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專製君王使用哪些頭銜或是斷言他有哪些權利，唯一的依靠還是武力，用來保護自己對抗國外和國內的敵人。從查理曼大帝時代到十字軍東征，整個世界（我沒有將遙遠的中國算在裡麵）為3個主要的帝國或民族所占有，就是希臘人、薩拉森人和法蘭克人，相互之間經常發生爭執。他們所具有的軍事實力，取決於勇氣、兵法和財富，以及是否服從掌握最高權力的首長，畢竟首長可以運用舉國之力下令發起作戰行動。希臘人在第一個因素勇氣方麵遠落後於對手，至於戰爭條件的第二和第三個因素，會優於法蘭克人，而與薩拉森人在伯仲之間。希臘人富有資財，能夠花錢買得窮困民族的服役，維持一支水師，保護漫長的海岸免受敵人的騷擾。君士坦丁堡從貿易獲得互惠的利潤，可以用黃金換來斯拉夫人、突厥人、保加利亞人和俄羅斯人的流血犧牲，憑著他們作戰的英勇才有尼西弗魯斯和齊米塞斯的勝利。要是帶著敵意的民族過於靠近邊界而對帝國產生壓力，就會將他們召集起來對更為遙遠的部落安排協調良好的攻擊，以防衛國家的安全以及實現和平的願望。控製地中海從塔內斯河口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這是君士坦丁的繼承人一貫的主張，通常他們的這一目的可以達成。他們的首都儲備著充足的海上補給品和技術熟練的工匠，希臘和亞細亞的地理位置、綿長的海岸線、深入的海灣以及眾多的島嶼，使得臣民習於航海術的訓練和操作，威尼斯和阿爾馬菲的海外貿易為帝國的艦隊供應所需的海員。自伯羅奔尼撒戰爭和布匿戰爭的時代以來，造船的技術已經式微。對於君士坦丁堡的造船者而言，如何構建巨大的機具，能夠安排3列、6列和10列的劃槳，上下交錯運動，不致產生相互的乾擾，這些技術都已失傳，就是現代的工程師也無法了解當年的狀況。（德米特裡烏斯·波利歐西特斯的水師配置的船隻，甚至裝有15和16列的劃槳。托勒密·菲拉德爾法斯使用40列劃槳的大船當作水上宮殿，根據阿巴思諾特的計算，那些船隻的噸位要是與英國的100門炮艦做比較，相當於4.5:1，也就是古代的四艘半大船才抵得上現在一艘戰艦的重量。）拜占庭帝國的“德洛摩尼”（利奧對德洛摩尼很清楚地描述說是兩層槳船，我必須指正墨爾修斯和法比裡修斯的譯文，他們盲目附和戰船的古典稱呼Triremes，所以才會曲解原意，事實上Triremes是三層槳船。拜占庭的曆史學家有時也犯同樣的錯誤。）就是快速帆船或輕型戰船，隻有雙層長槳，每層安裝25排座椅，每個座椅有2名劃槳手，分彆操作船隻兩邊的木槳。此外還要加上船長或百夫長，他們在作戰時由持甲扈從陪同站在舵樓甲板，2名舵工負責操舵。2名軍官位於船首，1名處理船錨的升降，1名負責指定目標，操作液體火的噴管用來對付敵船。全體船員在這門技藝發展的早期，同時履行水手和士兵的雙重職責，配備防禦和攻擊的武器，像使用在上層甲板的弓和箭，也可以從下層槳架的射口中用長矛刺殺敵人。有時所造的戰船體積較大而且結構更為堅固，這種情況下戰鬥和航行的工作就要加以律定，配置70名士兵和230名水手。但是水師的主要部分還是輕型船隻，體積的大小以易於操控為原則。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馬利亞海岬自古以來白浪滔天，很容易發生海難事件。一支皇家艦隊隻要在陸地上將船運過5英裡的距離，就可穿越科林斯地峽（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用冷靜的態度，稱許船隊用這種方式來調動，要是繞過伯羅奔尼撒半島航行，在他的幻想之中是極為可怕的事，環航一周的距離不下1000英裡。），免於繞過伯羅奔尼撒半島飽受風濤之苦。從修昔底德時代以來，海戰戰術的原則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一支分遣艦隊的戰船前進接戰時，仍舊擺出新月形的陣式，衝向對麵的敵軍，想儘辦法要用尖銳的船首撞角衝擊對手柔弱的船舷。