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9世紀開始隱約見到科學複興的曙光。（可以參閱佐納拉斯和錫德雷努斯的著作。就像修士培根一樣，“哲學家”利奧六世因無知而轉變為魔術師。然而這並不算很過分，如果他是神諭的作者，而神諭通常歸之於同名的皇帝。利奧六世就有一份物理學抄本藏在維也納圖書館，算了，彆說啦!）阿拉伯人的宗教狂熱消失以後，哈裡發渴望征服帝國的藝術而不是行省，對於知識的渴求，重新燃起了與希臘人一爭高下的意願，要把古老圖書館的灰塵擦拭乾淨，接受教導要了解和獎勵哲學家，對於這些哲學家迄今為止付出的辛勤努力，隻有學習的樂趣和真理的追求是他們唯一的報酬。米凱爾三世的叔父巴爾達斯愷撒是文學的保護者，靠著這份功勞讓後人記得他的事跡，原諒他那非分之想的野心。他的侄子雖然放縱於罪孽和愚行，但仍在巨大財富中撥用極少一部分，在馬格奧拉皇宮開辦一所學院，由於巴爾達斯的親自參與，鼓勵師長和學生在求知方麵的激烈競爭。哲學家利奧是帖撒洛尼卡的大主教，他的學識淩駕於眾人之上，尤其是天文學和數學的造詣，使得東部的外國人士都大為景仰，像這樣一門奇妙的學問獲得眾人的輕信，更是誇大到無以複加的地步。他們用恭敬的態度表示，一切常人所無法理解的知識，必然來自靈感和法術的作用和效果。名聲顯赫的佛提烏（有關佛提烏在教會任職和文學造詣的特性，漢克烏斯和法比裡修斯曾進行過長時期的討論。）在這位愷撒朋友的請求之下，放棄在世俗一心研究學問的自由生活，榮登教長的寶座，卻先後被東部和西部的宗教會議開除教籍罷黜聖職。但甚至仇恨他的教士都承認，這位深思熟慮、手不釋卷、口若懸河的通才學者，精通除詩歌以外所有的技藝或科學。就在佛提烏擔任Protospathaire或衛隊隊長這個職位時，奉派成為使臣前往巴格達晉見哈裡發。（提到哈裡發的寶座就是指巴格達，敘述他的出使不僅滿足好奇心，也帶有訓勉的意味。但是他怎麼會有能力取得這些書？巴格達沒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自己能帶的行李有限，也不可能全靠記憶。然而，雖然後者令人難以置信，但受到佛提烏自己肯定。卡穆薩特有清楚的敘述。）像這樣的流放甚或監禁為時甚為冗長，即使在準備不夠充分的狀況之下，也足以讓他撰寫《文庫》一書作為消遣。這是學識淵博而見解精辟的偉大著作，他用不拘一格的文體評論了280位文學家、曆史學家、辯論家、哲學家和神學家，簡要摘錄他們的敘述和理論，讚譽推崇他們的風格和特質，甚至用審慎的自由作風批判教會的神父，破除那個時代的迷信思想。巴西爾皇帝為自己缺乏足夠的教育而感到遺憾，就把自己的兒子和繼承人“哲學家”利奧托付給佛提烏照顧，因而這位皇帝登基以後的時期出，以及他的兒子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統治期間，成為拜占庭文學最為興盛的時代。這兩位皇帝極為慷慨，搜尋古代的文獻存放在皇家圖書館，聘請學者專家動筆節錄或刪改，以滿足公眾的求知欲，使文獻不致過分冗長而令人厭煩。除了《巴西利克》這部法典以外，有關農業和戰爭的技藝這些能用來養活或毀滅人類的書籍，皇帝同樣不辭辛勞使其能易於流傳。希臘和羅馬的曆史被歸納在53個項目或標題之下，其中隻有兩個（《使臣的派遣》以及《敗德的行為》）逃脫時間的自然侵蝕，還能流傳下來。不論是哪一個階層的讀者都能從中窺視過往世界的現象，從每一頁史書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讚譽過往那些美好的時代，並以之為師。我並不打算在這裡詳述拜占庭希臘人的作品，他們對古人有深入的研究，就某種程度而言值得現代人的感激和讚許。當今的學者仍然受益不淺的書籍，像斯托比烏斯的《哲學摘要》，蘇伊達斯的《文法和曆史辭典》，策策斯的《千年記事》用1.2萬行詩敘述600個事跡，還有帖撒洛尼卡大主教優斯塔修斯的《荷馬評注》，他的豐饒之書涵括400位作家的姓名和著作。從這些原作以及眾多學者和評論家的文章中，我們可以大致估計出12世紀圖書館的規模。荷馬、德謨斯提尼、亞裡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天才使君士坦丁堡能夠光彩奪目。我們對當前的財富無論是儘力享用還是略而不顧，提到那些世代仍舊羨慕不已，他們能夠精讀狄奧蓬普斯的曆史、希佩裡德斯的演說集、米南德的喜劇（傑拉德·佛修斯（1577～1649A.D.，古典學者、評論家、語言學家和神學家）和勒·克拉克（1657～1736A.D.，亞美尼亞學者）依靠微弱和傳聞的證據，提到米凱爾·塞盧斯對米南德24出喜劇所寫的評注，在君士坦丁堡還留存著最古老的抄本。但是就一位熟讀各類書籍的學究來說，嚴肅或遲鈍的個性與進行古典研究好像會產生矛盾：米凱爾可能與塞利烏斯相混淆，塞利烏斯研究米南德的戲劇，寫出各出的大綱和導言。在10世紀時，蘇伊達斯（拜占庭辭典編纂家）的作品引用50部喜劇，塞利烏斯是對阿裡斯托芬素有研究的古老訓詁家，蘇伊達斯隻要抄寫他的成果就夠了。）、阿爾凱奧斯和薩福的頌歌。（譯注：阿爾凱奧斯（620B.C.—580B.C.）是希臘九大抒情詩人之首，將政治的口號與詩混為一體，每首抒情詩都可敲響叛亂的警鐘；薩福（620B.C.—565B.C.），希臘女詩人，作品有《抒情詩》和《哀頌》，僅有若乾殘篇流傳後世。）經常有人不辭辛勞加以注解，證明希臘的古典作品不僅永垂不朽而且深得人心。那個時代的知識水平從兩位博學的婦女可見一斑，優多西婭皇後和安娜·科穆寧娜公主是皇室人物，經過勤學苦讀，精通修辭和哲學的高深修養。（安娜·科穆寧娜可能對她的希臘風格感到自負，諾納拉斯是同時代的人物，對她並沒有奉承和吹捧的言辭，說她沒有真才實學，倒是相當可靠。公主精通柏拉圖以機智著稱的《對話錄》，研究過占星學、幾何學、算術和音樂。）都城的平民土語粗俗而野蠻，教會和皇宮的談吐或至少在文字上表達出文雅和精確的腔調，有時更會儘力模仿雅典文化的純正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