承人所侵犯。新教徒用帶有惡意的心態樂於詳述這個偽基督的品性，但是在深通世故的人看來，教士的惡行遠沒有美德那樣危險。教廷在長期醜聞不斷的狀況下，由個性嚴峻和熱心公益的格列高利七世對其加以改革和整頓。這位滿懷雄心壯誌的僧侶奉獻出他的一生要達成兩個目標：其一，律定紅衣主教團在教皇的選舉方麵，具有自由意誌和獨立行使的職能，永遠廢除被皇帝和羅馬人民篡奪的權利；其二，確保西部帝國再度成為教會的采邑或封地（雙關語產生的爭執有一個新的例證，就是beneficium這個字。教皇將它賜給皇帝腓特烈一世，拉丁文的含意可以指一個合法的采邑，也可以說是單純的善意表示，或是一種合於身份的場麵話而已。），擴展塵世的統治權給予地球上所有的帝王和王國。經過50年的鬥爭以後，他完成了第一件規劃的工作，他的建議獲得聖秩製度堅定的支持，每個成員的自由權與他們最高的職位有關；第二項企圖雖然獲得部分成就，表麵看來相當光彩，但是受到世俗權力的強烈反抗，最後由於人類理性的進步還是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