用結實的木材建造拋擲石塊和標槍的弩機；安置在甲板的中央、用吊杆舉起裝著武裝人員的籃筐，能有效地登上敵艦實施肉搏戰鬥。現代的海事手冊臚列各種信號的術語，不僅明確而且詳儘，要是用古代指揮旗的位置和顏色來表示就不夠精準。在漆黑的夜晚，追捕、攻擊、停止、撤退、突圍、列陣的命令，都是通過領導的旗艦用燈光來傳達。陸地的烽火信號在高聳的山嶺之間傳送，8個烽火站的傳遞線可以控製500英裡的空間，薩拉森人在塔爾蘇斯的敵對行動，幾個小時之內可以通報到君士坦丁堡。（狄奧菲尼斯的接班人特彆提到這些位置的名稱，靠近塔爾蘇斯是盧盧姆城堡，接下來是阿爾蓋烏斯山、伊薩姆斯山、伊吉盧斯山、馬馬斯嶺、塞裡蘇斯、摩西盧斯、奧森提烏斯嶺，最後是皇宮的法羅斯日晷。他非常肯定消息的傳遞隻需一會兒工夫。可悲的誇大之詞，任何事要是過於誇張就等於沒有說。要是確定在3小時、6小時或12小時之內，那會更加可信。）希臘皇帝為了占領克裡特島，軍備整建的工作進行得非常詳儘周密，從而可以估算出他所具有的權勢和實力。一支艦隊有112艘戰船以及75艘潘菲利亞型船隻，建造的地點是在首都、愛琴海的島嶼以及亞細亞、馬其頓和希臘的海港。載運3.4名水手、7340名士兵、700名俄羅斯人，加上5087名馬爾代特人，這些馬爾代特人的祖先是從利巴努斯山區遷移過來的。每個月要支付的費用是3400枚金幣，大約是13.6萬鎊。所有的武器和機具、衣物和亞麻布、麵包和飼料，以及各種補給品和器皿，列出的清單更是數量驚人，使我們對皇帝的想法感到不解，因為如此大費周章去征服一個蕞爾小島實在說不過去，要是用來建立一個興旺的殖民地倒是綽綽有餘。希臘火的發明並沒有像火藥那樣對戰爭藝術產生革命性的影響，這種液體的易燃物質救了君士坦丁的城市和帝國，運用在圍城作戰和海上戰鬥會產生可怖的效果。但是希臘火很少會得到改進也不容許有更大的發展，古代的作戰機具像各種弩炮以及攻城錘和撞車，在工事築城的攻防作戰中仍舊發揮很大的功效。決定性的會戰不可能使一列步兵噴出快速和濃密的火焰，敵人使用火攻時，穿著的鎧甲同樣無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鋼鐵仍舊是帶來毀滅和保證安全最常用的工具，10世紀的頭盔、胸甲和盾牌，無論就形式還是實質而論，與用來庇護亞曆山大或阿喀琉斯同伴的東西，並沒有多大的差彆。現代希臘人的習性不像古老的軍團士兵，能夠持續忍受沉重的負擔，他們把鎧甲放在伴隨行軍的輕型車輛上，等到敵人接近，才在倉促的狀況下，很勉強地忍受這種可以保護自己的累贅。他們在攻擊時使用的武器有軍刀、戰斧和長矛，但馬其頓長戟的長度隻有12英尺或肘尺，比起長矛要短四分之一，使用起來更為方便。西徐亞和阿拉伯的箭矢極為銳利，作戰時使人印象深刻。曆代的皇帝都歎息射藝的式微，給國家帶來不幸和災禍，不僅勸說還下達命令，鼓勵習武的年輕人，要求他們在40歲以前，孜孜不倦地勤練弓箭。隊或團通常有300名足額的士兵，一般而言縱深最大是16列而最小是4列，利奧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的步兵采取中庸之道成8列。騎兵的衝鋒基於合理的考量編成4排，敵方的戰線即使能夠擋住前排的衝擊，也無法抵抗最後一排馬匹的壓力。要是步兵或騎兵的縱深或隊列成倍增加，這種謹慎的部署方式泄露出一個秘密，那就是部隊的作戰勇氣已經出現問題，可以很明顯看出戰線的人數已經增多，但是其中隻有一支精選的隊伍，敢與蠻族的長矛和軍刀進行交鋒。會戰的序列根據地形、目標和敵軍狀況有各種不同的變化，經常運用的部署是采取兩線再配置加上一個預備隊，能夠提供持續不斷的獲勝希望和戰鬥資源，這符合希臘人的性格作風和判斷方式。在戰敗失利的情況之下，第一線從第二線所留的間隔中後退。預備隊分為兩部分，轉向側翼增加勝利的機會，或者是用來掩護撤退的行動。