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從麥加出亡之後不過46年,他的門徒便全副武裝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外麵。(狄奧菲尼斯認為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花了7年,開始時間是基督紀元673年(圍攻亞曆山大裡亞是在公元665年9月1日),與薩拉森人簽訂和平條約在4年之後,這裡很明顯有重大的矛盾!佩塔維烏斯(1583~1652A.D.,耶穌會教士、古典拉丁文翻譯家、君士坦丁堡教長)、戈亞爾和帕吉費了很大工夫想要除去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提到阿拉伯人的看法,伊瑪辛說是伊斯蘭教紀元52年(公元672年1月8日),阿布爾菲達認為是伊斯蘭教紀元48年(公元668年2月20日),我覺得後者的記載更值得采信。)先知的話無論真假都能激起士兵奮勇向前的士氣:對於第一支圍攻愷撒城市的軍隊,他們的罪孽全部可以獲得赦免。自古以來羅馬人的光榮戰績,會轉移到新羅馬征服者的身上,君士坦丁堡這個經過挑選的位置被用來當作皇家的都城和貿易的中心,積存著世界各國的財富。哈裡發穆阿維亞打倒他的敵手、鞏固他的王權以後,馬上發起這次神聖的遠征行動,急著要用勝利和光榮來為血腥的內戰贖罪。他用海陸並進的準備工作來對付這個重要的目標,把指揮大權授予一位身經百戰的勇士蘇富揚;葉茲德作為教徒領袖的兒子和指定繼承人親自參加戰鬥,更激勵起了部隊旺盛的鬥誌。希臘人的前途堪慮,使他們的敵人有恃無恐,統治的皇帝缺乏勇氣和警覺之心,隻能拿他的祖父赫拉克利烏斯在晚年不光彩的事跡作為榜樣,他取名為君士坦丁也是一種侮辱。薩拉森人的水師沒有受到耽誤和阻礙,通過毫無防衛能力的赫勒斯滂海峽;即使就是現在,土耳其政府不僅衰弱而且社會混亂,卻還在維持這個天然屏障用來保護首都的安全。(托特男爵在回憶錄裡揭露達達尼爾海峽的現狀和守備的情形,他被派去加強防務對抗俄羅斯人。我很想從這位重要的主角處明了更詳儘的細節,但是他的寫作像是要使讀者獲得消遣而不是蒙受教益。或許是在敵軍快要接近時,他就像君士坦丁的大臣穆斯塔法一樣,將所有心思花在尋找兩隻鳴聲旋律完全一致的金絲雀上。)阿拉伯艦隊停泊後,部隊在距城市7英裡的赫布多蒙宮殿附近下船。在幾天之內從早到晚絡繹不絕的攻城序列,由君士坦丁堡城門之一的金門向著東邊的海岬展開,後續縱隊的數量和壓力迫使最前列的勇士發起突擊。然而圍攻者對於君士坦丁堡的實力和資源評估不夠正確。人數眾多和紀律嚴明的守備部隊防衛著堅固而高聳的城牆,他們的帝國和宗教已經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羅馬人重新燃起堅韌不拔的精神。流亡人員從被征服的行省陸續趕來,像防守大馬士革和亞曆山大裡亞一樣再度奮戰到底。火攻發揮了奇特而驚人的效果,使薩拉森人的士氣大受打擊。希臘人堅強而有效的抵抗使阿拉伯部隊轉移目標,對普羅蓬提斯海周邊的歐洲和亞洲海岸,進行更為輕鬆的掠奪性襲擊。他們控製了整個海麵,從4月一直到9月,在冬季來臨之前從首都後撤80英裡,在庫濟庫斯島建立戰利品和糧食的倉庫。阿拉伯人的耐性毅力是如此倔強頑強,作戰行動反而顯得萎靡不振,在後續的6個夏季中重複同樣的攻擊和撤退。他們的希望和勇氣在戰鬥和火攻之下逐漸化為烏有,直到海難和疾病帶來厄運,他們被迫放棄這毫無成果的冒險行動。他們悲悼3萬穆斯林的殉教和損失,也為他們死得其所,能在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中犧牲性命而感到慶幸。阿布·阿尤布的葬禮使基督徒感到好奇。這位德高望重的阿拉伯人是穆罕默德碩果僅存的友伴,也是麥地那的輔士之一,曾經用自己的身體來掩護奔逃中的先知的頭部。