拜占庭統治者對於宿營和行軍、訓練和操演、敕令和典範，都已製定出權威的規則以資遵行，至少在軍事的理論方麵都已完成。（利奧六世在《戰術學》的序文之中，坦誠的言辭表達出對紀律喪失和災難頻仍的悔恨，毫不保留地一再譴責那些烏合之眾。到了下個世代，君士坦丁的門生還是抱著同樣的看法。）希臘君王的財富和眾多工匠的勤奮，能充分供應鍛鐵爐、織布機和試驗室所需的各種技藝。然而權威著作和各種技藝無法造就最重要的戰爭機器，即士兵本身。雖然君士坦丁七世的《禮儀書》認為皇帝安全班師回朝是理所當然，（在《禮儀書》裡可以看到這些規定，形式上皇帝要踩在被俘的薩拉森人頸脖上麵，這時歌詠隊要唱出“汝必將踐踏敵人!”群眾連續呼喊“主啊、憐憫我們!”40次。）然而他的《戰術學》卻儘是如何避免可能的敗北和拖延戰事的時日，很少有更高明的戰術。（利奧六世特彆指出，對任何國家如果一定要用堂堂正正的會戰來決定勝負，這是非常輕率和危險的想法。這種話非常有道理，一點都不虛偽。不過要是古代的羅馬人聽從這種意見，利奧六世就不會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的海岸統治這個帝國。）雖然希臘人獲得了一些短暫的勝利，卻始終處於自己所認定的悲慘狀況，也難逃鄰國的法眼。一隻冷漠的手和一條好辯的舌是對這個民族最粗鄙的描述。《戰術學》的作者被圍困在他的首都，有些最後出現的蠻族，對薩拉森人或法蘭克人的名字感到畏懼，也能驕傲地展示出金質和銀質的獎章，那是他們勒索君士坦丁堡虛弱的統治者強行獲得的。受到他們的政府和習性所壓製的進取精神，在某些方麵應該可以受到宗教影響力的激發，但可惜希臘人的宗教隻是訓誡他們要忍受和服從。尼西弗魯斯皇帝想把殉教者的榮譽，授予對抗不信者的聖戰中喪失性命的基督徒，即使恢複羅馬人名號的紀律和光榮，也不過片刻工夫。然而教長、主教和元老院的資深議員全都持反對態度，這種政治性的法案遭到抵製未能通過。他們費儘口舌極力讚同聖巴西爾的教規，任何人從事士兵的血腥行業使信仰受到玷汙，都要隔絕與信徒的交往3年之久。（佐納拉斯和錫德雷努斯都提到尼西弗魯斯的圖謀，很不幸他對反對他的教長過分慷慨。）我們可以將希臘人的顧慮與最早的穆斯林做一下比較，如果不讓後者上戰場，他們會流出眼淚。對照卑劣自私的迷信行為和高尚自豪的宗教狂熱，隻要具有明智的眼光，就會洞悉敵對民族的曆史發展。先知的友伴是充滿熱情和信仰的門徒，至於那些哈裡發之後陸續獲得的臣民（《戰術學》第八章提到各種不同的民族，利奧六世所搜集的這些資料，不僅具有曆史的價值，也是最實用的部分。有關薩拉森人的生活習性和作戰狀況，羅馬皇帝要一再深入研究。），毫無疑問是墮落的後代。然而他們的好戰信條仍舊表現出神聖性，也賦予那些發起戰爭的人。宗教狂熱的火花雖然處於潛伏的狀況，還是至為重要，經由他們的信仰仍舊閃爍在心田深處，有些薩拉森人居住在基督徒的邊界，經常燃起鮮明和積極的火焰。他們的正規軍是由勇敢的奴隸組成，這些人受到教導要保護他們的君王，伴隨著主上的旗幟向前邁進。但等到號角聲響起，宣示一場對抗不信者的聖戰正式拉開序幕，敘利亞、西利西亞、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民眾全都驚醒。有錢人稟持的抱負是為真主的大業犧牲性命或是獲得勝利，窮人為搶劫的希望所誘惑，老人、殘疾者和婦女也善儘自己的責任，派遣他們的代理人進入戰場，裝備所需的武器和馬匹。這些進攻或防守的武器就強度和性能而言，與羅馬人使用的裝備不相上下，隻是穆斯林信徒們在騎術和箭術方麵更為高明。他們的腰帶、韁轡和刀劍都用大塊白銀來裝飾，展示出一個興旺民族富麗堂皇的氣象。除了來自南部的一些黑人弓箭手以外，對於他們祖先赤裸身體的英勇形象，阿拉伯人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他們不使用車輛來運輸，而是伴隨著長長行列的駱駝、騾子和毛驢，為數眾多的牲口都裝飾著旗幟和幡帶，使整個隊伍從外表看來更為雄偉而且聲勢驚人。東方的駱駝有笨拙的外貌和惡臭的氣味，敵人的馬匹遇到就會產生騷動。他們忍耐口渴和炎熱的本領真是無可匹敵，但積極的精神一旦遇到冬季的寒冷就動彈不得。他們知道自己有愛好睡眠的習性，堅持要求完成周詳的準備以防止敵人的夜襲。兩條戰線分彆配置長方形的方陣形成戰鬥序列，每條戰線都非常堅實而且形成縱深，第一線是弓箭手，而第二線是騎兵。他們在海上或陸地的接戰中，發揮最大的耐性來抵抗狂暴的攻擊，一直要等到敵人在受到壓製的狀況下疲乏不堪，否則很少主動前進發起衝鋒。但若他們一旦被擊敗或是戰線遭到突破，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整頓部隊再行戰鬥，對於迷信的成見使得他們更為驚慌，那就是他們認為真主已宣稱自己站在敵人那邊。哈裡發的衰亡可以證明這種令人畏懼的論點，在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之中，存在一些晦澀難解的預言（勒特普朗德敘述和解釋希臘人和薩拉森人的神諭，這是預言風行以後發生的狀況。過去已經成為曆史，未來是一片黑暗，充滿未知。從光明和陰影的界線中，公正的評論家通常會判定這個神諭寫作的日期。），早已提出宣告說他們要交替遭受敗北的命運。團結的阿拉伯帝國已經解體，但獨立的王朝或區域仍相當於人口眾多和勢力強大的王國。就拿阿勒頗或突尼斯的埃米爾來說，他們的水師和軍隊的實力，憑著技能、勤奮和財富都不容小覷。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在與薩拉森人處理有關和戰的大計時，經常會產生很深的感觸，這些蠻族就紀律和訓練而論，完全沒有未開化的痕跡。雖然他們缺乏創造的才能，但依然擁有求知和模仿的銳氣。原型當然要比複製品更為完美，他們的船隻、器械和築城的結構都不是很高明。他們也毫不羞愧地承認，真主將舌頭給予阿拉伯人，將精巧的雙手賜予中國人，而希臘人則得到了善於思考的頭腦。幾個日耳曼人的部落位於萊茵河與威悉河之間，勝利的影響力遍及高盧、日耳曼和意大利絕大部分地區。通用的稱呼是法蘭克人，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用來指稱拉丁教會的基督徒，也泛指西方的民族，後來將他們的知識傳播到大西洋的兩岸。這個巨大的政治體曾受到查理曼的鼓舞，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聯合起來，但是他的家族陷入分裂和墮落中，否則可以與拜占庭的愷撒爭勝。那些可以用來為基督徒的屈辱複仇的皇家權力，很快就走向崩潰。當年的那些施政措施，像國家歲入的運用、貿易和生產的成果支持軍事行動、行省和軍隊的和衷共濟，以及從易北河口到台伯河一線規律配置的海上分遣艦隊，全部都如過眼雲煙，使得敵人不再畏懼而臣民不再信任。查理曼的家族在10世紀初葉幾乎已經銷聲匿跡，他的王國分裂成很多獨立和敵對的城邦，帝王的頭銜被野心最大的首領僭用，國王的下屬全都效法他們叛亂的行為。整個社會一片混亂，陷入無政府狀態，每個行省的貴族拒絕服從君主並壓迫臣屬，對於同儕和鄰邦進行永不休止的鬥爭。這種私人之間的戰爭摧毀了政府的架構，也煽動起民眾的尚武精神。在現代的歐洲政治體係中，具有優勢武力的隻有5或6位強大的統治者，至少事實如此，作戰行動被控製在遙遠的邊界，且聽從幾位人士的命令，他們儘畢生之力從事戰爭藝術的研究和實行。這個國家和社區的其餘人員，在戰爭之中還能享受和平的安寧，唯一感覺到的變化是國家稅賦的增加或減少。在10世紀和11世紀的混亂局勢下，每個農夫都是士兵，每個村莊都是堡壘，每處森林或山穀都是謀殺和搶劫的地點，每個城堡的領主都被迫扮演君主和武士的角色。家族的安全、對領土的維護以及受到傷害後的報複，全部取決於自己的勇氣和策略，就像規模更大的征服者，一心想要采取攻擊行動，寧願放棄守勢作戰所具有的利益。