他在年輕時投身在神聖的旗幟之下,參加貝德爾和奧斯德兩次會戰的戰鬥,到了壯年時,則是阿裡的朋友和追隨者,暮年還要奉獻剩餘的精力和生命,為了對抗《古蘭經》的敵人,犧牲在遙遠和危險的戰爭之中。他的光榮事跡受到大眾的尊敬,但埋葬的地點受到忽視也被人遺忘,要過了780年以後,直到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攻占時才被人發現。及時出現的幻象(每種宗教都會使用這種手法)顯示出神聖的地點,就在靠近海港的城牆下麵。於是曆任的土耳其蘇丹都選擇阿尤布清真寺,舉行儀式簡單和表揚武德的就職典禮。阿拉伯人的圍攻失利,使得羅馬軍隊的聲譽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得以恢複,對於薩拉森人的光榮戰績投下為時短暫的陰影。希臘使臣在大馬士革受到優容,他與埃米爾和古萊西族的重要人士舉行會議,兩個帝國之間簽訂了為期30年的和平條約或停戰協定,主要的條款是定出每年的納貢:阿拉伯人要付出50匹純種血統的駿馬、50個奴隸和3000塊金幣,這使得教徒領袖的尊嚴大受打擊。(狄奧菲尼斯雖然是希臘人,提到貢金的情形還是值得相信的,阿布·法拉吉烏斯的《阿拉伯史》也加以認定,隻是數目有點改變。)年邁的哈裡發渴望保有他的領土,餘生能在平靜的氣氛中頤養天年。就在摩爾人和印度人聽到他的名字而驚顫不已時,他的皇宮和大馬士革城池受到馬爾代特人和馬龍教派的襲擾。這個教派位於利巴努斯山脈,成為帝國最堅強的屏障,後來希臘人基於啟人疑竇的政策,將他們解除武裝再予以遷離。倭馬亞家族在阿拉伯和波斯發生叛變以後,(奧克利的《薩拉森人史》第二卷,用清晰而逼真的筆調敘述了這場國內的革命。除了我們已經出版的書籍,他從牛津大學的阿拉伯文抄本中找到很多資料。能讓他進行深入研究的地方,應該是波德裡安圖書館而不是市立監獄。這個人和他的國家怎麼如此不幸!)王國統治的地區縮減到敘利亞和埃及,災難和畏懼迫使他們依從基督徒的強行索取,貢金增加到在每一個陽曆年的365天,每天要付出1個奴隸、1匹馬和1000枚金幣。然而等到帝國再度統一在阿卜杜勒·馬立克的武力和策略之下,他拒絕接受這種奴役的標誌,這不僅違背他的良知,更加傷害他的自尊,於是他停止支付貢金。在查士丁尼二世的瘋狂暴政之下,他的臣民正在叛亂,還不斷變換敵手和繼承人,使憤怒的希臘人無力采取任何行動。阿卜杜勒·馬立克統治之前,薩拉森人為能夠隨心所欲據有波斯人和羅馬人的財富,尤其是科斯羅伊斯和愷撒的錢幣,而感到非常滿意。後來這位哈裡發發出命令,設立一個國家的製幣廠,雖然受到一些膽怯的法理學家的嚴厲指責,但還是在金幣和銀幣上雕刻第納爾的字樣,用來稱頌真主和穆罕默德的偉大。(伊瑪辛把最早鑄幣的時間定於伊斯蘭教紀元76年或公元695年,比希臘曆史學家的時間晚五六年,要是拿最好或通用的第納爾金幣與埃及的德拉克馬或迪拉姆相比,兩個都等於2個便士(譯按:48格令,每個格令為0.0648克)的特洛伊(譯按:金衡製單位,等於4英兩)金衡重量,相當於英國幣值是8個先令。從伊瑪辛和阿拉伯醫生提供的資料,可以知道有些第納爾在高價位的時候值兩個迪拉姆,低價位隻值半個迪拉姆。迪拉姆的價值和重量都當成銀幣來計算。伊斯蘭教紀元88年,在瓦塞特鑄造一種古老而又精美的銀幣,現在保存在波德裡安圖書館,重量比開羅的標準少4個格令。)在瓦立德哈裡發的統治之下,公眾的稅收記錄不再使用希臘的語文和數字。如果這種改變有助於創造和推廣現行的數字,就是阿拉伯或印度的十進製,那麼對於促進算術、代數和數理科學的發展,這項官方規定產生了重大的作用。(維洛森提出一種不無可能的新論點,那就是我們現在的十進製,並不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所發明,早在波伊西烏斯(470~524A.D.,學者、政治家、基督教哲學家)時代,希臘和拉丁的數學家就已經開始使用。等到西方的科學被蠻族絕滅以後,阿拉伯的譯本來自最原始的手抄本,這才被他們所采用,到了11世紀又傳回來,將阿拉伯文恢複為拉丁文。)