親冒戰陣的危險和不得不下的決定，更能強化心靈和肉體的力量，也正是這種精神的感召使他們拒絕拋棄盟友和饒恕敵人，不願在官員的保護和照顧之下安然憩睡，並驕傲否定法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在封建流行和社會混亂的時代，農耕和技藝所使用的工具轉變成殺人的武器。民間和教區那些愛好和平的行業，不是全麵受到禁止就是性質遭到敗壞。主教也把他的法冠換成頭盔，與其說是職責使然，不如說是時代的迫切要求。（對於教會職位和接受聖俸的宗教戒律這個題材，可以參考托馬森神父極有見地的觀點。查理曼的普通法免除主教個人服行兵役的義務，但是從9世紀到15世紀的事實來看卻完全相反，主教領軍變成非常風行的做法，聖徒和神學家不是以身作則就是保持沉默。維羅納的拉瑟裡烏斯說道：“你用神聖的教規來證明怯懦是正當的行為，教規同樣禁止你去嫖妓，然而你……”）法蘭克人帶著自負的神情，深知自己喜愛自由和武力。希臘人提到時，難免會感到驚異和畏懼。君士坦丁皇帝說道：“法蘭克人的膽識和英勇已到達孟浪和魯莽的程度，大無畏的精神表現在藐視危險和死亡上。在進入戰場和接近戰鬥時，他們趕向戰場的第一線，奮不顧身地正麵衝向敵人，根本不考慮雙方的兵力數量。他們靠著血親和友情所結成的陣列極為堅固，為了救援至愛的戰友激起拚死苦戰的行動，要是報仇雪恨更不在話下。在他們的眼裡，撤退就是極其可恥的敗逃，敗逃是永難洗刷的羞辱。（在《戰術學》第十八章，利奧六世用公正的態度，評述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在軍事方麵的優劣和得失。也可以參閱穆拉托裡《中世紀意大利的古代文物集》第26篇論文。）”上天賦予一個民族如此崇高和無畏的精神，要不是這些優點被許多重大的缺失所抵消，一定可以保證獲得戰無不克的勝利。法蘭克人建立的海權已經沒落，隻得讓希臘人和薩拉森人擁有海洋，讓他們達成騷擾和供應無缺的目標。在騎士製度還未興起的時代，法蘭克人在騎兵部隊服役不僅動作生疏而且缺乏技巧，在麵臨危險的緊急情況，他們的武士明了自己在這方麵的訓練不足，寧願選擇下馬步戰。法蘭克人對長矛和投射武器的運用不夠純熟，就他們慣用的武器而言，無論是刀劍的長度、鎧甲的重量還是盾牌的麵積，對他們都是負擔和累贅。瘦弱的希臘人諷刺他們，稱他們喝酒毫無節製。法蘭克人有獨立不受羈縻的氣質，要是首領的土地已經超過了契約和服務所訂的期限而他還想繼續保有，他們就會拋棄首領的旗幟。無論在任何方麵，對於勇氣不足而講究計謀的敵人，法蘭克人都會用坦率的心胸，不在乎對方所設計的圈套。他們也接受賄賂，因為隻要是蠻族都會被收買。他們在夜間也會被奇襲，在於他們忽略采取預防措施，使得雙方的營地過於接近，或是沒有設置警戒的步哨。夏季戰役帶來的勞累會耗儘他們的精力和耐性，要是不能供應豐富的酒類和食物滿足他們暴飲貪吃的欲望，就會陷入絕望的境地。法蘭克人的一般性格表現出民族和地域的不同變化，我把它歸於曆史的偶發事件而非氣候和水土的影響，但是這些狀況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來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奧托大帝的一位使臣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裡宣稱：撒克遜人的爭執用劍勝於用筆，他們寧可選擇無可避免的死亡，也不情願毫無尊嚴可言地轉過身來背對敵人。這就是法蘭西貴族的光榮，在他們那簡陋的住所裡，戰爭和掠奪是唯一的樂趣，也是一生之中僅有的職業。他們喜歡用裝模作樣的態度，去嘲笑意大利人的宮殿、盛宴和文雅的生活方式。就希臘人的看法，古代的倫巴第人崇尚自由和武德，竟然會產生意大利人這些墮落的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